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上期我们讲到1929年底“东方第一大暗杀”案时，结尾说到一个传奇女特工，叫周惠年。
她一生三次入狱，有过四任丈夫，前三任都为革命牺牲，而这三人中的每一位，都曾是有能力、有毅力、有骨气的优秀革命战士。
而她又是如何与他们成为潜伏的夫妻档红色特工呢？
民国时期，中华大地风云变幻，混乱不堪。两军对垒，不仅是战场上的炮火喧天，也有场下的尔虞我诈，明枪暗箭，战场上决斗的是军人，而在战场之外，更是谍影重重……
1911年春，周惠年出生在河南信阳谭家河村，周家在村子里说不上大富大贵，但也丰衣足食。
无奈，周惠年生下没几年，父亲就撒手人寰，家道急剧中落。周惠年也辍学回了家，本来她会和大部分女性一样结婚相夫教子，平凡地度过这一生。
但在1926年，北伐军队打到了信阳，还在谭家河办起了一所免费的补习学校，这让15岁的周惠年得到读书的机会。
在学校里，她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当时在信阳的中共地下党员解答了周惠年心中久久的疑惑，并告诉她世道是可以改变的，可以使勤劳的贫苦人得到温饱，使聪颖的学子能够读书，而这正是周惠年渴望的。
她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党做秘密交通工作，配合北伐行动。就在工作如火如荼的时候，麻烦来了。
因为父母很早就已经为周惠年定下一个娃娃亲，婆家还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地主家庭，在看到周惠年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时，婆家不禁大为恼火，于是向周家提出提前让周惠年过门。
在遭到拒绝之后，她的婆家甚至还计划进行抢亲。走投无路的周惠年不得不向党组织求助，而在党团组织的干预下，这门亲事也被推掉了。
周惠年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北伐的宣传工作中。剪掉了自己的长发，留了一头英姿飒爽的短发。
周惠年年轻照片
只是没想到的是，这一做法却给她惹上了麻烦。
在1927年的夏天，信阳当地发生了红枪会叛乱，红枪会成员到处搜那些剪发辫的人。周惠年为了逃避被抓的命运，赶紧逃往了鸡公山，想要在山中避难，但红枪会紧追不舍，还准备在鸡公山里大肆搜捕。
情急之下，周惠年看到了山脚下的铁道上开了一辆火车，便不顾一切的跳了上去。
这一跳，她也彻底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去。
几经辗转，周惠年来到了武汉，并联系上了党组织。但不久，党组织要求她回到信阳，准备参加潢川暴动。
1928年，潢川暴动遭遇了失败，周惠年也被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逮捕。幸运的是，有一个名叫邱相顺的地下党员，他利用自己的乡绅身份展开积极活动，最终将周惠年成功保释。
在被保释回家之后，周惠年并没有因为这次牢狱之灾而对革命活动充满畏惧，反而再次积极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要求参与革命活动。
此后，周惠年被派往信阳平民工厂搞工人运动，因为在进行宣传工作的时候，周惠年暴露了身份，不得不进行紧急撤离。
恰好当时我党中央交通局往返河南和上海的交通线上缺一个女交通员党，组织当即决定选定周惠年来做这个交通员，周惠年也因此成为我党交通局第一女交通。
在成为交通员之后，周惠年来到了上海工作。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下。
周惠年回忆说：“那时我们去执行任务，必须慎之又慎。先乘有轨电车，然后进公园兜几个圈，再坐黄包车左绕右绕，确定后面没有‘尾巴’，才走向接头地点或执行任务的地点。”
据说有些女同志最初执行这类任务，腿都有点哆嗦，可周惠年却从未犹疑过。
当时在上海单身女性想租一个房子比较困难，还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与注意。所以在安排工作的时候，一般都会安排女同志和男同志假扮成夫妻一起租房，形成一个秘密的交通联络点。
周惠年第一个假扮夫妻的交通员搭档叫小刘，也是河南人。她当时只有十几岁，还没有谈过恋爱，觉得十分地难为情，便提出放弃交通员的身份，去苏区或者工厂搞工人运动。
领导显然看破了周惠年的心思，他严肃的提醒周惠年说："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在工作上没有理由讨价还价。"周惠年服从了组织上的决定。
周惠年和小刘一起合租了一间房子，假扮成夫妻。
由于党组织的经费十分紧张，每个月只能提供给周惠年10个大洋的生活费，换算下来每天只有4个铜板，一天只能吃一副大饼和油条，这显然是不够一个人每天的日常所需的。
她觉得自己完全能够吃的了这苦，但没想到新麻烦来了。
相处一段时间后，小刘对周惠年动了真情，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这可把周惠年吓坏了，着急大哭了起来。
听到屋子里的动静，房东走了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突发状况让小刘惊慌失措，反倒是周惠年迅速镇定了下来，她灵机一动，把自己的头发全部弄散，然后拉着小刘边哭边打。
她哭着向房东说：自己的丈夫在外面到处跑不养家，把钱都贴给外面的女人，回来吃喝不顺还对她又打又骂。
就这样，房东被周惠年糊弄了过去，没有引起别人更多的怀疑。这件事情也被上报给了党组织，有关领导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也没有过于苛责周惠年。
而因为生活费的问题，周惠年每天吃不饱，甚至于连一件越冬的衣裳都没有。
这一情况还是被房东给注意到了，考虑到可能是年轻女子在外谋生不容易，房东还跑过来要给周惠年介绍一个在丝袜厂打工的工作，说是每月可以赚三十个大洋补贴生活。
周惠年对此很是心动，但她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必须要和党组织进行商量地，她随后就来找有关领导。
在听说这件事情后，负责领导这样对周惠年说："这事倒是一个好事，只不过你所在的地方每天经常有同志来联系工作，如果你不在，这些同志就要吃闭门羹，容易耽误大事，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家。"
周惠年再次选择服从命令，放弃了这个工作机会。
几个月之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周惠年被调到了中央军委招待所，负责接待从苏区来的中央团以上干部。
不久之后，她再次被调到了更具风险的中央特科工作。
特科的前身是中央军委直属的特务工作科。该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武装保卫党中央及其领导人、在会议期间负责保卫工作、营救我们的同志以及惩办叛徒和特务。
中共中央机关重返上海后，特科改由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周恩来直接指挥，顾顺章是实际负责人。
周惠年到特科后，归属行动科。她的具体工作是住看机关，保存武器，有时为红队执行任务运送枪支弹药，有时传递有关行动的命令和情报。
这些都是异常危险的，因为当时隐藏和携带枪支弹药，在租界内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可判极刑；若落在国民党特务手里，后果更不必说了。
出于行动安全性考虑，特科队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随身都是不携带武器的，有专人运送，在行动之前将武器分发到位。
周惠年在特科工作期间
周惠年在当时就负责武器的运输工作，她有时会扮作一个洋气的阔太太，乘坐一辆黄包车，将武器都放在车里面，由一个车夫拉着前往行动地点，因为年轻漂亮，一番打扮之后有模有样的，因此很少引起人们的怀疑，周惠年辅助完成了多次暗杀活动。
也是在来到中央特科之后，因为工作的原因，周惠年认识了谭忠余，并最终日久生情，两人结为伉俪。在他们结婚之后，他们两个人的家，成为了中央的秘密联络点。
谭忠余作为红队的负责人之一，参与了一系列惩治危害中共的叛徒和奸细的行动，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轰动一时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暗杀”的行动。
好景不长，因为向忠发的叛变，上海的形势趋于紧张，谭忠余和周惠年不得不紧急撤离上海，前往当时湖北和河南交界的枣襄宜根据地。
谭忠余在当时任红26师的政委，周惠年在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作，负责向广大妇女进行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参加红军或者支援前线作战。
因为枣襄宜根据地距离国民党的核心地区非常近，因此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红26师损失惨重，谭忠余等人也不得不转变为地下党。
由于谭忠余是上海人，带有很浓厚的吴侬口音，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最后党组织又安排他们夫妇返回上海。
不久之后，中央决定派遣谭忠余取道海参崴前往苏联学习，而当时的周惠年因为刚刚生下了一个孩子，还没有出月子，不方便一起前往，就只能让谭忠余自己离开。
而让这对夫妻没有想到的事，这一别竟然就成为了永别。
谭忠余抵达苏联进行了一年多的学习。
得知红军完成了25000千里的长征，抵达了陕甘宁边区，1936年3月，共产国际派谭忠余（化名陈平信）带领一个6人小组，装扮成商客，穿越蒙古，准备到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谭忠余化名陈平信带着六七头骆驼、一些武器和几部电台，从蒙古经三边前往延安。
在半路上的时候，因为在一个井边喝水，他意外露出了腰上别着的枪，引起了当地民团的注意，他因此被民团扣押。
民团的人把他带到了县里，然后这个县被红军徐海东的部队所包围。
尽管徐海东的部队对这个县城进行了多次攻打，但是民团一直负隅顽抗，在困境之中，他们还把谭忠余等人都押到了城头上，威胁要让红军后退，不然就把这些人都杀掉。
在这种情形之下，谭忠余对着城楼下大喊："你们攻城吧，他们没多少力量。"最终，敌人将谭忠余杀害，他的头被砍了下来，挂在城头上示众。
谭忠余直至牺牲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供人怀念。
在那个革命年代，白色恐怖笼罩着每一个人，地下党成员在工作中，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代号或者假名，组织上也要求不能随意打听别人的工作地点、联络方式以及真实身份，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
而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很多人在分别之后，就再也难以取得联系，以至于连是生是死都搞不清楚，周惠年也是在建国后才得知了谭忠余牺牲的确切消息。
在与谭忠余分别之后，周惠年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她一边工作一边还要带刚刚出生的孩子，组织上就安排她和被誉为"革命母亲"的夏娘娘一起扮作一家人，驻守在中央的一个机关里，其实也就是夏娘娘的家。
在中央迁到江西苏区之后，上海组建了上海中央执行局，由李竹生担任书记，李得钊担任秘书长，而周惠年在当时继续负责交通工作。
李得钊
孤儿寡母在当时生活困难，又始终得不到丈夫的消息，周惠年与同事李得钊在组织的批准下结为夫妻。
李得钊是温州人，出身穷苦，但因为他的父亲在教会学校做勤杂工，李得钊因而得到了读书的机会，而且还学会了英文，也到苏联去学习过。
回国之后在红旗报当编辑，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党员干部。
周惠年与李得钊之间的婚姻，在一开始也是颇为幸福的。结婚不久，周惠年再次怀孕，夫妻两人都非常期待孩子的降世。
然而，变故再次发生了。
1934年6月，因为叛徒的告密，国民党特务冲进了李得钊的家中。当时李得钊正在组织干部们开会，几个人全部都被抓了，还怀着孕的周惠年也没能幸免。
周惠年挺着大肚子行动不便，因为事发突然，家里的一些书和文件也没有来得及处理，特务们指着这些书和文件质问周惠年，周惠年就说：我不识字，书是我丈夫的朋友丢在这的，我不懂。
因为特务们的工作重点在于李得钊等人，对于一个不识字的妇女也不怎么在意，因此周惠年被关了一段时间就放了出来。
周惠年出狱之后不久，她生下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就在坐月子期间，因为同事的背叛，周惠年再次被捕，连同两个孩子一起被关押。
这回周惠年的身份暴露了，她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
在审讯过程中，周惠年面对敌人的质问始终持否认的态度，她知道自己是特科的人，一旦承认这层关系就难逃被捕杀的命运。
组织里的规定也是这样的，见到任何人都要说不认识，任何事都要说不知道，面对审讯周惠年也是这样做的，她一口咬死了不认识、不知道。
最终，敌人并没有把周惠年和特科联系在一起，只不过也没有将她释放，只是处罚的力度要轻很多。
周惠年在入狱 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孩子，她们母子三人被先是被关到了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在这里的都是有重罪的军事犯和政治犯，李得钊就在其中，李得钊甚至可以从男监看到自己的妻子儿女。
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坐牢，对于一个年轻的母亲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周惠年等人后来被转移到了苏州反省院，因为李得钊是重罪，所以一直关在南京军人监狱。
他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他并没有熬到出狱的那一天，因为在狱中得了肺病，监狱方面以为他是疟疾，给他吃了大量的金鸡纳霜，因为药物剂量过大，李得钊最终不幸死在了监狱里面。
周惠年带着两个孩子在苏州反省院被关了好几年，在监狱中长大的儿子李钊还被狱友们称为"囚童"。
周惠年的牢狱生涯一直持续到1937年，在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之间达成第二次合作，中央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被关在监狱里数年之久的周惠年母子三人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数年的牢狱之灾，不仅没有摧毁周惠年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的坚强决心，反而使其愈发坚韧。
在出狱之后，周惠年来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跟着周恩来同志一起工作。周惠年先是来到了武汉，并在这里认识了刚组建的长江局组织工作负责人黄文杰。
她对黄文杰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非常欣赏，不久，俩人结婚，而因为工作原因，这对新婚燕尔聚少离多，连见面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在1938年年底的时候，周总理写信给黄文杰，要他去重庆接受新的工作，由于过度劳累，当时的黄文杰身染重病。
尽管如此，在得到周恩来同志的委任之后，他还是拖着病体和周惠年一起来到了重庆。抵达重庆后不久，周惠年又被组织安排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黄文杰依旧留在重庆工作。
而这一次的分别，几乎重演了此前的故事。在重庆大轰炸期间，因为躲在潮湿阴冷的防空洞里，本就身体虚弱的黄文杰因为受凉发起了高烧，并不幸离世，终年37岁。
黄文杰的逝世也是我党的一大损失，周总理等人都十分悲痛，并组织了送葬活动，叶剑英同志专门为他撰文，称赞他为"是我们党的骆驼"。
周惠年在离开重庆之前，由于放心不下两个孩子，就准备把他们寄养在别人家。大女儿不愿意离开妈妈，一直跟到了延安，小一点的李钊在当时被寄养在了新四军名将陈同生在四川南充云山县的老家。
到了延安之后，经安排，大女儿被送到了苏联，安置在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周惠年成为马列学院第6期学员，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过程中。
毕业之后，她先后来到中央社会部、延安保安处、中央办公厅工作。
周总理当时对周惠年大加赞赏，曾经两次在重要场合表扬周惠年，对她曾经在地下工作中付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作出了高度评价，陈云同志在当时也说："（周惠年）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
也是在延安，周惠年第四次结婚，对象是任弼时的秘书，也是毛主席的秘书，名为师哲。这段婚姻也是周惠年维持时间最久的一次，她与师哲之间一共生育了一儿三女。
周蕙年晚年
在新中国成立后，夫妻两人一起进入编译局工作，生活十分恬淡。1997年，周惠年离世，享年86岁。
周惠年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尽管感情生活接连受挫，遭遇不幸，但周惠年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中，成为中国一个传奇女特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