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是1987年3月6日的新闻联播。

视频内容是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三八”妇女节纪念活动。

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杨逸邨（音同“村”）女士，就在这些优秀妇女代表中。

她以抗日义勇军敢死队女队员的身份受邀出席。

“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国民政府还未向日本宣战时，四川就有一支27人的敢死队出川抗日。

杨逸邨是三个女敢死队员之一，而她的爱人，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陈潜夫。

陈潜夫不仅是四川抗日第一人，还曾刺杀袁世凯未遂，甚至在北京万人演讲中自断手指写血书……

1928年，我考入成都中山大学预科学习，一年后转入法科政治经济系。

一天，一个新老师来到学校演讲，他夸下海口，如受欢迎才肯受聘，否则辞聘。

他从日本、欧美列强讲到中国和四川，从孔夫子讲到康有为、孙中山，旁征博引，深刻风趣。

他还现场号召青年救国救民，一时掌声雷动，盛况空前。

这位老师顺利被学校聘为教授，为我班讲新经济学，他上课用演说式，不念讲稿，很受欢迎。

同学们有任何问题找他，他都热心解答，找到办法，所以外号叫“办法先生”。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潜夫，刺杀过袁世凯，五卅惨案后当众断指，上过《泰晤士报》。

我对他极为惊奇和敬佩。我们俩意气相投，于1931年秋结婚。

虽然潜夫早早离开我，但每每回想，往事像电影一样，一个个镜头在我眼前闪现。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

当时，两千多名学生，分头在上海街头演讲、宣传，支持工人，其中一百多名学生被英国巡捕逮捕。

近万名群众自发聚在巡捕房门口抗议，英国巡捕竟然开枪射杀群众，当场死亡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名普通群众。

全中国都被激怒，纷纷游行示威，罢工罢市。

五卅惨案后的游行场面

惨案发生10天之后，民众聚集于北京天安门前，足足有二十万人。天安门前还搭起了5座讲台，同时进行演讲。

大会即将结束时，天上飘下微雨，便有许多人退场，秩序开始混乱。

潜夫正在此时登上主席台。

谁也没有想到，潜夫从衣袋里摸出一把利刃，左手摊开在桌台上，“咔嚓”一声，砍断无名指。

从容取过一杯子承接鲜血，接着铺开一块白布，用断指蘸血，快速地在布上写了“誓死救国”四个大字。

布上右书小字，“愿同胞猛省，勿存五分钟热心”，左书“陈潜夫断指泣告”。

在场的群众无不肃然，想离去的止足了，嘈杂声消失了，秩序迅速恢复井然。

有女士观之色变，呜咽失声。

还有一名朝阳大学学生，痛哭晕倒，经看护队急救才苏醒。

潜夫还宣读了一份事先拟写的文稿：

数十年来，吾国备受外人侮辱。

侨外同胞，既不与非洲“黑奴”同等待遇（黑种人尚可任意通行，旅外同胞则有时不准登陆），而潜居乡里者又复时受欺凌。

乃者青岛、沪各地同胞，更遭英日人之惨杀……

今谨断指血书，以告我最亲爱之同胞曰：潜夫自今后誓死救国，外侮未去，决不偷生。愿同胞共起图之，无任盼焉。

四川人陈潜夫泣告。

宣读后，潜夫以指沾血在文稿上签名。

他双手展开血书白布，连续跳跃高呼：“救国！”“同胞们救国！”

天下起了大雨、冰雹，但此时，与会民众都不愿散去。

有人高呼：“我们若不坚持到底，不但对不住上海惨死的同胞，连今日断指壮士陈君潜夫亦对不起！”

还有人取来竹竿，将潜夫的血书白布高高撑起，当作旗帜。

潜夫仍留在台上，由于不断流血，已经虚弱不堪了。

有人扶他下台来，要将他送往医院，潜夫谢绝了，还要跟随大队游行。

众人强制将他抬上汽车，送去协和医院。

潜夫离去时，数万民众跟随着他的血书旗帜，沿东交民巷、东四大街，到外交部和执政府请愿。

有因道路泥泞而欲退缩者，旁人必指血书相鼓励。

潜夫断指被送到医院后，各界人士前来探望。连英国记者也来采访，把他的照片刊于报上。

《世界日报》更是刊登潜夫文稿全文，称“陈潜夫血书”。

潜夫是四川乐山县小陈坝村人，18岁考入共和大学政治科，加入同盟会，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后赴日本留学，追随孙中山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袁世凯任大总统后，不仅承认日本所提亡国条件，还准备重新使用皇帝称号。

潜夫决心除掉这个祸国殃民的老贼，便中断学业，返回中国准备伺机暗杀袁世凯。

可惜袁世凯手下防范严密，潜夫的两次行动都被袁的鹰犬侦获，差点被逮捕。

潜夫对我讲过当时许多惊险，我都记不清了。

直至袁世凯病死，潜夫才返回日本攻读农业大学，后因和日本的朝鲜革命党人有来往，被日本警方驱逐回国。

潜夫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任教，实际一直在李大钊手下，仍旧为革命事业秘密奔走。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在数十万人民的热烈欢迎中到达北京，召开国民会议。

孙先生走下火车时，第一个就和潜夫握手，他头戴一顶高礼帽，记者都称潜夫为“高帽子陈”。

长期的革命熏陶，使得文质彬彬的潜夫在五卅惨案后当众断指写血书，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壮烈之举。

当时西北军将领冯玉祥钦敬潜夫的热血行径，亲自到医院慰问他，并邀请他到西北边疆开展革命运动。

潜夫欣然应允，先到兰州，后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督军杨增新是北洋政府委任，把革命党人称作“特别人物”，最忌讳潜伏夫这种人到他地盘，扰乱他的统治。

当发现潜夫绘制新疆地图寄回北京后，不由分说逮捕潜夫，软禁于督军府内堂的小书房里。

潜夫在墙上涂写了许多革命标语，放火烧了房子，乘乱逃离乌鲁木齐。

逃到郊外十多里，被追兵抓捕回城，杨增新亲自提审。

潜夫神色自若，大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力劝杨增新跟随潮流参加国民革命，说得杨恼羞成怒，下令枪决潜夫，让陪审的省政府秘书杨庆南监刑。

潜夫知道自己难逃一劫了。

执刑者开枪了，枪却没响，又连开两枪，全都没响。

监刑的杨庆南早已被潜夫的言论折服，三枪过后，竟不顾一切，冲上去抱着他放声大哭，说自己是潜夫的亲舅舅，要潜夫认错改悔。潜夫明白是杨秘书有意搭救，一时也触动思母之情，哭得涕泗横流。

那时候，北伐即将开始，全国革命声势甚张，或许是杨增新反悔，免了枪决，只是把潜夫驱逐出新疆。

在新疆逃过一难后，潜夫告别杨秘书，前往苏联寻求革命支持，他一直珍藏着一枚列宁纪念章，作为在苏联的纪念。

1927年陈潜夫的北伐戎装照

国内北伐一开始，潜夫又立刻赶回国参加革命。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与潜夫相熟的李大钊、邓演达、章伯钧、郭沫若等友人，也都或死或逃。

潜夫思想上受很大打击，对北伐革命的结果满是失望和批判，他游走在北京、上海等大学任教，讲授孙先生的真三民主义。

1930年秋，潜夫母丧，他返川安葬母亲。

回乡期间，潜夫办了一所免费小学，他想从基层宣传革命理念，无奈被当地的封建黑势力威胁，不得不带着全家东躲西藏。

革命理想受阻之际，他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又被24军军部聘为政治顾问，潜夫重燃理想之火，决定以真正的三民主义治理四川。

在中山大学，我们相识结婚，开启了另外一段人生。

我们刚刚结婚，“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日寇侵占我东三省后，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学校经常接到东北流亡学生的爱国传单、通电、呼吁书等，悲惨凄恻，不忍卒读。

我们女同学站在人群前控诉日寇奸淫烧杀，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常常唱到放声痛哭，有时听众都和我们哭成一团。

我们爱国热情虽高，但作为普通学生，根本不清楚能采取什么行动。

正在迷茫之际，潜夫给我们上了振聋发聩的一课。

他分析中、日两国历史与现状，断言日寇占我东北之后，一定不会止步，其野心在于亡我国家、灭我民族，并吞东亚，称霸世界。

他说当务之急，是首先组织一批最先觉醒的义勇之士，敢死敢拼，进而唤醒一般酣睡之民众，迫使政府和军阀出兵抗日。

潜夫表示，自己要誓死救国。

“以我等少数人的死，唤起国人万众抗日，这样的死，最有价值，死而无憾。”

他长达两小时的激昂雄辩，对我的影响尤深，我认真做了详细的笔记。

我与潜夫通宵长谈，决定夫妻共赴国难。潜夫辞去教职，筹集经费，组织“四川省抗日救国义勇军敢死队”，准备奔赴东北杀敌。

1937年杨逸邨留影

正当他紧张筹备之时，传来日寇进攻上海的消息，蔡廷锴率领第19路军奋起反击，淞沪战役打响了。

潜夫更加着急，为了能够合法出川抗日，他找到第29军一位师长饶辙韬商谈，饶师长立即叫勤务兵取来几封大洋相赠，支持潜夫组建敢死队。

1932年2月中旬，潜夫从众多报名者中挑选了二百多名热血青年，正式成立敢死队。

这二百人里，有教师、职员、学生、工人等，编成十个队，潜夫被公推为总队长兼第一队队长。

我个性好强，不甘落后于男子，也带头报名参加敢死队。2月18日午后一时，在四川省农会会址举行授旗典礼，成都市长亲自授旗授印，潜夫受旗受印，并领头宣誓：

“誓死救国，歼灭倭寇，如违誓言，愿受极刑。”

两天后，成都一万多人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体育场，欢送敢死队第一队27人先期出征上海。

各界代表致沉痛的欢送词，潜夫致答谢词，全场嘘唏泪下。

答词毕，各方均赠敢死队礼物。

24军军长刘文辉赠水瓶及旅费500元，第28军赠旗一面，成都市市长陈书农赠旗及金质纪念章，第28军16混成旅也赠旗一面。

各学校、自行车职工会等分别赠路费、旗帜、毛巾、复写纸等。

潜夫咬破手指，在一块白布上血书“倭寇不灭，暂不回川”八个大字，悬于台前，以示决心。

民众的爱国热情被推至顶峰。

最后，敢死队步行出场。

实际上我们是脚不沾地，被拥载抬走。

在一片震天动地的军乐、口号、欢呼声中，万众示威大游行，一直把我们送到牛市口，搭乘汽车离开成都。

这是四川人民出川抗日的最早尝试，陈潜夫是四川出川抗日的第一人。

敢死队队员每人交20块银元作路费，自费从军上战场。

身穿灰军服，左臂戴黑纱，表达对国土沦丧同胞惨死的悲伤。

黑纱上有“誓死救国”四个白字，所佩黄色挎包绣着红色的“勿忘九·一八”五字。

领巾则由红白蓝三色组成，女战士佩戴起来，特别引人瞩目。

四川抗日义勇军敢死队成都一队成立

这一批敢死队中，共有三位女生，都经反复挑选审批：陈仲柏、石如金，和我。

陈仲柏也是射洪县洋溪镇人，是我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石如金籍贯不详。

欢送会上，四川省妇女协会向我们各赠白绸手帕一块，上面写着:

闻君洒血行千里，多少男儿当愧死。愿君不必计生还，伫看光芒耀青史。

前面分别写着我们的名字，后面盖上“四川省妇协”的鲜红方形公章，还有出征日期。

离成都前有记者来采访我，后来家人从川南报纸上剪下一首诗寄来，题为《赞抗日女士杨逸邨赴前线杀敌》：

……新婚才过三月几，忽闻战鼓动地起；

日寇侵占东三省，江南花树烽烟里。

……古有挥戈花木兰，更有马援裹尸还；

赞君抗日死战场，千秋万世永流芳。

我们离成都后，经川西、川北、川东各县，当地都召开了群众大会欢迎欢送。

我们讲演宣传抗日时，听众坠泪，离去时，民众燃放鞭炮，欢送数里。

抵合川后坐木船到北碚转重庆，沿途又参加了不少的迎送大会，气氛热烈感人。

有的赠送路费，有的挥泪相别，还有许多青年，一再要求跟我们去杀敌。

可见抗日救亡是全川及全国父老兄弟的一致要求。

民众热情，官府则冷眼刁难。

因为我们揭露国民党政府妥协卖国，指责一些军阀袖手旁观，触到了他们的痛处。

2月26日，敢死队到重庆后，当地军政长官竟以为我们有武器，命令守城军士不准进城，并不容许向民众宣传。

潜夫反复交涉，说明我队誓死救国的目的，又查我队确实没有武器，才准进城。

我们立即派人和重庆各民众团体、各爱国组织取得联系，他们纷纷涌来驻地，还赠给我们“努力杀敌”的锦缎旗。

开会宣传数日，民众悲壮激昂，抗战热情高涨。

临行时，储材学校全体师生集队欢送上船，高呼：“敢死队是革命先锋!敢死队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健儿！敢死队精神不死！”

轮船公司还免费送我们出川。

进城与出城之鲜明对比，对我教育至深。

轮船抵宜昌，我第一次见到火车。

岸上遍插国旗，燃放鞭炮，号外都是为上海浏河大捷及敌酋白川阵亡的好消息欢欣雀跃。

但我一到汉口，才知道所谓捷报全属虚谎。

倒是我第19路军死守月余，杀敌万余人，终因孤军无援，退守太仓、嘉定，局势十分严重。

敢死队万分焦急，坐卧不安，恨不胁生双翼，飞临前方杀敌。

在这样严峻的时刻，盛传沪上中、日议和，国联调停。

又风闻各地抗日义勇军，有的已被取缔，我们愤慨焦急。

敢死队临时决定由郑州折向洛阳，向那里的国民党政府请愿。

几经周折，国民党中央党部叫我们仍然到上海去，参加第19路军，并发给旅费300元，派车运送。

在尘土飞扬的行都滞留多日，奔波劳碌，总算稍满人意。

三月底，敢死队乘车过徐州时，听冯玉祥总司令在此养病，潜夫派代表前往看望、求见。

冯将军因喉痛不能讲话，在病榻纸书:

四川抗日义勇军敢死队队长陈潜夫并转全体队员：为民族争人格的主人们，你们真是有血性有良心有志气有硬骨的先锋啊！敬佩之至。冯玉祥于徐州病院。

可是到了南京，卫城司令部突然下令：

“查此类团体(指抗日义勇军敢死队)本部迭经取缔在案。仰即派得力士兵多名，勒令出境，违则拘押”。

潜夫连夜四处奔走，据理力争，终于获准到19路军参战。

但军政部又因行政院明令取缔义勇军，不接受“敢死队”名义，只为个别人介绍工作。

潜夫怒斥，我们是代表四川省抗日民众，就是为着义勇军敢死队这个名义而来的。名义取消了，我们到底为着什么来的?

如果要取消，还不如解散取缔我们，宣布我们爱国犯了罪，押送回川去。

这样，又几经周折，军政部才表示可以派往第19路军，但又传来一封信说：“19路军官长不缺少，所缺的是兵。”

我们是来抗日杀敌的，是来敢死的，不是为了来当官的。

一个多月万里跋涉，四川敢死队终于到达淞沪前线，江苏省昆山县唯亭镇小径村。

此时，第19路军已退守第二道防线，待命听候政府谈判，双方暂时休战。

我们编入第19路军156旅，进入前沿战壕，与日军对峙。

该旅旅长，系孤军固守吴淞阵地的翁照垣将军，有谋略、胆识过人。

曾留学日本学军事，又曾赴法国学航空，并到英、德、意诸国考察过航空，是精通飞行的飞将军。

我们高兴极了，沿途被驱逐、押送的满腹怨气为之全消，整队谒见翁旅长。

156旅旅部发给我们新军装，编入本旅已组成的“随营义勇军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专门训练全国各地前来抗日的义勇军队伍。

大家配发了枪弹武器，接受军事训练，还讲授政治、组织群众的方法以及救护、防空等知识。

每人每天伙食费为大洋二角。

敢死队女兵陈仲柏、石如金参加训练班训练，我则分在旅部政治处宣传队。

潜夫留在旅部，给旅长做参谋，他曾提出过许多改进部队工作的意见。

我们在前线过了近两个月。

由于蒋政府与日本妥协，签订了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第19路军血战抗日的成果，相当于被一纸协定断送了。

我们无可奈何，满腔悲愤，于6月去苏州参加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悲戚惨痛，哭祭英灵。

随后，蔡廷锴等将军奉命率19路军去福建，来自各地的义勇军全被遣散。

当年满腔热血出川、自号敢死的队员同志，全都回川了。

只有我和潜夫感到，驱除倭奴之志尚未实现，辜负四川父老兄弟对我们的期望，无颜偷生回川。

1983年杨逸邨（右三）与陈仲柏（右二，敢死队队员）两家人合影

在上海期间，我生下一子一女，后一家迁往南京，潜夫在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任文书主任。

1934年，潜夫40岁。

他半生飘零，至此生活较安定，回首往事，要我据他口述写一本《四十自述》的书。

可惜我忙于哺育两个幼儿，未能写成。

潜夫自己写了几页长的自传体简历，上报供资格审查。

国民中央党部后颁发了一份《证明书》，内称:

陈潜夫开具事实，经审查属实，确合“致力国民革命十年以上而有勋劳者”之资格。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国共再次合作。

潜夫兴奋地说：“老蒋这次真有点中国人的骨气了。我们抗日无罪了。”

南京各中央机关公开成立抗敌后援会，通电全国抗日。

潜夫一面参加抗敌会工作，一面又秘密告诉我，准备剃头化装成日本人，混入日本军营搜集情报。

他安慰我说，自己日语讲得好，不会被发现。

不久日机轰炸，南京城外已有炮声，已接来南京一年的老父很惊恐，潜夫催我带一家老小回四川。

我说五年前我们一道抗日出川，现在我决不逃难偷生回川，我们都与鬼子拼了，死在一起。

潜夫反问：“你刚生孩子，能杀敌吗？父亲七十岁，三个孩子最大才五岁，让他们全都枉死吗 ?”

他又说：“你替我尽孝返川养老育幼，我替你尽忠卫国杀敌。”

我痛哭不走，他用酒将我灌醉，次晨送我们上轮船，待我酒醒，已经在回川的船上了。

潜夫一个人留在了南京。

12月13日，南京沦陷。潜夫目睹了日寇烧杀逞凶，同胞家破人亡，奸商发国难财，官吏鱼肉人民，军队败退。

种种事情令他十分痛苦沉闷，他辞去了实业部职员工作，辗转回川奔走呼告，宣传抗日。

1942年后勤部第四兵站支部驻在乐山，该支部长刘永庆是潜夫在19路军抗日的好友，特聘其为顾问。

潜夫主张抗日须修明政治，严惩贪污。

乐山有个财政局长贪污，潜夫把他揭发出来；一个保长欺压群众，挨了潜夫痛打。

乐山修筑乐西公路时，官吏层层贪污，克扣伙食、薪饷，民工大批冻饿死亡。

在通车庆典上，潜夫在大会演说，揭露千万民夫受尽剥削的悲惨现象，令台上军政首长瞠目结舌。

台下，全场鼓掌叫好的声音却经久不衰。

他也常教育子女，做事要认真做好，人生要像蜜蜂和蚕一样为社会辛勤贡献，任何劳动职业都是神圣的，行行出状元。

还对他的妹妹们有所告诫，不能当社会的寄生虫，只知吃喝虚度一生，而要自立自强。

潜夫虽是个教授，一回村，便脱下城里的西装革履和黑呢大氅，穿起草鞋粗布衫，背背篓，扛锄头下地。

家中水田出租，留下的几亩旱地，他就自己种瓜菜、杂粮、棉花，我在乡间养猪、养蚕，卖肥猪和蚕丝供孩子交学费。

我生养九个子女，都是潜夫自己接生，也没雇保姆，我一手带大。

抗日战争结束后，潜夫立即筹办文化社。

多年的革命经历和理论研究，他意识到必须提高国民文化素质。

他多次与郭沫若商议此事，郭大力支持，还建议他将文化社改称“西南文化供应社”，以区别于国民党官办的“中国文化服务社”。

他们希望先从家乡乐山办起，日后要扩及全省和中国的西南地区。乐山分社在艰难筹备中开始了，也认认真真做了几件实事，但现实还是给潜夫的满腔热情大泼冷水。

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政府无分文资助，所得赞助金额也不多，他卖掉私产和八方募捐，都不过是杯水车薪，不敷支出。

已经组织人马编写好的“西南文化供应社丛书”（包括中小学教科书、参考书）无法出版，拟办助产士等三种补习班只好停办，更谈不上办学校、书店、书报流通站、科学馆等等。

直到乐山解放了，潜夫还只有“西南文化供应社筹备处”。

1994年在乐山市举行纪念陈潜夫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潜夫本想把理想寄托于新生的政府，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就被公安部门逮捕，九条“罪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说他系国民党特务。

办案人员认为潜夫“1945年接受大特务曾扩情的支持”，“解放后更欲组织特务，利用反革命文化团体西南文化供应社暗地活动”……

支持陈筹办西南文化供应社的200多人中，曾扩情是依签名顺序的第151名。

曾扩情是黄埔一期生，担任过蒋介石的随身秘书，是蒋的心腹，国军政训系统负责人，重庆解放后被俘虏，关押在战犯改造所。

潜夫一遭逮捕，我便写信给章伯钧、郭沫若等人求助。

我带着18岁的孩子到监狱去探望过潜夫，还一起去找到冤枉潜夫的军管会主任，在办公室与他对峙。

主任气得火冒三丈，当场就掏出枪来威胁我说，如果不和潜夫划清界限，就当场枪毙我。

我听了也不怕，想着只是吓唬我，没想到潜夫会遭遇更大的不测。

1950年11月17日，潜夫被判处死刑。

12月1日，潜夫被押回小陈坝村枪毙。12月3日，我收到章伯钧从北京的来信：

“潜夫兄被误捕，我已提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妥为办理，请听候解决。”

人头落地，一切都晚了。

潜夫走后不久，我们最小的孩子出生。

我虽是大学生，但也找不到工作，只能靠做些织毛衣之类的零工来维持生计，独自拉扯9个孩子长大。

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敢告诉孩子们，他们有着怎样的父亲。

直到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成都市政协主办的《成都文史资料选辑》，刊发了《记义勇军敢死队成都第一队出川抗日救国活动》一文，详细介绍了陈潜夫当年率队奔赴淞沪战场的史实。

我听说了这件事，急忙索要此书，乘着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东风，请求成都市政协，弄清潜夫的冤情。

第二年5月，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认真负责地细致审核了潜夫的案卷，同年8月23日，法院作出了平反的判决。历史还潜夫以清白，判决还付予我冤狱费400元。

我要孩子把这400元都捐出去，捐给一家帮助贫困学生的基金会，帮他们交学费。

我始终没有忘记潜夫生前的梦想，就是在四川创办学校，开启民智。

2005年8月8日，杨逸邨安详辞世，享年95岁。

陈潜夫的外孙吴强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他想要在乐山筹办陈潜夫纪念馆，继承外公的精神，遇到许多困难。

也想要联系抗日敢死队的后代，搜集更多外公的资料，也暂无收获。

1988年杨逸邨和外孙吴强的合影

我们在讨论陈潜夫时，都会惊讶他的行为。

他才学过人，能靠三寸不烂之舌，激发一个个追随者；他胆识也过人，能言行合一，死而后已。

他性格近乎偏执，把自己一次次推向绝境，又在绝境中不顾生死，苦思民族的未来。

时间跨越百年，还有多少年轻人能理解他？换到当下，他可能是个并不讨喜的“愤青”。

社会在持续培养着一大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有多少人在乎那些救国救民的伟大情怀？

年轻的伙伴或许无法想象，要唤醒沉睡的民智，何其之难。

陈潜夫在他有限的生命里，付出了他的智慧、决心和耐心，甚至生命。

借这篇文章，一起认识这对被历史遗忘了的夫妻，也重温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

编辑：洛一 霞姐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资料来源：《陈潜夫传略》杨逸邨；

《参加抗日义勇军敢死队的回忆》杨逸邨；

《乐山英杰陈潜夫》魏奕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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