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民航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有一张判决书。

是港英政府向最高法院提起的诉状，被起诉人是16名“两航起义”的负责人。

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36人，从香港驾驶着飞机飞回大陆，开启了轰动全国的“两航起义”。

周恩来总理当日就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两航起义”人员。

之后的半年里，2000多名爱国职工和家属则通过罗湖桥，分批陆陆续续走回祖国。

今天给我们讲述故事的林平阿姨，就是跟着妈妈从罗湖桥走回祖国的一位。

当年她刚4岁。

广东省境内有一座著名的桥，叫罗湖桥。

改革开放前，这里几乎是香港和内陆的唯一通道。

桥身是铁架，桥面是木头，无棚无顶，两端还有中英两国的军、警把守。

走上那座桥时，我4岁，身边是爸爸妈妈还有姐姐林林，2岁多的弟弟背在爸爸背上，后面跟着奶奶和三姑。

印象里那座桥好长好长，我们沿着铁路走，怎么走都走不完，我累得快哭出来了。

妈妈就一直在旁边安慰我说，快到了快到了。

我爸爸林汝良时任中国航空公司厦门办事处的副处长，是这次“两航起义”的组织者之一。

他被任命为“人事课长”，除了要暗中联络愿意参与的职工，还负责为没能参与起义的员工发放遣散费。

事后港英政府向最高法院对参加起义的16名员工提起诉讼，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那张判决书如今正躺在民航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

我一路哭哭啼啼地跟着父母从香港走到深圳，又从深圳坐上火车到天津。

估计是太累了，这一路的火车我都是迷迷糊糊睡过去的，没什么印象了，等我醒来的时候，隐约听到三姑拍着我的背，说我长得越来越好玩了，越来越像洋娃娃。

我听到这句话就睁开了眼，火车已经进站了，我们一家人跟随所有“两航起义”的职工及家属，来到了天津。

回到天津后，爸妈穿上中山装和中式棉袄留念

天津有一个地方叫伦敦里，据说以前是德国人的殖民地，很多外国人和有钱人住，后来这些人都搬走了，伦敦里就空了出来，两航的这些人大多被安排在那里。

但我们家没有，大概是住不下了，爸爸带我们另租了一个民房，我只记得旁边有个小土山公园，估计离伦敦里也不远，因为我们两航家属的孩子都在一起上的民航幼儿园。

我三姑原来在香港念书学的就是幼儿教育，那时候大陆还没有什么幼教老师，我三姑就去了民航幼儿园当老师。

我们那幼儿园办得很好，平时出个什么节目啊、参加什么比赛啊，我们都是最优秀、最活泼的一群孩子。

终于回了祖国，生活也算安稳了，我爸妈很高兴，他们脱下西装和旗袍，特意换上中山装和中式棉袄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纪念。

本以为生活一切向好了，这时候爸妈收到了一个不太开心的消息，姐姐林林的亲生母亲写信过来，希望他们把姐姐林林还回去。

我爸妈当年能结婚，姐姐林林可起了大作用。

爸爸妈妈老家都是福建莆田县的，都是基督家庭，所以两家原本就认识。

我的外公是牧师，从小受教会资助，从北京汇文大学毕业，又到美国念了神学，回国以后就在福建的教堂做牧师。

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他接受了圣经公会的邀请，成为圣经公会的总干事，跟随工会一起搬到了重庆，我妈妈也就去了重庆念书，读护士学校。

爸爸是因为工作去到的重庆。

爸爸比妈妈大了八岁，他在自己家里排行老三，但因为大伯父二伯父都下了南洋，祖父去世又早，他就担起了长子的重担，到哪里都带着祖母。

高中毕业后，为了能尽快赚钱养家，爸爸去学了电讯报务，在厦门电台做了一段时间，后又考进民航局做了飞行报务员。

当年飞机上的先进仪器并不多，人员配备大概是一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再加一个报务员。

报务员更像是领航员，主要就是靠无线电听地面上发来的信息，确定飞机的大概方位。如果听不到发射站发射的信号了，就依靠接收到的当地电台声音来判定飞机到了什么地方了。

爸爸在中国航空公司遇到了一位良师，查复疆先生，他是中国航空电信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我爸爸那一批飞行报务员，都是他培养出来的。

中国航空公司一开始是在上海，抗战开始后转移到了重庆，我爸爸也就随之到了重庆。

爸爸是中航的飞行报务员

那是四十年代初，一天爸爸走在街上，看见路边有一座哥特式风格的基督教堂，门口挂着牌子：基督教中华圣经会。

出于基督教徒的下意识，爸爸没有犹豫就走了进去，里面迎出来一位牧师，面相慈善，总感觉似曾相识，走近后爸爸一下子就认出了，那是福建老家中学的林天和牧师。

林牧师也认出了爸爸，他乡遇故知，两个人像见到亲人一样地开心。

林牧师将爸爸迎进教会的家中，家里一共有八个孩子，其中老三是个女儿，在当护士，爸爸对她一见钟情。

这个人就是我的妈妈林华媛。

爸爸和妈妈很快开始约会，那一年妈妈21岁，刚刚毕业工作。

两人相恋了两年多，爸爸却迟迟没有提出结婚的打算，他们经历了抗日最惨烈的时刻，对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完全丧失制空权的国土上飞行，虽然有美国人，爸爸的工作还是太危险了。

那还是1940年10月的一天，中国航空公司“重庆号”飞机载着乘客正等待着从重庆飞往昆明，爸爸是飞机上的报务员，正驾驶是美国人肯特，上面还有一位中国空姐鲁美英。

闲聊时，鲁美英向爸爸展示了自己脖子上的一条金项链，是未婚夫送给她的信物，他们打算这次出航返回香港后就结婚。

这时“重庆号”接到无线电报，说昆明发现了日军飞机，让他们推迟起飞。

他们等了两个小时，没想到突然间重庆机场的警报声也响起来了，几架日军飞机正在经过宜昌，马上就要达到重庆。

重庆也不能待了。

爸爸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冒险飞往昆明。

到达昆明上空时防空警报还在响，飞机无法降落，只能在东部的山区躲避，盘旋、等待。

结果他们还是遭遇了日军，三架日本飞机不顾国际法的约定，对民用飞机实施攻击，“重庆号”在迫降时油箱起火爆炸。

日机的子弹擦过爸爸的耳边直接打进了飞行员肯特的头部，肯特当场牺牲。

乘客中9人惨死，其中还有一个十月大的婴儿。

空姐鲁美英也身中数弹血流不止，爸爸抱着她冲进草坪里，可她还是牺牲了，临终前取下脖子上的项链交给了我爸爸，托他带给未婚夫。

空姐鲁美英（右）

飞行员的命本来就由不得自己做主，何况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爸爸很怕自己哪一天出航也飞不回来了，留下妈妈一个人，所以迟迟不敢提结婚的事。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迫使中国投降，日本切断了滇缅公路，大量援华物资无法送进中国，必须要开辟一条新的国际运输线。

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由此诞生。

这条航线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个山口，山峰连绵起伏，犹如骆驼的峰背，“驼峰航线”由此得名。

这是世界航空史上飞行难度最大、气候条件最恶劣的一条空中运输航线。

平均海拔高度在5000米上下，最高达7000米，从孟加拉湾、喜马拉雅、西伯利亚吹来的三股强大气流在此冲撞翻滚，自然条件的险峻程度，比之战场的枪林弹雨更甚。

在长达3年多的艰苦飞行中，美军总共损失了1500架飞机，牺牲优秀飞行员近3000人，损失率超过80%；而爸爸所在的中国航空公司，在当时前前后后总共才拥有100架运输机，先后损失了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损失率超过50%。

美军运输部把那里称为“军官的墓地”。

驼峰空运坠机连连，损失惨重，急需补充飞行人员，于是中国航空公司在昆明办了报务员培训班，爸爸便是班上的学员之一。

班上一共33个学员，培训结束时，大家一看到飞驼峰的合同，23个人都被吓跑了，只有10个热血青年签了合同。

合同上最后一条写明，一旦以身殉职，家属能得到4000美元抚恤金。

谁都知道这是一条提着脑袋在天上飞的航线。

曾有驼峰后人问过签下生死合同的徐承基叔叔，当时签下合同时有想过可能会牺牲吗。

他说：“你知道笕桥航校的校训吗？——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他说，他们那时候年轻，血气方刚，都要和日本人拼命。

爸爸更不敢跟妈妈提结婚的事了，他真怕自己哪一天就留在了天上。

驼峰航线的飞行员都常住印度，爸爸与妈妈两地分居，彼此间只能靠书信来往，大概也只有爸爸飞回昆明的时候，妈妈才可能赶过去见他一面。

1944年的年底，爸爸突然跟妈妈说，他想收养一个孩子，妈妈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这就是他们结婚的转折。

而需要被收养的孩子就是姐姐林林。

林林姐的亲生爸爸名叫林擎岱，是中央航空公司的一个主任机师，曾在德国留过学，飞行技术非常好。

他和爸爸一样都是飞驼峰航线，两人又是莆田老乡，关系自然亲密。

1944年11月10日下午2点30分，林擎岱驾驶着由轰炸机改装的简陋客机A29在昆明降落时，突然失速，坠落在距跑道不足500公尺的田野中。

机身当即起火燃烧，包括林擎岱在内的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林擎岱牺牲后，留下了3个孩子，仅靠妻子黄衣青一人之力要养大三个孩子谈何容易。

爸爸考虑再三，便决定同还是未婚妻的妈妈商量，想帮着抚养他们最小的女儿，刚刚两岁的林林。

林林的亲生父亲林擎岱

收养林林后，妈妈想，既然已经决定收养林林，那就有责任要给林林一个完整的家，这个家里要有妈妈和爸爸。

于是23岁的妈妈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毅然带着小林林追去了印度，去找爸爸结婚。

妈妈抱着林林找到了航空公司，求了许多人，希望他们把她和孩子带去印度加尔各答。

航空公司也是很人性化的，他们见母亲坚持，便答应了。

那时候飞驼峰的飞机都是货运，根本没有座舱，妈妈抱着林林就挤在一堆货物当中。

飞机遇到了强烈的上升气流团，被突然冲到了几千英尺的高空，随后又急速下降，妈妈被这样的强烈晃动甩了出去，五脏六腑都翻了个个儿，临行前吃的东西全吐了出来。

她还要护住林林，一只手死死抓着座椅的铁腿，尽量固定住自己的身体，另一只手努力去够林林，慢慢把林林拖过来，搂在自己怀里。一大一小两人就这么斜躺在地上。

那种老旧的飞机没有密封舱，更没有氧气补充。在5000米的高空上，氧气极其稀薄，小林林吓得哇哇大哭，张嘴瞪眼大喘气，几乎要昏厥过去了。

直到这时妈妈才真正知道，原来爸爸每天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工作的。

也明白爸爸为什么迟迟不提结婚。

眼见着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追来了印度，爸爸再没什么可犹豫的了。

印度女子结婚不穿婚纱，爸爸妈妈跑遍了加尔各答也没买到一件婚纱，最后妈妈就穿着印度的民族服饰沙丽和爸爸拍下了一张结婚照。

婚后妈妈就带着林林和爸爸生活在了加尔各答。

第一次做母亲，妈妈一个人有点照顾不来小林林，印度的生活也需要适应，爸爸就请了一个印度司机，还有一个华人保姆帮忙。

爸爸还是每天飞行在生死线上，妈妈在家里等待着他，每天都提心吊胆的。妈妈说，幸好那段时间家里还有人帮着忙活，显得家里的事情多一点，她的心也定一点。

爸爸说他们那批驼峰飞行员有个习惯，每次下飞机，总要拿脚往地上跺一跺，感觉到自己真的到了地上了，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回来了，这才安心。

有一次出任务时，飞机上仪器指示的方向和爸爸报的方向不同，爸爸坚持让飞行员按照他报的方位飞，飞行员是个美国人，他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听了爸爸的。

结果真的有个山头，按照爸爸指示的路线，他们顺利地掠过去了，最终安全抵达。

到了机场后，爸爸专门去查看仪器，看到飞行员从仪器上拿起一个测光表，瞬间明白了原因。

这个飞行员和爸爸一样都是摄影爱好者，他随手放到仪器上的测光仪，是有磁性的，影响了指针的方向。

事后这位美国飞行员就到处宣扬，说林汝良的技术是最好的，谁跟他合作谁就是平安的。

驼峰航线的飞行员挺多的，年轻人也多，少有家眷和孩子，我爸爸算是里面岁数大的了，家里又有聪明可爱的小林林，所以大家都喜欢来家里看一看，逗一逗林林。

当时有一种字典叫四角号码字典，就是用4个数字就能排出来一个字。林林特别聪明，那些年轻的航空员就随便拿4个数字考她，她很快就能说出来是哪个字，特别惹人爱。

可能小林林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心里的安慰和支持吧，他们愿意豁出命做那么危险的工作，不就是为了我们下一代吗？

一直到我长挺大了，再遇到爸爸当年驼峰的同事，他们一听说我是林汝良的女儿，还一定会问一句“你姐姐林林呢？”。

妈妈穿着印度沙丽和爸爸结婚

爸妈在印度住了一年多，抗战胜利了，他们带着林林飞回了重庆，那年的11月，我出生了。

不久后中航总部重新迁回上海，我们一家人也就又到了上海生活，弟弟在这出生的。

爸爸还是要经常飞，我童年印象里，妈妈和其他航空家属一样，好像一直是一个等待的形象。

我能感觉到，每当爸爸回来的那一天，妈妈一定会穿戴更整齐，打扮得更漂亮。

爸爸一进门，妈妈一定会用一张特别的笑脸迎接爸爸，会叫我们几个孩子一起迎上去，她让爸爸觉得回到家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事实也是如此，每次爸爸回家都很开心。

多年的报务工作终于使爸爸听力受损，不适合再飞了。

中航的一个美国经理比利·麦当劳先生手把手教导像爸爸一样退下来的飞行报务员，培养他们做管理人员。

到1947年的时候，我爸爸已经是厦门航空办事处的副处长了，厦航是当时航空公司最赚钱的一条航线。

正处长是赵景心叔叔，从美国留学回来，跟我们家关系很好，又没有孩子，还认了我做干女儿。

正处长本来是爸爸，他主动让给赵叔叔。因为当时环境比较乱，流氓地头蛇也多，爸爸觉得自己是福建人嘛，处理起这些事比较应手，做副处长方便。

赵叔叔常跟我们打趣说，没见过你爸爸这么傻的人，正处长不当当副的。

记得到厦门的第二年，闽中地下党员林文豪就找到我爸爸。

对方到香港筹集闽中游击队的军费，筹到的都是美钞或是港币，兑换成金条后，如何通过厦门海关就成了一大难题。

希望爸爸利用职务之便带出来。

林文豪并不是无故找到爸爸的，其实，我爸爸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接触并帮助过共产党人了。

早在1931年，爸爸还在漳州国民党军新编49师任无线电报务员时，就结识了共产党人尹林平，两人结为挚友。

尹林平曾将被敌人围追的地下党员王于洁藏于爸爸家十多天，王于洁时任莆田中心县委书记。

1937年5月，爸爸从报纸上看到了王于洁和其同志被捕的新闻，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一面电告流亡南平的同志，希望他们以侨团的名义营救，一面自己请假上福州，希望借助美国基督教会的势力营救。

可惜最终营救无望，爸爸独自回到厦门，遵照王于洁的警告，离开厦门转往香港，考进了中国航空公司做了一名飞行报务员。

后来，广州沦陷后，尹林平因公去到香港，在港的一应生活都由爸爸接待。

尹林平所在的东江抗日纵队军费困难，他们家的生活更加拮据，我爸爸也时常接济他，还在香港买了一架高倍数望远镜送给尹林平，作为他指挥作战的工具。

爸爸工作的样子

不仅爸爸长期资助共产党人，妈妈还无微不至照顾过地下党张兆汉夫妇的女儿，好让他们安心搞革命。

抗战胜利后，张兆汉调去了新加坡参与华侨统战工作，没经费，将爸爸的一座小纱厂变卖了，酬作路费。

爸爸事后才得知，他毫不介意说：“钱财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卖就卖吧。”

利用职务之便，爸爸在昆缅航线、渝昆交通建立秘密空中交通线，夹带一些密件，帮助中共沟通一些关系。

有一次张兆汉托爸爸将一大卷宣传物资带给重庆的地下党，当时重庆国民党特务密布、军警林立，这无异于闯“鬼门关”，大家都捏着一把汗。

爸爸也曾想过申请入党，但党内的朋友都说，以爸爸的身份，在党外比在党内作用大，于是这事便不了了之了。

到了1949年，国民党败局已定，中航和央航两家公司，所有飞机及飞行人员都集中到香港。

爸爸只得带着我们被迫流亡香港。

但很快中共中央派人秘密来港联络，爸爸成了两航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秘密串联愿意起义的爱国同事。

起义前，我们全家人还一起游了一次香港山顶，照下了一张全家福，有奶奶，有爸爸妈妈，还有我们姐弟三人。

算是向香港告别。

大约是在52年，我们一家在天津安稳下来以后，林林的亲生妈妈就联系上了我们。

当年把林林托付给我们的时候她就很舍不得，只是实在无法照料了。林林妈妈一直很忌讳我们用“领养”这个词，说是“寄养”。

她是一名儿童作家，那时候已经定居上海了，条件也好些了，便想让我们把林林还回去。

毕竟是亲生妈妈，爸妈也没有什么理由反对，便同意了。

只是林林从2岁起就在我们家，爸妈也从来没说起过她的身世，如今长到10岁了，告诉林林她还有一个亲生妈妈，要离开我们，林林很难接受，一直在大哭大闹。

爸妈也是舍不得，那几天家里的气氛非常压抑。

最后没办法，是三姑把林林送去了上海。

林林很聪明，成绩一向很好，大学读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自动化系，还担任过上海自动化研究所的所长，还去美国做过交流学者。

两航起义事件在当年震惊两岸，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曾复电表示祝贺和慰问。

可惜爸爸这群人还没好好享受回家的喜悦，一系列的“运动”便接踵而来。

爸爸被安排去上“革命大学”，不停地交待“问题”、交待“历史”，因为爸爸在厦门工作时经常要出差台北，他们担心爸爸是那边派过来的特务。

像爸爸妈妈这样的人，原来在香港都是吃面包喝牛奶，穿着西装、旗袍、高跟鞋，抹口红的，他们凭什么就回来了呢？

没有人真的相信他们。

一通审查过后，爸爸总算从天津调到了北京，参与组建中国民航，当时政府在王府井挂牌成立了一所公司，就叫中国民用航空公司。

林林姐也舍不得这个家，曾多次回来北京过暑假，每每她回来，家中都是充满欢乐。

林林姐回北京看我们

爸爸和他的同事们，算是新中国的第一批民航事业奠基者。

当时大陆还没有能力生产飞机，公司仅有的飞机，就是起义飞回来的12架。

妈妈在天津的恩光医院做护士长，爸爸调到北京的时候，妈妈本想一起，但医院不放人，坚持要找到合适的人以后才放妈妈走，我和弟弟也就跟着妈妈留在了天津，晚了几年和爸爸团聚。

那几年天津海河年年闹大水，妈妈作为护士长始终奔赴在抗洪前线救死扶伤，年年被评为三八红旗手。

回到北京后，妈妈被安排在了民航总局的保健室工作，一直到爸爸被下放湖南。

我在天津读到了五年级，然后转学到北京。

升初中的时候，据说我考了个全市的状元还是探花的，北京市教育局的局长都找来了我们家，动员我去念北师大女附中。

这是当时北京最好的中学，学校里都是高干子弟，像刘少奇的女儿、毛主席的女儿，都在那里念书。

学校里都是特级教师，课讲得是真的好，上数学课的时候我就想当数学家，上物理课的时候我就想当物理学家，上化学课我就想当化学家，每一门课程我都很喜欢，读书完全不用爸妈督促。

那时候我也还小，心思简单，完全沉浸在学校的快乐氛围里，对家里的变故一无所知，妈妈也刻意没有告诉我。

那是57年，爸爸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了湖南湘潭农场，劳改了两年。

为了不影响我，妈妈和奶奶就骗我说爸爸是出差了，我从小对爸爸工作的印象就是经常出差，所以我也没有在意。

只是那年过年的时候，爸爸还是没有回来，我才疑惑问起。从前就算是出差，过年爸爸也一定会回来的。

妈妈这才跟我说爸爸被下放农场劳动了，当时我也是似懂非懂吧。

记得妈妈带着奶奶、我、弟弟和一个堂姐去了照相馆，说我们照一张相寄给爸爸。

那两年间也总是有人到单位找妈妈，劝妈妈和爸爸离婚，划清界限，换自己和孩子一个好前途，但妈妈一概拒绝了。

两年后爸爸劳改结束，被安排到湖南省交通运输管理局工作，做技术科副科长，在长沙。

妈妈觉得不能让爸爸一个人那么灰溜溜地在长沙待着，决定去找爸爸。

虽然有工作，但也是下放过去的，自然不比北京，爸妈怕奶奶跟着受苦，就送奶奶去了上海的姑姑家。

我是奶奶一手带大，最舍不得的就是和奶奶分开。当时我正处在升高中的阶段，学校有宿舍，妈妈让我一个人留在了北京，她带着弟弟去找爸爸。

妈妈到长沙后，被安排在爸爸单位的医务室工作。

北京的家也就没了，林林也没法再回来，她一直有给长沙写信，问候爸妈的情况。

爸爸多次出差上海，都会去看望林林姐。

从民航局出来，到公路运输局，但爸爸没有垂头丧气。

他先去了解车辆的维修周期，了解配备多少司机，司机的休息情况等等，再利用民航的管理经验给员工做了合理的安排。

这样一来，司机多了休息时间，安全性也提高了，还帮公司多赚了钱，大家都很开心。

公司里面都传，说有一个从北京来的老头，挺厉害的。

妈妈在医务室，不管是对职工还是家属，也都是尽心尽力，大家一有什么小毛小病都来找妈妈。

总之所有员工和家属对我们家里都特别好，尤其家里有女儿，年龄适当的，都想把女儿嫁给我弟弟。

所以到“文革”的时候，单位上没有人整爸爸，还想着就能平稳度过。

没想到，从广东军区来了一队人，把爸爸抓去了广州。

批斗、坐飞机，还有开着大灯几天几夜不让睡觉，这些爸爸都经受了。

爸爸后来说，那段时间他真的想过自杀，但想到妈妈和我们，他觉得再痛苦也不能放弃生命，不能让家人伤心。

爸爸抓走的这大半年，期间音讯全无，家里就是弟弟陪着妈妈，也是每天望着天，不知道怎么办好。

弟弟也很小，那时候甚至说过，爸爸回不来，咱们也只好自杀了。

妈妈说不行，咱们还得等。

也只能是个等字。

我10个月大，林林姐4岁

我一个人远在北京念书，这些妈妈一直没告诉过我，直到爸爸回来后我才听说的。

到我高中毕业，“地富反右坏”黑五类的子女是没有资格上大学的，当时我正计划报名去新疆教中文，结果我的班主任，也是我的俄文老师找到了我。

她跟我说，已经在北京帮我找好工作了，安排在北京卫生局的口腔医院工作。

这个老师就是鲁迅的儿媳妇，周海婴的太太，马新云老师。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遇到了好人，仿佛冥冥之中真的有上帝在照拂一样。

1970年的一天，我突然收到长沙的来信，爸爸急着把我叫回去。

去了才知道，爸妈要再次被下放。

弟弟头两年就下乡做知青了，家里房子是爸妈单位的宿舍，没人住了自然要还回去，爸爸叫我去帮忙收拾东西。

一年四季的衣服要带，床铺被褥也要带一点，剩下带不走的，尤其像柜子、锅碗瓢盆这些，只能扔了。

以前每年还有一次探亲假，可以回家来跟爸爸妈妈团聚，现在爸爸妈妈也走了，弟弟也不在，四口人分散四个地方，我不就是没有家了。

我那几天特别难过，每天都想哭，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跟爸妈聊了很多。

爸爸第一次详细地跟我回忆了他的驼峰经历，我也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了驼峰航线意味着什么，爸爸和他的那群同事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参与抗日的。

心里对爸爸更加敬佩了，各种各样的情绪都在一起，终于忍不住，在回北京的前一晚我大哭了一场。

飞驼峰期间，爸爸（左2）和美国同事去新德里视察空运物资，中途参观泰姬陵

爸妈这次去的地方叫五七干校，专门为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和文艺工作者开设的劳动农场。

两个人还没有分到一起，幸好离得不算远，妈妈每次休息的时候都会带些罐头什么的去看爸爸。

爸爸停了工资，妈妈的工资倒没有受影响，她在干校依旧做医护工作，有些老干部老首长年纪大了，经常犯高血压什么的，妈妈都会给他们开请假条，让他们去县城里的正规医院治疗，有时候妈妈还会亲自去。

晚年的时候这些老干部来看望妈妈还说，是妈妈救了他们的命。

我远在北京没受到啥牵连，但每天活得提心吊胆，就怕哪一天爸爸的事传到北京，我也被批斗下放了。

幸好我遇到了我的爱人，他当时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钢琴伴奏。

我们恋爱谈了一年多，71年申请结婚的时候，没想到因为成分的问题被打了回来，我内心很痛苦，爱人乐观说：“我爸也在扫厕所呢，我能等，咱们一块等吧。”

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自己找对了人。

好在第二年爸爸就平反了，我们也顺利结婚了。

过了一段时间爸爸妈妈才调回长沙，爸爸还是回到原单位，可偏偏把妈妈分去了另一个城市。

我爸爸一辈子都忙在工作上，生活上自理能力很差，从前是有奶奶照顾，后来有妈妈，如今年纪大了反而要他一个人生活了。

妈妈放心不下，一气之下干脆办理了提前退休，留在家里照顾爸爸了。

爸妈的爱情，一开始是爸爸追的妈妈，但后来一辈子是妈妈在“追”爸爸。

到80年代改革开放，单位里好多印尼华侨什么的都可以申请出去了，叫做探亲。

我不想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就跑去问单位里的党委书记，我说我是香港回来的，我能申请再回香港吗？

党委书记一口就答应了，说你申请吧。还跟我说，林平你念书特棒，应该再出去念念书。

我就捂着嘴笑，心想我都多大年纪了，孩子都老大了，还念什么书。

我有个大伯父一直在国外，就想到找他帮忙写封信，说爸爸当年和大伯父一起在香港有个生意，现在大伯父老了，希望把公司的一部分职务交给爸爸的孩子打理。

原本大伯父想说写弟弟的名字的，让男孩子过去，但弟弟说还是叫姐姐去吧，姐姐会弄牙，姐夫又会弹钢琴，都有一技之长，去了也能生活。

就这样，我凭着这封信带着一家人搬去了香港。

离别30年，我又重新走上了罗湖桥，当年老旧的桥面已被重新修整过，铁路两边新建了人行道，比一般的人行道还要宽一点。

我弟弟在乡下劳动了八年，他没放弃学习，一直在看书学英语，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就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学院的科技英语系，直接跳过本科念硕士了。

当时英文翻译是很缺少的，弟弟毕业以后还当过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翻译。

但弟弟他不喜欢社交，就喜欢待在学校里，而且爸爸妈妈都在长沙，他就到长沙铁道学院做了英语老师。

后来铁道学院和中南大学合并，弟弟就成了中南大学的教授，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1989年，爸爸在长沙病逝，享年85岁。

我和弟弟不想搞什么大排场，也不需要人家来吊唁致辞什么的，我们只按照老家的规矩，驾驶着爸爸的灵车绕住的地方走一圈，只有家里人安安静静地送走爸爸就行了。

没想到在我们转到爸爸单位所在的那条胡同小街的时候，爸爸生前的同事，还有街坊邻居们，自发地放起鞭炮来送爸爸，鞭炮声响了好久，响彻整条小街。

我和弟弟感动得流下眼泪，我知道，这是爸爸妈妈一辈子与人为善结下的善缘，他们的为人处世，也深深地影响了我。

妈妈很长寿，活到了92岁，2013年离开的。

爸妈过世的时候，林林远在美国，特意拍了一张手捧鲜花的照片发过来，以表心意。

现如今我78岁了，跟先生兜兜转转又回到了香港，弟弟一家还是留在长沙，而林林则随着儿子定居在了加拿大。

回望这几十年，爸爸起义前，一家人向香港告别的拍下的照片，依然是我最喜爱的一张全家福。

因为上面有奶奶，有爸爸妈妈，有林林，还有弟弟和我，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1949年秋，离开香港前拍摄的全家福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时候，驼峰航线相关后代举办了一场纪念活动，我有事没能参加，拜托了当年长沙的邻居小姑娘前去，她是一名军旅作家，希望她为此写一篇文章。

爸爸那一批人的事迹和精神应该流传下去，他们值得让更多人知道。

林平阿姨在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语气不急不缓，连带着我的语速都跟着慢下来了，心情也随之感到平静。

如同林阿姨的父母给我的感受一样。

他们一家人好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温暖而强大，接触到他们的人，都会不知不觉被他们所吸引，想要靠近他们。

即使经受波折，他们也好像总能平稳地度过去。

林阿姨把这归功于神的庇佑，但我想更多的一定是他们自身结下的善因，就像同事会自发地在街巷里送林阿姨的爸爸一样。

我试图去思考这样美好的家庭能量是怎么形成的，我想一定要有像林爸爸一样正直的父亲，更要有林妈妈这样柔软却坚定的母亲。

如果没有最开始林妈妈的勇敢追爱，就不会有这个家；如果没有后面几十年林妈妈的坚守，这个家也很难渡过那些风浪。

这也是这个故事最初打动我的地方。

希望我们都能在勇敢、坚定的同时，又不失去内心里柔软的那部分力量。

编辑：佳汇 霞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