1988年8月14日，我突然接到县委书记的电话，要我去县里接受新任务。

我匆匆赶到县委办公室，书记紧紧握住我的手，笑着说：“小熊，你要准备挑重担呀。”

县委书记要任命我为金平县副县长，待开人大会选举后，再正式任命为县长。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勐拉区3万百姓的脱贫，我都没有想出法子，全县二三十万人民，要带领他们脱贫致富，谈何容易。

我赶紧对书记说，不行，真的不行，你赶快换其他能力比我更强的人吧。

县委书记一下严肃起来，说熊振明，你听好了，你是从战场上下来的老兵，对老百姓又有深厚的感情，就凭这一点，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这一晚，我一宿未眠，脑海里反反复复思考着：金平县的贫穷原因到底在哪呢？

我一年前刚被任命为勐拉区区委书记，这是金平县最大、最穷的区，比邻越南。

记得我上任的第一天，刚好是个赶集天，街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当车在离区政府还有三里路时，突然被吵闹的人群堵住了，只听有人在大哭。

我下车一看，原来是一辆手扶拖拉机翻下了河边，坡下有人在往上爬，有人在痛苦地呻吟。

路人告诉我，拖拉机翻下山沟一个钟头了，区干部来看过，见已经死了人，认为不吉利就跑了。

我听了很气愤，赶紧组织路人爬到坡下去救人。伤员救完后，还有7个遇难者遗体，少数民族怕见死人，大家不敢弄。

我来不及多想，背起遗体，一手扶住遗体，一手抓住树枝杂草，一步步往上爬。大家见我这样，也都来帮忙，两个多小时全部背上了公路。

抢救好伤员，安慰好死者亲属，我才匆匆赶到区里报到，区长、副书记20多位干部都来迎接我。

面对区长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开口就问道：“请问在场的，你们谁知道今天拖拉机翻车的事，有几个人到过现场去？”

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吭气。

我抑制不住气愤的心情，问参会的干部，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你们这样见死不救，叫我们如何取信于老百姓？

这话是问大家，也是对我上任父母官的警醒。

当时勐拉区还处于战争状态，上任第二个月，我去到了金水河热水塘村调研，这里与越南的封土县只有一河相隔。

刚到村口，就见几十个村民携老扶幼，挑着背囊、行李要离开村子。

我好奇他们这是要去哪里？一问才知道，原来越军经常往寨子屋顶上打冷枪，想吓跑中国公民，然后占领这些土地。

村民不堪其扰，准备逃离自己的家园，另谋生路。

这怎么行！

这是我们祖祖辈辈居住生活的地方，不能让敌人占领，大家守土有责。我反复给大家做工作，先安抚下村民，然后调来民兵排守护。

与此同时，还为村民送来粮食，保证这三十多户人家有饭吃，村民都很淳朴，能吃饱肚子，又返回寨子居住。

但危机并没有就此解除。

村民们上山砍柴，对面越南人就会打冷枪，目的就是挑衅骚扰边民的正常生活。

如果砍柴的是男子，他们会不断开枪，不许靠近越南边界砍柴，如果是妇女他们就会留点情面，少放几枪。

所以村里出现一个怪现象，男子都在家躲着，出门干活是由妇女来承担。

更可气的是，村里的牛经常要到界河边喝水，越南人就趁机将牛赶到他们那边，之后专人看守，不允许牛回到中国这边。不仅如此，他们还有意把抢走的牛在河边放养，来气村民。

在战争的阴影下，村民的生产几乎停止，生活也回到原始状态。

原来大家住的是茅草屋，高大透风凉快，如今变成了光秃秃的泥墙，竖起了几根柱樑，屋顶盖的是石块。这种奇怪的石块屋低矮潮湿阴暗，不低头无法进去。

一问，才知道这是防止越军打燃烧弹，之前的茅草屋就是被燃烧弹烧了，腿脚慢的老人就一起烧死了。

低矮的石块屋，一是越军看不见，二来石块屋能防子弹，也烧不起来。

这是村民困境中的智慧，但我听了只剩心酸，没有和平，村民脱贫致富根本无从谈起。

刚安抚好村民，我又突然接到消息，说金水河半坡哨所遭越军偷袭，已经打起来了。

该哨所安排有民兵十人驻守，他们配有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榴弹。我要他们先阻击抵抗，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

随即组织区里的民兵，带上机枪前往增援。越军看到援军后，又组织一个排多次向哨所进攻。越军死伤十多人也没能前进一步，这才放弃。

这都是战争造成的。

战争的残酷，我这个老兵比谁都体会得深。我是1968年参军入伍的，在云南边防民族第1支队3营10连服役。

才到部队几个月，我连就作为先遣连，护送我国工程技术专家进入老挝，此时老挝人民的解放战争进入了高潮。

老挝爱国战线党请求我们帮他们修建战略公路，以便将我们援助的武器弹药运送往各战场，因为整个老挝北部没有公路，我们的援老武器弹药，只能靠人扛马驮。

我们第一阶段的警卫任务，是从中国磨憨口岸进入老挝的孟夸县，全程两百多公里。

此时，越南战争已有高潮，美军飞机每天都对北越城镇进行狂轰滥炸，我们到达的孟夸，正是美国飞机每天轰炸所经过的航线。

援老抗美时，我（左）在对空射击

先遣连行至南乌河时，正值雨季，江水滔滔，浊浪滚滚，在江面上圈起一个个漩涡和怪圈。部队正准备扎竹排渡河，突然，叭叭叭……，从南乌河两岸的原始森林里，发出四颗信号弹。

这是有人向敌机指示轰炸目标。霎那间，只见四架美国B一52轰炸机，呼啸而来，随即投下一颗颗巨型炸弹。

敌机狂轰滥炸，机枪不停扫射，足足炸了两个多小时才溜走，13名战友受伤。

更危险的还在后面。

先遣连到达与泰国交界的孟洪时，我的战友普正华突然患病，四孔流血，生命垂危。

因我们是同乡，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自己不行了，跑不动了，万一敌机轰炸，让我一定要照顾他。

我请他放心，保证只要我在，他就不会有事。当天深夜，我连6班护送他前往野战医院救治。

不料，第二天中午，7架美国飞机向他们扑来，投下一颗炸弹，然后再低空扫射，全班除一人幸存外，全部壮烈牺牲。

当我和战友们赶到时，只能先将战友血肉模糊的遗体，用毛毯一一裹好，用竹子抬着向梭罗寨子后山狂奔，躲避敌机的再次轰炸。

直到安全后，才为战友们重新清洗换衣服，用毛毯裹好，进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将他们入土为安。

为防敌机再次轰炸，我们在坟墓上用树技草坯盖上，直到天亮才安葬完毕。

我将他们的名字一一写好，装入压缩饼干塑料袋里，放入遗体衣服里，以防弄错。后来，他们移葬在老挝孟赛中国烈士陵园。

我（左一）和战友在老挝

1970年1月，部队换防，我们才从老挝撤回，我在32师94团7连担任班长。

这期间，我经历了一件命运转折的大事。

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全军掀起了开发中草药的热潮，为国家减轻负担。

我们班白天挖中草药进行初加工，再带回团部制成中药。每天上山挖药，裤子被棘刺划破，破衣服只能拿到生产队去缝补。

裁缝是位很漂亮的姑娘，叫马莉。战友侯少华，每天趁去补衣服的机会去她家，一来二往，俩人好上了。

我发现后提醒他，边防战士不允许谈恋爱，这可是违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赶快改正。他不听我的劝告，让我少管闲事，他很快要复员了，准备带马莉回去结婚。

听他这么一说，如果复原后真带姑娘回家结婚，倒也没有什么，对他的行为我尽管看不惯，也没有向领导反映。

但纸包不住火，领导还是知道了，找侯少华谈话，要他回去后向连队交代。

一天，部队完成了挖中草药的任务，准备集合回部队。可一清点人数，没有发现侯少华，大家连忙分头去找。

我突然听到后山传出两声枪响，朝枪声跑去，发现马莉姑娘倒在血泊中，而不见候的踪影。

事关重大，连里当即组成追逃小组追击，我也守令参加。团长亲自下令，如果追捕失败，让侯少华逃亡国外，追逃小组将受到军法处置。

我们追了一天，也没有发现候少华的踪迹。当天晚上，到了离缅甸边界不远的耿马向阳大队，我们不敢休息，在大队吃了口饭，准备继续追捕。

没想到我上完厕所往下坡山回，突然发现侯绍华从树林里出来了，端着冲锋枪一步步向大队走去。

我立即冲到他的面前，大吼一声：“候少华，不许动，把枪放下！”

侯少华倒是乖乖放下了枪，嘟嚷道：“你们咋这么快，赶到了我的前面。”

原来他是饿了，准备到大队去找吃的，没想到被我们赶在前面。我们这才得知，侯少华要带马莉逃往缅甸，姑娘不答应便杀害了她。

侯少华被押回部队，被军事法院判决了死刑。

我因这次在追逃小组表现好，被调往军区独立训练大队，专门对泰国共产党训练军事干部，后被调往边防独立团。

团长本来准备提拔我当排长。结果外调人员回来后说，我大爹当过国民党保长，便取消了我提干的机会。

在部队服役5年后，我揣着150元复员费，回到了家乡金平县，仍然在原单位放电影。

家乡的乡亲们，还是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我虽然干的是放电影，心里想的却是如何让家乡不这么穷。

对于贫穷，我有切肤之痛。

我就出生在云南金平新安村，一个贫困的苗族家庭，家里有11个兄弟姐妹，因无钱看病就医，我的大姐、二姐、小妹、大弟相继病故。

我小时候也两次病危，父亲看我是活不成了，把我丢在山上，母亲不忍心将我捡回，算我命大，竟然活过来了。

一天，父亲郑重地对我说，熊家这么穷，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读书的，家里决定借钱让我去读书。但有一条得记住，读书识字后要去当兵，为国家尽义务。

父亲虽然没文化，生活在祖国边境的他，知道守土有责，他年轻时曾多次给解放军顾问团当向导，支援越南抗法战争，以为越南革命胜利了，我们就安全了。

没想到，战争的阴影几十年笼罩在家乡的土地上，影响着我们几代人的命运。

我知道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特别用功，因成绩优秀，直接从二年级跳到了四年级。令我痛心的是，父亲没有看到我学业有成。

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刚到寨子口，就听见呯呯呯三声枪响，这是苗族的习俗，死了人必须打三枪，我想哪家有人没了。

可当我跨入家门口，才知道死的人是父亲，他只是患了肠梗阻，因无钱看病而死。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趴在父亲身上痛哭。

穷，就是我从小最深刻的感受。

我初中毕业后，报考了县里的放电影人员，这是国家干部，行政29级，每月工资28元。

之后，我走村串寨，成了吃千家饭，睡万家床的电影放映员。虽然我参加了工作，但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的遗愿，长大后去当兵。

五年服役，算是完成了父亲的部分遗愿，父亲说的守土有责，是我现在应该去做的。

我的军装照

就在我上任副县长几天后，苗族姑娘付红闯进了我的办公室，未等落座，她就说希望你这个当县长的，把我父母找回来！

原来，十年前，因家里生活困难，小付红的父母将她送到姑姑家，带着哥哥、弟弟到老挝谋生去了，如今杳无音信。

随着年龄的增长，付红特别思念父母，却又无法找到，于是想到我这个曾去过老挝的父母官。

我问付红，像你家一样，去国外谋生的情况，其他寨子还有吗？

爽快的付红说：“有、有、有”，许多人都到了国外找生活去了。

我一听坐不住了，马上叫来办公室和民政局的干部下乡调查，因生活困难到国外谋生的村民到底有多少，作为我上任当县长后的第一项工作来抓。

我先来到了铜厂乡大塘村，走进农户家里了解调查，才知因村里人多地少，上面又不拨救济款，无法生存。不少村民到缅甸谋生，如今生死不明。

访贫时，我在做笔记

解放30多年了，还有人逃难到国外去谋生，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又确实是事实，我心里不知是个啥滋味。

紧接着，我又带着干部走访了其他村子，发现竟有几百户人家，3900多人从金平县逃往西双版纳，有的到老挝，缅甸，越南异国他乡谋生去了。

几千同胞前往异国他乡谋生，让我痛心疾首。事实告诉我，全县人民要脱贫，边疆要稳定，发展才是硬道理。

当务之急是解决绝对贫困人员的基本生活，不能再让人民逃难发生。

我立即把调查来的贫困村民数据、原因写成报告，准备呈报州和省里，力争得到上级支持，争取解决他们的温饱，稳定民心。

写完报告，我要秘书和办公室的同志立即上报。秘书看了看报告，摇了摇头说不行啊，上级一分钱也不会拨下来。

我不解反问他：“这是为什么？”

他回答，我们金平县早已脱贫了，不是贫困县。

啊，早已脱贫了！

我大吃一惊，立即调出档案材料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文件上明确写道，1985年金平县农民人均有粮200公斤，农民收入201元，这是当年脱贫标准确定的目标，上级批复：符合脱贫指标，宣布金平县已脱贫。

由于已脱贫，原来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用的资金，通通一刀切，全部被取消，导致这五年时间里，因资金短缺，全县的各项事业处于停滞状态。

必须重新争回贫困帽子！

我马上向县委，县政府领导反映，马上召开会议，就重新争回贫困帽子，进行专题讨论。县委领导同意了我的意见，马上召开了会议。

专题会议上，县委县政府领导就重新争回贫困帽子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有人决心不大，因为很难重新挣回，因为当年报脱贫的领导已经升官调往上级。

我当即表示，为了全县人民的脱贫，凡向上级反映的问题，不论有多困难，应该实事求是，不论有多大的阻力，由我去反映去争取。

过后，我不论是到州里还是到省里开会，不论是大会小会，我都大讲我县的困难，上级领导必须承认，我县是贫困县。

一次，我率营盘、勐拉两个乡的党委书记，到元江县参加省民族工作部和省民委联合召开的热区资源开发会议。

会上，别的县都拔了开发资金，而我县早已脱贫，没有给一分钱。没有资金怎么发展？我对不起全县的父老乡亲，还要老百姓穷到什么时候。

会议结束，我找到组织会议的副省长，我劈头质问他，你们当官的都是官僚主义，只知道坐在办公室看文件，画圈圈，把我县说成脱了贫，真是官僚主义害死人啊！

副省长也许早知道我县不该搞假脱贫，也许我是他遇到的第一个敢质问领导的基层干部，副省长握了握我的手，微笑道：“好，你的话我听进去了。”

一年后，我得知省纪委刘副主任到隔壁的绿春县调研扶贫工作，我立即赶到绿春一路追赶，在老勐村拦住了刘副主任，直接向他反映必须恢复我县贫困县，应一视同仁拨给我县发展基金。

刘副主任很同情我县，答应向上级汇报，并拨了20万元给我县，而作为贫困县的绿春，却拨了600万元。

这次再次刺痛了我，如果我不争回贫困县的帽子，不争取上级资金援助，我县要发展脱贫，将遥遥无期。

我没有放弃任何争回贫困帽子的机会，不论是到州里省里开会，不论是大会小会，不论是什么场合，什么会，我都奔走呼吁、吶喊、呼吁。

终于有了结果。

1991年11月15日，云南省省委领导重新作出决定：宣布恢复金平县为贫困县。

光有省里的支持还不够，因为战争是国与国的，有些事必须中央才能解决。

我走遍了全县大大小小一百多个村寨，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土地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但很多连片的地里都长满杂草灌木，没有庄稼的踪迹。

我在访贫

一问才知道，从1979年对越自卫作战以后，越南人就开始故意破坏村民种植的包谷和橡胶林，每年损失都达数百万元以上。

特别每年到到割胶时，越南人就会放火烧山，村民辛苦种植的农作物，不但没有收入，反而要组织村民扑救山火，村民只好放弃土地种植。

我得知后，派出民兵守护边界，保护村民的劳动果实。可越军并不甘心，他们改变方式，派出小孩来界河边，以摸鱼为由，然后唆使他们对边界种的庄稼放火。

掌握这一情况后，我也让村民派出了少年在边界观察守候。看到两个越南少年从金水河界河潜入，准备放火烧山时，四个中国少年猛扑上去，阻止了他们。

两个对付一个，越南少年吓得瑟瑟发抖。他们并没有打越南少年，而是拿出准备好的糖果饼干，送给他们，提出交个朋友，今后不要再来搞破坏了。

这一招果然见效，之后，再也没有发生越南少年闯入中国边界，进行放火烧山的事件。

无商不富，这个道理适用于各个地方，金平县也是如此。

这里与越南交界的五百多公里，有国家一级口岸，省级口岸，还有众多的边境通道，开展边贸生意，是解决边民温饱最有效的办法。

我不断向上级反映，希望尽快开通中越边界口岸，让村民们恢复边贸往来。

但当时中越两国还没有正式开通口岸，边境百姓做生意困难重重。村民们为了生存，只能以身犯险。

当时中国的小商品在越南很受欢迎，可每当他们交易完成，准备过河回家时，就会突然冲出越南警察，说他们非法入境，或者走私，必须把钱留下，否则就要拘留他们。

遭到越方警察敲诈钱财的案例越来越多，这让我意识到，开展边贸生意，必须尽快恢复中越两国口岸。

口岸不恢复，不建立，合法的生意就没有保障，两国边贸就无法发展，边民脱贫致富的路就被堵死了。

这一切没有上级支持，靠我们县根本无法解决。好在重新恢复贫困县后，终于引起了上级的重视。

省计委综合处牵头，各部门领导和专家组成的小组，立即深入我县调查了解，摸清我县的资源经济及社会发展状况。

在积极争取下，州、省拨款资金8千余万元，建设了两座水电站，特别是麻子河三级电站的建成，不仅提高了全县的经济建设，更让我增强了尽快让全县脱贫的信心。

我召集县各部门领导开会研究，决定尽快形成一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向中央各部门汇报。几个月后，由我组织的《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形成了。

报告列举的事实是，从1950年解放到1988年38年间，金平都在支援前线，保卫边疆。而国家对金平县的经济建设投入，累计投入不超过1000万元。

我又组织人员录制了一部录像报告，反映战区损失和战后重建困难。

录像中，越军对我县边境一带进行炮击，边民房屋财产损失严重，越军埋设的地雷，连续发生人畜炸伤炸死事件，事实真实震撼。

同时，为了做到实事求是，我们还将越南是如何对待战区农民的，写在报告上进行比较。

越南的做法是：一是对边境战区农民，一律免去农业税；二是边境地区儿童一律免费读书；三是越南政府对边境地区的农户每户为他们购买一头耕牛，用来发展生产。

我那时只想反映问题，完全没想到这份报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形成后，经县委，县政府审定后同意上报省委，后形成专题研究，上报北京。

1992年7月15日，我带领汇报小组前往北京汇报。

在北京，我们先后到了外交部、财政部、计委、农业、民政部门递交报告过后，我们住在外交部宾馆。

第二天，一个年轻人来到我们的住处，他笑着问道：“谁是熊县长？”

我回答后，年轻人说，外交部副部长要见我。

我想一定是昨天递的报告起了作用，这么快就有了反应。

一个外交部的副部长，管理国内外大事，我一个小小的基层县长，受到如此重视，我的压力更大了。

很快，我来到了外交部的办公室。刚落座，高大儒雅的副部长走了进来，我慌忙站起来，副部长满脸笑容握住我的手说：“你辛苦了。”

接着，他说看了我们的报告，金平县各族人民，为保卫边疆，稳定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国家感谢你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接着，副部长又详细的询问了我县农民收入，主要来源是什么，小孩读书，有病就医，我与越南边民交往情况等等，我都一一作了汇报。

他不停在本子上记录，不时提问。汇报完他点了点头，看来他对我的汇报还是满意的。

更没想到的是，之后我与外交部结下了不解之缘。

两年后，我又接到上级电话，要我到外交部去汇报工作。因为是第二次见面，没有客套话，副部长开门见山问我，如果投资扶贫你县，要从哪些方面扶贫最有效？

对我县急需扶贫的地方，我了如指掌，口岸因战争早已成废墟，要赶快建立起来；建产品加工如橡胶，矿产等工厂；少数民族失学高，必须建职业学校……

我整整汇报了一个上午，副部长听得特别认真，末了他说：“国务院已经决定，指定金平县为我外交部的扶贫点，不久我还会去考察。”

我内心无比激动，有中央的支持，金平县脱贫的步伐一定会加快。

第二年，副部长率外交部扶贫小组人员，来金平县实地考察，我指令公安局安排好警车开道。

副部长看到警车，一点都不高兴，把我拉上了他的车严肃地说：“怎么搞的，你把我当外宾来迎接，我可是来扶贫的，赶快把警车撤走！”

我笑了笑，对他说，这警车可不能撤，直到车子上路，我才向副部长介绍了这条公路的状况。

这条公路是五十年代初援越抗法时修建的沙土路，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弯大坡陡，只要外地来的车辆，凡提出交警开道的，我们都会满足他们的要求。

从交通安全出发，警车实际是当路标用，对外交部来的车辆人员也如此。

副部长听完不再批评我，沉吟一会，才说你们在金平工作辛苦了，真不容易。

考察组回去后不久，这条公路由省、州出资四千多万元，改建成功，由过去山道弯弯的沙石路，变成了宽大笔直的水泥路。

说实在，从我担任县长第一天起，我只知道一定要为全县人民脱贫致富动脑筋，想办法。而对书写《来自中越边境的报告》，上级会怎么重视，心里并没有底。

可万没想到的是，外交部对我们的扶贫是动了真情，他们的真心让人感动。十余年间，外交部先后几十次、上百人来金平调研。

不仅如此，外交部利用他们的工作关系，分别向各个使馆官员、夫人，介绍金平县的困难，希望提供爱心援助。

于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大爱，向边远的金平袭来了。

1995年2月21日，我接到上级电话，立即赶到北京外交部接受捐赠。

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接受捐赠，让我一个边境县城的县长，享受了外宾礼节的待遇。

刚开始我有些忐忑，因为这是代表全县人民接受外国扶贫捐赠，该讲些什么，又不该说什么，最担心说错话。

好在我与外交部干部打过交道，在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不少好的东西，尤其学到了文明礼节，想着，我又充满了信心。

说来也怪，这天北京天气格外好，阳光明媚。一下飞机，不仅有专人接送，小车带着我直驶钓鱼台国宾馆，在19号楼停了下来。

大厅鲜花盛开，五星红旗和韩国国旗在鲜花的衬托下，鲜艳夺目。外交部副部长和韩国大使馆大使黄秉城，早已在大厅等候，两旁站满了各国记者。

我被安排在大厅前排就坐，捐赠仪式开始后，韩国大使拿出一个大红包朝我走来，上面写有“捐赠”二字。

韩国大使馆向金平县民族职业中学捐赠34万美元。我很激动，但也很冷静，站了起来接住这份厚重的友谊。

捐赠仪式结束后，韩国记者问我，有什么想说的吗？我说：“感谢韩国人民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愿中韩两国的友谊世世代代传下去。”

我已退休，家乡也已脱贫

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我县的脱贫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了起来，不断向前推进。

金水河通往越南的柏油路建成了，实现历史上油路第一次过江，大大的促进了中越两国的贸易交往。

在战后废墟上建成了清水河国家一级口岸，成功与越南马鹿塘口岸开通，货车相互过境运输，让中越边贸生意火了起来。

口岸两国边民，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热闹非凡。消息很快传到了国外，很多在国外谋生的村民，也返回来了。

我为此专门去到口岸，我对口岸负责人说，今后见到有金平县的人出入，请通知他们回来发展，今非昔比，金平需要人才。

战区也恢复建成了一栋栋办公大楼，就在政府开展的如火如荼时，边境农民的战后重建积极性却不高。

我为此专门去召集全村村民开会，宣布政府的好政策，说政府每户出资3万元，自己出一部分钱，把大家的原始石块屋重建。

谁知我的话音刚落，就有村民反对：“我不建房！”

我问他为什么。对方说：“如果房子盖好了，敌人一发炮弹打过来又毁了，那可不是白盖了。”

村民讲的是事实，是最朴实的道理，我也没有绝对把握，以后不会再发生战争。

但我还是向大家保证：“如果再有战争爆发，我就一定同你们住在一块，我保证为你们挡炮弹，因为我们是同胞兄弟。”

听我这么一讲，老百姓这才同意拆旧房，盖新房。笼罩家乡半个世纪的战争阴影，逐渐烟消云散。

我曾经走过云南的边境线，生活在边境的人，更知道“国”的意义。

他们都明白一个朴素的真理：没有国，哪有家，祖祖辈辈践行着守土有责。

和云南其他边境县一样，金平县的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才正式结束，他们终于跟上全国的步伐，奔向小康社会。

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更是这四十年难得的和平时机。

没有和平，不论熊县长们如何努力，也无法在战火中重建一个新家园。

编辑：霞姐

（文中照片为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