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中的12个字:谍战高手统战功臣军工泰斗

真实战争近代史 2024-01-13 18:27:01

1936年3月下旬的一天,还下着蒙蒙细雨,刘鼎从上海登上了西行的火车。

他手中提着满满一大箱的物资,里面还有一大瓶乙醚,这是陕北红军医院缺少的药品。

还有一封密信,是宋庆龄委托他转交的。

刘鼎将信塞进了一把小锤子里,放入随身携带的小型工具箱。

按照约定时间,刘鼎来到了餐车车厢,只见左侧靠窗位置坐了一位40多岁、商人模样的男人,手里拿着一份《申报》。

这和说好的接头人如出一辙。

他小心地坐到对面,点了两个菜,边吃边留意对方手上的报纸,上面小字标注的日期,也是两边约定好的那一期。

两人对视后,会意一笑,已明白对方就是此次相约同行的人。

这个来和刘鼎接头的,是张学良的亲信赵毅。

刘鼎则是一个刚从监狱出逃的犯人。

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刘鼎在张公馆见到少帅张学良。

两边刚落座,刘鼎先开口道:“感谢张先生派人专程去上海迎接……”

称呼张学良为“先生”而不是官职,这是刘鼎早就想好的。

虽然对方掌管几十万大军,又是一方诸侯,但这次谈话必须是建立在身份平等的基础上,他此次代表的是中共党中央。

张学良客套的话没说两句,突然板起面孔,说:“刘先生,你是代表共产党,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一、你们骂我卖国投降,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绝不后人?

二、中东路事件,你们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可是你们知不知道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很惨?

三、红军流徙到了陕北,闹得人心不安,东北军不能不管,红军却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你们不知道吗?”

三个咄咄逼人的问题,语气里还带着火气。

刘鼎心中也不免一惊,却依旧表现从容。他知道在这种气氛下自己绝不可贸然答话。他请张学良允许他考虑一下,第二天再作答。

离开以后,刘鼎仔细分析,觉得张学良大老远把他请来,不可能就为了发泄一通。

他思考张学良的性格特点:好勇斗狠,看不起弱者,佩服强者。刘鼎判定,张学良这是在试探他。

第二天再见张学良时他侃侃而谈,感谢了张学良的坦诚,肯定他的爱国情怀,当然,把所有的锅都推给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继而,刘鼎对九一八事件、中东铁路事件,都进行了客观分析。

他见对方听进去了自己的话后趁热打铁,说东北军当下最好的出路就是联共抗日。

这样不仅可以一洗“不抵抗”的恶名,还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圈套。

张学良听后,当天下午就带着刘鼎一起飞去了洛川。

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

在洛川,张学良放下一切公务,专心同刘鼎长谈了十几天。

一日三餐,同桌只有他们两人,边吃边谈,信马由缰。除了睡觉,二人朝夕相伴。

刘鼎的阅历、谈吐、态度、见识、思路,都让年轻的张学良佩服不已。

他们大到家国命运、小到恋爱婚姻,无所不谈。

刘鼎要借这些漫不经心的谈话,让张学良了解中共、了解红军、了解未来的可能性。

在一次次的长谈中,刘鼎知道,此时张学良正经受着内心煎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和徘徊。

张学良忍不住对身边人感叹,共产党人竟然这般心胸开阔、知识渊博,为国为民,难怪能屹立不倒。

下定联合抗日的决心后,张学良提出要与中共党中央进行正式会谈。

地点选在肤施,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革命圣地延安城。这里当时为东北军所控制。

1936年4月6日,张学良收到毛主席密电,同意会谈,中共代表是周恩来、李克农。

4月9日傍晚,刘鼎随张学良从洛川飞往肤施。肤施只有一个简陋的机场,为了少帅的这架专机,刚刚新铺了跑道。

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耳目,这次行程东北军都只有几个高层知道。

周恩来还在城东二十里外的川口等待,直到少帅安顿好才派亲信去接他进城。

晚上8点,张学良在天主教堂的门口迎接周恩来和李克农的到来。

会谈开始前,张学良对周恩来说:“我从上海请来了一位中共代表,叫刘鼎,是否可请来一起谈?”

还有上海来的共产党代表?是谁呢?周恩来有点纳闷,但立刻表示同意。

见刘鼎进门,周恩来和李克农一阵惊喜——原来“刘鼎”就是上海特科的“阚尊民”。

他们不仅认识,而且还很熟悉。

1929年秋天,阚尊民从苏联到上海特科,就是去向周恩来报道。

同时来的,还有他的第一任妻子、后被称为“远东第一女谍”的吴先清。

阚尊民当时任中央特科第二科情报科的副科长,而科长就是陈赓。

阚尊民到特科接到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是调查上海的整个政治、军事、社会、经济状况。

他带领特科的同志,化装后混在各种人群中进行调查。军队驻军、监狱构图……事无巨细,应有尽有。

搞这些干啥用呢?

当时的中共想学习苏联,搞城市武装暴动。他的工作,是为上海暴动做必要准备。

年轻时的刘鼎

身为情报科的副科长,阚尊民不光要埋头干好这些隐秘任务,有时还要“抛头露面”,出入各大场合,应酬大上海的各种人物。

当时他有一个配合密切的搭档,杨登瀛。

他不仅是中共首个潜伏于国民党的高级特工,而且和日本的媒体、商社、各租界的巡捕房都有联系,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

1930年冬天,中央特科接到一项急迫任务。

党内一位重要领导人在上海英租界被捕。一起被巡捕找出的,还有一大箱子重要文件,涉及党内许多重要机密。

必须要抢在巡捕房掌握文件内容之前,将这些机密文件找回。

国民党警方听说消息后,想把箱子弄到手,便找英探长交涉。

英探长正犹豫要不要给,毕竟他完全看不懂文件上密密麻麻不规则的汉字。

杨登瀛前往打探消息。英探长正好请他帮忙鉴别一下文件的内容和性质,替自己拿个主意。

特科得知消息后,让杨登瀛稳住对方,借口找个专家帮忙鉴别这批文件。

这个“专家”就是阚尊民。

去之前周恩来曾特意叮嘱:“其他的可以不管,所有复写文件一定要拿回来。”

为了贴近“专家”的形象,那一天,阚尊民特意穿了一身西装,头戴礼帽,手上还提着一个公文包。

探长见阚尊民气宇轩昂,应对起来也是一副从容、得体的模样,便对他的身份没有丝毫怀疑。

简短交谈后,阚尊民被带入存放箱子的房间。

他淡定地关上门,迅速翻查所有文件,挑出其中复写的、最机密的,小心藏在身上。

为了迷惑对方,他还故意拿了不重要的几张,明晃晃地攥在手里,走出房间,若无其事地说:“大部分是学术资料,这几份我带回去看看。”

探长忙叫人把这几份文件一一检查登记,将二人客客气气地送出巡捕房。

为把戏做足,几天后,杨登瀛又把手上的文件送回去,告诉探长,箱子里都是一些学术资料。

他漫不经心地下结论:被捕的可能就是个普通学者。

英探长果然相信了“专家”的话。不多久,被抓的领导人顺利出狱。

而中央特科,却迎来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

顾顺章被捕叛变,整个中央特科系统面临毁灭性打击。

顾顺章不仅是三科科长,而且自特科成立,就是周恩来的副手。他叛变,危害极其之大。

不幸中的万幸,顾顺章叛变后供出的机密文件,被潜伏在国民党内的我党特工钱壮飞提前知晓。

冒着全家暴露的危险,他及时将消息传递了出来。

周恩来当机立断,马上转移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住地,切断一切与顾顺章有关的关系,销毁机密文件。

阚尊民全程参与了这场生死攸关的撤离。

因不曾跟顾顺章正面接触过,他被留在了上海,肩负重任,联系、保护和照顾钱壮飞等需要完全隐蔽的同志。

不久后,“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

中共急需知晓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命阚尊民冒险与国民党改组派的一位“高先生”秘密联系。

那是10月的一个清晨,阚尊民如约到了上海外滩公园,与“高先生”接头。

没成想,阚尊民一进公园就被早早潜伏的特务围个正着。

特务把他死死摁在地上。他一边挣扎,一边故意冲着特务们大声吵闹,想要提醒可能已到附近的“高先生”。

关进巡捕房后,特务们逼问他联络点信息,阚尊民少不了挨一顿毒打。起初他还能硬抗。

后来他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不如就带他们走一遭,还能趁机让组织和家人获知自己被捕,尽快转移。

阚尊民带特务们去到一家水果店,那是他负责的通信点之一。

快到门口,他突然大喊:“快来看呐,特务随便抓人了!”

水果店老板闻声,立即从后门溜走报信去了。特务们扑了个空,气急败坏,狠狠扇了阚尊民两个耳光。

阚尊民被关入龙华监狱,在里面经受了一番严刑拷打,始终没暴露自己的身份。

国民党见审讯不成,便想到让叛变的顾顺章过来劝降。

阚尊民知道顾顺章对自己的工作并不了解,又抓住他急于在新主子面前逞能,自抬身价的心理,便故意奉承他说:

“你是顶头上司,我在你领导下,我干了什么,你都清楚的。你不在了,什么也干不成,我在家里无事可为。”

这话果然满足了顾顺章的虚荣心,转头就对审讯官说:“他的事我都清楚,包在我身上好了。”

十几天后,阚尊民被送去了南京陆军监狱,判了两年。

组织为了阚尊民早日出狱,安排营救工作,派出了吴先清,正是他的妻子,也是搭档。

吴先清是大户人家出身,有亲戚在国民党内任高官。她几经周折,最后以阚尊民假意投降的方式,提前办理了出狱手续。

阚尊民先是被敌人安排在中国日报社做翻译工作,后又被安排住进一家旅馆里。

他知道有人在暗中监视,只好谨言慎行,规规矩矩地待了几个月。

终于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趁人不注意,悄悄溜出住处,辗转回到上海。

因身份已暴露,无法继续在上海工作,阚尊民请求去中央苏区工作。

在前往中央苏区的途中,经过闽浙赣苏区,被领导人方志敏给“强行”留了下来。

这里正缺懂机电、军事技术,同时又理解党政精神的人。

在这里,阚尊民做了很多组织宣传的工作,还组建了第一个电话通讯系统,研制了红军兵工史上第一批“小钢炮”。

1934年春天,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苏区。

为了掩护红军主力,方志敏开展游击战,坚持一年多后被俘牺牲。

不久,阚尊民也被俘。

被押送的途中,连绵阴雨,十几辆囚车艰难地行驶在狭窄的山路上。队伍过一条溪滩时,几辆车抛了锚。

负责押送的敌团长正急得直挠头,突然想起俘虏中有个自称“是被红军抓来干技术活儿的”人。

这人就是阚尊民。

阚尊民果然三下五除二就把汽车给修好了。敌团长心想,红军的高级干部里哪有这么厉害的技术人员。

他越看阚尊民的气质,越像个搞技术的,不像个带兵打仗的,相信他是被红军抓来的,没怎么为难他。

为了迷惑住敌人,阚尊民开始主动帮俘虏营干些技术活,修修汽车、水泵、电器等。甚至配钥匙、修锁的活他也一并干了。

监狱不仅放松了对他的看管,有时甚至允许他跟着司机上街买修理工具和五金零件,或是跟着厨房大师傅去置办蔬菜粮油。

为了方便,还给他发了一个大营门的出入证。

阚尊民就靠着一次次外出的机会,摸清了去九江轮船码头的路线,以及轮船开往上海的时间。

一天星期六,门岗守卫不如平时那么严,阚尊民带着厨房管理员要他代买蔬菜的钱,大喇喇地走出了俘虏营,直奔九江码头。

正好有艘船要去上海,他把钱给了一个“拉黄鱼”的船员,藏在船舱里逃离了九江,去往自己熟悉的上海。

“拉黄鱼”是船员间的行话,专指拉私活。

这已经1935年的深秋。

此时的上海地下党,因叛徒背叛,组织接连遭受了三次大破坏,几乎全部瘫痪。

阚尊民找不到可联络的人,游荡在上海街头,与党中央彻底失去了联系。

无助之时,突然想起一个打过交道的中共秘密党员,在其帮助下,结识了著名国际友人、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

史沫特莱答应帮阚尊民找个安全住处,便把他带到另一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家。

阚尊民在这座三层小洋楼里生活了几个月,其间还做了路易·艾黎中国养子的老师,带他们做了很多手工。

那年的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上海各界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热潮,国民党开始四处搜捕革命者,路易·艾黎家也没能幸免。

为了保护阚尊民的安全,路易·艾黎提前把阚尊民送去了宋庆龄在法租界的住处躲避。

阚尊民之前留德又留苏,还在上海特科工作过几年,履历颇丰,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也因此接到特工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路易·艾黎(左)和宋庆龄

日前,痛失东北的“少帅”张学良联系到共产党高层,表达想要联合抗日的想法。

由于此事过于隐蔽,张学良希望中共能派遣一位“相当负责,但不是声名显赫”的人常驻他身边,方便联系。

宋庆龄先得到了这个消息,建议中间人找阚尊民谈谈,觉得他是个不错的人选。

阚尊民身份在上海已经暴露,不可能一直东躲西藏,他一直想早日到达陕北,接受党的指挥,投入战斗。

但张学良联合抗日是真的吗?没有党组织出面交代,个人可以贸然行动吗?

再说,他以“逃犯”的身份,适合去从事如此关系重要的工作吗?要是搞砸了怎么办?

最后,对方给刘鼎出了个主意:到西安后,一定让张学良送你去陕北。

就算不能联合抗日,送个共产党到陕北这种事,对张学良来说也是举手之劳。

但出于特工的敏感,阚尊民表示思考过后再给答复。

阚尊民曾经跟随刘伯承参加远东游击队,抵抗过张学良的东北军。后来到上海特科,还和陈赓一起深入分析过张学良。

当时得出结论,这位“少帅”既不同于顽固守旧的封建军阀,也不同于只懂吃喝玩乐的少爷公子,是有政治追求的。

想到此处,阚尊民觉得张学良主动联共抗日,倒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他同意了这趟西安之行。这次他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刘鼎。

刘鼎的西安之行是成功的。

不仅顺利和组织联系上了,更重要的是,他使张学良完全转变了对红军的看法,甚至想要加入共产党。

不久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了“肤施会谈”,整场谈话出乎意料地顺利,从晚上8点一直聊到凌晨4点。

临别时,张学良送给周恩来一张中国地图,说:“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

周总理后来说,会谈如此顺利,这其中有很大原因是刘鼎的前期工作。

会谈之后,刘鼎跟随周恩来到了陕北瓦窑堡,见到了久别重逢的特科战友,大家都对刘鼎这段意外的插曲充满了好奇。

最后研究决定,将刘鼎以中共驻东北军代表的身份留在张学良身边,作为党中央和张学良的联络人。

回到西安后,刘鼎通过史沫特莱,找到一位从德国逃亡来的医学博士,在西安七贤庄设立了一个牙科医疗所。

七贤庄也成了中共在西安的秘密联络站。抗战全面爆发后,这里直接成为了八路军驻西安的办事处。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旧址

在长达半年的合作共事中,张学良对刘鼎格外关怀。

刘鼎也以东北义勇军代表和张学良随从的身份住进了张公馆。他每天都打扮得特别的海派,打领带、穿背带裤。

东北军的人根本不会把他同山沟沟里的红军联系到一起。

当张学良察觉到国民党对刘鼎有怀疑时,提出要派卫兵保护他,刘鼎觉得不利于工作就拒绝了。

张学良发了支枪给他带在身上,对刘鼎说:“只要你不被特务捉走,我就能保护你。”

在西安的这半年多时间,刘鼎做了很多工作,成了打通上海和陕北的一个重要桥梁。

他通过自己的关系,将一些国际友人送往陕北,或者帮他们直接采访到张学良。

但因身份特殊,刘鼎要求这些国际友人,在著作里,半个字也不要提自己。

在这期间,刘鼎还见到了毛主席,并和主席有了数十封密电往来。

电文中,主席称呼他为:刘鼎兄或鼎兄。

1936年12月12日晚上,张学良紧张地找到刘鼎,要他立即向党中央发电,请求配合。

这一晚,他与杨虎城发动兵谏,活捉了蒋介石。

这次行动张学良慎之又慎,除了杨虎城,其余人一律隐瞒着。直到全部部署完毕,他才告知刘鼎。

刘鼎不敢耽搁,赶紧准备发电报给延安。不想那一晚,整个西安城都被张学良断了电。

幸好刘鼎还提前准备了发电机。

结果意外又来了,专用的大功率电池也没电了。电台没有专用电池就无法工作,刘鼎只好又骑着摩托车,满大街地找商店买电池。

当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店铺全都关了门,刘鼎靠着过硬的老关系将电池买了回来,顺利向延安报告了这一重大事件。

刘鼎被周恩来指定为西安事变小组组长。事发当晚,在混乱中,七贤庄的外国医生也被乱枪击中遇难。

处于漩涡中心的刘鼎,出色完成了任务。中共中央给予了刘鼎高度评价。

毛主席曾亲口说过:“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这句话,后来也成了刘鼎艰难坎坷的后半生里,唯一的救命稻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接管了肤施。刘鼎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朱德。

十年未见,此时朱德已经成了红军总司令。他也在朱德的安排下,专心做起了教学工作,开办延安摩托学校。

两年后,经朱德亲点,刘鼎去到太行山,做了军工部部长。在太行4年里,刘鼎带领着一众工人“重建”了太行山兵工厂。

然而1943年6月,整风运动蔓延到了太行山,刘鼎因之前被捕和被俘的经历,被质疑为“叛徒”“特务”。

直到此事惊动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表示信任刘鼎。

彭德怀更是直接下令,“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把刘鼎调回了延安,远离运动的漩涡。

任八路军军工部部长时的刘鼎

1968年3月刘鼎的第三次入狱,和前两次迫切想逃出去不一样,刘鼎这次安静了下来。

无数个静默的夜晚,往事跟电影倒放一样,航天、军工、西安事变、上海特科、苏联,再到德国。

更早是什么时候?

刘鼎想起了四川南溪那个富家少年 。

刘鼎的父亲原是清末落榜童生,能书善画,他的字画现在都还挂在城楼上。

他一路白手起家,经过几十年的经营,终于建起一份家业。他对自己的成就很满意,而且为人乐善好施,舍得为乡里修路架桥,却偏偏不舍得给刘鼎读书。

他只希望唯一的儿子可以子承父业,一辈子留在自己身边,不需要跑到外面去求什么大学问。

刘鼎却不是个唯命是从的人,从小出了名的调皮。父亲不让他读大学,他就把父亲给他买来营生的相机给卖了凑路费。

二十年代的一台相机,比现在的一台豪车还稀奇。

没有父亲支持,刘鼎在浙江只读了两年书,就交不上学费了。他没有如父亲所愿,退学后乖乖回家。

他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去欧洲走勤工俭学之路。

他写了许多封信哀求父亲,请父亲支援路费。对传统的父亲来说,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坚决不同意。

刘鼎在最后一封信里表了决心:“我坚决要出国留学,不给路费,我卖苦力当船夫子也要去。”

其实刘鼎想要外出求学,和父亲有很大的关系。

刘鼎升初中那年,父亲突然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抗捐”,其实就是得罪了知县。

当时刘鼎才14岁,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他一边安慰母亲,一边要每天去监狱给父亲送饭。

送饭还有讲究,要给看监的人送银元、带好饭、说好话,减轻他们对父亲的虐待。

最后刘鼎只身跑到了一百多里外的泸州,找驻扎在那里的护国军司令部“告状”,才救出了父亲。

这件事对刘鼎影响很深,他深深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官僚的腐败,在心里埋下了救国的种子。

这个道理,那时的他还没办法和家里说明白。

因为革命者,是要杀头的。

1924年春天,刘鼎在一位同乡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北京办理了出国手续,乘火车横穿西伯利亚,取道莫斯科前往柏林。

在德国,刘鼎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选修了机电专业课程。

在哥廷根,他终于见到他小时候的偶像,老乡朱德,他也在朱德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

朱德对刘鼎照顾有加,他们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开展革命活动,生活充满了激情。

两年后,刘鼎又跟朱德到了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军事战术和游击战术,之后因学业完成得好,留在大学任教兼翻译。

刘鼎就是在这里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吴先清。

1929年秋天,刘鼎带着妻子回国赴任。而他们刚满1岁的儿子,被留在了苏联国际儿童保育院里。

父子再见,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事了。

1951年刘鼎在莫斯科与大儿子重逢

第一次被捕逃出来后,刘鼎在去中央苏区工作前夕,带着妻子吴先清一起回了趟四川老家。这是自从18岁那年离家求学后,第一次回家。

每天过着刀尖舔血的地下工作日子,刘鼎在老家度过了一段难得的轻松时光。

然而春节刚过,有邻居跑去警察局告密,说阚家来了一对“共匪”夫妻。

刘鼎夫妻二人连夜出逃,当时县城门已关,是亲戚用竹篮把俩人从城墙上放下来的。

他们辗转回到上海后,刘鼎前往苏区,吴先清则继续留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

此时吴先清已经怀孕了,不久后在上海的朋友家里生下了第二个儿子。

后来,吴先清被派回了苏联执行任务,1937年受苏共肃反扩大化的牵连,被捕后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从此不知所踪。

而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由吴先清的娘家养到3岁,后应刘鼎父亲要求被接回了四川老家,看护长大。

他没有见过父亲,对父亲也没有印象。

刘鼎后来还有过两任夫人。

跟第二任妻子也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在延安保育院长大,二儿子在一次反扫荡中寄放在老乡家里,后来再去找就被告知已经病死了。

刘鼎的第三任妻子易辉,也是陪他走完后半生的人。俩人后来生育的4个孩子一直留在刘鼎身边。

他们对父亲印象最深的,就是带着他们做手工、画图纸。

儿子刘文山一直记得,有一次兄弟俩试验一个废旧电灯,把家里电路烧跳闸了,父亲也没有生气。

反而随手在毛玻璃上画了一幅“两小儿手举电灯的漫画”,警示兄弟俩。

那是父子间少有的亲密时光。

刘鼎在秦城监狱里经历了什么,无人知晓。唯一知道的是,他没有闲着。

不说话的他一直在忙一件大事。

他将自己多年搞军工、实际动手操作的经验,全部总结出来。成功的,失败的,以及失败之后怎样改进的过程事无巨细。

监狱里不允许给犯人太长的铅笔,防止削尖了以后自杀。

刘鼎要来的铅笔,只有一个手指头这么长,更没有刀子,他就用牙啃,硬把铅笔削出来的。

纸同样也不够,刘鼎就在给他们上厕所用的草纸上、牙膏盒上写,用细细的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地填满所有能写字的空间。

1975年,女儿刘文米直接写信,辗转递到毛主席手中,信里写道:主席曾经说过“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

主席批复:确有此事,放他出来。

刘鼎这才被放了出来。

出狱的那天,他手里拿着老厚的一摞手稿,什么纸都有,足足二十多万字。

那是他将近半生的工作经验总结,没有一个字喊冤叫屈。

直到1978年,刘鼎恢复了工作,后被任命为航空工业部顾问。

此时他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不仅完成了《西安事变史》和《西安事变大事记》的编写,还每日笔耕不辍撰写太行山军工史料。

力图在有生之年再为我国的历史、军工事业留下点什么。

直到1985年确诊胰腺癌住院。他在病床上,提笔写了两次信给党中央,申诉自己的问题。

1986年5月26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作出了撤销刘鼎历史处分的决定。

两个月后,刘鼎安然离世,享年83岁。

一年后,与他交往了半个世纪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写了四千多字的纪念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标题写着:刘鼎,杰出的中国人!

(点击蓝色文字可自行跳转查看刘鼎在太行山的经历)

在革命早期,什么样的人才愿意去做特工?

这是我见到刘鼎儿子刘文山先生时,谈论了很久的问题。

我记录了很多英雄的故事,也记录了不少特工的经历。大家看到后,都会感叹:特工的结局都不咋好。

是呀,他们完成任务,不能宣扬,要做无名英雄。

他们任务失败,如果被俘,将会是一辈子的“污点”,甚至牵连九族。

这样的工作谁愿意去做?想必我是不愿意的。

但特工又是最古老的行当之一,是许多国家、组织寻求安全的重要工具,在战争、冲突之间尤为重要。

它必须得有人去做。

刘文山最开始也不理解父亲刘鼎,直到父亲离开后,他才开始研究父亲。

他看了父亲留下的所有手稿,查阅跟父亲有关的书籍报刊,然后一点点做标记。

在那些泛黄的文字和尘封的记忆中,最后他只能得出两个字的结论:信仰。

没有坚定的信仰是做不好红色特工的。

这一点,我深表赞同。

编辑:佳汇 霞姐

(图片由刘文山供,部分来源于网络)

参考资料:《刘鼎传》《刘鼎纪念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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