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勇敢的继续勇敢，曾经怯懦的还在继续怯懦，懒惰、勤奋，好的或者不好的，这些根深蒂固的习惯，很难因为一个群体性的日子而发生重大转折。

人生的转变，都是在那些最平常，最不起眼的日子里悄然发生。

周一给大家分享的潘爷爷一样，他的人生百年，每一年都有大事发生，根本容不得他做任何计划：

（点开就能看）

我在杭州高中毕业以后，准备到上海考大学。

离大学招生还有几个月，就想着先回老家。

当时我们家被日本人烧了，母亲也被日本人毒死了，父亲又被蒋经国逼疯了。

有同学说不如先到浙江嘉兴，那里有一个国防部的预备干部训练团，只招收原来参加过青年远征军的。

考虑时局比较紧张，跟同学一块行动也好。

我就跟着好多同学一块到了嘉兴，那大概是1949年的1月份。

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失去控制的人生之路。

我们到了嘉兴，凭着青年远征军复员时的一本预备军官“准尉证”，我顺利加入干部训练团。

训练团一共五个大队，一二三大队驻在嘉兴的西大营，四五大队驻在东大营，有将近8000人。

经大家选举，我还当了第3大队第2中队少尉区队的少尉辅导员一职。

我们的团长叫贾亦斌，原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的局长，我去没多久，他就带领训练团组织起义了。

团长安排给我的任务是掩护，部队有几间库房，都交给我负责。

他们准备晚上借口出去演习，实际是带着部队起义。

团长叫我等他们走了以后，假装叫炊事员烧饭，就跟正常一样，这样其他部队就不知道是起义的。

结果起义那天还是被国民党发现了，派了飞机追他们，另外还派了好多部队围追堵截。

起义部队就上了莫干山了，这下国民党没办法了。

糟糕的是，我也就跟起义部队失掉联系了。

剩下没参加起义的人，还有一些起义中途跑回来的，又集中起来。

也就千把人，改成叫预备干部总队，总队长叫黎天铎。

我害怕被查出来也是参加起义的，就一直想跑。

总队原本计划从嘉兴出发，坐火车到上海，我想那正好，到上海我可以偷偷跑，上海我熟悉。

谁知道突然接到通知，往上海方向的铁路，松江那一段被游击队破坏了，没办法，部队又掉头往南开。

我心里时刻都想跑呀，可没地方跑，人生地不熟的，只好跟着部队，一直跟到了广州。

我有好多同学在广州，到了广州，我同学过来接我，我请了个假说是和同学去吃饭，这才借机偷偷跑掉了。

从此再跟部队没有任何关系了。

大概隔了不到一个月，消息传来，预干总队经过广州转道泉州，准备去台湾。

在泉州，部队一个个审查，跟起义没关系的去台湾，跟起义有关系的，不是被暗杀掉，就是被活埋了。

死了不少。

同学们都说，乖乖，你这条命是捡来的。

报纸刊登嘉兴起义事件

有个同学叫李贵文，他家广东梅县的，南洋华侨，他说你幸好跑出来了，以后你没地方去，就到我家里去。

还有个同学叫罗炯龙的，高中的时候他到我外婆家去过的。

他有一个堂兄弟，中山大学毕业的，通过他们的关系，我也到了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借读外文系一年级。

那时候是1949年5月底了，快解放了。

没借读多久，就听说中山大学要往海南岛迁，学校里吵得厉害的，有同意的去，有不同意的。

我的广东同学干脆都回了老家，叫我去他们家，但我觉得不太方便。

同学再好，总归不是自己家，时局又很紧张，到处都乱糟糟的，好多地方火车也不通了。

就在不知何去何从时，有叫张炳芹的高中同学，给我指了一条路。

这家伙，我害就害在他身上了。

张炳芹有个叔叔在广州，所以他高中毕业以后，一直在广州待着。

他知道我在中山大学，就找到我，说他现在有个好地方，介绍我去。

我说什么地方？

他给我一张报纸，上面写的是“东南无线电校招生”。

他说吃饭睡觉都不要钱。

我想，这地方好啊，适合我这种无家可归的。

看招生要求写一段自传，就是自己的简历，填个表，找个担保的人就可以了。

这个简单啊，我就跟他去了。

一报道，人家要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

我在广州也不认识人，两个担保人也是张炳芹帮我找的。

我也不认识，谁知派人去对就没对上，说没这个人，没这个店家。

招生处有个家伙跟我说，你知道我们什么单位吗？

我说无线电校啊。

他说，老实告诉你，我们是国防部的，你这样的找担保还靠不住，你什么人啊？想混进来？小心我把你抓起来。

我心里面听了老不高兴，何必受这个窝囊气啊，也没吭气，就出来了。

一出来，我就把自传啊、报名表啊全部撕了。我说我不去了，他是国防部的，我才不去呢。

张炳芹当时在我边上呢，他当场就吓哭了，说不行的，你是我介绍的，你要不去的话我就倒霉了。

他说这个地方规定严格的，介绍以后连带关系的，你不去我就糟糕了，要把我抓起来的。

年轻的时候不懂啊，只知道同学之间要讲义气啊。

我说那怎么办，东西都撕掉了。

他说不要紧，给它补起来。

所以这些资料，后来算作档案，都是碎的，补起来的，不是整的。

我把撕碎了的档案粘贴好后，把担保人的地点重新写清楚，又进去对。

这次对上了，把我收了进去。

收进去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大概是七八月份，就坐船到台湾了，一共将近一百个人呢，男的女的都有，都是学生。

到台湾以后就正式宣布了，我们是属于国防部第二批技术人员训练班。

主要是学无线电、收发报。

当时我想，管他呢，反正学个技术也好，行的话就待下去，不行的话跑出去，去考台湾大学也不错。

梦做得是好的，以后完全不是这个情况了。

我们开始住在台北延平小学里边，住的时间不长，就搬到一个报废的一个化学工厂里培训。

军事教官姓方的，上校，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他看到我的简历，挺欢喜我的，问我还是当过兵的？叫我做几个动作给他看看，就叫我当了第三区的区队长。

当时我还挺高兴，我喜欢唱歌，天天开开心心，唱了好多歌。

什么《我是一个兵》《太行山上》，都是进步歌曲。

当时我也分不清，也不注意这个事情，谁知道这以后都是我的罪状。

大概是1950 年3月份，来了一个政治教官，杭州人，戴个眼镜。

他给我们只上了一课：什么叫特务。

就“特务”这两个字，我一听头都大了。

教官讲了半天中心意思就是，特务就是特别任务，我们现在干的就是特别任务。

我上小学、初中、高中都懂的，知道特务是专门干杀人放火的，专门干坏事的，印象里面就是这个。

一听我现在干的是特务，那才不愿意呢，当时我就在会上发言，你说了半天我们是干特务的啊？

教官笑笑不吭气，也没回答我。

晚上我们每天要写一篇日记的，我在日记里边就写特务怎么怎么坏，意思就是表达我不愿意干特务。

那时候想的太简单了，谁知道不久就宣布了，说我是共产党的匪谍，把我抓起来。

我冤枉死了。

他们把我关在宪兵队， 就是一间房子，也没窗子，里边都是稻草，台湾天气又热，一股臭味。

训练班一个上尉区队长，那个人心肠还挺软的，看我哭也陪着我哭。

他说没有办法，你先忍受一下吧，上面的命令让把你送到一个好的地方。

他还给我买了东西，罐头什么的，然后把我送到了台北保安司令部监狱，是专门关政治犯的。

后来才知道，原来重大的地下党案件，都是关在那个里边。

进监狱的时候要登记，一个军官问我家是哪里的，问我什么时候入团的。

我说我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大概1948年，我也不太清楚，大家都填表，我也填了，就说我入团了。

军官一听，上来就给我一腿，他那个皮鞋，一鞋踢在我的膝盖上，当时就淌血了。

我那好心的区队长还在边上呢，说你怎么打他呢，他是我们的人啊。

军官说，问你的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你怎么扯到三民主义青年团，谁问你这个。

我也很委屈，说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青年团。

区队长跟军官讲了会儿话，可能还是看在我是国防部的，说给我关一个好地方去，叫第九号监房。

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概一米多一点见方的一个小房子，是个木栏杆，粗的不得了，只有一个小窗子通外面，大概高二十公分，七八十公分宽。

这就已经算是特殊对待了。

里面已经有4个人，挤都挤不下，只能坐起来。

我进去以后，只见有一个人，老蒙着头在那睡觉。

一个叫刘全礼的人，摆摆手，意思叫我不要讲话，指指那个睡觉的。

我当时还没怎么懂，他小声跟我说，那个人是专门进来监视你的，看你晚上有什么话。

我一晚上没敢吭气了。

第二天早上，睡觉那个出去了，剩我们4个人，除了我和刘全礼，还有一个日本人，另外一个记不清了。

要不是这个刘全礼，我活不出这个监狱。

台湾天太热，我膝盖被踢破的地方，过几天就烂开了。

吃饭时候所有的人都放出来，就一点咸菜汤、白菜汤，饭是放在一个箩筐里面，大家都去抢。

我个子小，力气又小，腿还受着伤，哪里抢得到，就是刘全礼天天给我抢饭吃。

每次他家里送饭来的，面包、牛肉干啊，都分给我。

看到我腿破了，还送了棉花和药水进来，否则我这个腿不定烂成什么样了。

要不是刘全礼，我早饿死了。

后来我才知道，刘全礼是国民党的一个空军中校，说他是地下党才给抓起来的。

他的父亲叫刘多荃，曾是东北军，参加“西安事变”，49年在香港通电起义反蒋回了北京，后来还做了全国政协委员。

刘全礼的母亲也在台湾，监狱外边隔一条马路对面有一栋四层楼，他母亲专门找了那里一个房间，就是为了从监狱的小窗洞洞里看看他儿子，所以刘全礼每天都站起来走一走，好让母亲看看。

刘全礼叫我出去以后，帮他去看看母亲，说他母亲有办法把我安置了，他希望我离开国防部，不要在里边呆了。

刘全礼的父亲刘多荃

我被提审了好几次，问我跟共产党有什么关系，我没办法就把我父亲和蒋经国的关系说了一下，说他在蒋经国身边干了多少年，后边的事我就没说了。

也打过我几次，这是家常便饭的，但老虎凳那些倒没给我上。

有一天又提审我，给我戴了手铐脚镣，一个当兵的把我带到一个地方，见等着我的是王良才。

王良才是训练班的一个报务教官，上海崇明人。

他看到我头发长得遮脸，人不像个人，当时就发火了，说你们怎么把我的人弄成这样子啊，叫给我手铐脚镣解开。

我对上海熟啊，他拿我当老乡一样的。

我还莫名其妙呢，他就把我保出去了，让我以后要听话，说给我安排个地方。

我想着能出来就不错了，结果他把我安排到台北碧潭村一个侦收报房，就是无线电，在里面能监听到共产党或者其他各方面的电台，叫我练习听这个东西。

里面的学生，原来训练班的都不在了，只留了几个女同学在，和我谈恋爱的张亮不在。

大家看我出来都高兴的不得了，训练班的主任在那里当秘书，他跟我说，从现在开始，每天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在我旁边的，我到哪里都要请假。

相当于我的行动被监视起来了，所以我就没敢去看刘全礼的母亲，寻思别这一去把他母亲给连累了。

结果我出来的第二天就看到报纸，刘全礼被国民党枪毙了，说他是共产党间谍。

我不清楚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恩人，没有他我在监狱里活不了的。

那个监狱里有多可怕想象不到的，听说我对面牢房的一个人，他的手脚都钉在墙上，当时的刑罚就这么毒啊。

所以，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刘全礼跟我说他母亲的地址—— 台北杭州南路38号。

我觉得这一辈子最对不起他啊，答应去看他母亲也没去。

我在那个侦收报房等了有两三个月吧，张亮来了。

原来她去了淡水，特别到碧潭来看我的。

她一看到我就抱着我偷偷哭，说我关进去后，她天天都在想我，不知道我怎么样了。

当初在国防部的训练班，我是第三区的区队长，张亮是分队长，是女生班班长。

她高中毕业，比一般女生的文化高，字写得特别好，而且脑子特别好使，收发报技术全班第一。

训练班的班主任是她的干爸爸，她又是烈属。

张亮父母都是河南人，母亲原来是医院的护士，父亲是国民党抗日的军官。

抗战时期，在武汉，日本人在一个戏院里面开会，都是军官，张亮父亲接到命令，带一个小组去炸戏院，结果戏院炸了，日本人炸死不少，他自己也受了重伤。

抗战胜利以后他一直住院治伤，身上中了好几个弹片，解放前到了台湾，在台中医院里治病，直到1950年的时候病发，死在台中医院了。

所以张亮母女是烈属，受优待的，国民党每个月给她们发一个黄金片片，不发钞票。

我年纪比她大一点，各方面的成绩在全班也是数一数二的，我曾经写信给她，托其他女同学交给她，意思想跟她做朋友。

她接到信以后，偷偷找到一个地方，跟我说，你头脑太笨了，这什么环境啊，这个里边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她说，信记在心里了，我接受你的。你的信我给妈妈也看过了，她也挺高兴。现在不要跟任何人说，不然我们两个都得关禁闭。

从那以后我们就表面假装好好的，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很快人家就都知道我们两个关系好，就这样谈恋爱的。

现在我能从监狱出来了，一切就都好了。

之后我也被调到淡水去了，跟她在一起。

张亮母亲见了我后也喜欢我，我们都要计划结婚了，突然接到通知，说是要把我派遣上海。

那种情况我怎么会同意去上海呢，可是我刚从监狱出来，不同意马上又得抓起来，这明摆着的。

所以只好表面上同意。

他们叫我到了上海以后，架设一个电台跟台湾联系。

张亮母女就跟我说，你到上海不要听他们的，如果真的有条件你就架，条件不好不要架。

她们想着叫我糊弄糊弄，保命要紧，不要把命给送了。

就这样，1950年的10月，我坐轮船先到澳门，再从澳门到了香港。

当初介绍我参加培训班的广州同学张炳芹也在香港，他和我一块参加训练班的。

他有两个叔叔都在香港，一个在九龙，一个在铜锣湾。

我们在香港见了面。

当时台湾给我发了1000 块港币， 400块美金，但这钱怎么带回大陆是个问题。

我买了个手表，买了一只派克钢笔，还买了个金项链，其他的做了点衣裳。

可还剩好多钱呢。

台湾当时通知大陆的一个特务到香港接我去了，这人叫柏若愚，柏若愚就说他给我带。

剩下还有一部分，我自己缝在大衣领子里，就这样我们离开香港，经过广州，12月中旬到了上海。

上海我关系多啊，有好多同学，还有从小带我的奶妈，她在上海做工头的，一家都住在上海。

小时候我妈生我没有奶，把我送到外婆家，正好这个奶妈有个儿子跟我同岁，我就吃她的奶长大的。

奶妈的儿子患小儿麻痹症，只能用左手写字，右手跟两条腿都不能动，都是我背着他上学的。

原来我在杭州上高中的时候，每次回家要经过上海，我都要住一两天的，就住在这个奶妈家里。

我也经常到图书馆借一些书给同龄的兄弟看，他字写得好，脑子也灵活，最后当上了苏南日报的通讯员，在报纸上经常投稿的。

所以我这次到上海后，还是到奶妈那里住。

住了一段时间，考虑老这么住也不行，我现在身份不一样，得有个正经事。

我就去报考南洋电业专科学校，去当了学生。

跟我一起到上海的特务头子柏若愚，天天催着我架电台，我说你开玩笑的，这是随便哪里都可以架的，不要命了？

结果他给我介绍一个人的家里，是个二层楼。

我寻思真他妈放屁了，二层楼架个小电台能发射出去啊？

可是他逼着我要通信，我就假装给他弄，应付了一下，后来也没再弄，也根本通不上。

不可能的嘛，也没有个正式发报机，自己装了一个一灯机，根本不管用，我就为了应付他。

我一直在想，我这算什么名堂嘛，真不想干下去，可是我又不敢到公安局去。

像我这样的身份，到公安局去不是自找死路啊。

那时候台湾都宣布了，对我们这些人，共产党是有一个杀一个啊，活不了的。

我只能先这样继续上着学了，在学校里也负责搞墙报、黑板报，写讲义，否则我生活费不够啊。

我自己受了一定的教育，再加上抗美援朝，我心里想，新中国才刚刚成立就敢出兵打美国人，这可是件大事情啊。

当时我就佩服共产党了不起，胆子真大，连美国人都敢打。

而且仔细结合实际想想，看到共产党也没台湾说的那么坏，所以思想上对共产党是越来越有点佩服的。

我考虑到老这样下去不行，又报考了一所工程学校。

这次报考要填个报名表，报名处的人跟我们说，有什么经历或者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给他们讲，或者给公安讲都可以。

我问他你们这里有公安局的？他说有。

来了两个人，问我什么事，我就说了我是台湾来的。

他们一下就愣住了，马上叫我到旁边，问我大概情况。

他们也做不了主，就把我送到一个地方，后来一想可能那是公安学校的楼上。

到了那里他们叫我放心吧，有什么讲什么。

有个科长叫王一清，我大概讲了一遍以后，他叫我写。从上午的 10 点钟，我一直写到半夜鸡都要叫了，还没写完。

我边写边哭，想到自己的出身，想到日本人怎么害我家里，想到父亲受害，想到我怎么坐牢，等等。

我对国民党确实是没有好感，这是实话。

当天晚上他们还专门给我一个新被子，叫我睡到天亮。

第二天大概 8 点钟左右，我起来了，然后让我回学校，叫我跟平常一样的，不要说到公安局来过。

之后我表面上是个学生，实际上已经跟公安建立关系了。

事情巧了。

我九点钟左右回的学校，十点钟，特务头子柏若愚就给我打电话来了，叫我在下午 3 点钟到复兴公园见面。

我吓了一跳，我刚刚从公安局回来，他怎么就知道？他是不是跟踪我的？

之前也是，好几次我们接头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老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并且指挥我怎么走。

有一次我去了没见到他人，我问他怎么等了半天你没来。

他说你不知道，你旁边穿长袍子的那个人看到没有，就是我安排的人。

这说明我到哪里他派人跟踪。

所以这时候他打电话给我，我就怀疑是不是他跟踪我，看到我进了警察局。

一想，我害怕呀。

本来学校里有电话，我连学校电话都没敢用，叫了辆黄包车，走了好几条马路，才在一个公用电话里打电话给公安局。

跟公安局说，特务头子给我打电话，叫我 3 点钟和他见面。

公安局的一听，说不要紧，你跟他去，我们旁边有人会保护你的。

我不敢呀，想着他要是从我手上跑掉了，这个责任我可负担不了。

再一个，他一直跟踪我的，万一我还没见到他他就把我干掉了呢，公安局也找不到他啊。

越想越害怕，我就没敢去见这个特务头子。

我和公安局的要求，得马上跟王一清科长见面，他们说好吧，你来吧。

我连饭都没吃就去了。

安排的地点是长熟路3号，到那里以后，一见面王科长就和我说，在这里等吧，你不要怕。

距离下午三点钟还早呢，王科长给我弄了点饭吃，我心里一直提心吊胆，就怕万一姓柏的跑掉了，我可有责任了。

结果到下午 3 点多一点打来电话来，说姓柏的抓到了，放心吧，我心才掉下来。

上海复兴公园旧景

我这是算立了一功了，公安局对我的态度就更加好了。

隔不了几天，有个彭处长，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人和气得不得了，对我亲得不得了。

他跟我说，现在按上级规定，宣布对你免于起诉处分。

就是也不逮捕也不判了。

我高兴的不得了，共产党救了我了，心里感激得很。

公安局给我改了新名字，叫潘德生，每个月上公安局领工资，按现在来说是18块。

另外有些东西公家还发，毛巾、牙膏牙刷这些。

这以后我就按照公安局的身份留在学校里头，表面上是学生，实际上是公安人员。

在这个期间我做了不少事情的，最主要的是到丹阳我老家出差，和一个姓王的同事一起，侦破一个现行反革命案子。

我想这样蛮好的，以后说不定能给我安排更好的工作。

结果到1953年就变了。

原来的王科长、彭处长都不见了，来了一个山东人，大高个子，姓石，都叫他石科长。

石科长看起来识不了几个字，连自己的名字都签不好，但一切都由这个人管了。

原来跟彭处长的时候，按照他的指示，我还在跟台湾保持着通信，台湾一直不知道我已经向公安局自首了。

王科长和彭处长经常叫我写信，写了好多次，得要我的笔迹才对得上的。

当时没有通电台，就靠写信的，信寄到香港我那个同学张炳芹的叔叔家里，他再给我转到台湾去。

台湾回信也是一样，他转到上海给我。

不过台湾回信是什么内容就没有给我看了，可以确认的是我的身份一直是保密的，不管是对台湾还是对大陆，甚至后面十几年都不让我讲的。

结果这个石科长来了以后，有一天叫我把随身用品、衣物都带上，说给我安排一个好的地方学习去。

我傻不拉几地听他的，被带到了上海车站路第二看守所。

当时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后来才知道，那地方的人，都是活着进去死了出来。

也就是说，都是罪大恶极、罪名最大的人，才关到那里边去。

当时我不懂啊，还想着他把我带到一个学习的地方。

石科长进去坐在一个高高的凳子上，旁边还一个高凳子，我想说你坐在高凳子那我也坐在高凳子上。

结果他指着下边说，你坐那个上面。

下边是一个矮凳子，还有一个铁板可以挡上。

我心说这什么凳子啊，我没见过嘞，不愿意坐。

他发火了，说你坐下，我只好坐下。

他说现在宣布逮捕你。

我当时就愣了。

他说，第一个，你思想反动；第二个，你交代问题不彻底；第三个，你不认罪。

这三个罪名，不逮捕不判刑，不足以平民愤。

我心说我的个乖乖，这么大罪啊。

我搞不清楚我哪里不好了，我还参加破案的啊。

他说完就走了，把我一个人关在一个房间。

关进去的时候已经临近下午了，我哭了一夜，也没有人来看我。

第二天上午九、十点钟的样子，突然外面轰隆轰隆的，人声很多，有人在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还唱歌，唱《国际歌》，至少有几十个人。

我心里更纳闷了，搞不明白抓我的人的身份，当时心里也怕死，想积极争取，真诚悔改，接受考验。

后来来人提审我，叫我重新交代问题，我把以前交代过的又交代了一遍，没有新东西啊。

审讯的人只是不许我讲嘉兴起义的事，我想这个事情又不是犯罪，又不是坏事，也是我的经历，为什么不要讲？

他说，你这是丑表功。

我到现在都弄不懂什么叫丑表功，所以起义的事情我就很少说。

一开始把我跟一个日本人关在一起，叫江藤丰二，这人在中国待了四十年，是个日本间谍。

看守所里的目的是叫我说服他，让他好好交代问题，因为我多少懂一点英语的。

但我跟日本人有深仇大恨啊，我家房子都叫日本人烧了，我恨不得弄死他，还叫我说服他，我肯定不愿意。

跟那日本人一起待了几天，我啥也不管他，要吃饭了我也不叫他，他要钢笔、要纸头，我都不管他。

后来就把我俩分开了，又把我跟一个苏联人关一起，叫我给他当翻译。

当时苏联不是闹革命，逃出来好多人，听说也是个间谍。

那个人倒还是可以，我帮他要个水啊，要个纸啊，跟他说一说，后来他就老实交代问题了，表现还挺好的。

结果没多久又把我判了，都没想到。

53年3月28号判的，罪名是三青团员、匪青年军、匪预干团少尉指导员，架设特务电台潜伏活动，尚坦白认罪。就这么些罪。

把我判了死刑，缓刑两年执行。

也就说看我两年表现好不好，如果表现不好，或者发现新问题，那就要枪毙。

后来我就一直关在监狱里边，关了两年，到55年的3月28号。

这一天最后决定我是留还是枪毙了。

最后那一天把我送到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我还想，都关到监狱里了，那必定是要死了。

有一次放我出来劳动，就是给关在里面的人送水或者倒马桶。

到1号监，都是一排房间过去，一排铁门关着，一个房间住五个人，一共四十个房间，就是两百号人。

早上都还好好的，中午管理人员叫我们去把里面的东西全部丢到库房里去，就说明这一批人已经枪毙了。

我心里头害怕，所以表现特别积极。

在监狱期间，从前跟我一起到丹阳出差过的小王警官来看过我，带了毛巾、牙膏，安慰我好好争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些话。

因为一起办过案子，我们感情比较好，我就求他，让彭处长来见我吧，彭处长知道我的情况。

他说你别提了，彭处长现在“靠边站”啦。当时我还不懂这个词，后来才知道就是免职了。

小王警官来过好几次，还让我给台湾写过信，这么看那段时间也都还没跟台湾断联系，台湾也不知道我的情况。

直到1957年的1月份，上面才通知我，说我表现突出，减为二十年有期徒刑。

我心里冤死了，想着可能是党在考验我的，我一定要积极表现。

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以为的。

所以把我从监狱调到劳动棉织厂劳动的时候，我就比一般人都积极。

我们就是织毛巾被单，5尺x6尺的毛巾被单，手工织。

一般的劳改犯最多八小时5条，我就一直在破纪录，最高记录达到八小时13条2尺，连上海市新闻日报的记者都来采访我，说你怎么会织这么多。

上海市组织劳改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时候，我是这个队唯一的代表，并且出去参观了上海机床厂、农业合作社等。

一共全上海不到一百人，我是其中之一，出了名的，还著了一篇文章《土地连成片无人想单干》，登在了刊物上。

后来因为手动的要改成机械的，就给我调到了松江，没多久又调回了上海。

松江的干部还跟我说，像我这样的技术人才他们很需要，但是没办法，上面的命令。

那时候宣布说，二十年以上徒刑的，一律送大西北，那我肯定跑不掉了。

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不说是去劳改的，说我们是去建设祖国的边疆，给我们立功去的。

一共有上千人呢，就到了西宁。

去之前管教科长再三跟我说，你的案情保密，以后再把你调回来。

所以更坚定了我是党在考验我这样的想法。

到西宁以后，我心里还在想，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在接受党的考验。

我觉得我是真心靠拢人民政府的，我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特务。

给我安排到了新生木材厂，厂里一共三千人，我每天早上带他们做体操。

可那是60年代啊，正是闹饥荒的时候，人饿得一点精神没有，就我精神头好得不得了。

厂里的厂长、科长都说，你们看啊，潘金玉的精神多好，像他这样的，不但精神好，身体也会好的，身体不好怎么生产啊。

所以我当时在木材厂也都是出了名的。

后来调我到综合车间去劳动，当时有一个负责我的管教干部姓牛，是长春大学的学生，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个大学生，所以他对我特别好。

我的任务是木料下木屑，试制纤维板。青海的木产多，做成木板子可以做家具用。

那时候全国就有三家，北京一家，哈尔滨一家，上海一家。

我们要发明试验，在青海搞出第一家来。

那烘炉里面的温度有800度啊，人操作的时候要在一瞬间把车子拉出来，我一直在坚持。

管教干部对我好，每天晚上从外面偷偷地端一碗牛肉面条给我吃，生怕我身体受不了。

结果我们真的试验出来了，青海日报的记者过来采访我，给我记了功。

就这样一直干到63年，又把我调到青海省格尔木农场。当时不叫农场，叫格尔木联合企业公司。

那时候死了不少人。明明头一天晚上睡在边上的，第二天早上一摸就硬掉了。

你想，每天就一个馒头二两面，其他时候就喝稀粥，还要劳动呢，那能不饿死吗。

每天拉出去的人，马车都堆得高高的，得有十几个。

有一个指导员，姓李的，我一听他说话，跟家乡话一样啊，猜测可能是我们一个村子的。

他也没吭气，但是他知道我的，就给我安排了个组长，当组长就可以拾马粪羊头羊脚充饥了。

比如说马拉出来的没有消化掉的麦子，把它洗洗，再晒晒干，用石头敲碎掉以后，煮稀饭。

还有老乡扔在粪堆上的那些羊脑子、羊头，老乡不吃的，把它捡回来，煮着吃。

闹饥荒的时候，我的命就是这样过来的。

监狱里难，外面也不太平。

中印边界发生冲突时，我们都知道消息。

我们住的地方是院子里边套院子，监狱里边还有小监狱，我们关在中间那个小监狱，都是最危险的特务。

机枪就专门对着我们这个圈子，万一有暴动，那首先死的是我们。

就是在这么紧张的形势下，我因为比别人表现好，还当了大组长。

那时候社会一有运动就叫大家交代历史，掌管我们大组的指导员，姓唐。

也是很奇怪，他直接把大家的档案交给我，让我一个个对去，看看大家讲的对不对。

指导员这么相信我，我就考虑是不是因为我在公安局工作过，认可我这个身份，否则他为什么交给我呢。

从这里面，我知道了好多奇奇怪怪的案情。

在青海时候的我

有一次从上海来了两个人，找我了解情况。

当初我从台湾回来后，就和未婚妻张亮再没联系了。

到南洋电校的时候，有个女同学见我是单身，就要跟我谈恋爱，一心想要嫁给我。

她父亲是浙江省人民代表，是民族资本家，开了好多工厂，在杭州都有名的，她家在上海有好多房子，只有姊妹两个。

我考虑到我是公安局的身份，没有公安局批准，不敢随便谈恋爱啊。

我离开上海以后，她毕业了，分配在上海船舶交易所当报务员，单位要了解她跟我是什么关系，所以来了两个人了解我的情况。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公安局人员，只是表面上是个犯人，来监狱实际是接受共产党考验，看到公安局来了我还特高兴，认为组织上来人了。

所以我进到屋子以后，看到他坐在椅子上，我也去坐椅子，不坐那个矮凳子，我认为我跟他是同志，是平起平坐的。

结果他一见到就发火，说你什么东西啊坐这个地方。

我也发火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讲话的，为什么你可以坐椅子我不可以坐椅子？

那个转业的干部就劝，说不吵不吵。

我嘴上说好吧，我去坐小矮凳子上，但我态度仍是不好，问他什么事。

他问我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这把我都问糊涂了，心想，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啊，你不知道我怎么来的啊，你不是上海来的啊。

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找你多少时候了，我们到东北哈尔滨、沈阳、武汉、北京、南京，找了好多地方，没有你这个人，你怎么到青海来了啊？

当时我一肚子好笑。心说，你们自己工作做到哪里去了，难道是我自己到青海来的？

我不服，跟他吵，干部就在旁边劝架。

吵了一会儿不吵了，他才问我那个女同学的情况，我说她跟我没关系，她不知道我是公安局的，更不知道我是台湾的。

说完写了份证明材料给他们带走。

另外我还写了份材料给公安局领导，说我这几年表现怎么样他们可以问这个劳改单位，我接受考验，我不相信我这个问题弄不清楚。

我始终认为自己是冤枉的。

到1965年，我们这里的劳改犯全部调走了，由新疆建设兵团调了两个师来接管这个地方。

这里之前没有电的，兵团来了以后，还有好多带家属的，肯定得安电。

我是学电出身啊，就让我给市区的部队和兵团安装电灯电线，第一次学以致用，接触到电了。

从那时候起，就没有武装看管我了。

后来又派我去一个劳改农场负责全厂的电力安装配电等工作，最远到二百里以外的都兰县和兵站、公安团等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坐公交去的。

镇上的一个加强团，也都是我负责的。

我在那边待了一年，比一般人的条件都要好。

每一次礼拜六都是吉普车把我送回来，礼拜天了把我再送去，平常都住在那里，我的大衣都是部队上发的。

当时我心里还是想着说，我的身份是公安人员，到青海劳改，也不过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否则怎么会放我一个人单独在外呢，其他人都要有武装看押，不能外出的。

农场里面电工比我学得好、学历高的多了，为什么不用他们，光用我呢？

所以我一直以为是组织上考验我的，我脑子就想那么简单那么天真啊。

一直到1968年，我才打消这种天真的想法。

那天我在离我们厂部大概12里路的三大队搞安装工作。

那时候连自行车都很少的，来回就走路。

又来了两个上海的人，也是跟我了解一个同学的情况，听说那个同学要任党委书记了，所以来了解他的社会关系。

我接到电话赶回来，12里路呢，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

结果他们问我到哪里去了，怎么现在才来，他们等了一个小时了。

我说我在三大队，走路回来的啊。

他问是武装带我回来的吗，我说我自己跑回来的，没有人陪我。

我心想，别说12里路了，几百里路也是我一个人在外面啊。都好多年了我一直这样的，这有什么奇怪的。

他们一下态度不一样了，说，哟，你这个享福了，你不成了自由人了吗，对你太宽大了。

我们又为这事吵得不行。

指导员进来了，说不吵不吵，跟他们说明情况，说我是因为工作关系，所以一个人在外面。

等他们了解完同学的情况，我跟他说，请你给组织上带个信，我接受组织考验已经这么些年了，十五年了，考验还不够吗，还不能把我调回上海吗？

我当时就是以公安人员的身份跟他们谈话。

结果他把桌子一拍，说，什么，你是我们公安局里的人？你做梦呢，我们要你这个社会渣滓啊，你想的这么美啊。

这一下我醒了，原来真的是判我刑的。

那时候才真正感觉到自己判刑了，劳改了，之前十五年我都不把自己看成劳改犯的，所以任何苦、任何困难，我都受着，认为是接受考验的。

好多人入党不也要接受考验嘛，我就以这个态度对待劳改身份等。

从那以后醒了，再也不想了。

反正还有五年到期了，无所谓了。

但整个人就跟皮球泄了气一样的，干活也没有劲儿了，思想上跟原来也不一样了。

不过我还算好，在劳改队基本没吃什么苦，比其他犯人自由。

73年，我刑满后留队就业，第二年请假回了一趟家，那次还闹了一个笑话。

自从杭州高中毕业以后，那是我第一次回家，事先写信到家里说哪天回来了，弟弟妹妹高兴得不得了。

到日子，一家人都到火车站接我，结果没接着，大家都不认识了，我连丹阳话都不会说了。

我就去找个旅馆住下。

当时我还没摘反革命帽子，79年才摘掉的，给我开的请假证，上面有个括弧：有反革命帽子。

结果旅馆老板文化也不高，加上证明字写得也草，“有反革命帽子”他看成“造反派成员”，专门给我安排了好房子，1号房间。

房间里住着两个公社书记，还以为我是什么大干部呢，赶紧跟我握握手。

第二天早上，弟弟妹妹在外边一个个旅馆找我，找到这个旅馆的时候，我正低着头洗脸，妹妹看见我头顶，说这个好像是哥哥，头发跟爸爸一样少。

他们这才进来问我是谁，我们兄妹这才相认了。

一家人抱在一起哭啊，当场哭得不得了，弟弟妹妹因为我的历史，也或多或少受到了牵连。

我回到村子以后，人家问我妹妹这是家里什么亲戚啊，她说是哥哥，人家说不是听说你哥哥是在青海劳改的吗，回来了？

我妹妹说不是，这个哥哥是东部参加工作回来的，青海那个哥哥没有回来。

不敢说，生怕会影响家里，那个时候歧视的相当厉害。

弟弟村上有个大队书记，是新四军烈属，之前我父亲还有弟弟都靠他照顾了。

他对我的身份也不计较，还跟我说好好争取，争取把帽子摘掉，有这个帽子在头上，不好介绍对象的。

这个人心倒是挺好。

76年我第二次请假回家，妹妹就给我张罗介绍对象了。

我和老伴退休后的合照

给我找的老伴原来的男人死了，对方是他们那里的大队民兵营连长兼职导员。

她家里原来条件还比较好，但有三个孩子负担还是太重，好多人劝她另成家，她最后选择跟我成家了。

那时候结婚就是领个结婚证，连水果糖都买不到，大家坐下来讲讲话就算结婚了。

那次回家我还到上海去了，那边有堂哥，还有同学，到上海住了一两个礼拜。

之后我就又回了青海，后面是我弟弟把老伴送去青海的，住了三个月，因为金坛一带发生地震，我俩又返乡了，78年重回青海。

我跟老伴结婚的时候她三个孩子都挺大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小的儿子4岁。

他们第一次去青海的时候还没有户口，第二次去就把户口解决了，大儿子本来说要去的，后来造反派头头把大儿子户口划掉了，就去不成了。

结婚一年后，我们生了小女儿，女儿在青海出生，在青海长大，对青海很有感情。

晚年我和小女儿一起生活

我们在青海生活上还可以，家里大米、黄豆这些东西不断，有的是兵站站长送给我的，有的是团长、营长、连长送给我的。

但是其他方面不行啊，比如工资，始终不给我调上去。

按我的学历，我应该当上助理工程师，结果连个技术员也不给我当。

到 1981 年，我就考虑我这算不算起义啊，我知道贾亦斌，就是当年带我们起义的团长，解放后担任过中央的副主席。

我给北京写了一封信，问我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属于起义人员对待。

当时回信了，说起义这一段历史他们知道，我后面的历史他们不知道，让我相信党的政策，依靠组织一定会解决的。

我想想就算了，没人负责管这事，问也问不出名堂。

一直到87年，当时政策规定，青海省劳改农场要撤销，大批刑满就业的全部遣返，年轻的就不允许在劳改农场就业了，年满六十岁的，不走也得走，由劳改单位联系老家。

那次我正好出差，单位里头派我去购买一批材料。

晚上我住在办事处里就考虑，我马上六十了，但我往哪里遣返去啊。

劳改犯的身份回到家里，怎么生活呢？

家里四个孩子，加上我和老伴，六个人，如果我没有退休工资，那怎么活啊。

这样一考虑，我就顾不得许多，直接找到了青海统战部，到门口传达室不让我进，必须要有条子才让我进。

他们说要下班了，让我走，我说我就在门外躺着，等你上班。

结果他没办法了，放我进去了。

到第一个办公室，是落实政策办公室，里面只有一个人，他在修收音机。

我跟他说了情况，他说这里不管，让我走。

我站着不走，看他修收音机，就说你给我看一下，我给你弄。

我一弄，收音机就响了，他有些意外，说你还有这一手呀。

我心想，农场里，上到书记场长，下到普通干部，哪一个家里的家电不是我修的，何况你这个小收音机呢。

他说你这个事情我确实没办法，我俩正说着话呢，来了一个人，高个子，瘦瘦的，一来这个家伙就站起来了。

我寻思来的可能是个领导。

来人问他什么事，我才知道刚给修收音机的也是个处长，他简单说了我的情况。

我就跟高个讲讲我父亲的情况，我自己的情况。

他说，你父亲被斗死了？他不应该斗啊。

然后他就看了我的报告，说你原来青年远征军的？问我哪个师的。

我把我的部队一讲，他说你这个事情好办，你跟我走。

我跟着到了隔壁一个办公室，他一进去，里面的人都站起来。

他叫了一个人把我的事情办一办，叫他不要拖赶紧办，让我在这里等，他就走了。

这一下子办公室的人对我不一样了，马上叫我坐在沙发上，又递香烟又倒茶，问我怎么认识这个部长的。

我说我不认识，他们都不吭气了。

办好了以后，一个大信封封好，瘦高个说你走吧，这个信我们会交给其他单位给你办的。

我不大想走，怕走了以后不给我办，我找谁啊。

他也知道我们上面那些头头对我不太好，可能信封给了他们也搁置在那里。

他说，这样吧，我把信封交给你，你不要拆啊，直接交到青海省劳改工作管理局第二处。

我就自己带了这个信到劳改局，他们看我有信也没阻挡我，我进去了，处长看了一下就让我走，说会交给农场办的。

我不想走，心里想，好不容易才弄来这封信，交给你，谁知道哪一天才给我转到农场去啊，回去以后没人管了我找谁啊。

我说这样，你给我开一张收条，就说哪天收到我这封信，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会直接凭这个条子来找，否则我连这个大门都进不了。

他一看说，你这个人挺难缠的嘛。

我说对不起，不是我难缠，我吃过这个亏了。

他说好，我马上给你办。就这样给我办了，跑了好几个办公室，叫我在外面等。

盖了好几个章，他弄好以后把信交给我，让我直接交给劳资科科长。

我一想我也不认识劳资科科长啊，就买了两条烟送去了，结果第二天就收到消息了，叫我填表，一个国家正式工人的申请表。

一个大队的人一下子就传开了，都来问我怎么可以转正成国家正式工人的。

教导员说，人家是中央统战部部长屈武，到青海省视察工作的时候，遇到这个事情，给他平反的。

大家都不吭气了。

大概一个礼拜，平反通知书下来了。一共有七八个人，都是彻底平反了。

我的名字在最后，说根据我的情况，应该纠正错误，转为国家正式工人，但工龄是从1973年开始算，劳改队之前的一段没给我算。

其他人还以为我是彻底平反了，甚至于我临走的时候，还专门派了一个汽车，帮我把家具都装上。

这是干部才有的待遇。

单位还要专门派人送我回老家，考虑到大女儿也在青海工作，就没有另安排，派了大女儿送我回来。

那时候户口掐得紧，不能随便落户。

我老家丹阳的，青海省就发了公函到丹阳公安局，那边调档案、查文件，才给我落了户。

老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烧了，我和老伴带着小女儿住到了大儿子那里，村里知道我是退休回来的，都很尊重我，我也不说以前的事了。

直到2016年老伴过世，我才搬到常州，跟小女儿家住在一起。

这些年，我不仅获得了国家颁发的纪念章，还经常得到各地志愿者的关爱，这是支撑我的精神力量。

我希望能看到2025年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日，更盼望台湾早日和平统一，回到祖国怀抱，我能与台湾亲友团聚。

潘爷爷的经历，两篇我们共更新了3万多字。

这是意外的收获，访问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97岁的老人还能有如此清晰的记忆。

而让我感慨的是，在这样碎片化的时代里，还有这么多朋友看完全文。

只要有万分之一的人在乎，这事就有意义。

潘爷爷一遍遍在电话那头强调，他十多年真的一直以为犯人身份，只是组织对他的考验。

起初我们还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单纯、对政治这么不敏感的人啊。

但仔细想想，换成我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一切的反转好像就在一夕之间，普通人当下谁能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也不过是事后诸葛，才自以为看出一些端倪。

潘爷爷从不敢说，到说一点点，再到全盘托出，这过程用了十几年。

我们能感知到，他想要表达，想要留下一些记忆，但表达变得更为谨慎。

对我们写好的稿子，潘爷爷会逐字逐句地审上两遍，认真地将听错的地方分成一二三四点发给我们。

他会格外注意每一处的用词，生怕有任何表达不当的地方。

想到他已经97岁，我内心既敬佩，也会心疼。

潘爷爷最后跟我们说，盼望台湾早日和平统一，好去见见台湾的亲友。

每次记录完百岁老人的故事，都会感叹，人生最大的胜利就是活着，活着就有各种各样的可能。

新的一年，愿潘爷爷愿望成真。

编辑：佳汇 霞姐

图片来源：潘金玉供图，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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