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底，家里突然收到一个包裹，收件人写的是我。
当时我没在家，家里人也不敢拆，等我回来以后，一拆开，里面竟然是个纪念章。
装在一个挺大的、很精致的盒子里，纪念章还是包金的，蛮重蛮漂亮。
上面写着：抗日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发。
家里人都很吃惊：“你还是抗战老兵啊？怎么从来没说过啊。”
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好的。
我的爷爷是个秀才，我们家在丹阳城门外三四十里，方圆十里都知道我们家。
我两个伯父是师范毕业的，都在当教师，我父亲是大学生，江苏学院毕业的，先是在江西吉安一个高等师范学院当教授。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父亲才回的家。
他在外边消息灵通，知道日本人会杀人放火，就准备把我母亲、我弟弟妹妹还有我带走。
结果乡亲们听到这个情况，都到我家里来了，要求父亲把他们也带走。
不得了，有的直接跪在我家里，求父亲带他们走，有的人家还带了小孩子来。
当时我十岁，妹妹六岁，弟弟才刚出生。
都带走的话，父亲考虑到这个负担太重了，所以最后决定把我们留下了，带了亲戚，还有几个外村的，一共三四十个人走。
里面有许多都是父亲以前的学生，都是年轻人，只有两个还在上小学。
一路上他们以抗日救亡队的名义行动，实际上就是讨饭，到了一个村子上就讨点吃的，歇歇再走。
父亲把他们一路带到江西，大部分人都跟父亲留在赣州了，父亲给他们安排工作、上学，有的还负担食宿还有学费。
而母亲带着我和弟妹，留在沦陷区整整生活了五年。
爷爷当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我们和两个伯父伯母家生活在一起的，家里条件一直还不错。
没多久，爷爷就病死了，后来两个伯父也死了，听说都是肺痨病死的，家里压力一下就大了，我们家里分到九亩六分地，我妈一个人也种不过来，主要靠外婆家里帮忙。
我小时候就是在外婆家长大的。
据说我妈生我三天都没有奶，靠讨来的奶水喂我，后来就把我送外婆家去了。
外婆家离我们村子大概七八里路，但属于另一个县，他们村上有个产妇也刚刚生了孩子，就把她叫到我外婆家，我就靠她的奶水长大的，算是我的奶妈。
所以小时候我也难得回丹阳老家一次，逢年过节回去供祖宗、磕个头。
日本人来了以后经常下乡抢东西，随便就往外打枪放炮，老百姓吓得往外跑，越跑他们打得越厉害。
听说这叫示威。
有户人家正好吃着饭呢，一个炮弹从屋顶上掉下来，一家八个人，全打死了。
老百姓害怕往野外跑，他们就往野外打枪，打死打伤的不少。
村里有个亲戚，我叫舅舅的，看见有日本人在远处，离得一两里路，他就跟上去跑到树下去看，结果被日本人的狙击手从远处一枪，把大腿打伤了，从此成了残废了。
这事是我亲眼所见的。
这个舅舅以前经常给我们扎风筝玩的，从那以后风筝也扎不成了，瘫在家里。
还有一个亲戚，家在镇上，整个镇子让日本人给烧了，哪像个镇了，成了一片焦土了。
有个六岁的小孩子，也是家里的亲戚，日本人直接把他扔到火里烧死了。
我们都害怕，后来一见到日本人或者汪派，就是汪精卫的部队，下乡来的话，就往外跑。
我那时候小，还是大人背着往外跑。
厉害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在家里睡觉，家里就外婆和两个长工，我们睡到外头地里头。
在地里、河边挖个坑，上面拿土盖上，拿草遮上，弄得跟假的一样，底下洞洞里可以睡下几个人的，家家都有这么个坑。
晚上就睡在这里，早上才回去，就怕日本人半夜里下乡。
那时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啊。
吉安的父亲经常写信到外婆家里，希望我能够好好上学，让把我送到好的地方上学去。
可哪还有什么好的地方，日本人来了以后不许办学校。
我就只能去读私塾，私塾就是一天到晚让我们写字、背《三字经》《论语》什么的，我都会背了，就是不会解释，不知道什么意思。
后来家里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就把我送到丹阳城里姨妈家去了，以为到城里去上学会好一些。
谁知道到了城里，我一看，比乡下还要糟。
丹阳城街面上的房子都没有了，全烧光了。
我姨妈家里原来开了一间蛮大的酒行，也烧掉了。
酒行对面的那排店面也烧掉了，直接就能望到远处。
那排店面后面就是一条河，河上面是个教会医院，外国人开的。
日本人没来的时候，经常有老百姓去看病的，他们给穷人看病不要钱的。日本人来了以后，那医院就成日本人的了，门口有站岗的，还放两条狼狗在那边。
那地方是交通要道啊，人家上街的话必须要经过那个地方，日本人就放狗咬人。
我在姨妈家里看得清清楚楚的，不知道咬了多少次了，每天都能看到几次。
除非你手上拿了一块肉，把那个狗引开了，那你能跑掉，不然那狗非把你咬到不行。
日本人就在旁边笑，也不拉狗。
姨妈把我送到了鸣凤小学，那是丹阳最好的小学，在一个公园里头。
虽然家里人很疼我，但我毕竟是个乡下人啊，我去了以后穿衣打扮还是乡巴佬的样子，大棉鞋或者长袍子，戴个瓜皮帽，那学校学生大多是有钱人家的，或者是伪军家的孩子，他们就看不起我，说我是土包子，把我书包都扔地下。
我好多次都逃回家，不愿意去，后来姨妈又把我送到一个城东小学去了，那里好多了，离家里也近。
这回姨妈也懂了，把我重新打扮了一下，买了球鞋，买了城里人穿的那种洋气一点的衣裳，人家认不出来我是个乡巴佬了，这样上学蛮高兴的。
姨妈真是非常心疼我，当我是自己儿子一样的，我心里也蛮高兴。
谁知道六年级还没读完，日本人突然派人到我们学校来了，还牵了个狼狗。
那日本人穿了个长皮鞋，黄裤子，上衣也黄的，戴一个日本人的帽子，到我们学校来，说六年级要学日语。
规定一个礼拜要会写字母，要会读。
大家都害怕的不得了，校长和老师也害怕的不得了，不敢违抗。
有的人就好好学了，我不大肯学，但是记忆力强，几个字一个礼拜，倒也会写了。
一个礼拜后，日本人又来了，叫每一个人上黑板写。叫到一个女学生，是我们班长，比我们年纪稍大一点。
她不肯写，日本人发火了，他手上拿一个教鞭，一指，意思是叫狗上去咬人。
狗一下子就把我们班长给扑倒了，日本人把老师和校长也都哄进来，那狗一看到人多，又是咬老师又是咬学生，吓得我们都钻桌子底下。
后来才听说，原来这个女生家里父母都给日本人杀了，亲戚把她送到城里来上学的。
她这么个情况，怎么肯好好学日语呢？
那以后我也不肯上了，宁可回家种地去，姨妈也没有办法。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乡下。
我回乡下，也是习惯住外婆家。
我外婆家条件是真的好，像我母亲还有姨妈出嫁，都是10亩地当嫁妆的。
但中途发生了一件事，让外婆家穷了好一阵子。
外婆家有个童养媳，本来是给我患小儿麻痹的大舅养的，从小养在家里，跟我们关系也都很好，我也叫她小姨。
没想到这个小姨成人以后，跟村子里一个有妇之夫在一起了，我外婆很生气，就把她嫁到四五十里地外了。
因为生气，这个小姨出嫁的时候就没给地。
当时老家有个习俗，嫁女儿第三天娘家要有个男丁去到婆家，当时外婆家里只有我能去了，就在小姨家里住了一晚，小姨和小姨夫对我还挺好的。
日本人来了后，这个小姨夫竟然做了汪伪部队的中队长，有一天带了有一个排的人上我外婆家来了，讨要10担米，合1500斤大米。
我外婆村子的大米远近闻名，但1500斤大米，一般地主都拿不出来的。
外婆家也拿不出来，就想让我上去给说说好话，只有我见过小姨夫，想着我又是小孩子，我去求一求可能就不要了。
但我死活不肯。
我恨日本人，也恨汪派，一看见小姨夫那身黄衣服，心里恨的不得了，怎么可能去求他呢。
最后外婆家还是给了，因为这个，外婆家穷了好一阵，他们也都怪我，说我白长这么大了还不懂事。
我心里也有气，从那以后就不喜欢去外婆家了。
母亲和弟妹在老家的留影
大概1942年底吧，我记得那天正好是我外祖父去世十周年纪念，我们全家都到外婆家里来了。
第二天早上村里亲戚跑来报，说我们家房子被烧了。
前一晚上日本人去我们村子里扫荡，把村子都给烧了，我们家也没了。
我妈一路带着我跟妹妹就往家里赶，一进村就看到几个人，被打死在灶门口，还一个躺在路边。
村上没有房子了，死了好多人，我们不敢再看了，赶紧到自己家里去。
家里房子全没了，我们到的时候还冒烟着呢。
母亲当时哭得不得了，她叫我去找个棒棒来，那么大的火，去哪里找啊。
她自己跑到原来楼梯底下，我家原本是五间楼房的，她跑到原来的楼梯底下去找什么东西。
那个砖头还是烫的呀，还冒烟的，母亲就在扒。
我知道那下面曾经有个箱子，母亲把她贵重的东西都放到那底下了。
那么大的火，还不都烧光了，还是关起门来烧的，啥也没找到。
母亲哭得昏倒在地上，邻居看见了，把她拉回来。
从此我们就无家可归了。
真的连一个讨饭的饭碗都没拿出来，只好都到外婆家里去住。
本来和外婆家关系就紧张，村里有人笑我们，笑我们家是命不好，所以才有这个劫难。
我妈气得跑到外面去跳河自杀，幸好村里人多，看见了马上救起来。大冬天的，我妈身上都是水，给她换了衣裳也冷得发抖。
母亲气的不得了，外婆家也不想在了，她就跟我说，我们走，到江西找我父亲去。
原来我爸走的时候不是带走了好几个人，有附近村子的，有我堂哥还有小舅父他们。
这些乡亲一听，就来找我妈说，要走的话，也得把他们也带走。
这一下我妈也带了好几个人，光女的就七八个人，还有一个丫头，比我大点。
我妈也是有本事的，胆子也大。
走到直溪镇，那地方有个口子，日本人在茅山东面有一道封锁线，他们用铁丝网和篱笆盖起来的，隔几里路开个门。
我们要走的话，必须从那个口子上，别的地方走不出去。
要经过那个口子可难了，我妈她们都化了装，脸上弄的锅底灰，擦得难看得要命，头发弄得乱七八糟的，就说是到外边亲戚家里去讨饭。
日本人一边四个在那个口子上守着，我妈把我装在篓子里挑着我走，这样出了口子。
到了溧阳又不敢走了，听说安徽广德、张渚那一带，山里头土匪多，必须成群结队，好几百人才敢走。
我们只好等在那里，等人多了再一块儿走。
我们住了一个月，在驿馆里头，把身上带的钱都用光了。
这以后就一路讨饭，碰到有人家的地方就去讨，主要给我们小孩子吃，大人讨不到就饿肚子。
从郎溪、徽州、祁门，一直讨到景德镇。
景德镇这个地方没日本人，但离赣州还有好远呢，还要经过鄱阳湖、吉安才能到赣州。
我们没吃的，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
还好碰到一个镇江人，他开了个旅馆，这个人挺好的，看我们也是江苏人，可怜我们，答应帮我们住下来，每天还给我们两餐饭吃。
他说钱不要紧，都是家乡人不容易。
我妈她们都磕头谢谢他。
我妈写信到赣州，让父亲过来接我们，这一来一回又是个把月了。
有的人过来把他们的女眷接走了，我父亲没空，也派人来接。
来人把我们一直带到赣州，终于跟父亲见面了。
这一趟折腾，可把我妈累坏了。
到赣州还不到一个月，我妈就突然又吐又拉的，当时我还不太懂，是什么病也不知道，去跟我爸说。
他们都说不要紧，等着看看，说不定等一会儿就好了，就当普通的肠胃病一样的。
谁知道下午还不好，饭也没吃，我赶紧跑去跟我爸说。
我爸赶紧回来，他也不懂啊，叫了个医生，是我一个堂嫂的父亲，老中医，在江西出名的。
他看一眼，说这是霍乱病吧，要死人的，得西医挂水才行，中医不行啊。
我爸就赶紧找西医，等把西医叫来，我妈已经不行了，挂水挂不进去了，就这样死掉了。
后来才听说，原来日本人在江西一个地方放了细菌弹，就是霍乱病菌。
还有鼠疫。听说日本人放鼠疫病菌，把江西南城一个城几乎毁掉了。
我妈就是被日本人投放的霍乱病害死的。
我们把妈妈埋在了赣州城外，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地方呢！
早年我一直没能力去弄这个事情，后来年纪大了，更出不了门了，因此一直到现在母亲尸骨也没回来。
我父亲当时在赣州的中华正气出版社工作，社长就是蒋经国。
我父亲是股长，又是管管理部，又是管门市部，又是管销售部，一切大小事情都他管。
父亲带出来的其他人，也都是我父亲给安排的工作。
我记得小舅是文化馆馆长；一个堂哥安排在旁边村工作；一个表哥，夫妻俩安排在一个合作社里头；还有两个堂哥，一个在什么地方当科长，另一个就在我父亲那个出版社的印刷厂里排字。
还有一些人不在赣州，安排在其他地方，我就记不得了。
当初那两个还在上小学的，一个不肯好好上，父亲没办法，给他安排在一个幼儿园里当体育老师；
另一个也是我堂哥，叫萌兆，比我大不了几岁，在县里读完初中以后，考取了雩都工专。
我父亲经常去看他，给他生活费，他舍不得花在吃穿上，都买书了，我父亲心疼得不得了。
这个堂哥从小身体就不太好，最后把身体搞垮了，得了肺病，死在雩都了，我父亲都哭死了。
因为管着这么多人，我父亲负担很重的，没钱把我送学校了，就把我送到赣州流亡学生收容所，这样才能免费进其他中学。
我在收容所待了几天以后，就把我送到了国立十九中学，这个学校离赣州十五里路的，在郊区，我就每周末回一趟家。
学校里师生大都来自江浙一带的沦陷区，不少人都是受日本人残害无家可归的孤儿。
虽然学校里生活经常缺吃少穿，但比起日本人占领下的恐怖日子，和在外乞讨，还是好太多了。
我过得还是蛮高兴的。
每个礼拜天我从学校回家，都能看到蒋经国的。
一开始我对蒋经国印象蛮好的，这个人没架子，穿衣裳和我父亲他们一样，都穿工作服。出门也没见他坐过汽车，都是走路，难得骑一次自行车。
他对我印象也蛮好，看到我的时候就摸摸头，拍拍我。
他的俄国老婆蒋方良我也见过的，那时候他俩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中国生的，一个苏联生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叫蒋孝文和蒋孝章。
我从学校回来，父亲早上都会带我和弟弟到他们单位的招待所去吃早饭，他们员工去吃比外边便宜。
我们吃小笼包，有时候遇到蒋经国的两个小孩子，丫头还好一点，那个男孩子调皮得不行，老抢我弟弟的包子，给他踩地下，逗我弟弟玩，我弟弟比他小呀。
蒋方良就骂这个儿子，另外再多给我弟弟一点包子。
外面战火还在蔓延，日本人妄图攻占湘桂黔一线，实现切断我滇缅国际通道的供应，大肆进攻长沙、桂林、衡阳等地。
赣州也经常遭遇空袭，幸好我们十九中在山区，房屋外面又全涂成深灰色，敌机没有发现，我们照常上课。
1943年夏天，远征军派人来我们学校作报告，希望高中部同学参加远征军杀敌报国。
当时一呼百应，高中部学生都踊跃报名，最后挑选了将近一百人参加，其中有三个和我算是知己，两个江苏人，一个四川人。
他们出发那天全校师生和当地老乡敲锣打鼓夹道送他们，大家一起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后来这些学长一走就音信全无了。
1944年春天，也就刚过年没几天，我父亲被蒋经国调去定南县当县长秘书了，好多人都到汽车站送我父亲，我也去了。
我父亲其实不太愿意去当这个县长秘书的。
定南县是属于赣南的一个县，靠广东那边了，县长叫韋安仁，也是我们丹阳人，初中还是我父亲的学生，也是我父亲一起带出来的。
这个家伙有一套手段的，他跟蒋经国关系处得特别好，好像是有一次他们一起到民间查访去的，蒋经国遇到个什么问题，这个韋安仁救过他一次，所以蒋经国对他挺好的，把他从粮食处处长调到定南县县长。
这个人架子大，而且势利刻薄得很，一起出来的老乡都不愿意靠近他，也不同意我父亲去。
但没办法，那是蒋经国的命令。
没想到，父亲刚去没多久，定南县出事了。
定南县原来是红军的老根据地，韋安仁去了以后增加苛捐杂税，强拉民兵，增加民负，弄得老百姓恨得不得了。
我父亲去了后，就不愿意实行这种政策，可他根本不听我父亲的劝告，用的人也都是自己人。
他有一个老婆在老家的，在这边又娶了小老婆，这个小老婆管县里头大大小小的财务，警察局局长是这个小老婆的妹夫，其他一些人也是跟他有关系的，他们一家子把定南县都管了。
结果有一次，农民的两个小孩进到定南县城里，失踪不见了，因为这个事情，农民暴动了，四千多人把定南县城围起来了，指名要韋安仁出来，要罢他的官。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农民随时都可能把城攻破。
韋安仁带着他的小老婆，还有所有钱财，连夜就跑掉了，我父亲成了代县长。
那个警察局长就要用武器镇压暴动的农民，他正好有个同学是在附近的一个县里头担任中队长的，手上也有兵，警察局长的意思就是里外一起打，就把农民镇压了。
我父亲听到这个话坚决不同意，就骂他，说你们手上的枪是打日本人的，那不是对付老百姓的，怎么好这样做啊？
他说这个事情我来解决。
大家问父亲怎么解决，他就说要去跟农民谈判，大家都说太危险了，随时可能被打死，我父亲坚持去。
父亲打开城门出去的时候，当时城墙上机关枪都是架着的，结果谁也没料到，经过半天的谈判，这个事情真的解决了，农民都散去了。
至于怎么谈的，谁也不知道了，也没多问。
大家都觉得我父亲做了一个大好事，城里城外的老百姓都说父亲是个大好人。
后来蒋经国和韋安仁听说这个事情以后不愿意了，他们说这种事情只有共产党能做到，说我父亲跟地下党有联系，是赤匪。
我周天去小舅家就听到这事，小舅，几个堂哥、表哥，都在谈论这个事情，我当时都还不懂什么是共产党。
他们就要把我父亲抓起来，我父亲不承认。
父亲潘仰之
我父亲身边有个勤务兵，一天早上这个勤务兵去给父亲送洗脸水的时候，正好碰到我父亲要自杀，他拿手枪照着自己要开枪。
一看这个情况，勤务兵吓得脸一黑，拿脸盆朝着我父亲拿枪的那只手扔过去了。
我父亲砰的一枪，人没打着，把一个台灯给打破了。
从那以后我父亲脑子就不行了，讲话糊里糊涂地，一天到晚也不吃也不喝，等于疯了一样的。
蒋经国一看人成这样了，也问不大出来了，就把他送到赣州一个教会医院，在医院我父亲又自杀过两次。
医院附近有一个井，井口挺大的，父亲就往井里跳。他命大，井是个空井，没有岩石、没有水，他就被救起来了。
另一次正好我小舅在医院陪他呢，半夜里刮大风下大雨，父亲不睡觉，跪在外面，冻得半死不活的，问他干什么，他说准备上天。
从那儿开始，父亲就完全不懂人事了。
母亲死了，父亲疯了，我该何去何从？
自从学长们参加远征军后，我们天天都盼着他们来信，但一年过去了，音讯全无。
直到1944年秋天，学校接到通知，叫派人去赣州机场接牺牲在滇缅战场的远征军骨灰。
我也去了，是教英语的曾瑶仙老师叫我去的。
我太小都不懂什么叫骨灰，就看见一个黄包包，也不知道啥东西，都没当回事。
回去以后学校开追悼会我才知道，是我这一百个学长牺牲了，死在打日本人的战场上了。
一个都没活回来，就带回来这一包骨灰。
追悼会上大家泣不成声，依次向这一小包骨灰鞠躬跪拜。
轮到曾瑶仙老师上去的时候，她牵着两个小女儿跪拜，一瞬间嚎啕大哭，昏过去了，吓得两个小女孩直叫。
曾老师原是广东梅县人，她丈夫是空军，还是华侨，武汉会战的时候牺牲在空战里了。
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一开始在赣州的县中里教英语，因为和谭泽清老师关系好，调到了十九中来，两人后来结婚了。
我们知道曾老师是烈属，对她都特别地尊敬。
这位谭泽清老师在学校里教数学和美术的，跟我是老乡，也是丹阳人，我父亲到定南县去的时候，就把我交给他了。
老师在学校里是有专门的房间的，我就跟谭泽清老师一起住他宿舍里。
他这个人生活上是一塌糊涂，除了到赣州城里去，或者跟曾老师一块出去玩，其他时候都脏得不得了。
衣裳也不好好换，脚也不洗，身上都有味道。
晚上我跟他睡觉，尤其冬天盖被子，他这个人又高，脚就伸到我被子附近了，臭得不得了。我就不肯跟他睡了，经常跑到高中部同学那边去睡。
所以我和高中部的同学特别亲。
加上他们个子大一点，平时吃不饱，我们初中部个子小一点，尤其女生胃口小，吃不了了，就把饭留下来给高中部的同学吃。
我们就这么亲近，跟兄弟姐妹一样的，谁想到一下子一个都没有了，成了这么一包骨灰了。
加上我自己也是家破人亡的，我就更加恨日本人。那时候岁数小，大道理不懂，就知道想报仇。
很快机会就来了。
1944年秋天，战火烧到赣州一带，街头巷尾出现好多“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标语，号召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远征军再次来到学校动员大家报名，我和同学都纷纷报名参加。
报名要经过口试、笔试和体检，合格才能录取，也说英语好的优先，是培训英语翻译为主。
我知道自己身高体重都不合格，本来没抱希望，但最后我还是收到了录取通知，据说是因为我英语基础比较好的原因。
其实说英语好，也就是单词记得多一点，实际上会话也不太会。
十九中这次一共去了几十个人，我认识的只有三个，周继文、李承琪、陈葆祺，想到能杀日本人我们都喜出望外，同学还笑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接到通知以后特意去医院里看了一次父亲，我跟他说我要去当兵，杀日本人去了，他突然眼睛一瞪，说：“好，当兵去好，打鬼子！”
父亲早就已经不清醒了，只会胡言乱语，当时连医生和护士都奇怪，怎么一下子他就听懂我说话了呢？
那天我是哭着走的。
录取通知要求我们立即往城里青年远征军应征处报到，我们进到赣州城里，发现店家全部关门，到处是扶老携幼过浮桥往城外的逃难人群。
我们到的时候报到处已经有不少外校的人在那里集中了，报到处只负责点名，不做其他安排。
我们这些穷学生除了随身衣物啥也没有，眼看天要下雪了，我们在院子里感到又冻又饿。
傍晚时刻，来了两个背长枪的大龄青年，他们又点了一次名，宣布：你们已是青年远征军一员，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
负责的人说，由这二人带我们往省会宁都报到，一百多人的列队就这么出发了。
我们出东门过赣江浮桥，直奔郊外。
天已经黑了，下雪，就听到枪炮声密集，还有惨叫声，不知道什么情况。
领头的让我们不许声张，大家紧跟着跑跑停停，跑进了山间密林。我们走在山中小路上，回头看到赣州城里火光冲天，才知道日本人封锁了江面和小道，我们刚刚是从封锁区逃出来的，好多人死伤掉入江中了，真是好险。
后来雪停了，更冷了，我们饥寒交迫地在雪地里走，天亮时终于看见几间房舍，但没见着烟火，直到傍晚了，才发现山下有成片的房子，但也是十室九空，都没人。
领头的把我们安排进一个祠堂歇着，他俩去找吃的了。
大家钻进草堆里取暖，我17岁，在队伍里年纪最小，同学们都格外照顾我。
忽然听到外面两声枪响，领头的找不到食物，打死了两条狗，拖进来给我们白水煮狗肉吃，边烧边吃，也是半生不熟的，有人害怕，吃的少，但总算填饱肚子了，大家蜷缩在草堆里睡下。
大约到后半夜，突然有人喊肚子疼，我也感觉到肚子胀痛，但比较轻。
领头的到外面大喊救命，马上就有老乡进来了。
原来老乡们都进后山躲日本人了，早就看到我们了，因为听到枪声不清楚情况才没出来，这会儿听到有人喊救命，才都过来帮忙。
有老人叫烧了一锅开水，煮了些不知名的草让我们喝，喝完全都拉肚子，拉完肚子居然就不痛了。
然而有两个同学却没救过来，就这么死了。
当时我们都想不明白原因，后来听说这叫“撑死症”，我们在过于饥饿的情况下急食了半生不熟的狗肉才导致肚子胀痛，体质差的就会致命。
当时情况如此，也只能由老乡帮忙把两位同学草草埋葬了。
这件事后，队伍里人心就有些变了，好多人因为不知前景如何，离开了，领队也没有办法。
第二天得知，这里就是赣州山区一乡政府的所在地，乡长叫潘鹤年。
这个潘乡长也是我父亲早年的学生，和我是同乡，我们原先还在赣州城里见过几面呢。
我们找到这个潘乡长，他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心疼我，劝我不要去当兵，留下来，他来安排我。
看到他们夫妻俩的情况也不太好，不忍心拖累他们，所以继续跟着队伍往宁都去了。
而且，我也觉得参加远征军很光荣。
又是一路忍冻挨饿，天将黑的时候我们到了雩都县。
我们敲门求助，但没人开门，大家只好就近进了一个两进的庙宇。后间有祭台，但没有香火，更没有贡品，只有满地杂草，我们就地休息。
半夜也不知道是几点钟，忽然听到外面有鞭炮声，才有人惊呼：“今天是大年三十，过年啦！”
大家都醒了，缩在乱草里讨论起来，想念家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有人唱起了《松花江上》，还没唱完就哭成了泪人。
领队带大家唱起“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表示就算舍命也一定把大家保护好带到宁都。
饿了一晚上，大家心里明白这里可能讨不到食物了，但我们又身无分文，只能用随身物品去换。
我身上唯一值钱的就是母亲生前给我织的一件新毛衣了，我从身上脱下来，换了两斤花生米，其他人也换回一些米肉菜，我们用面盆煮了，吃完立即上路。
雩都到宁都有公路通行，领队带我们拦车。
沿途的民用车都是靠木炭发动的，走走停停，还经常抛锚，只能去拦军用汽车。
但军用车不听阻拦，情急之下，领队手握钢枪，带我们横在路中央，终于拦下一辆军用空车，再三恳求，说明情况才同意我们上车。
当晚我们终于到了宁都青年远征军报到处，那里是个新修的大祠堂。
我们出发的时候有一百多人，等到的时候只剩二十四个人，中途都走了。
报到处按名单验收，叫到我时说我身高体重不合格，不能接收。
大家一听不干了，都起哄不同意，领队说我们一路死里逃生，如果少收一个，就全都另投他处，对方只好全都接收了。
报到处派车把我们送到瑞金青年远征军部队所在地，我和认识的周、李、陈三个同学一起被编进了青年远征军209师627团3营9连，师长是中将温鸣剑，广东梅县人。
部队给我们发了军服、鞋袜等生活用品，还在第三分校领了武器，全部是苏制转盘轻机枪、冲锋枪、步枪，几乎比我人还高。
但是枪少，好多人还是空手。
部队训练了几天，奉命开往福建，行进几天到了十方镇，那里是我们627团的营地。
上杭是师部所在地，有山炮营、轮重营、工兵营、女兵大队和医院等直属部队。
部队生活不错，发了斜纹式军衣和力士鞋，每顿都有吃不完的肉菜汤，大家养的身健体胖。
我们在这里进行紧张的训练，每天除了在课堂学习、操场训练外，大多数时间在野地里摸滚翻爬。
还给我们换发了新武器，有马克沁重机枪、捷克式轻机枪、中正式步枪、掷弹筒等。
我是掷弹筒手。
出身黄埔军校的连排长经常勉励大家，要练好本领才能勇敢杀敌，还说我们各项待遇均高于黄埔生，今后和他们一样成为军官。
连里我年纪最小，但身体灵活，除了操场上木马单杠太高不及格外，其他科目均属优秀，经常受到连排长和教官的表扬，连美籍军官也夸我。
我决心要把木马单杠也练好，所以经常趁午休的时候偷偷去操场练习。
结果因为没有人保护，一次偷偷练习引体摆动时手滑摔出去，跌在坑边硬块上，昏死过去了。
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连部，腰痛不堪，无法动弹。
连里把我送到卫生队，护理到能走动时才回来。
开始我还害怕会被处分和开除，没想到连里不但没有处分我，还表扬我，夸我甘冒风险刻苦训练。
我因腰痛伤，经团部指示，安排我当上专管图书、编排墙报等事务的文职。
办墙报我是有经验的，所以在部队里经常受到好评，这还得感谢张乐平叔叔，就是《三毛流浪记》的作者。
在赣州的时候，我小舅是文化馆的馆长，1943年到1944年这段期间，张乐平夫妻两个就住在文化馆里，在我隔壁。
夫妻两个那时候年轻的，张乐平叔叔还没出《三毛流浪记》，我每个礼拜从学校回来都要看他画画。
学校里也要搞墙报、黑板报这些，他就教我怎么弄，给我买了一些做报头的书，教我怎么样编排，所以当初在学校里我的墙报、板报就总受到表扬。
还有带我的谭泽清老师也是个画家，当年赣州市所有的孙中山油画都是他画的，他也指导我。
1945年8月15日，正在午休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有密集的鞭炮声，有人不停地喊“鬼子投降了！”“鬼子投降了！”
全营房都轰动了，大家到外面去看。
“胜利啦！”“不要打仗啦！”“可以回家了！”全是欢呼声。
我也好几次跑到外街上去买炮，结果全都卖空了，部队连着高兴了三天没有出操。
之后连队接到命令继续训练，据说青年远征军203、205、206、207等各部早已激战在滇缅战场，现在情况不明，我们师要编成驻日占领军，代表中国占领日本。
所有人都觉得是骄傲的事，精神抖擞，又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中。
10月，部队奉命行军到福州待命，连长因我腰伤不用随队行走，命我看守营连部等文件档案，一路上乘小木船多，骑马少。
到了福州城郊，我们住在老乡家里。
这家老太孤身一人，空房多又大，我们叫她奶奶，和她亲如家人。
部队一路军纪严明，听说凡是经师纠察队确认违纪者，轻则坐牢，重则枪决。
每逢星期天我们可以分批请假往福州各地游玩，禁止单独外出，凡二人以上在街上，必须列队行走。
街上好多标语和横幅：“欢迎青年远征军”“占领日本，扬我国威”……
沿街店家不少门口都放有果品茶水，热情接待我们。
我们等到年底，忽然又听说不用我们去日本了，因为太年轻没有作战经验，改由宪兵团去了，大家一下子泄了气，没精打采的。
十九中的同学陈葆祺是闽侯人，带我到他姨母家散散心，我去玩了一天，他姨妈家看起来极其富裕。
他姨母叫我俩不要当兵了，赶快上学，部队里其他战士也有一样的想法，我们俩回去后就一块复习英数理化功课，准备升学。
年底的时候部队又奉命抵达浙江宁波，过了年又到了余姚，进行预备军官训练。
但原籍是浙江一带的战士都想请假回家看望，不愿出操。
我想到自己老家被烧了，赣州也被烧了，疯了的父亲和小弟也不知道在哪里，半夜里暗自流眼泪。
后来我和12班战友于俊霖也获准同往江苏探亲，他到无锡，我回丹阳。
于俊霖是东北人，也在准备上大学，他二哥是东北军105师少将师长，兼任无锡城防指挥，全家都在无锡。
我俩约定同返部队前我到无锡找他。
家里早被烧光了，我只能到外婆家去。
当年小妹没有随我们一起去赣州，留在了外婆家，我见她还好，心里稍感安慰。
只是跟着小舅的父亲和小弟，还下落不明，心里很担忧。
我在外婆家住了几天，然后到无锡找于俊霖一起返回部队。
由于我的腰伤，我在部队除了打靶外仍负责写墙报，也写课堂讲义。
当时很多战友都厌烦了训练，只想早日回家，找工作、上学，总之不愿再当兵。
1946年6月，部队终于宣布全师复员，给每人都发了服役证，我还曾凭此证在丹阳远征军联谊会指引下领过13担稻谷的安家费。
还有一本预备军官“准尉证”，我凭此证曾任嘉兴预备干部团起义前夕少尉辅导员一职。这是后话了。
还有一本师通讯录。
复原时按个人志愿安排，我和陈葆祺二人被集中到绍兴柯桥阮社，经过改试，升入杭州青年中学读高中。
我的另外两名十九中同学，周继文、李承琪，均复员回家了。
读高中期间，有来自青年远征军206、207部队从滇缅战场复员的驾驶员，其中和我同班的于显贵，我们还成了莫逆之交，他是云南人，经常给我讲滇缅战场上的生死经历。
说到他们行驶在3000米高的崇山峻岭，在峭壁和深崖之间爬行，常有车毁人亡之事发生。尤其遭遇敌机尾随轰炸扫射，更是九死一生，牺牲了的战友也只能就地掩埋。
我读高中期间，每年寒暑假都回外婆家，终于在46年底等到了父亲和弟弟回来。
原来赣州城被日本人烧了以后，小舅带着我父亲和弟弟跑到了安远。
现在抗战胜利，小舅被调到上海，担任第16区区长，把我父亲和弟弟送回了外婆家。
对这个小舅，我心里是很有怨气的。
他从小学到中学，都是我父亲培养他的，后来带他到赣州，他当文化馆馆长也是我父亲的关系，连他老婆都是我母亲介绍的。
当年我父亲去定南县做秘书的时候，就把我弟弟交给了他，结果他们夫妻都不管。
家里吃饭的时候，就把我弟弟赶在外边，让他弄泥垢巴，弄水泡泡。
还是小舅工作的文化馆对面有个老太太，摆摊子，卖卖针线、肥皂、香烟这些小零碎，她喜欢我弟弟，经常给他东西吃吃。
我每个礼拜天放假都回到赣州城里小舅家，去看弟弟，带他去洗澡。
那个澡堂也是我们老乡开的，父亲在赣州的时候经常带我们去，都认识我们。
一进澡堂，我才知道弟弟过得有多惨。
他身上的衣服都破破烂烂的，还是母亲带他出来时候的那一身，一件新衣服都没有。
没人给换，也没人管，身上都是虱子。
澡堂里那些老乡看到我弟弟这样都舍不得，心疼得掉眼泪，把弟弟衣裳拿过来，在澡堂里给他补补。
我那时候也不懂写信给我父亲说说弟弟的情况，叫叫苦也好啊。
现在抗战胜利了，小舅回上海当官了，条件那么好，也没想着把我父亲带一带，反而把我父亲送回老家，跟讨饭的一样。
弟弟在小舅家没能上学，在外面混惯了，回到外婆家也没人能管住他，最后落得大字不识一个。
我妹妹一直在外婆家里，念到初中，也没有再读书了。
大概是48年放暑假的时候，我回到丹阳，找到我父亲以前的学生，拜托他们把妹妹送到丹阳师范去上学。
妹妹毕业以后就在丹阳东门外一个小学里面当教师，日子也还蛮好的。
我父亲就一直养在外婆家，他还是啥都不懂，你给他吃他就吃，不给他吃他就不吃，也不知道大小便，都要人教。
一次寒暑假回去，外婆家的长工偷偷跟我说，你赶紧想办法把你父亲弄走吧，这里不能待，你父亲可怜的，你这个大舅良心坏。
原来大舅虐待我父亲，不把他当人待了。
父亲和大舅开始都住在楼上房间的，后来大舅把我父亲赶到楼下，和长工们住在一起，还拿棒棒打他，父亲的头都是破的，我回去的时候头上还有一个疤。
吃饭也不管我父亲，有一次家里吃馄饨，还是长工端了一碗给我父亲吃，父亲没吃饱也不知道要，把碗放嘴里咬，碗都咬碎了，满嘴是血。
我听后吓坏了，跑去跟我外婆说，外婆也去说了大舅不好。
大舅就把我父亲弄到他以前的同事家里、学生家里借住，等于讨饭一样的，最后是到了我一个姑妈家里，一直住到解放后。
等我高中毕业，就到了49年初，解放军快要渡江了。
那时候大学还没有招生，我就去了个只招收青年远征军的干部培训班，中途折腾了一圈，我才回到了上海，上了南洋电业专科学校。
我在南洋电业专科学校学的是电机工程专业，解放以后我们学校撤销了，电机工程和电信工程两个系并到了上海华东工学院去了，后来又并到了西安交通大学了。
我当时没钱，家里也不可能支援我了，我就靠给学校写讲义，维持点生活。
本来要读三年毕业的，后来实在没钱了，读了两年多我就不上了。
但我基本知识都有了，加上平时自学什么的，也找到了工作。
刚解放的时候政治运动也多，到哪都要交代历史，我的经历就成了“历史问题”，我也就很多年一直没敢回家。
运动一来，为旧社会工作的小舅也逃不了，他卷铺盖从上海回了老家。
结果，外婆家被定成了地主，再加上小舅和蒋经国的关系，次次运动被斗得吃不消，自己背了个石头跳河自杀了。
小舅妈后来瘫在床上好多年，“文革”结束后我回家看她的时候，她一个劲儿说对不起我们家啊。
我也不想理她，现在对不起还有什么用呢。
但我也是心肠软，看她可怜巴巴，把口袋里的钱都给她了。
事后还被妹妹数落了，说我嘴巴里凶凶凶，还把口袋的钱都掏给她，幸好装的不多，多的话都给她啊。
没多久小舅妈也死掉了。
到60年的时候，我被送去支援边疆建设，到了青海。
那时候这种事情上海好多，家庭成分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都往新疆、东北、青海这些边疆送。
有一对小夫妻刚刚结婚，两个都在银行工作的，也被送去青海了。晚上我们住在戈壁滩，他俩不愿意离开上海，两个人就哭。
那时候青海的造反派可厉害了，我们单位好多干部都被造反派打下去了，关起来。
我们有一个干部，他父亲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上校团长，他被斗得才厉害呢，腰都直不起来，要断了一样。
还有一个国民党起义的军官，在单位里担任教导员，因为我负责会场安装、拉电线这些，他斗的时候我都看见了。
让他站在一个凳子上，两边手平举，挂两个水桶，水桶里面慢慢地往里加水，掉下来就打，掉下来就打。
这么斗了几天以后，听说他上厕所的时候掉里头淹死了。
那地方厕所都是挖个大坑，上面搁几个木板，好好的人上去也得当心一点，何况他被斗得腿都站不稳。
他家里五个孩子呢，剩老婆一个人带，一家子真可怜嘞。
我是一直到74年才回了一次老家，之前不敢随便走，也不让走的。
我退休前的留影
那次回家我才知道，我父亲早在69年就被过世了，这成了我的一个心结。
弟弟跟父亲一起回到外婆家后，不肯上学，就叫他放牛，基本上是一个字都不识。
长大以后，因为家庭的关系，我弟弟也不能参军，也不能入团，啥也没有。
还好旁边有个村子，大队书记是烈属，他爸爸是新四军牺牲的。
这个大队书记人好，我家有个亲戚在他村子上，我弟弟就到那个亲戚家里了，大队书记就同意弟弟落户在他们村了。
弟弟劳动还是好的，在生产队干，还盖了个房子。
后来经人介绍，弟弟结了婚，生了两个儿子。但弟媳脑子也不太好，两个儿子一个肺癌，早早死掉了；还有一个在外面打工受重伤残废了，开始建筑公司还管他生活费，后来也不管了。
我弟弟一辈子完蛋了，才六十多岁就早早死掉了。
我妹妹原本师范毕业在丹阳城东门外一个小学里当教师，妹夫也是中学教师，人也挺好的。
俩人生了五个孩子，因为孩子太多，我妹妹就把工作辞掉在家里当家属了。
“文革”期间，因为家里的关系，连累到了妹夫，造反派批斗妹夫，把他关起来，一直关了两个月，身上肿得一塌糊涂。
我妹妹经常到学校去闹，人家也不理她，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她把五个孩子，手上抱的、拉的，一起送到学校去了，说这个小孩我管不了了，你们既然把他关起来，那小孩你们也关吧，我没这个本事管了。
学校没办法了才把我妹夫放回来。
从那以后我妹夫精神受刺激了，一天哇啦哇啦的啥话都敢说，啥都不怕。
一天三顿酒，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不正常了，平常冷静的时候还好一些，不冷静的时候又骂又吵的。
妹夫活到八十岁左右，妹妹九十岁差一点过世的。
除了未能对父母尽孝外，我更对不起的就是弟妹两家，因为我的历史，他们也跟着受苦了。
我在青海一直工作到62岁，退休后才回到老家丹阳。
虽然每月才100多退休金，但村子里的人听说我是退休，还有劳保的，都挺尊重我的。
我也从不讲我之前事，但父亲的事，还一直在我心上。
解放前我父亲就被大舅送去丹阳城姑妈家里，解放后我姑妈成了地主，我外婆家里也是个地主，我父亲只好回原来自己的老家后巷村。
可我家房子早被日本人烧了，没房子住，生产队里就给了父亲一间小房子，安排他给生产队里放牛。
父亲也遇到了帮弟弟的大队书记，他经常把父亲叫到他家里，给父亲吃，给父亲衣裳穿，父亲就这样混了几年。
我在上海的时候，因为要迁户口，回过一次老家。
当时去看望父亲，他住在一个小房子里，屋里什么都没有。
我那时身上也没有钱，就把随身带的，牙膏、牙刷、毛巾什么的，都留给父亲了。
奇怪的是，1957年的时候，父亲突然会写信了，给我写了好多信，大概意思就是叫我好好学习，学毛主席著作，你现在是积极分子了，要听毛主席的话。
还说当地要请他出来当教师。
信里讲得蛮有道理的，不像是脑子不清爽的人。
父亲的信写得有理有据，完全不像疯了的
我到现在都好奇怪，他从1944年开始就疯了，也没用药，也没有看医生，也没有人管他，怎么到1957年突然会写信了，怎么这个病自己好了？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装疯，他真的是地下党，为了逃过这一关？我也弄不清楚，也不能胡说。
总之当时我是高兴得不得了，说明他情况过得蛮好的嘛。
我父亲原来字写得好的，都出名的，以前每年都给老乡、给城里人写春联的。
结果到69年的时候又批斗他，把他五花大绑到街上，站到石头桥上面，给他挂了个大牌子，叫“蒋经国秘书”。
一个疯子啊！我父亲早就跟蒋经国断掉了，他跟蒋经国结仇，变成疯子都是蒋经国害的，我们一家子都恨透了蒋经国，怎么还拿他当蒋经国秘书来批斗？
镇上好多人家还是同情我们的，听说批斗的时候考虑到父亲身体不太好，没叫他跪下来，拿个凳子叫他坐着。
但父亲本来脑子就不正常，加上批斗，没多久就死掉了。
父亲葬的那个坟，后来忘了哪一年要造田，平分地，就把那片所有的坟都平了，尸骨都扔到河里头，连个坟都没有了。
我母亲的坟也一直埋在赣州城外，我到现在清明祭祖都没个地方跪拜。
我回老家后，曾经悄悄给丹阳统战部写过信，把我父亲的经历全部写了，想给父亲平反。
统战部给我回信说，时间太久了，原来那些机构都撤销了，这个事情很难解决，让我等着，一等十来年了也没个消息。
到2015年年初的时候，有个叫许年君的志愿者到我家里来访问我。
我当时心里害怕得很，说话还很小心，不敢都说。
也就是那一年年末，家里突然收到一个包裹，收件人写的是我。
当时我没在家，家里人也不敢拆，等我回来以后，一拆开，里面竟然是个纪念章。
装在一个挺大的、很精致的盒子里，还是包金的，蛮漂亮的。
上面写着：抗日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发。
家里人都很吃惊：“你还是抗战老兵啊？怎么从来没说过啊。”
此后，来看完我的志愿者就很多了，前不久还有个年轻的志愿者来看我，他临走的时候说：“如果有条件的话，我帮你把母亲的坟给找到。”
我感动得不得了，这个人心真好呀，怎么还想着帮我找我母亲的坟呢，这是我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事了。
97岁的潘爷爷，他的微信朋友圈只发了两条消息。
一条是英文的，一条是2014年发的，他配文说：“我的精神头不错，活到100岁问题不大吧？”
我们跟他聊了一周，可以肯定，他这精神头，活100岁完全是个小目标。
潘爷爷声音洪亮，逻辑清晰，过往细节历历在目，让人很容易感受到他的积极乐观。
讲到牺牲在滇缅战场的一百多位学长，讲到因为家破人亡弟弟小小年纪受的苦，潘爷爷也哭到说不出话来。
我的伙伴只能一遍遍安慰他，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是呀，于他，于时代，那些苦都过去了。
不同的是，我们都忘记了，他还记得。
本以为潘爷爷的故事到此结束，没想到临近更新，潘爷爷又讲到了他人生中不为人知的一段岁月。
时间不长，也就两三年，但那是他曲折坎坷的经历，也是影响了他后半生的直接原因。
这一次我们决定单独分享潘爷爷的传奇经历，下一次更新再为大家揭秘他另一个身份。
新的一年，祝大家都能找到指引自己的光，找到人生拥有的丰沛可能性。
即使踏着荆棘，也不觉悲苦；即使有泪可落，亦不是悲凉。
编辑：佳汇 霞姐
图片来源：潘金玉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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