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历史翻过沉重的一页，中国军队开始广西大反攻。

反攻推进到桂林时，军部却发现少了两张关键地图。

没有地图，不知道地形地貌，战役部署无法进行。

在这紧要关头，测绘地图的任务下达给了贺明启，工兵营派了两个营保护他。

时间只有短短一周，他能完成任务吗？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我在黄埔上学，冯玉祥将军来军校向我们讲“抗战必胜，日寇必败”教育。

他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对我极大地鼓舞。

我身边没有余钱，就把珍藏的字画义卖，将义卖的钱捐给前方将士。

同年，我黄埔军校毕业，由我和黄鼎勋带队，率领28名同学去郴州加入20军参战。

军长杨汉域将我留军部副官处任少尉，负责军部的文件收发。

我们首批分到20军的黄埔学生受到官佐重视，都被提拔。

后来20军撤离郴州，到贵州施秉整训。

部队在去贵州的途中，目睹日寇“三光”后的惨状，铁轨拆毁，枕木烧光，房屋灰烬，尸骨成堆。

数十万军民朝贵州倾斜，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人流，奄奄一息，两眼深陷，支撑着皮包骨移动。

箱担边走边丟，婴儿边逃边弃，老弱病残者边走边倒地任其死亡，闻不到人声马嘶，山河寂静，宇宙黯然，我心里悲恸不已。

1944年11月12日，我也差点命丧黄泉。

那天下午，军部通过黔桂铁路一座铁桥时，突然天崩地裂，铁桥横飞，人马辎重腾空，以过桥的人群无声无息地前进。

铁桥桥身和过桥的人马都成粉末四溅，我还差几步上桥，见此情景往后退，一个趔趄把我狠狠地摔在地上。

未过桥的各找渡江工具。群龙无首，一片惶惶。

后来才得知，这场灾难是MG爆破团为阻止日寇前进用TNT爆炸的，谁也无法估计生命财产的损失。

这可恶的战争，给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何时能结束？

1945年7月，在同盟军配合下，抗战大反攻开始。

此时我们20军刚从长衡会战中撤退下来的，因为伤亡较大，仅剩3000人。

所以总反攻时，20军奉命侧击百寿、龙胜、两江等地，使柳州我军主力反攻顺利。

那怎么去侧击百寿、龙胜、两江呢？

军长杨汉域准备召集师团级干部到军部开会，研究战术，下达侧击任务。

军参谋处在开会之前要备好所有作战地图供开会用，突然发现地图不全，缺少龙胜和两江这两个地方的地图。

不知地形和道路情况，这怎么布置侧击任务？这下可急坏了军参谋处长伍重严。

伍处长得知我是中央测量学校毕业的，即刻紧急召唤我到参谋处听命。

他严肃地对我说，攻打桂林的大反攻就要开始了，你赶紧去把缺失的龙胜、两江地图，补绘出来。

“时间紧，任务重，我派作战参谋孙继光给你当助手，让工兵营长派两个连保护你。”

我当即立下军令状：坚决完成任务！

即夜，我和孙参谋披星戴月开赴龙胜山林，工兵营派出的两个连随同我们一起进山。

龙胜山林是桂林的“越城岭”山脉，在群山环绕的中央有一处平坦的盆地，山脉连绵起伏，山势雄伟险峻，号称桂林的小“阿尔卑斯”。

此次我们徒步穿越的路线海拔1500米，徒步来回耗时7个小时，虽然沿途高山草甸，却无暇欣赏峡谷丘陵的风光。

战争年代，设备简陋，没有航空摄影测量，对地球表面局部地区的地物、地貌进行测定，只能用摄影测量和平板仪测量，并按比例尺缩小，用符号和注记绘制成地形图。

时值七月，广西天气炎热，蚊虫叮咬不说，还得防止野兽的侵袭。

有一次，我们使用经纬仪、平板仪等在野外进行测图，忽然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凉凉的，附在我的脚上，低下头一看，“妈呀！”吓得我叫起来。

一条蛇，口吐着信子，正从我脚下往上爬呢！

我出了一身冷汗，但是我不敢侵袭它，只得用放在行李架旁边的拐杖，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把这条蛇从我身上挪开。

比蛇更危险的多得是，蛇大部分是无毒的，也一般躲避人。我们遇到过孤狼、野猪。

所以地质锤带好，勘察用顺便防身，并非吓唬人。

有时在山谷、河沟、地势低洼地区或雨季作业应当做好防汛抗灾工作。

雷雨时，我们尽量避开山脊或者开阔地、峭壁和高树。

雨刚停止时，不管是滑坡、狭隘的山道、悬崖、雪坡、冰川坡，还是其它危险地段，我们仍旧作业和行走。

有时顾不上回营地吃饭，随身带着干粮就打发一天了。每天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从来没有干爽过。

七天七夜不停作业，终于完成了龙胜和两江地图的补绘任务。

军长拿到两张地图后，马上召集各军团指挥官到军部开会，部署侧击作战计划。

反攻桂林一战，我军大获全胜，我们也受到了军部的通报表扬。

而我因劳累过度，回军部后就高烧昏迷，医官用中西药抢救七天后我才苏醒。战友们讲述抢救过程，我全然不知。

想到专业能在战场上派上大用场，我心里别提多高兴。

我一直觉得，信念的力量是无穷的。

受父亲影响，9岁那年我就加入了儿童团，开会时人人都要背“总理遗嘱”。

每次心中都会升起一股力量，决心继承孙中山遗志，振兴中华。

第二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4.12”反革命政变，老家湘潭的工会、农会被破坏，父亲只好逃到长沙兵工厂隐姓埋名做工。

父亲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就加入地下党组织接受工会指示，成立“刀剪工会”，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父亲逃走后，我也没机会上学了。

族里的长老见我聪颖，不上学很可惜，于是族里给我出学费，添置笔墨纸砚，断断续续读了一段时间私塾，就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文庙第一高级小学。

有一次，我和同学到附近的几个祠堂观光，祠堂里敬供着各族已故的英雄牌匾，张家祠堂敬供着13块匾，而贺家祠堂却只敬供着一块匾。

我难抑激动，心里暗下决心：

长大了我一定要当英雄，要让贺家祠堂敬供着我的一块牌匾。

童年时对善、恶、好、坏观念理解很简单，把好的、善的归纳为革命的，对恶的、坏的恨之入骨。

所以对弱小、穷的抱同情态度，对强的、有势力的抱敌视态度，经常打抱不平。要是遭到有钱有势的青少年围攻殴打，我更是从不畏惧，每次都要使他们吃亏而逃。

我虽然读书启蒙比较晚，但因心中有信念，立志要报国，学习时很刻苦，小学到初三连跳三级，9年只读了6年。

1935年，我18岁，考入湘潭市最好的学校——潭州中学，现在的湘潭市一中，更是雄心壮志，决心好好读书报效祖国。

就在我读书期间，母亲不堪家务之累，给我订了婚，实际上是给家里找个家务劳动者。

未婚妻叫李淑群，比我小一岁，来到我家后，埋头家务，善待老幼，深得全家人的喜欢，母亲就给我们办了结婚酒。

1937年的7月，我前往长沙参加高考。

考取了中央陆地测量学校航测科，学校不要交任何费用，还发放零用钱。这对于我的家庭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啊。

学校规定学习一年后再次甄别考试，不及格的全部除名到地方工作，合格的转为部队编制。

刚入学，国家就发给学生衬衣、军服、军帽、手套、澡巾、布袜、皮鞋各两套。

我把脱下的内外衣服、鞋帽、零用钱，都寄回家给弟弟妹妹穿，博得了父母极大的欢心。

我的全家福（中为父亲）

我和同学们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南昌报到。

记得途经一个小站，大约停了二十分钟，同学们都把刚发的零用钱买米粉、包子吃，我忍饥挨饿，一分钱也没有花。

我也是半大小子，不是不想吃，是舍不得花啊，因为我想攒着零用钱寄回家，帮衬父母养育弟弟妹妹呢！

刚到学校，“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家考虑南昌不利，便安排学生行军岳阳抵达湖北江陵县。

路过一关姓农民家，门口置一口大铁锅，专门烧开水给行军的战士喝。

他说自己是关云长的后裔，这口锅是关公当年的行军锅，他还拿出关公战袍上的玉带给我们看，这位农民虽然家贫，却待我们热情。

在他身上，我明白了什么叫爱国，老百姓积极抗日的激情，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

1938年5月，因防空袭，学校又迁往桂林。

桂林为大后方，文化团体很多，当年周恩来总理带的“孩子剧团”也在桂林，李鹏那时还只有10岁。

我经常看见他们抗日宣传演出，民众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深深地感染了我。

在义宁县进行地形测量实习，天气炎热，我总爱一个人在山林里自学，我只想抓紧一切时间好好读书，将来我一定会报效祖国的。

不久，日寇开始对桂林轮番轰炸，一夕数惊。

1939年3月学校又迁往贵州。

我们到贵阳飞机场实习，感受飞行、观测飞行、摄影飞行。

实习21天，每天外勤补助费4角，晚上同学们就在飞机场打牌，也邀我去打。

我个性极强，读书成绩班上第一名，打牌只能赢，输了钱别人不能离开，非拉平不可。

我这种武断的缺点，害得自己与社会人群格格不入。

同年的8月，我航测飞行毕业，被分配到贵阳陆地测量总局工作。

月薪80元，加上外勤费18元，总计有98元的收入，这待遇已经很不错了。

我每月实际用30元作生活费足够了，其余的全部寄回家中。

父母每次收到我寄回家的钱，总是喜上眉梢，常常在信中回复我“我的儿啊，你真是帮了家庭的大忙了！”

日寇的烧、杀、抢三光政策造成国家物资匮乏，军民艰苦。

“一滴汽油一滴血”，跑汽车只能烧木炭，航测改地形测量。

我在贵州搞测量，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被日寇毁坏，人民生灵涂炭，面对日寇的疯狂侵略，我心里恨得直吐血。

当时贵阳、昆明、重庆为大后方，我们每段野外测量结束后回城，看到的是西装华服辉映，轿车滑杆并行。

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后方奸商囤积居奇，官僚富人花天酒地。我们长期生活在山野之间，深知人民疾苦，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无不义愤填膺。

传闻延安是革命圣地，能在极度艰苦条件下，聚集全国精英，边开荒边武装，与日寇作殊死斗争，这在我心中激起涟漪。

我和同事汤克道向往延安，我俩边工作，边探寻去延安的路线，大都茫然无知。

有的劝我们小心被宪兵抓去送劳动集中营，久之内心空虚苦闷，无法排解。

我进城买些书籍、杂志，其中《黄河》月刊有冰心、胡乔木、丁玲等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读来引人入胜。

此后，心中更加憧憬延安。

我们终年在云、贵、川的千山万峰中，要完成1:25000地图的测图。

每天上午八点上山，下午五点下山，落脚地大约在20公里外的村寨、祠堂、庙宇。

虽有萍踪不定、四海为家之苦，也有少数民族、僧道、商贾、游医、采药、猎手、游学、艺人卖艺为伍之乐。

他们都有一技之长，我爱接近他们，施以款待，虚心领教。

他们也向我讲述天干地支、阴阳八卦、封血止痛、气功经络、循经取穴、拔罐放血、推拿按摩、三部脉法、中医四诊等。

汤克道身体不太好，经常头疼，我就用所学到的知识为他治疗，缓解一下他的痛苦，效果极好。

天长日久，我和汤克道成了最好的朋友。

那段岁月让我终身受益，我学到和积累了许多治病救人的医学知识，为自己以后行医治病救人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有一次，在天水马跑泉做测量，在军人医院遇到一位四川籍姓张的事务长。

我和他谈得投机，他若隐若现地告知延安情况，我一阵兴奋，认定他是延安那边的人。

我把这件事告诉汤克道，他说：“走，我们找这个人去。”

于是我和汤克道一同去找张，谁知张一概否认，不与我俩交谈，估计他是对我们持有警惕吧！

我俩悻悻而归，但我们更认定他是共产党员了。

有一天，我们的驻地，一张《延安日报》不翼而来。

报纸是果绿色，印刷精美，其中一篇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读完社论我和汤克道激动不已，肯定是那位张事务长悄悄送进来的。

这张报纸鼓舞着我们去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

但是等我们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后，这里已经人去楼空。

于是，我俩横心朝延安奔去。

经临潼到渭南时，被国民党关卡盘查扣下，把我俩送去西安警备司令部。

长官问过话后，将我们的证件委任状、文凭退还，说“你们是无知青年，还是回去测量吧。”

只好暂回天水，要去延安的意念未变。

天水跑马泉驻有58师1团，团长张希贤，湖北咸宁人，黄埔8期毕业。

他了解我追求真理，不满现实又有测绘专长，便派副官济申接我去团部参观。

他对我说，这里离黄埔七分校最近，你先去黄埔军校七分校读书，毕业后到我团来工作。

汤克道听闻后也说，你的身体好，又勇敢，进黄埔军校最合适。

“至于你生活艰苦要养家糊口，我以后每月寄50元给你加餐和贴补家用。”汤的一席话说得我热血沸腾。

就这样，我于1941年7月，携带行李以及张团长的介绍信去黄埔七分校，成为了第18期学员。

同学多为华中华北流亡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我因为是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毕业，在他们当中属于高学历了。

大家向上心切，对我恭维备至，学校安排我教他们的数学。

所以，我在黄埔，既是学生又是老师，学其他课程时，我和同学们是学友，上数学课时，我是同学们的老师。

晚年的黄埔同学会合影

老同事汤克道信守承诺，不仅每月从兰州寄50元来，让我寄回家用和给我补充营养，还经常来信，鼓励我学好军事，替他多杀鬼子。

毕业前两月，忽然没有了他的任何信息，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内心惴惴不安，是不是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还是遭遇了什么？

我去信问，石沉大海。

过了很久很久，我才接到汤克道家人寄来的一封信，说他患脑瘤死于兰州银行。

临终前，他一直告诉家人，要家人在他死后遵守承诺，必须继续给我寄钱支持抗日。

可他都过世了，再也没有薪水了，一家人自己都过不下去，哪来的钱寄给我呢？

我接到这封信时，泣不成声，哭了好久。想不通好人怎么这么命短呢？

每次一回忆起他，我内心还难过不已。

绘制完桂林的两张地图，帮助战友成功桂林收复，我才觉得没有让汤克道失望。

桂林大反攻后，日军第11军也全部退到全州一带。

国军各部乘胜追击，以期将日军赶出广西，进一步孤立驻守广东的日军。

1945年8月，20军直属连队授命反攻全州。

为打通步兵攻击要道，我连从贵州黎平下山，通过油榨坪方湾靠拢全州，扫除地雷。

不料中了日寇机枪埋伏，将排长蒋明志和十几位士兵打死、打伤。

我见状真是气贯头顶，猛地摸到蒋明志上了刺刀的步枪，一跃而起，朝一个鬼子胸部用劈刺法一刀，立即又朝第二个鬼子腰部一拖，再朝第三个鬼子刺去。

周围的鬼子都朝我开枪开炮，我被鬼子的步枪刺破左腕，迫击炮炸伤了我的右腿，鲜血汩汩，染红了我的裤管，我昏迷了过去。

20军工兵营担架队将我抬上了担架，工兵营长彭世昌在阵上立即写上：“速送中尉排长贺明启去军部野战医院治伤，切切此令。民国三十四年于榨油坪阵地。”

彭营长手书

我在野战医院治疗了两个月终于归队。

期间，日寇无条件投降。

从1935年到1945年，我丢下父母妻弟十年，在外一心求学、抗战、救国。

如今抗战得胜，自己虽然光荣负伤，但很欣慰，满以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从此投向国家建设了。

可此时的我一贫如洗，无立足之地。

我便想到共产党是帮助穷人的，投奔共产党一定能使自己一展宏图。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衡阳认识了地下党人刘万里，他性情豪爽，勉励我不要灰心，要向黑暗斗争。

他要我摸清我所在工兵营官兵人数，武器装备种类，我都一一供给。

刘万里很高兴，说“以后解放了，功劳簿上有你一份”。

他还要求我去摸清军师长、团长的性格等等，可惜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材料交给他，刘万里就被国民政府衡阳代理市长欧冠枪决了。

我第二次失去了与共产党交集的缘分。

1946年冬，我随20军开赴山东临城。

有一天去赶集，突然人头攒动，噪声鼎沸，据说是20军有个军官抓到了一个八路军侦察员。

我这才知道山东真有八路军。

回到驻地问老百姓，才了解临城曾驻扎过八路军，他们爱学习、纪律严明，不抓壮丁。

我窃喜，总想找机会遇见八路军。

1947年4月，我随20军开赴滕县，我们工兵连的任务是挖战壕筑碉堡。

有一次，我带士兵去城外巡逻，经过一块高粱地时，见一个农民边走边看纸条，看见我，他猛然吓了一跳，忙将纸团丢进高粱地。

我暗想，这个农民一定是给八路军送信的，我应该保护他，我装作没有看见，与他擦肩而过。

我后面的士兵与我和农民有一段距离，他们没有看到刚才发生的这一幕，这个八路军的通信员顺利脱身。

虽然自己无缘加入八路军，但是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心里一阵欣慰和自豪。

1947年7月16日黄昏，突然城外响起枪炮声，滕县被八路军包围了。

枪炮从屋顶落下，连长和几个士兵倒地，屋顶落下的瓦砾划破了我的左腕和右腿。

虽然伤很轻，但这正是我脱离20军的极好机缘。

枪炮声停止了，20军军医来登记伤员，我向医官要了两张盖了军长签名章的空白住院证。

7月22日，伤病员都到火车站，我怀着迷茫，离开了滕县，经徐州、郑州到后方医院。

听说郑州有八路军伤病员，我冒险去看，想打听去当八路军的方法。

可是大门上了铁栏栅，根本无法接近里面的人，又一次没有找到八路军，心中黯然。

从军十年，几经周折，多次辗转，都与八路军无缘。

国家没有亡给日本，却成了美国的附庸，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无人能明白我的心情。

变革中，我的精神极度痛苦。

思来想去，我只能离开。

1947年8月，我将空白住院证自填“少校复员因病住院” 跑到汉阳后方医院登记后，人转到湖南祁东洪桥。

在这里，我和家里人一起，在这里租门面做盐、米、土特产生意。

妻子经营门面并照顾一家老小，我只管跑广州进货和出货，什么国家、民族、理想，尽成泡影，一心想的是赚钱养家糊口。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了，心想再也不会打仗了，我一定要回湘潭。

一切安顿妥当，我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湘潭市，本想安心搞经营，湘潭市政府建设科长屈秉生两次登门找我未着。

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总算找到你啦！你现在可是国家建设的宝贝啊！”

屈科长说，现在湘潭要大搞建设，整个湘潭地区，湘潭县、市急需一张地图，请你尽快绘制出来。

我一听，终于可以为国家建设发挥自己的专长，我高兴坏了，连忙说：“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正值建国初期，国家一贫如洗，不仅缺人才，也缺设备，搞测绘什么仪器也没有。

市政府派民政科的王若智，青年照相馆的杨梦如协助我一起来完成这个工作。

我找杨梦如借了一块图板、一副三脚架、买了一张图纸、一条三棱尺、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一个指北针。

我到河东河西跑了7天，完成测绘，回家清绘三天，由王若智送印刷厂印300份，供地县市使用。

市政府奖励我300斤大米，领导对我说“你绘制的是湘潭市的第一张地图啊，了不得！”

湘潭市人民政府成立合影（1951年9月1日）

市领导开始动员我去市建设科工作。

这时，我中央测校毕业的同学，也从北京来信，说国家测绘总局急需航测人员，让我速去北京就职。

我和父亲、妻子商量，他们说，你之前在外出生入死13年，再不要出门了。

“你现在十天画一张图，政府就奖励你300斤大米。这么好的政府上哪里去找啊？还是在湘潭好啊！”

在市政府建设科，白手起家，时刻面对仪器、设备、经费、和经验不足的难题，常常被弄得焦头烂额，头发也早早脱光。

领导说我具备湖南骡子精神，是党外一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工作三年后，到了1953年，我接受政府任命，组建湘潭市人民政府勘测队。

旧中国，测量局限于军用地图，没有参与经济建设，大地测量更是成为冷门。

我用尽一切办法，找到了十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切从零做起，靠落后的仪器，测绘了280多平方公里的地形图。

不仅满足了湘潭工业建设需要，并且无私地支援省内许多城市，一跃成为湖南省勘测主力军。

但我也因为常年劳累，落下了失眠的毛病，患神经衰弱越来越严重，烦躁，怕光，怕热，怕声音，一根针掉在楼板上都怕，头皮红肿，头发掉尽。

市政府分配我一套新住房，与三位副市长为邻。这么好的新楼房我却不能好好用。

新房全是白墙，灯光刺眼，我不能进屋，只好先把墙壁刷黑，把灯泡用黑布包扎后我才能进屋。

市领导非常关心我的病情，专门召集地区各大医院院长为我会诊，最后还是通过中医治疗，用贵重药品，终于治好了我的失眠症。

说来也怪，我没有办法治愈自己的失眠症，却利用抗战时学到的医术治愈了许多病人。

我的工作照

1974年，我带队到湖南麻阳支援枝柳铁路建设。

队里有个龚会计，骑单车跌伤了，我主动为他治疗，效果奇特，外表也没留疤痕。

龚会计很意外，介绍一位腿患重症肌无力的青年给我，我也给他治愈了。

我的名声一下就在麻阳各界传开了。

铁二局一个姓冯的职工，家住河南漯河，11岁的女儿靠一根拐子上学。

冯师傅去漯河把女儿接来麻阳，我用了30个晚上，将其畸形矫正，萎缩加粗，脚筋放长，腿变直，丢掉拐子回漯河去了。

当时麻阳县流传一个信息，“湘潭地区指挥部一个工程师能治百病，治一个好一个。”

我从麻阳回湘潭后，漯河的刘梅荣带儿子来找我。

儿子患小儿麻痹症10年，见冯师傅的女儿治愈了，非常惊喜，直接找上门来。

我说：“你真冒险，假使我出差了，或不答应你治疗 ，你不白跑几千里路吗？”

我来到她下榻的旅店，只见12岁的许军亮躺在床上，面色枯黄。

我叫他起床走给我看。

他用手撑起身子，两腿像两条布带，靠两手搬腿放在床边，手扶床柱脚落地，身体后弓前俯，手扶床边才能站两分钟。

原来他没有膝盖骨，站起来膝弯在前，人往后倒，身要向前俯，人才不会倒地，而且左右腿外翻，站立下肢疼痛，他像一条蛇一样爬了十年。

为了节省他们的住宿开支，我让母子俩借住我朋友家，我每天下班后再去给他治疗。

半个月以后，许军亮膝盖骨长起来了，面色逐渐红润，两腿外翻纠正，到第25天能站立了。

我用两根杉树尾做一对拐子，他能撑着拐子走路了。

刘梅荣高兴发电报回家报喜，他丈夫带着大儿子来湘潭，全家对我感激不尽。

许军亮能站立走路的事在漯河传开，又有不少人纷纷找到我，请求为家里的患者治病。

我常想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自己有这个专长，何乐不为呢？

于是，利用工作之余，先后为河南的漯河、禹城、叶县、许昌治愈了一百多名小儿麻痹后遗症和其他疑难杂症患者。

这些患者长大成人，都有出息，写信邀请我去漯河做客。

他们来信中，最让我欣慰和自豪的一句话“像你这样的好医生、好同志，踏破铁鞋都找不到，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家乡湘潭才发现啊！”

和黄埔同学在开会

我这人一辈子同情弱者，但也一辈子痛恨恶习。常常为看不惯的事义愤填膺，挺身而出。

记得是九十年代的一个夏夜，窗外的几个青年边喝酒打牌，边叫嚷不休，居民都被吵醒，无法入睡。

凌晨一点多，大家出来劝阻，青年才停止叫嚷，等人群散了，几个青年又叫开了。

我一时怒火冲天，拿起一把榔头冲出屋门，走到牌桌前，怒喝：“你们太缺公德了，这么多人都劝阻不了你们！”

一榔头下去，把牌桌砸得粉碎。

青年们喊要打人，我愤怒地站在打烂的桌前，纹丝不动呵斥：“看你们谁敢上来？”

我做法也许过激，但这份勇气和正义震慑住了这帮不懂事的青年，没一个敢动的。

虽然贺家祠堂后来没再增加英雄牌匾，我也没能实现小时候进祠堂的英雄愿望，但我没有遗憾。

人生如白驹过隙，我的人生我做主。

记录这些跌宕起伏的过往，为见证我这辈子没有白活。

贺明启老兵是我记录那么多老兵中，少有的酣畅。

他身上自始至终都有一股侠气。

自小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爱国爱民，生活为人仗义，肯于助人，上战场敢刀劈鬼子，只要路见不平，都想要替天行道。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不管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还是战争结束回到地方，他的这股侠气都没有退却。

一直在用热血绘经纬，用铁脚走河山，背囊一个家，使命千斤担。

他这个测绘人的典型形象，也很像古代江湖行走的游侠。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愿每一个看到这里的朋友，都能如贺老兵一样，畅快人生，我的人生我做主。

不白活，不虚度。

编辑：霞姐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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