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第十个国家公祭日。

上午10:01分，南京城的警报将会准时响起。

不管你在哪里，都请放下手中的一切，为死难同胞伫立一分钟。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从最开始登记的2000多位，到现在，已经只剩下38位。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铭记每一位幸存者的证言。

这泣血的字字句句，是他们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也是我们必须要直视的历史。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家住在七家湾大辉复巷，我3岁。

由于家里穷，没能逃往外地，我和祖母、伯父、父母亲，以及舅公温志学、二姑爹杨守林，一同逃进金陵大学难民区避难。

我的父亲马玉泉是茶行帮工，那年才二十五六岁。

日本兵进城后，到处搜捕青壮年，他们闯进金陵大学难民区抓人时，我藏在祖母怀里，我的父亲、舅公和二姑爹被日军用绳子捆绑着押上大卡车。

日本兵还喊着：“苦力的干活！”

一同被抓的还有很多人，装了几卡车拉走了。

左等右等，父亲都没回来，后来才知道，是被日本人杀害了。

集体杀害在南京下关江边，用机关枪扫杀，当时江水红了一大片，尸骨堆山。

人死了以后，日本兵还用汽油浇在身上，焚尸灭迹。

一同被抓的一个叫薛代强的青年，是我们家的邻居，他趁日本兵不注意拼死跑出来，躲在大方巷附近的尼姑庵里，日本兵追到里面，看见臭马桶，没有找到他，才得以幸存。

我的大姑爹，当时在南京剪子巷做炒货生意，日本兵来时，大姑爹大姑妈及其他一些邻居躲在中华门内一个简易防空洞里。

当时有个孩子哭起来，为防止日本兵发现，孩子的家人就用床单捂住小孩嘴，结果孩子被捂死了。

后来日本兵还是发现了他们，大姑爹被日本兵当场用刺刀戳死，大姑妈和一些妇女被日本兵糟蹋了。

我的伯父因为眼疾、半失明，在难民处日本兵没有抓他，因此幸免于难。

后来，母亲改嫁伯父，我有了三个弟弟妹妹。

而我也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西北建设，赴青海省西宁市邮电局工作五年，直到1960年才回到南京。

重回南京后，我先在大辉复巷某小区当上了居委会主任，后被调至建邺区建筑公司担任团总支书记，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在1987年退休回家颐养天年。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家住南京栖霞山附近的梅墓村，我7岁。

日本人开始杀人，早上9点钟不到，一刀一刀一刀，到四刀，往坑里一摔，再绑十个……

我亲眼看到大爷爷及其家人、童养媳、伙计被日本兵杀害，连家中的牛也被杀了。

我自己的腿部也被日本人的弹片刮伤，鲜血浸湿了我的棉鞋，我在南京城里四处奔逃，东躲西藏才逃过一劫。

随后逃到了奶奶家，住了没几天，日本兵来了，奶奶惨遭强奸，所在的村庄被炸毁，我躲到栖霞山上。

当时我只有7岁。

温暖的家倒塌，挚爱的亲人在眼前死去。南京呆不下去，我到宜兴去投亲。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回过老家一次，直到1964年，我再次回到南京，才安定下来。

我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我经常向子孙们讲述那段经历，希望世界和平，再没有战争。

我二儿子当过兵，大儿子是党员。儿女都有工作，我们有吃有喝，家庭幸福。

要听党的话，希望国家好，我才能好。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家住在清凉山，我10岁。

我家有父母、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还有一个童养媳，父亲是个种菜的菜农。

在日军进城前，我的姐姐就跟我家房客一起逃到重庆去了。

日军先是派飞机轰炸，我们在清凉山后面挖了个防空洞躲飞机，后来看还是不安全，我们便逃难到傅佐路难民区的外婆家去了。

那时我外婆和舅妈在家看家，舅舅已经逃到六合去了，我们在外婆家住了几天，觉得还是不安全，我妈妈便带着我们姐妹几个去了金陵女子大学。

外婆因为年纪大了，舅妈也因为脸上长有麻子，她俩不害怕日军，所以她们和父亲都留在家里面。

冬月十四日那天，我父亲李文焕在傅佐路我外婆家里面被日本兵抓走了，当时与我父亲一起被抓走的共有14人，他们全被日本兵押到下关江边用机枪扫死了。

后来有一个人逃回来了，据他说当时他在日军开枪的那一瞬间顺势往江里面一倒装死，然后用竹篓套在头上，在水里面一直泡着，躲过了日本兵的检查，等到天黑了日本兵走后他才逃回来。

我妈妈得知真相后整日以泪洗面：“在哪儿找啊，尸首都弄到大江里头了……”

我们在金陵女子大学，每天领点稀饭吃。

过了一年多，我们回到了傅佐路的外婆家，自己搭了个棚子开茶馆糊口，生活很艰苦。

就在父亲被抓走的那几天，我姑妈的一个儿子叫王庭，他当时大概20岁左右，他在五条巷被日军抓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每年清明节我们全家人都会一起去纪念馆，一想到死去的亲人，就悲伤不止，我讲这些，就是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日军当年犯下的罪行。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家住华侨路路边，我10岁。

日本鬼子打过来的时候，我和母亲在华侨路上卖糍粑，突然好多人跑过来，跟我们说：“大妈不要卖了，日本鬼子要进城了。”

等我们跑到家时，邻居基本上都跑光了。

当时和我们一起生活的，还有我的叔叔葛之燮和亲舅舅潘兆祥。

舅舅到下关茶叶楼（音）去买粮食了，被日本人杀害在下关。

我们走的时候，叔叔不走，说自己都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了，又是个医生，和日本人毫不相干，日本人不会对他怎么样。

我们去了金陵大学的难民区，北园已经住满人了，就去了南园。

14号晚上，我和母亲出去，想看看叔叔在家怎么样。

叔叔说昨天没有人来，我们刚准备睡觉，突然后面的砖墙“哗啦啦”地倒了一片，有日本人叽里呱啦的说话声。

母亲说：“快点起来！鬼子来了，喊你叔叔赶快走！”

我跑去喊叔叔，叔叔说：“我不要紧，你们快走，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15号晚上，我们不放心，回去把灯芯点着一看，叔叔倒在地上了，一只脚穿着鞋子，一只脚的鞋子蹬到了旁边，赤脚，浑身是血，头顶全肿了……

叔叔死了，眼睛还睁着。

我们把他眼睛抹合上，用原来的被单把遗体裹了，放到盔头巷外头的空地上。

难民区也不安全，日本鬼子来搞甄别，所有成人都要集中在北园。

整个南园就我和弟弟妹妹三个小孩，又冷又饿又怕。

突然，门“哐当”一声被踢开了，三个日本魔鬼端着刺刀冲进来，跟我叽里呱啦的，我们哪里懂。

一个鬼子拿刺刀刺了我腿一下——这个疤现在还在。我才知道他的意思是叫我站起来，还坐着干什么。

站起来，一看我们三个小鬼，一个十岁，一个五岁，一个两岁。

我就只有两个字，“不怕、不怕”，哄着弟弟妹妹。

他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打，打得我晕头转向，眼冒金星。

我们三个既没有哭，也没有闹。

我本来也怕，但是没有办法了，人到了这一步，也不存在什么怕和不怕了，这就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

北园甄别时，六人被日本人当场枪杀了，妇女被带到卡车上、图书馆里头强奸。

当时有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没有人领，他找到我母亲，说：“老妈，能不能救救我。我不是南京的，现在没有人领我的话，日本人就要把我领到门口去了。”

我母亲想反正就多带一个人，就把他领走了。

带回来南园之后，这个人跪下来给我母亲磕了几个头，感谢她救命。

我母亲说：“这里没有你睡的地方，全部睡满了，所以你自己到哪里躲起来，不要再给他抓到，你走吧。”

当时谁都没有问他姓什么、叫什么。

大规模枪杀停止了，我们重新回到小学，老师变成了关东人，我们开始学日语，必须要及格才能毕业。

有同学不想学，就退学了。

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城中中学，没有钱交学费，就辍学了。

为了求生存，我不得不去日本人的工厂做修理工，日本人喜欢打人，在工厂里我们被打得眼冒金星，哪里受得了？

回去以后跟母亲讲要换裤子，因为尿都尿到裤子上了。

苦熬了四年，日本投降了，我们高兴得哟！

南京市准备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时候，我在公安局工作。

我第一时间，就把家里的情况先写成了材料和筹备组联系。

当时，和我一样被确认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有两千多人，我证书上的编号是0037号。

纪念馆也是我的家，不管是物质上也好，精神上也好，都给了我们许多安慰。

在国民党时期，人被杀了埋在哪里都不知道；现在把死难同胞的名字刻在墙上，大家去祭奠，我们遇难的亲人也能够在地下安心长眠了。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家住在秦淮区王府里3号，我9岁。

日本鬼子进了南京城，我们家左右邻居基本上都早早跑到别处去了，也有的到难民区去避难。

当时我们也想去躲一下的，可我奶奶的思想比较守旧，说是老房子不能离开。爸爸比较听话，就没走，整条巷子就剩我们一户人家了。

爷爷奶奶、一个头脑不大好的叔叔，再加上我父母与兄弟姐妹4个，一共9口人。

13日那天，响了一夜的炮声。我父亲一早起来，准备去巷口的茅房，就喊了我哥哥跟叔叔一起。

他们出去时，我爸还讲，会不会碰上日本鬼子啊，人多点应该不会有事吧。

谁知出门走了几步，还没到巷口，不知从哪窜出几个日本兵，拿着刺刀就把我爸他们三人围住了。

我与姐姐周湘莲躲在门后看见这一幕，吓得双腿发软。

日本鬼子就押着我爸他们一直到了家门口，我爸指着我们全家人跟他们讲，说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他要留在家里养家糊口。

可鬼子还是说，必须有一个人跟他们去当劳力。考虑到我哥哥还小，叔叔头脑又不大好，我父亲就主动跟他们走了。

父亲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天下午，有人到我家来报信，说看见日本鬼子在南门外乌龟桥上把人给打死了。

我妈当时就昏过去了。我爷爷说要去找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呀。

家里人劝不住，他就去了，结果爷爷再也没有回来。

当天晚上，又有人带来了坏消息，爷爷被日军杀害了。

一天时间内，爷爷和爸爸都被日军杀害了。我们家一下子没了主心骨。

后来妈妈就和哥哥一起去找他们的尸体。他们到中华门外、江东门那一带到处找。

死人横七竖八多得不得了，就挨个地翻，每一步都要从尸体上跨过去，可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爷爷跟爸爸的尸体……

我一定要好好地活，看到我们国家越来越好。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祖国更加强大，我们再也不要被别人欺负。

1954年，我在南京新百公司实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家住南京长乐路三坊巷，我9岁。

我们家是开小饭店维生，家中有奶奶、父亲、母亲、大弟、二弟、妹妹及叔叔。

南京沦陷时，侵华日军进行大屠杀，街上到处是死尸，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城内百姓被迫跑反，我们一家人逃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乱。

谁知那里只收女的不收男的，于是奶奶、母亲和弟妹5人留在那里。为防不测，奶奶叫我留在父亲和叔叔身边，我们三人只好在难民区外边的地上坐着。

12月14日中午，难民区附近来了不少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日本兵。

我紧靠着父亲、叔叔站在门口，这时来了五、六个日本兵，他们围了上来，嘴里喊着，用枪顶着把我父亲、叔叔及附近的四五个男人推搡着带走。

我吓得只知道哭，后来追上去，哭喊：“爸爸、叔叔，你们不要走……”有一个日本兵用枪把我拦住。

就这样，父亲、叔叔等人被带走了。

我急忙跑到难民区内找奶奶、母亲及弟妹，将父亲和叔叔被日本兵带走的情况告诉他们，大家也是急得哭成了一团。过了一会儿，奶奶站起来，拄着拐棍，迈着小脚，拉着我就到珠江路、汉口路一带来回寻找。

路上全是死尸，有男有女，有趴着的，有仰着的，有卧俯的，奶奶用手扳着死者的头一个个找。

我们老少两人，一边哭，一边找，一直找到天黑也没找到。

就这样，我父亲（29岁）、叔叔（27岁）再无下落，杳无音信。根据当时情景，我们知道一定是被带到其他地方，惨遭屠杀了。

12月16日，难民区的人纷纷离去，我们老少哭喊着回到长乐路三坊巷家中。

只见家中已被抢掠一空，只剩破桌破凳，房顶上被烧了几个大洞。侵华日军对南京市民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数天之间，我家就失去了父亲、叔叔。

隔房堂伯张正祥12月13日回长乐路家中拿了衣服走后，也至今下落不明。

好端端的无辜市民顷刻间家破人亡。留下了三门寡妇（母亲及两个婶婶）和老、幼多人。

当时我母亲刚怀着小弟弟，痛不欲生，精神上受沉重打击，整天喊着父亲的名字，之后我们的日子苦不堪言。

多年来，父亲和叔叔被押走的那一幕，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难受啊，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再也没回来。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家住在红花地，我14岁。

我父母都是做小生意的，一家五口，日子苦，但也平安无事。

日本人没来就用飞机轰炸南京，死了不少人。

我们躲飞机就到了城外的沧波门，当时政府就动员老百姓说，你们赶快到难民区去，日本人来了要杀人放火。

我们也听话，就搬到难民区，那是南京政府官员住的房子，面积很大，很多老百姓一起住过去，带个被单打地铺。

难民区里面的生活很混乱，我们自己带了锅灶、柴火，在那里可以烧菜做饭。

日本人进南京时，我们一动都不敢动，大家都不敢出去啊，也有的胆子大的，不怕。

第二天，我和大哥王长富、二姐王秀云偷偷跑出难民避难所，想回家看一看。

刚走到太平南路，就看见成群的日本兵在街上纵火、烧杀、抓人。

我们兄妹三人立即转身逃跑，在逃跑过程中，大哥为掩护我们两个，被日本兵抓走了。

我和二姐虽然侥幸逃回难民区，但仍被日本兵抓到日本军营，逼我们做苦工。

干活时，我们常受到日本兵的拳打脚踢、怒吼、扇耳光，身上伤痕累累，总是提心吊胆地干活。

二姐主要是帮日本兵洗衣服、做饭，我年龄小，干点零活。

我们在日本军营干了三四天后，才放我们回家。

二姐回来后，老是哭，问她后，才知她被日本兵强奸了……

大哥被日军抓走后，一直未回家，全家人到处寻找、打听，总不见踪影。

听知情人说，大哥与一批年轻人被日军抓走后，押到江边一处空地遭机枪扫射，全部遇难，后又浇上汽油灭尸后，全扔进江中。

后来南京安定一些以后，老百姓们该开店就开店，该做生意就做生意的，我们家也是。

对日本人点头哈腰，也得活着。

后来，我经朋友介绍，秘密参加过一些共产党地下党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我现在知足了，要什么有什么，就是到现在日本人那边还贼心不死，什么参拜神社啊，还在争钓鱼岛。

报纸我天天看，这些我都忘不掉的，所以下一代千万千万不要忘了。

再打仗就会家破人亡，国家也有损失，老百姓也有伤亡。我们现在就希望和平，希望生活改善。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家住在中华门信府河49号，我9岁。

我们家当时除了祖辈、父母和弟弟，还有从山东逃难过来的小姑妈一家，母亲照顾家庭，父亲在中华门外帮工。

一家人其乐融融。

1937年8月起，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南京，防空警报几乎每天都会拉响。

当时防空警报响一声是飞机来了，响两声是警报解除，一直响就是紧急警报。有时候我们晚上都要睡到家里挖的洞里。

我们提前离开南京城去避难了，我的太奶奶是小脚，年纪大，她的一个女儿精神不正常，放心不下，不肯走。

日军不间断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2月13日，城里突然安静下来。

我的两个小表弟憋在家里太久，看到飞机没有来就跑到外面玩，不想引来了三个日本兵。

日本兵将两个表弟用刺刀挑起，狠狠一摔，将他们残忍杀害。我小姑妈跑出来一下，吓昏死过去，被轮奸了。

我的姑父跑过去营救，却被日军打了两枪，不幸遇害。

十多天后，屋外来了一个老太太，日本鬼子一人一枪把老太太打死在我家院墙，我太奶奶不知道她死了没，还对着那老太太说话。

日本鬼子看到我太奶奶的脚露出来，对着太太的腿就是一枪，血流不止，只能用被子捂住伤口，一个星期后不幸离世。

太奶奶的傻女儿，我的姑奶奶徐郑氏也被日本兵强奸多次。

听说日本兵不杀人了，我们才回来。

新中国建立后，我做了一名小学老师，用亲身经历教育学生：牢记历史、好好学习，只有祖国强大了，才能不被人欺负。

每次看到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我特别气愤，这么大的事情呀，他们的脸真是比我们明长城还要厚。

我就想问他们，1937年你在南京吗？1937年没到南京来，你就没资格跟我说这个话。

我太奶奶怎么死的，历史不是你自己捏造的！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4岁。

听说日本人要打过去，父亲就拽着我“跑反”，在水西门上了船。

船靠边停了，上来四五个日本兵，拿个大电筒查船。二叔的儿子大概十八九岁，因为手上有老茧，日本兵说他是中央兵，一枪把他打死了。

第二年春节我们回来了，回到江边不得了，全是尸体，全是死人。

我就问爸爸，这些人为什么全部睡地下？

爸爸说，他们睡着了，你不要讲了，你把眼睛闭起来，不怕。

回到家一看，家里十几间房子被烧没了，只能住到人家隔壁草房里。

我回来后就患疟疾、打摆子，日本人一家家搜查，发现生病的就要拉出去烧了。

我妈妈把我抱在怀里，喊几个人来拴绳子，把我绑在她身上。

那么大一个人怎么拴得住哟，我妈把我紧紧抱在怀里拴，那一关闯过了，没死掉。

后来我长大一点了，有一次碰到日本兵，他说“花姑娘”，我不晓得什么意思，他一下子（拿刀）扎到我头上，我捂着头，血直流，眼睛都看不到了，脑门上留下一个大疤。

还有一次，我在河里摸螺蛳，日本兵打机关枪，差点把我打死，我吓得拎个桶往家跑。

还有一次，日本兵抓人，我就抱着父亲哭，日本兵把我们一起踹到地上，两杆机枪架在那儿，差点把我们杀掉，后来我们站起来慢慢走了。

那时候人不能算人，过一天算一天，连畜生都不如。

现在和平年代多安定啊。

日军侵占南京的时候，我家住在南京市仙鹤门，我8岁。

父亲先带着一家人逃到了南京郊县六合，后来，父亲就被日本人抓走。

对于父亲如何被抓，当时我还太小已经不记得了，是哥哥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哥哥看见大卡车运来了好多日本人，还有狗，父亲就跑，后面一直追，他跳河，后来被狗追上了。

我就记得当时哥哥挑着一布包的麦子哭喊：“不得了父亲被抓了”，后来就听说父亲是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怀孕两个月的母亲流产了，奶奶没多久就去世了。

1938年春天，全家都躲在家里，粮食、钱都用光了。

有个叫姚妈妈的小酒店老板娘每天给他们一些剩饭菜。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姚妈妈，她是我们的恩人！

家里的生计都落在哥哥身上，哥哥要做工，因为个头矮，扛包扛不动，总是被日本人重重地抽打。

后来四个儿女就剩了我一个，哥哥送去了打工的地方，小弟小妹都送人了，养不起。

有一天，哥哥出去工作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母亲等到深夜，终于忍不住悲痛哭泣。

我也去打零工换取粮食，想找回妹妹，却被一次次拒绝。

妹妹在养父母家也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养母让她出去挖野菜，她钻过铁丝网被发现，日本人放狼狗咬她，五六岁的她只能恐慌逃跑。

南京大屠杀给我们家庭，给整个城市带来了无法愈合的伤痕。

我们俩姐妹退休后才重逢，妹妹热衷公益，我们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常常一起讲述过去的事。

回首那段艰难岁月，我更加珍惜现在的平安与稳定。每当想起那些逝去的亲人，我都会深深感受到如今的平安来之不易啊！我们家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提及父亲的事情，仿佛沉默能够掩盖掉那段痛苦的回忆。

近几十年，我不断寻找着父亲的踪迹，唯一的线索是一本黄埔军校的同学录，里面记载着父亲是1925年那一届的学生。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家住在南京板桥路西村，我当时11岁。

我家靠近马路，曾看到几百个中国兵被日本兵赶到附近的水塘边，用机关枪扫射，中国兵全部被杀害。

我们村王家银的爷爷，当时五六十岁，被日本兵打死了。

家里有父母、两个姐姐、一个弟弟，还有三间草房、三间瓦房。

我们跑到谷里躲难，在局势稍微稳定后才回来。

发现家里的3间草房全被烧毁，隔壁柯家的1间草房也被烧了。

后来，由于家中住了共产党员，遭到土匪告密，父亲就被日本兵抓走。

父亲经历了严刑拷打却不曾招供，被拖回来时奄奄一息，不久就去世了。

日本兵还为此放火烧了路西村，许多村民被烧死。

长大后，我也成为了一名党员，还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革命运动。

一直在教师的岗位上，为国家培养人才。

我一生坚持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信念。参加了很多次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向世人讲述我的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日军侵占南京时，我家住在南京北祖师庵一带，我当时才几个月大。

我们家有几十口人，“跑反”的时候，祖父留下来照顾伯祖父。

我随其他家人逃到了八卦洲，才幸存下来。

后来返回家中的时候，发现两位家人被日本兵枪杀，尸体就扔在老虎灶的水缸里。

据藏于暗处的邻人相告，某日有数名日军冲进家门，向我伯祖父索酒喝。

喝完后用枪托毒打伯祖父。

已先行躲避的祖父不忍，出来救护，也遭踢打。

伯祖父叫不要管他，祖父欲逃开时，被日军开枪打死。随后伯祖父也被打死。

抗战胜利后，我从河海大学毕业，在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工作至退休，育有一子。

上面是2023年12月前，离世的12位幸存者的故事。

他们终将离去，证言留下了。

他们的后人也越来越多去接力，成为新的“南京大屠杀历史传承人”。

一代代人重申铭记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期望未来世界的人们，能吸取教训，变得更好。

我们有个系列叫【屠杀和屠杀之后】，就是想要去记录南京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1937年12月13日那天之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他们可以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是南京保卫战的守卫者，是大屠杀之后来到南京的后来者。

如果您是其中的任何一个，请记得联系我们。

我们将一起去记录，南京这座城如何被魔鬼毁灭，又如何获得新生。

他们的故事，必须有人持续讲述。

让世界共同记住这段历史，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

策划：张小可、刘辉、碧蔚

编辑：霞姐、思聪、佳汇、祈遇

资料来源：人民网、新华社、新华网、澎湃新闻、新京报、中国军网、《被改变的人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