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风云] 带你重回战场，复原最残酷的战争细节:呼啸而过的子弹，被射穿的胸膛，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四分五裂的年轻躯体……以及，最坚定的信念。这个系列让和平年代的你重建对战争的认知，更加尊重生命。

潘法官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他第一次走上战场的故事。

他所在的是一支先遣部队，要去执行一项跨国任务，一切都得在保密中进行。

可刚出国门，敌人就埋伏在20公里处。

1968年6月29日中午11时，我正躺在吊床吃山药蛋，上方是遮天蔽日的原始丛林，一点阳光不见。

这看似惬意的场景对我们来说实在是煎熬，连队已经断粮五天，每天靠挖野菜、竹笋充饥。

早在半个月前连队就将急需的粮食药品电告国内，结果迟迟没运上来，已有30多人患了肠胃炎、痢疾、疟疾，还有脚溃烂化脓。

特别是我的副排长，他患痢疾已一个多星期，一小时拉好几次肚子，没药品只能硬扛着，人已瘦得不成样，拄着根棍子一瘸一拐的。

此时，美国侵入越南正处于高潮，驻越美军数量已达54万人，美国空军对北越的轰炸每天平均达300多架次，而我们停留的孟夸地域，正好在美国轰炸北越的必经航线下。

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轰隆轰隆的飞机声不绝于耳，防空已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为了防空不能生火，什么都是吃生的，比如我手里的山药蛋，如果煮熟那和芋头差不多，有种特殊的香味，我现在都喜欢吃。

生的不一样，麻舌头，嘴唇会过敏，难以下咽，而且一次不能吃多，吃多了不消化，胃痛。

但为了活下去完成任务，也只能硬着头皮吃。

都说怕什么，就来什么。

几颗涩涩的山药蛋还没落肚，上空又响起讨厌的嗡嗡声，我都不用抬头看，也知道又是美军那讨厌的大飞机。

说时迟那时快，我都还没反应过来，只见“呼、呼”从河对面发出了两颗信号弹！

糟糕。

宿营地被敌特发现了，信号弹是引导美军来轰炸的。

我都还没从吊床上滚下来，4架 F105美国轰炸机已经出现在我的上空，接着扔下的是汽油桶般大的炸弹。

瞬间，山崩地裂的巨响，震得群山颤抖，敌机在头顶上俯冲呼啸而过，掀起一股股强大的气流，卷起的狂风吹断了千年老树。

一时间满山硝烟滚滚，弹片横飞，爆炸过后，敌机又不停地向我们机枪扫射。

一颗炸弹在我附近爆炸，我感觉左腿有点辣痛，掀起裤脚一看，一块弹片划破了左腿，在流血，我动了动，腿还能动，没伤到筋骨，连忙撕开急救包包扎。

因第一次经历敌机轰炸，我慌了，慌得不知如何隐蔽。

又一颗在我旁边爆炸，老兵胡向荣猛地扑在我身上， 一块弹片穿透了胡向荣的水壶，幸运的是我和他没有受伤，他拉起我就跑，逃进了弹坑。

胡向荣是刚从越南战场转来的老兵，有丰富的防空经验，他一边要我镇定，一边教我如何防空：没有防空洞的情况下，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跳进弹坑。

因为敌机投下的炸弹不管如何密集轮番轰炸，第二次丢下的炸弹，不可能再丢进前一次的弹坑。

有了这个经验后我镇定多了，敌机还在上空呼啸，继续投下他们那仿佛不要钱一样的颗颗炸弹，没经验的战友张龙也很惊慌，准备跑往大树。

我跑过去一把将他拽进弹坑，躲过了敌人的机枪射击。

敌机轰炸两个小时后溜走了。

美国F-105“雷公”轰炸机

出国动员大会上，连长就要求我们，轻伤不下火线，我看看自己的脚，血已经止住，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连队清点人数时，我没有报告，更没向其他战友说过。

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在热带原始丛林里，一个小小的伤口可能引发怎样的危险。

经清点确认，我们连队共有6个战友负伤，伤势轻重不一，但都没有要命伤。看到我们保护的8名专家安然无恙，连长、指导员这才松了口气。

我们连队安顿好，一看，坏了。

刘队长的2名随行参谋在保护首长时，都受了重伤，其中一位弹片穿透了喉部，形势危急。

刘队长叫刘德瑞，中国后勤部队第五支队的队长，他经历过长征，当时是副军级干部，也是从越南战场转战来老挝，担任中国援老抗美筑路部队队长，总指挥。

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总参。

我们可以等，但伤员不能等，此时，时间就是生命。

一个月前，一支代号为“援寮筑路工程队”的中国军队秘密潜入老挝境内，我正是其中的一员。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8位筑路专家，在中老边境一带勘测道路，争取打通连接老挝的后勤补给线。

当时我18岁，入伍也才半年多，是云南边防民族第1支队3营10连6班的一名普通战士。

我们这个连队很特殊，连队里有16个少数民族，一半以上是文盲，虽然我当时只有初中文化，但刚到连队里还是得到了照顾。

连长觉得干工作不分新兵、老兵，叫我们放手去干。下到连队大概一两个月，军营内外的气氛就很不一般。

部队要求我们不准给家里写信，要保密，不准上街，四处逗留。战士们需要什么日用品，都只能指定一个人出去买。

还要求我们要熟悉“十八般武艺”，要学会使用机枪、冲锋枪，负重急行军等常规训练。

训练的时候，指导我们的副排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副排长叫陆嘉庆，是个壮族小伙，长着一张四方脸，眼睛特别亮，就像是军队海报里的雷锋战士。

他对战士格外亲切，说话时总是笑盈盈的，我们这些新兵都很喜欢他。可能我有文化的缘故，他对我也格外好。

那时我的打靶成绩总体水平不是很好，在连队排名中等。他也手把手教我，非常地耐心。

除此之外，部队还命令我们什么都不带，自己进入原始森林里面生活几天，积累丛林生存的经验，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如何在雨林里搭营帐，如何在丛林中辨别方向、鉴别毒物等等。

大概训练一个月后，又派了老挝翻译，来教我们学老挝语，主要是培训战场语言，比如“缴枪不杀”“我们优待俘虏”等等。

这时候，我就猜到，之后肯定要出国打仗了，所以就特别兴奋。

当时各连队都在争取出国作战的机会，当兵的谁不想立功呢？都想去，但这个名额有限，选拔非常严格。

我们这个连队在解放战争是英雄连队，其中的六班被解放军总部授予“硬骨头六班”，特别能打仗。

战友在宣读决心书

挑中我们，是情理之中，但也是意外之喜。

我出生在湖南郴州，从小都是听着战斗英雄的故事长大的，比如抗日小说《烈火金刚》，比如湖南英雄欧阳海，他冲上铁轨推开烈马，壮烈牺牲。

所以我一心想当兵，想做英雄。

入伍前，我家里人口多，总是吃不饱饭，以至于又瘦又小，身高只有一米五六，体重只有九十二斤。发三号衣服给我都太长拖到地上。

到了部队伙食很好，各种罐头随便吃，加上高强度训练，到部队才三个月，我不仅长胖了，也长个了，最后冲到一米六八。

我非常珍惜当兵的机会，想在战场上好好表现，立个功，争取早日入党。

连队大多战友都跟我一样，非常期待能上战场。不过，个别战士也因为害怕而想家，居然偷偷逃跑回去睡了一个晚上，当然最后还是回来了。

1968年5月7日晚上，我连换上老挝军队军装，乘坐伪装好的汽车秘密朝老挝边界进发。

我连的任务是，担任先遣连，警卫我国为老挝修建战略公路的8名专家。

我先遣连的任务，一是警卫勘测专家，二是侦察敌情，为中央、首长决策提供第一手有价值的情报。

彼时，我们刚同老挝爱国战线党在北京签订了《中寮双方关于修建公路（磨憨—孟赛—孟夸）问题的会议纪要》，并没有公开，这一切都还处于保密状态。

随行指挥部队的首长，有中国后勤部队第5支队队长刘德瑞，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也是这次秘密任务的总指挥。

除此之外，还有昆明军区情报科、作战科、侦察科等科长，加上电台、运输连共500人。

进入老挝境内后，负责接待的老挝人民军，听说我们只有五百来人，吃了一惊，表示当下老挝境内，到处是亲美的右派武装，就这点人，贸然行动是非常危险的。

别看我们人少，但其中不少战士有援越抗美的经验，而且刚出国境，战斗力很旺盛。

所以，我们向老挝人民军提出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他们分享情报，协助我们完成勘测道路的任务。

5月8日，一名老挝人民军上尉向我们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武装特工，已在前方蒙寮山坳设下埋伏，企图伏击你们。”

这里距离中国边境不过20公里，这种袭击目的是制造恐慌，拖延先遣连队的行动。

指挥部当即就决定，派我所在的硬骨头六班，把这股敌人给消灭掉，也给他们来个下马威。

我虽然一心想着立功当英雄，但第一次上战场，要说不紧张那肯定是假的。

就在这时，副排长陆嘉庆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一会上去了，你不要怕，要勇敢。去吧，我们等待你们的好消息。”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踏实了几分。

我们没有正面硬干，拿着地图研究一番，一行13人攀山越岭，过河，穿沟，约40分钟后，到了蒙寮东山坳山顶，敌特埋伏的后面。

虽然是新兵，但湖南人的那股子蛮劲还是有的，在路上，我还特别告诉班长，等一下把我安排到前面去。

班长知道我的意思，也想培养我，因为我有文化，有潜力，让我到时候就跟着他。

等到了指定位置，带队的副连长用望远镜一看，果然在下方山坳里发现了敌人，共有8个，前面4个，后面4个，正看守着我方要经过的路。

当时，我们距敌大概有50米，居高临下，副连长一声令下，全班机枪、冲锋枪，步枪一齐射向敌人。

看到有一个企图逃跑，我下意识甩出一颗手榴弹，正在他面前爆炸，过去一看，面目全非，看不出人形。

十多分钟战斗结束，现场摆着8具尸体，8支卡宾枪，1支手枪，军用地图等等。

第一战旗开得胜，我心想，原来打仗就是这么回事，没啥了不起，这极大增强了我战斗的信心。

那时候的我，还完全没有想到，如何面对自己战友的遗体。

就在我们打扫完战场要返回时，有趣的事发生了。

只见一个老挝民兵连长率两个排赶来了，称接到消息，前来支援我们的，谁想战斗已经结束了。

老挝民兵一时有些怀疑，不相信中国军队战斗力怎么这么强，会不会我们也是敌特伪装的。

他们问副连长：“能看一看你们的证件吗？”

一听要看证件，副连长也知道对方起了疑心，告诉对方我们没有证件。这是实话，秘密任务，哪来的证件。

民兵连长见状笑了，问：“你们有《毛主席语录》吗？”

大家听闻，纷纷都掏出了“红宝书”，我还送了一本给民兵连长。

没想到，老挝军方还挺聪明，会把是否有《毛主席语录》作为辨别友军的方法。那时候，解放军出国作战，红宝书是必须要带的，而且越多越好。

这场战斗以后，敌人都不敢直接跟我们接触，而敌特活动特别猖獗，每天都有化装成老百姓的敌特跟踪我们，还有的利用老挝的佛塔庙宇，监视了我军行踪，以指挥敌机准确轰炸。

好在我们伪装巧妙，敌机胡乱扔下的炸弹，我方无人员伤亡。

惨遭美军轰炸的土地

先遣连正式进入老挝后，专家组开始第一阶段的勘路工作。这些专家，我们都喊“首长”，其实也只有三十来岁，但都很厉害，根据地图就可以判断出，公路可以修在哪里，八九不离十。

我很崇拜这些文化人，现在能保护他们，也是我的荣幸。专家在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些战士都站在他们附近两三米远，执行警卫任务。

当时，连长就要求我们，哪怕牺牲了一个班、一个排，也不能让一个国家的专家负伤、牺牲，必须做到敌人轰炸时，就用身体保护专家。

实际上，我们确实做到了。

但执行这项任务，还是非常困难的。

比如，晚上宿营就是一件比较头痛的事情。

我们都是吊床，扎在两棵树上，睡起来摇摇晃晃，我们要负责给首长把床架好，8个专家相间的距离不能太远，否则不好保护，也不能太集中，不然遭遇轰炸，损失更大。

而且，我们选择露营地不能离公路太远，否则不好补给，太近了又怕敌人来袭击。

所以，每天为了警卫、站岗就要花费不少精力，我们每个人起码要站岗两三个小时，睡得很少。

另外，老挝绝大多数都是山地，到处密布原始丛林，蚊虫、蚂蟥、毒蛇，这给我们的行动带来很大的困难。

白天在密林中行军，空气又湿又热，没走几步路，上衣就被汗浸透，扒在身上，十分难受。

可到了夜晚，碰上阵雨，气温又会急速降低。

出国前，部队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一套棉衣，当时我心里还在打鼓，现在是夏天，要棉衣有什么用？

为了能多带些子弹，减轻不必要的负重，我偷偷将棉衣留在了国内，等进了老挝才知道，在山区行动，夜间必须靠棉衣保暖。

有一次，我们在林间宿营，遭遇大雨，我的帐篷没搭好，被褥湿透了，冻得瑟瑟发抖。

这时候，副排长陆嘉庆正好过来查哨，看到我这副狼狈相，就问：“小潘，你怎么搞的？”

我只得说：“刚才下大雨，被子搞湿了，衣服也湿了。”

他又问：“你的棉衣呢？”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以为棉衣夏天用不上，就没带。”

“你这个家伙！”

副排长嘴上这么说，却顺手把他的棉衣披到我身上。

后来站岗，我就总穿副排长的棉衣。

在原始丛林行军，还有一个讲究，那就是每晚睡觉前，必须要用热水烫脚。这不光是为了保持清洁，关键能解除疲劳，避免中暑。

为此，部队给我们每个班都配发了一口小铝锅，每人一张塑料布，每天晚上，我们就在地面上挖一个小坑，铺上塑料布，把热水倒在里面泡脚。

可能是我没带棉衣的关系，副排长对我就特别注意，反复嘱咐我：

“小潘，要烫脚，不能偷懒！不然的话，第二天就恢复不快，没有力气。睡觉的时候，要记得挂蚊帐，不然就要‘打摆子’（疟疾）。”

没想到，一心想着照顾我的陆副排长，自己先倒下了。

到6月23日，我们已经到达老挝丰沙里省的孟夸县，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勘测任务。

按原计划，第一阶段任务完成后，部队经楠乌河沿越南的黑水河到莱州省，再从我云南金平县回国休整，只需要两天时间就可返回国内。

而且在越南有我军的防空部队掩护，安全系数大。如果从孟夸到丰沙里休整，需要一个星期，还都是敌特活动区域，很危险。

请求发出后，昆明军区很快来电，正与越南协商，请稍等几天，做好防空准备。

任务完成得不错，马上就能回国，大家的心情都很愉悦。

部队就驻扎在楠乌河山头的原始森林里。

当我走上山顶时，见到了一座被灌木密密覆盖、20多米高的碉堡，不走到眼前无法发现，四周布满了纵横交叉的战壕，到处可见锈迹斑斑的炮弹。

这里在1954年3月，曾发生过一场举世瞩目的战争——奠边府战役。

当时侵越远东法军称奠边府是“不可能攻克的堡垒”，是东南亚的“凡尔登”。

岂料，后来在我方军事顾问陈庚、韦国清的指挥下，越军最后以歼灭法伪军16000人，宣告奠边府战役的结束。

我站在楠乌河的山头，就可看见越南的黑水河、湄公河。

选择在这里扎营，足见指挥部的高明之处。但我们面临一个大麻烦，连队已经断粮五天，每天靠挖野菜、竹笋充饥。

早在半个月前连队将急需的粮食药品电告国内，结果迟迟没运上来，已有30多人患了肠胃炎、痢疾、疟疾，还有脚溃烂化脓，因无药品治疗而加重。

陆副排长就患上了疟疾，成天拉肚子，很快人就蔫了下去。

尽管这样，陆副排长还是来找我，他很认真和我说：“后面可能要打大仗，军事训练时，我教你的还记得吗？”

确实，只要不踏上自己的国土，随时都有危险的。

我拿起枪做了一个与敌人遭遇时的战术动作，陆副排长满意地点点头。这时，他突然问我：“谈对象了吗？”

我那时才十七八岁，算是半大的孩子，家里又穷，哪里谈过对象，只能红着脸摇摇头。

陆副排长笑了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又问我：“你看她长得怎么样？”

我接过一看，是个年轻姑娘，长得眉清目秀，就说很漂亮。

他告诉我，这是他的未婚妻，打完这一仗就准备回去结婚。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排长对这个姑娘很满意，但为了执行援老抗美的任务，前后三次推迟结婚。

父母只能按照当地风俗，抱了只公鸡去媳妇家，将儿媳妇接回家，算是结了婚。

陆副排长给我看未婚妻的照片，看来是想家了。

我也想家了，也想早点回祖国。

三天后，军区来电，北越不同意借道，请从孟夸楠乌河前往丰沙里休整。

怎么不同意借道？不都是在一起干革命、打美帝的同志吗？

原来，当时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已经病重，新掌权的黎笋对中国怀有戒心，生怕部队进入越南后，就赖着不走了。

越南不同意借道也就算了，为什么国内补给迟迟还不来？

后来才知道，那时候国内“文革”斗得正激烈，部队后勤运输受阻，补给未能及时送出。

等物资辗转送入老挝后，又遭遇洪水阻隔，迟迟送不到先遣连手里。

就地取粮更不现实，老挝百姓频繁遭遇美军轰炸，自身难保，人民军更是穷得叮当响，大家只能发挥长征的精神，挖野菜、吃竹笋。

困难已经摆明，指挥部决定丢掉依靠思想，积极组织准备渡河，回到丰沙里，那里有我国驻挝的总领事馆。

一声令下，部队立即砍伐竹子，扎成竹排， 一旦粮食运到，准备强渡楠乌河。

然而，我们毕竟处于敌情复杂地带，我们对面有老挝右派军队，一个加强营1000多人，正虎视眈眈，注视着我们的行动。

敌特每天都从树林里打信号弹，显然是在报告我们的位置。敌人之所以不敢发动进攻，是因为我们处于东南亚的“凡尔登”，易守难攻。

再加上我们隐蔽巧妙，敌人一时还无法找到我们的准确位置，不敢偷袭。

可当我们扎成的竹排，一排排隐藏在河边丛林里时，还是被敌特发现了。

于是，有了开头的那一场偷袭。

身着老挝军装的我

8位战友负伤的消息传出后，有的新兵害怕，担心明天会不会敌机再轰炸，牺牲在异国他乡？

副排长赶来做工作，他走到我身边，说眼下是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也是最考验一个人的时候。

目前，专家和首长安然无恙，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信心，只要有必胜的信心，就一定能完成好我们的任务。

消息很快传到了国内。不久，总参来电，已派人从湄公河来接应伤员，同时，粮食药品很快将运来。

越南方面允许伤员借道回国治疗，至于剩下的人，还是按原计划去丰沙里。

大家将两名重伤员抬到河边，能走的6位伤员搀扶着来到河边，等待上船。

一小时后，一艘快艇开过来，我们立即将药品和食物分发到连队。将8位伤员送上船，大家挥手告别。

剩余部队准备渡江。

连队先安排一排长带队率全排过河，要求他们过河后，搜索敌人，占领有利地形，掩护大部队过河。

可一排过河拼尽全力用了快两个小时，才全部到达对岸。

按照这个速度，那么全连、指挥所、通信排、骡马队，特别是15匹骡马，过河更困难，天黑前要全部渡到对岸很艰难。

为此，两队决定加快速度，会游泳的同志下水，推着竹排走，我也报名参加下水推竹排。

战友们拼尽全力划竹排，加快了渡河的速度。到了下午4时，还有一个排没渡过河。

刚推走一个竹排，只见副排长陆嘉庆拄着棍子，一步一跛朝我走来了，他拉我坐在草地上。表扬我不怕吃苦的精神。

陆副排长还特别提到，刚才美军飞机袭击中，那么危险，我还去抢救战友，表现得很好。

看着已经瘦得不成人样的副排长，还想着来鼓励我，而我只不过和战友一起抢救了伤员，是我应该做的。

于是，我和陆副排长说，最苦最危险的时候，总是共产党员走在前面，我做得不够，我要向共产党员学习。

陆副排长一听，十分高兴，说：“好！你写一份入党申请书。”

其实出国前我就好了入党申请书，只是没有勇气上交。经副排长一鼓励，我拿出怀里的入党申请书，给了他。

陆副排长接过我的入党申请书，认真念完后，满意地笑了，随即拄着木棍朝指导员走去……

看着陆副排长瘦成竹竿的背影，我心里淌过一阵暖流。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了敌机的轰鸣声，已过河的战友马上隐蔽。

敌机明显是发现了渡河的竹排，直接朝河里投下炸弹，爆炸冲击波掀起了巨浪。

其中一个竹排支撑不住，被掀翻，彻底散了架。

断后的陆排长大喊：“快，抱着竹筒游向对岸，其他竹排上的战友赶快划，向对岸冲！”

慌乱中，大家奋力向前划，同敌机抢时间。

敌机还在不断往河里投炸弹，飞溅的水花打在我的脸上，像刀刃一样锋利。

就在这时，我在水里看到，副排长陆嘉庆撑着一架竹排，竟然用竹竿拼命顺河而下。

我知道，排长为了我们的安全，正试图引开敌机。

敌机果然发现了他，对着竹排哒哒哒，低空机枪扫射。

副排长将竹竿往河里一丢，大喊一声，站了起来，端着冲锋枪朝敌机疯狂扣动了扳机。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一颗重型炸弹，在副排长的身边爆炸，他瘦弱的身躯和竹排一起卷入了河底。

目睹这一幕，当时那种感受很难形容。

水流湍急的老挝楠乌河

敌机轰炸过后，连长立即叫我跟其他几个战士去寻找副排长，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在河道里，看到什么漂浮物我都去抓，一路找，一路抓，想找到排长的帽子、衣服，可什么也没发现。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岸边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误以为是排长的手臂，游过去才发现是一条大蟒蛇，吓得赶快往后退。

游了十多里路，马上就要到越南河界了，还是没副排长的踪影，我们只能被迫返回。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全连安全渡到了河对岸，我们站在河边摘下帽子，面对楠乌河，为副排长默哀。

美国之音播出消息：中国一支500多人的军队，在老越边界的孟夸县境内，企图通往越南，遭到老挝飞机的轰炸攻击，无一幸存。

而这时，我先遣小队正穿行在通往丰沙里的密林之中。

想到牺牲的陆副排长，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子气，有种邪火无处发。

7月1日，我们终于进入丰沙里。清晨，我从行军吊床上起来时，发现浑身是血。

我还以为是伤口发作了，脱下裤子一看，只见双腿布满了蚂蟥，软绵绵、圆鼓鼓、血糊糊的山蚂蟥，有的被血撑得有手指粗，一数共有15条，我成了蚂蟥的俘虏。

在热带的原始森林里，山蚂蟥到处都是，它会嗅人的气味，爬到你身上吸血。

渡河的时候，我的左腿伤口一直泡在水里，加上蚂蟥叮咬，造成皮肤溃烂，疼痛难忍，走起路来非常艰难。

我一心想着为副排长报仇，班长见我走路有些困难，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就是瞒着不说。

这时，老挝情报员向我们通报，有一股敌人约一个班，尾随我先遣连的后面，企图袭击部队。

连队决定让我们班负责断后，阻击敌人。

我的伤口已经开始恶化，一直疼，只能找棍子支撑着走，和之前的陆副排长一样，在队伍中一瘸一拐。

走到深夜，密林里的大雨渐渐停了，四周一片漆黑，不时还会传来零星的枪声。

敌人是在试探、找目标，如果还击，敌人就会围过来。

只能摸黑走。

走着走着，我一脚踩空，连人带枪哗啦掉入左边灌木林丛中，好在被一棵大树挡住了。

我只觉得昏沉沉的，全身疼，但意识清醒，我摸了摸枪，还在。

我又动了动，双腿还好，骨头没有断，就拼命爬起来，抓住树枝草丛往上爬。

走在我前面的战友，听见我掉入悬崖河边的响声，转过头来大喊：“小潘，小潘，你在哪里？”

我听见了，却不敢回答，担心附近有敌人。

求生的本能，逼着我拼命往上爬。

掉下的地方，离岸上有50多米，本来不远，可因为荆棘丛生，我抓树枝草丛，被荆棘刺破手，双手布满鲜血，疼痛难忍，加上腿上的老伤，我爬几步就歇口气。

一个多小时后，我终于爬上了岸，我悄悄喊：“有人吗？我是潘怀英。”

战友闻声跑了过来，见我活着又惊又喜，为我背枪背包，去追赶大部队。

天亮，我们终于赶上了部队。

连长是位很细心的人。见我掉进深沟，肯定是有问题，说：“把裤子脱下来。”

我知道，连长要检查我的身体，还想着如何蒙混过去。

“快脱！”连长命令我。

我乖乖地脱下长裤，只见我的左腿皮肤溃烂化脓，右腿被蚂蟥叮咬得红肿发炎。

连长一看，命令我：“明天，你必须坐担架。”

我这点伤，怎么好意思给战友增添负担，心里很不是滋味。

连长安排两个战友来抬我，我反复对连长说，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我绝不坐担架。

连长不吭气，只是笑，让我观察河对岸。

一会儿从下游开了一艘用柴油机发动的小艇，船长约十多米，宽两米多，能坐四五个人，因怕敌机轰炸，船是靠河边行驶的。

在靠近我们时，连长要我们用枪逼船主停下来。

船主黑瘦高个，一身老挝百姓打扮，腰插一把尖刀。连长叫我们用枪逼他上岸。船主害怕，不肯上岸，目光一直望着滔滔的江水，准备跳江。

翻译问船主要去哪里？

船主说他要去丰沙里方向接客人，翻译说，我们要租你的船，你看多少钱一天？

他说他靠运输养家糊口，一天不能少于300万基普币。

连长把事务长叫来，现场给了船主300万老挝基普币。船主接过钱，这才同意为我们服务。

坐上船，连长向我们交代任务，还要沿楠乌河边观察敌情，掩护大部队从岸上走，严防敌人偷袭。

我这才明白连长的用意，租船一举两得也照顾了我，这份战友情，至今都让我十分感动。

船开动了，因为是逆水而上很慢，遇到急流险滩，船主还得用竹竿撑着摆动，行驶两个多小时才走四公里，与岸上穿行的部队保持着相同的进度。

副排长牺牲后，我一心想报仇，胆子更大了，总想创造机会接近敌人，打死敌人。

我要船工将船开到河中间，引敌出来，我要打死他几个。船工不敢接近对岸，怕被打死，我便叫战友来开船。

到了河中，看见哨所敌人，我持冲锋一梭子扫过去，赶紧命令将船往回开。

对岸敌人哇啦哇啦地叫。到了岸上我问船工他们在喊什么，船工说他们喊有人负伤了，快抬下去。

我一听高兴极了，告诉战友我们今天的行动不要说出去，因为我们是警卫，怕说出会引来敌人，也会遭到首长批评。

就在这时，两架敌机出现了，开始向河里投弹，我们因为隐蔽及时，敌机没有发现我们。接着敌机又是机枪扫射，没有打中我们。

就在敌机还在轰炸时，连长通讯员跑下来叫我，他让我跟他走。

我心里正纳闷，通讯员将我带到一片洼地树林里，只见一棵大树上挂着一面党旗，我这才明白，是要进行火线入党宣誓。

我的入党介绍人不是别人，正是已经消失了的副排长陆嘉庆。谁能想到，才几天的工夫，陆副排长就不在了。

上战场时，我们都有承诺，牺牲后要为对方报仇，保证继续完成任务。

入党宣誓过后，连长宣布我为6班副班长，跟随连队继续前进。

想到消失在楠乌河的副排长，我对战友交代说，如果我牺牲了，转告我父母，我没有怕死，我是为国捐躯，这样父母也会得到安慰。

战场上，意外和死亡，谁也不知道何时降临。

7月8日，我们终于同领事馆取得了联系。

在这之前，由于敌人散布谣言，说我援老抗美先遣连被消灭了。我们的到来，在老挝，乃至整个东南亚都引起轰动。

当天下午，驻丰沙里总领事馆，老挝官员，越南、泰国、缅甸等国驻丰沙里的大使和领事馆官员，1000多人夹道欢迎我们。

他们手持鲜花、香蕉、菠萝、芒果、花生、鸡蛋，往战士们的口袋里塞。

而我却没有被安排参加隆重的欢迎仪式，因伤口发作无法行走，直接被送进了领事馆医务室就诊。

我左腿伤口已化脓，伤口面有巴掌宽，周围布满了蛆。医生护士忙为我清理伤口，将白色的蛆一条条夹除。

医生问我，这么严重的伤，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再晚一点，你的左大腿将会骨头坏死。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走过来的，但我走过来了。

在领事馆住院治疗十天，我的伤口基本好了，伤情得到了控制，红肿减轻可以走路了。

就在这时，我闻讯连队即将参加第二阶段的警卫任务，就准备返回连队。

第二天刚出院，我就感觉浑身冰冷，穿上棉衣还是怕冷，而且还拉肚子。

肯定是患上了疟疾，我担心会被连队丢下，于是就带病回了部队。

我找到了卫生员，他是我的郴州老乡，悄悄告诉他，自己在“打摆子”，希望他为我做健康保证，继续执行警卫任务。

卫生员起初很为难，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我向连长报到时，还是没瞒过他，连长发现我脸色惨白，浑身出冷汗，知道我病了，命令我回国接受治疗。

我坚决不同意，想继续留在老挝。

副排长是在这里牺牲的，连尸首都没找到，我觉得他太可怜了，留下来或许还有一线希望，起码能查清排长的下落。

连长见我坚持不回国，就把卫生员叫了过来，问我的身体情况。

卫生员按我的要求，向连长报告说，小潘的病无大碍，注意休息几天就会好。

我留下来了，继续在老挝执行了第二阶段的任务，面对更加残酷的考验。

后来听说，陆副排长的遗体冲到下游后，被越南人民军发现，那时他的手里还紧紧握着冲锋枪。

遗憾的是，我们都未能见到陆副排长的遗体。炎热的天气，又在水里泡了好几天，再见估计也认不出他了。

先遣连队回国后，我们为陆嘉庆副排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他引开敌机牺牲了自己，保护了战友，让人感动。支队首长宣布他荣立二等功，号召大家向嘉庆学习。

战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总理凯山·丰威汉特，为陆嘉庆颁发了奖状。

老挝政府为陆嘉庆烈士颁发的奖状

我一直感到遗憾，这么好的副排长，那么关心我，我却没有留下他一张照片，如今想起来无法释怀。

想到一张照片都没留下的陆副排长，战友们都说，有机会还是要拍张照的，留下来给家人，如果牺牲了也好留着做个纪念。

后来，我多次去过老挝的中国烈士陵园，都没有找到陆副排长的墓碑。近几年，我又到越南奠边府省寻找排长的遗体下落，越南有关方面的人员也不知道。

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一段隐秘往事，我想，也将和陆副排长一样，终将消失在异国的莽莽丛林。

只是，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却是那么地刻骨铭心。

想忘也忘不了。

我问过潘法官，18岁，第一次见到自己打死的人，会害怕吗？

他说不害怕，因战斗进行得顺利，甚至还有些兴奋，以为战斗也不过如此的错觉。

真正害怕的是身边战友的牺牲。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都会让人难以接受。

他们是和你并肩作战的人，是战火铸就的生命共同体，是兄弟。

而接下来，潘法官还将面对更多这样的失去，一场战役，整个班，13个人，都没了。

战争不是不过如此，是很残酷的。

现在记述，只是想记录战场上，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和战友间超乎寻常的忠诚。

编写：霞姐 西周（图片由讲述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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