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对印自卫还击战，他曾凭一己之力，成功智擒16名印军。

现今生活在成都的86岁陈金见老人，当时是个侦察排排长。

回忆起往事，依然充满自豪：

1963年3月2日，我接到政治部通知。

让我去见个印度俘虏军官，对方指明要见我。

去了后，他说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你独自冲向我们那一刻，就不怕我们开枪吗？你哪来的勇气？”

我想了想，认真回答他：“你们是败军，最重要的一点，你们是侵略者，而我们是正义者。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其实，当时情况危急万分，根本想不了那么多。

我是19岁当的兵。

部队来村里招兵，我就去报名了。征兵的首长见我个子矮，没达到征兵要求，不准备要我。

我不放弃，说我会武功，去部队有用武之处。

我们老家在四川省仁寿县铜铁乡长久村，家有父母和六兄妹，我排行老四。

因为家穷，从小吃不饱饭，体弱多病。

附近村一位武功师傅见我可怜，想带我去习武，强身健体。

父亲见有人收留我，而且还管吃饭，便答应了。

师傅姓方，在师傅家一日三餐都能吃饱，吃饱饭就有了劲，师傅教什么，我就学什么，而且一学就会。

不料，五年后，师傅病故，我只好又回到了家里，但习武的习惯一直坚持着。

征兵的首长见我决心大，便破例招了我。

那是1957年的12月。入伍后，我被分配到西藏边防419团。

边防官兵和藏民在联欢

到团部，首长们见我个子矮，像个孩子，说要将我分配到通信班。

我不同意，当兵就是为了打仗，我会武功，坚持要下一线连队。

这才将我分到了特务连3排当侦察员。

那时，西藏形势十分紧张。

叛乱分子更是在山南成立卫教志愿军，企图把山南建成永久性叛乱根据地。

为防止叛军攻击西藏地方政府，我边防部队被调往拉萨附近，保护地方政府。

两年后，我成长为侦察班班长。

因达赖提出要去西藏军区礼堂观看演出，担心叛军借机生事，团里让我带人前去侦查。

果不其然，我们到达达赖家附近时，门外已经聚集300多藏民，还有人在发钱，教他们喊一些反动口号。

这一重要情报，我迅速报到连队。

1959年3月10日，是达赖去看演出的日子。

我早早带领侦察小组来到达赖家附近，只见叛乱分子，不明真相的僧侣、民众，已将达赖的住处团团围住，不准达赖出去。

来接达赖的西藏军区副司令桑颇·才旺仁增，刚走到门口就被叛乱分子围攻，才旺仁增被打伤。

更让人气愤的是，爱国人士堪穷·索郎降措刚到达赖门口，一伙暴徒围了上去，将其当场残忍杀害。

这一天，是西藏反动集团公开武装叛国的开始。

随后半年，叛军组织“卫教军”发展迅猛。

我们通过侦察获悉，他们每个地区都有上千人的大队，武器都是从印度运过来的，有冲锋枪、迫击炮、山炮、火箭筒等。

解放军进藏

上级要求我们继续掌握敌人的动态，尤其是达赖的行踪。

1959年10月11日黄昏，我和战友王立聪、朱大山化装后，再次来到达赖家附近。

气氛不对，周围布满了岗哨，100多米内不许靠近，出入达赖居住区的人明显增多。

为弄清真相，我必须进去侦查。

这时，见一辆运输货物的马车停在了路口，我有了主意。

我让两位战友在路口等我，如果我下半夜出不来，说明遇到危险，回去给部队报信。

我上前问车主需要帮忙吗？

车主是个老人，说他儿子突然病了，正愁无人装卸。

也许是见我面善，也许是真需要个帮手，我顺利坐上了马车，进到达赖的厨房。

达赖客厅里坐满了人，还有几个大鼻子的外国人，这些人对着达赖低声细语，不知在商谈什么。

我问车主，达赖家怎么来了这么多客人，他是不是病了，请外国大夫来看病。

车主说，达赖一家今晚要搬走，已帮他家整理了好几天的贵重物品，装入了箱子。

不好，达赖要逃。

情报上报后，上级指示我们不要拦截达赖。

不久传来消息，西藏反动集团挟持达赖一家人逃出了拉萨。

再后来，传出他乘坐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飞机，飞到了印度。

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印度当局将达赖视为上宾，想通过培植达赖集团，向我国施压，意将我西藏分裂出去。

达赖出逃后，叛军向我西藏部队发起攻击。

有爱国僧侣向我反映重要情报，说一支叛乱武装企图伏击我西藏军区的医护人员，在去尼木县麻江地区执行任务的路上。

得知情报后，团长急令我1连向尼木县急驶，可我们还是晚了一步。

我西藏军区17名医务人员，在中途被叛军杀害。

消息传来，大家悲痛不已，我带领侦察员王金松骑马急追，在密林埋伏下来。

当数百叛军洋洋得意返回时，我瞄准一个头目，一枪打断了他的腿，其他叛军四处逃窜。

中枪的头目是名中队长，被俘后供述，叛军准备三面包围西藏军区，向部队发起攻击。

我连奉命进入拉萨郊区十公里处的山口，阻击叛军进入市区。

我特务连早早潜伏在密林中，这时一名叛军竟钻进路边草丛方便。

我乘其不备，冲了上去缴了他的枪，没想到，还是名大队长。

连首长命令他追上叛军去喊话，说解放军优待俘虏，只要投降保证都能回家。

这群乌合之众见大队长被捉，也都乖乖放下武器，全部投降，一共有350名。

我也因此升为侦察排长。

美国曾经扬言，中国不投入20万人军队，不可能平息西藏叛乱。

20万人的军队每天需要一万吨物资，以西藏恶劣的交通条件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

结果，我西蔵边防部队仅用了几万人，短短三年时间，就取得了西藏平叛的彻底胜利。

西藏平叛后，我团接受命令，开往西藏克节朗·达旺地区布防。

准备围歼占我领土的印军。

自从1962年6月起，印军就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入侵我西藏山南地区。

野心勃勃的印军，先后打死我边防部队官兵47人，还拟定入侵我国的作战计划。

印军将7旅的4个营、炮4旅的2个营，共5600多兵力，部署于中国边境上。

绝不能让印军侵占我国一寸土地。

10月10日，我边防团开往西藏山南，战斗很快要打响。

我团的任务是攻克印军设在卡隆8号的阵地，这里驻守印军第7旅1营，共600多人。

团部秘密开进，到距印军1营约3公里的密林里，悄悄隐蔽下来。

团长要求特务连深入印军阵地，摸清敌人的具体部署情况。

行动中不能被敌人发现，不能暴露我们准备突袭的作战计划。

我和战友王立聪、方武林仨人武装后，悄悄出发了。

这里海拔4000多米，气候恶劣，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前进到距离阵地50米处，我爬到树上用望远镜观察敌哨所。

第一天，第二天，连续两天观察，印军有6个哨所，分别设在东、西两侧，每个哨所有6人值班，架有机枪。

可印军的地堡一直无法接近，望远镜也无法观察到。

如果战斗打响，不能准确摸清敌地堡位置，一旦进攻，必将给我们造成重大伤亡。

团长要求我们，必须查清印军地堡的具体位置。

经过一夜思考，我一早去找连长。

我让连长给我一个翻译。

我准备直接摸到敌人阵地，抓个哨兵，让哨兵供述敌人的哨卡、地堡及兵力部署。

连长当即否定了我的计划。

万一失败，还没开战就牺牲不说，暴露了我们整个作战偷袭计划。

我说只要摸清底敌情，就将俘虏放回去，保证不透露身份。

连长听后也拿不定主意，去向团长做汇报。

团长觉得虽然是一步险棋，但值得一试。

于是，连长给我们派了翻译朱良正，我们四人经过严密伪装后出发了。

我们潜伏在离印军阵地50米处的丛林，等待晚上行动。

没想到，一个印度兵挑着水桶出了阵地，下到小溪边挑水做饭。

机不可失，这是送上门来的猎物，我兴奋极了，要翻译和王立聪在小溪附近隐蔽。

我带着方武林悄悄摸了过去。

岂料，方武林踩到一块石头，印度兵听见响声，持枪朝树林走来。

我们趴在草丛里不敢动，正在想着怎么拿下对方时。

印度兵没有继续找，嘴里嘀嘀咕咕，回去溪边挑水了。

夜幕降临，四周一片漆黑，已是寒气逼人。

印军地堡站岗的哨兵是单哨，每两小时换一班。

趁士兵刚换岗之际，我与方武林悄悄摸到哨卡旁，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手臂卡住他的喉咙。

我和方武林连拖带拉，将俘虏带到了翻译旁边。

只要他说出印军的地堡哨卡和兵力部署，保证不杀他。如果配合得好，可以放他回去。

俘虏被吓傻了，一听，马上举手对天发誓，称问什么答什么，绝不说半句假话。

从俘虏口中得知，1营有6个哨卡，6个地堡，各设在1营的东、西、北，有兵力600多人。

我们押着他，悄悄摸入地堡附近，一一进行了指认。

翻译告诉他，不准和任何一个人说今晚的事，不然他算工作失职，肯定会被部队处罚。

印度兵早被吓傻了，一顿指天画地发誓，绝对不说出。

我们没有暴露身份，他也不清楚我们是什么人。

10月20日清晨五时，部队发射了两颗照明弹，战斗正式打响。

我团的任务是向印军第7旅1营阵地发起反击。

我连的任务是围歼1营1连，因为我们在侦察中，已经明确知道敌人的哨卡位置。

由我排担任尖刀排，为全连开路。

敌哨卡有6人守护，配有重机枪，火力很猛，哨卡底下有一地堡，有守军一个班。

如果强攻，必然会造成重大伤亡。

道路崎岖，树林茂密，我带着一个班悄悄朝印军哨所摸去，我特别传令，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突然“啪”的一声枪响，印军听到枪响，重机枪疯狂扫过来，我赶紧命令大家卧倒隐蔽。

原来是战士吴树友太紧张，还没到达预定位置就开了枪，先暴露了目标。

敌人一梭子弹打过来，打中了他的肩膀，血流不止，我让战士为他包扎后，先背下阵地。

偷袭不成，只有强攻。

中印边境的印度军人

我命令2班、3班在左右两侧掩护，我带1班强攻。

哨卡里的敌人知道我们要强攻，躲进了地堡，地堡火力越来越猛。

雨点般的子弹在我们的头上掠过，根本抬不起头。

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抱起炸药包，就要去炸地堡。

我曾代表西藏边防部队到广州军区比武，获得过全军第二名，为西藏军区争了光。

如今上战场需要实战，非我莫属，我不能让战友做无谓的牺牲。

就在我抱着炸药包往前冲时，1班长张亚雄抢过了我的炸药包，说全班不能没有排长的指挥，他去，保证将敌人的地堡炸毁！

说着，抱起炸药包就往前冲。

我看到身边有根长木棍，赶紧让战士范龙拿着木叉紧跟其后。

在二班、三班的火力掩护下，俩人葡蔔前进，一步步接近地堡。

他们合力用木叉将炸药包推入地堡，只听一声巨响，地堡被炸毁了。

全歼地堡里的守敌12人。

团长指示大家向我学习，充分利用一切手段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我们的对手，是印军最能善战的“钢铁连”，但地堡被炸后，也开始军心涣散，消极抵抗。

为鼓舞士气，敌营长霍尔松明章亲自督战。

第二天，我们顺利冲破第一道防线，见防线被攻破，敌营长不知所措，不停呼叫着什么。

因为印军呼叫很近，我们的步谈机也能听到，翻译告诉我，敌人要两台卡车来接应营长。

敌人可能要逃跑，我跟连长请命，带一个班去7号公路断敌退路，力争将敌全歼。

连长同意了我的方案。

我们离7号公路还有五公里。

40分钟后，我们赶到7公路路口，刚到这，印军的两辆卡车也开过来了。

卡车驾驶室里有两名司机，我冲上去，一枪结束了司机的性命，另一辆卡车司机也被我战士击毙。

我们上车一看，车上装有罐头和面包，打了一天仗，大家都很饿，赶紧吃两口。

刚啃几口面包，突然有一路印军直奔7号公路来，约30多人。

在敌离卡车50米时，战士们全力开火。

印军一时懵了，他们的卡车上怎么会有中国解放军，纷纷迅速往后撤退。

我带着战士跳下车，冲上去将敌人包围起来，大喊“缴枪不杀！”

溃败的印军只能乖乖投降，只有一高个印军，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向最近的战士刺过来。

我眼明手快，一脚踢飞匕首。

他还不死心，叽里呱啦叫着要拼命，看我是带队的，立即向我扑来。

我一闪，他扑了个空，不甘心，再扑，我一个扫膛脚向他踢去，他摔倒在地上，掉了一颗门牙。

奇怪的是，他满嘴是血，并没有去揩一揩，而是不时抬着手腕看时间。

事后我得知，这个大高个是个排长，是为营长撤退扫清障碍的，他与营长规定好时间，如撒退成功，营长将提拔他当连长。

眼看接应营长的时间到了，为显示自己的忠诚，他才有意与我对决，想给营长看。

想不到的是，营长在规定的时间没有到来，他很失望，带着26名部下，乖乖当了我们的俘虏。

只一天，我们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就即将完成，印军第7旅第1营被歼灭256人，俘虏349人。

这一战，后来有印度军官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一批炮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时，有几分钟我们都吓得目瞪口呆。”

双方部队离得如此之近，印度军官都当是自己部队哗变了，根本不敢相信中国军队已经悄悄潜伏在身边。

几天后，我们接到命令，准备返回原驻地待命。

突然发现我侦察班1班战友张金光没有归队。

连队派出1班寻找一天也没有下落，张金光是我的战友，不能让他在异国失踪。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决心要找到他。

昨天1班曾经去追击溃逃的印军，之后就没有见到张金光返回。

10月28日清晨，我也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一个人独自前往7号公路侦察。

这里离驻地只有5公里，时间不长，我又熟悉那里的地形，很快能返回的。

我担心张金光可能负伤昏倒在路上。

我（一排左三）和战友合影

我一路搜索前进，草丛、树木、小路，沿途查看是否有血迹。

一直往前走，在路边草丛的树枝上，我发现一小白布条，我大喜，这是我侦察排规定的信号。

每个人都留有一小白布条，在遇到危险时，将小布条留在路边，以示遇险方向。

我赶紧往印度方向搜索前去，终于发现了扑在地上的张金光。

他见到我，又惊又喜。

他说，见一股印军向7号公路逃去，他想去追剿，结果印军向他开火，他左腿受伤，动不了，只能装死。

逃跑的印军当时也很混乱，以为他死了，继续往7号公路右侧小路去了。

我夸他好样的，为他重新包扎了伤口，要他别动，在这里等我，我上去看一看，很快会返回。

这时已是上午十时，雾霾逐渐散去，我悄悄搜索前进。

在7号公路路口右侧40米处，有一片树林，果然发现一股溃逃的印军。

军官坐在树下，一士兵正递上水壶，让他喝水。背着步谈机的士兵，在不停地呼叫，看样子像是在叫援军。

怎么办？

如果返回去叫连队来围歼，时间太久，这股印军肯定会逃跑。

我一个人去，能让印军投降吗？

一番思索，觉得不能让印军逃跑，狭路相逢勇者胜！

我决定一个人解决这伙逃兵。

我端着枪，对空连开几个点射。

大喊着冲了上去：“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这伙逃兵见我，犹如见从天而降的神兵，一时懵了，端着枪的士兵手在发抖，不敢开枪，又不敢放下枪。

军官回过神后慢慢站了起来，大概发现只有我一个，嘴里叽里呱啦叫着，要士兵抓活的回去领赏。

有个胆大的士兵端着枪，一步步朝我走来。

我瞅准机会，一把抓住士兵的枪刺一脚踢上去，士兵痛得摔倒在地哇哇大叫。

眼见另一个士兵从右侧端着枪朝我靠拢，我左手抓住他的枪，猛地往前一拉，右手肘砸在他的腰背上。

几个跃跃欲试的都被我一一撂倒，见识到真正的中国功夫后，一个个吓得急忙后退。

我冲上去，先缴下印度军官的手枪，控制住对方。

我示意他下令，不仅放下武器，还要所有士兵将弹夹取下来，丢在我前面。

见一支支弹夹丢在我的脚下，我的底气更足了。

就这样，我用枪押着军官，带着15个印度俘虏往前走。

这几天的溃败早已把他们吓得像惊弓之鸟，大家都无心反抗了，俘虏可能是活命的最后机会。

来到战友张金光处时，他见我押着这么多俘虏，大为惊喜，也来了精神，立马坐起来说：“陈排长，你真了不起！”

我暗示他端起枪，子弹上膛，他明白后，将冲锋枪子弹快速推上了膛。

接着，我对印度军官指挥，要他安排一个士兵背着张金光走。

军官只好照办。

我让印度俘虏背着张金光走在最前面，这样如果前面出现敌情，他可以先开抢，这里是刚攻下的阵地，我担心会有漏网之敌。

我押着军官走在最后，每往前一步，信心就增加一分。

走着，走着，有个士兵突然瘫坐在地上，不走了。

莫非他要耍赖，当了俘虏不甘心，幻想等救兵？

细想，又觉得不可能。

因为他们的军官都当了俘虏，他一个只得服从。

我过去一看，只见他卷起裤脚，露出了受伤的腿，伤口还在流血。

我让印度军官亲自蹲下来，给士兵包扎伤口。军官只能乖乖照办。

这个不经意的举动，让这群俘虏看到中国军队确实是优待俘虏，不是空谈。

快到达我们攻下的印军1号阵地时，印军官知道马上要到中国军队的营区了，他突然对我比划说，希望停止前进，只需几分钟时间。

我想了想，量他也不会耍什么花招，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只见他对士兵说了几句话，众俘虏围在军官半圈，军官双手合十，对天发誓，士兵也双手合十对天发誓。

后来知道，军官的意思是士兵们听他的话，跟着我走，先保住性命，他保证大家今后能平安回家。

连长见我押着一大长队俘虏胜利归来，又见失踪的战士张金光也安全回来了，激动得拥抱了我。

经审讯，这名被捕印度军官，就是印军第7旅1营营长霍尔松明章。

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前后历时一个月。

我们以较小的代价，收复了被印军占领的土地，维护了我国的领土和主权。

我边防部队共歼灭印军3个旅，击毙4885人，俘虏印军第7旅旅长以下3968人。

我（右）在老挝作战时与战友合影

一天，我接到政治部的通知，让我前往印军战俘的营地，说印军营长霍尔松明章要见我。

我一口就拒绝了，一个侵略我们的俘虏，有什么好见面的。

首长笑着说，这是政治任务，俘虏要见你，说明他们服气，也说明我们友好。

1963年3月2日，我来到了关押印度俘虏的营房，霍尔松明章气色不错，主动走过来，握住我的手，问了一个困扰他很久的问题。

他说：“我想不通，你一个人冲向我们的那一刻，就不怕我们向你开枪吗，你哪来的勇气？”

我想了想，然后才认真回答了他。

我说，因为你们是败军，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们是侵略者，你们心虚害怕，而我们是正义者，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机不可失，我也反问他，今后你是愿意做朋友，还是继续与我们为敌？

霍尔松明章连忙回答，愿意做一辈子的朋友，如果回去还当兵，保证不侵占中国一寸土地。

我这才主动去握住了他的手，我想他也是愿意做朋友的，才会同意去见他。

不久，我军开始交还缴获印军的武器装备，飞机、坦克、火炮、汽车全部打包，还给了印军。

被俘人员也分批进行释放。

据说释放时，有些俘虏还依依不舍，挤到机仓门口，含泪向我军战士挥手大呼：中国军人，谢谢你们了。

我们国家，从来都是喜欢交朋友的。

作者潘怀英在采访陈老

对印自卫反击战结束后，陈金见调往昆明军区边防民族第1支队3营10连当连长。

我们的老作者潘怀英就是他的新兵，后来他们一起去了老挝战场。

在教授新兵时，陈金见讲了很多自己在西藏、中印边境侦察的实战案例。

这些经验深深影响着新侦察兵潘怀英，他都一一记了下来。

不久前，潘怀英专程去了趟成都看望老连长，在老连长家住了一周，一起追忆往昔。

陈老今年86岁高龄，眼神不好，耳朵也有点背，但只要聊到战场上的事，依然很激动。

很多朋友都会好奇，我们的故事怎么来的。

老作者潘怀英今年七十多岁，他本可以安享晚年，享受天伦之乐。但他还在全国各地奔走，记录下一个个感人的真实故事。

因为他是一名老兵。

编辑：霞姐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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