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很多老朋友被动“失联”的状况下，月初我们有篇故事引起读者朋友们讨论：

“活着的烈士”何元海（）点击蓝色文字可查看原文。

在何元海回忆往事时，他经常提到新兵时的副班长李玉坤。

虽然他们只相处了短短一年，但何元海好像对他很信任，也很依赖。

我们很好奇，这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怎么能在几十年没见的情况，依然能成为别人的精神寄托。

于是，我们联系到老兵李玉坤，有了今天尖刀班的故事。

我们班是尖刀班，负责在最前面打穿插，搜山。

当时我们这边的炮火很猛，敌人根本不敢大面积进攻，就利用地形躲在山上，放冷枪。

我带班上的人一路搜山，端掉敌人的火力点，从广西水口，一路打到高平，班上一个没少。

尖刀班后面就是大部队，敌人一般不会来攻击我们，怕暴露目标。

有句话叫“会打仗的不打尖刀班”，就是这个道理。

但要带出一支尖刀班，却也不容易。

我是76年12月入伍的，算77年的兵。

我这人比较要强，哪方面都不愿意落后，人家休息了我还要训练。

所以新兵训练的时候成绩就比较好，分配到54军162师484团2营5连后，就直接做了1排1班的副班长。

副班长主要任务就是带兵，我带兵还是有一手的。

比如78年来我们班的何元海，我对他印象很深，是个苦孩子出身。

从小失去父亲，只有一个聋哑的老母亲带大的，还有一个有智力问题的哥哥，家里条件很苦。

他跟母亲只能用手势交流，谈不上什么好的家庭教育，书也只读到四年级，脑子有时候就反应比较慢。

刚到部队的时候，各方面的训练学习上，都不如别人快。

他性格还比较要强，跟不上别人自己心里也难受，几次都想寻短见。

他跟我哭，说自己啥都比不上别人，要不去死喽，还想退伍。

我就劝他，拿我训练过的更差的兵给他举例子。

我劝他说，人活着，可以说生活本身就是比较困难的，要不你看这个孩子一落地他就要哇哇大哭。

我说你反应慢那不是你的问题，但是你得勇敢面对，得去拼搏，不能认输。

总之就是像教育小孩子一样，耐心教育。

我还经常给他开小灶，那时候我们在北京搞建设，白天大家一起干活，晚上别人休息了，我再单独训练他。

就这么到最后，他各方面也都拿到了好成绩，还拿到了几次连营嘉奖，加起来相当于一次三等功了。

刚入伍的何元海

我对每一个新兵都是从严去照顾他们，严中有爱。

像后来有个79年的新兵，我们上越南战场前刚入伍的，叫周永东，四川人，个又大，还是个高中生，家庭条件特别好。

由于体质比较差，入伍后在各方面都不太行，他还有点小脾气，小嘛，吃不了这个苦，不服从管理。

我们这边要集合吃饭了，他那边被子还没叠好，让他去叠他也不去，说半天也没用。

吃饭当中我就把他碗给摔了，被子不叠好不让他吃饭。

他去洗漱，我“啪”一脚把他盆给踹了，叠好了再洗漱。

我脾气是有点暴躁的，有时候连我自己都看不上自己。

没办法，这也是受当初训练我的那批老兵的影响。

训练我们77年这拨的是73年的老兵，他们对我们就是很严格，又打又骂的，所以等我们带兵了也跟着学。

连领导都说，就你们这批77年的兵，“脑袋不让人摸”，烫手都。

但打完骂完事后是肯定会再找他做工作的，跟他说明白为什么打他骂他，什么原因，再开导他。

该道歉也道歉，总之上课的时候该咋是咋，下来了一定得把话说开了，就好了。

后来我们从战场上回来，这个大高个周永东还过来跟我说：“班长，我感谢你。”

他说，没有你那么严格要求，可以说我不能活着回来，我非常感谢你。

战场上就是这样，你稍微懒散一点，稍微跟不上一点，就可能把命搭了。

可能何元海各方面表现不错，部队将他调走了，补充到481团7连去。

我心里还挺舍不得的，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好苗子，感情深。

何元海走后，我们连队也从北京回到了原部队驻地，河南安阳汤阴县。

战争的氛围越来越重，我也特别忙。

就在这时，连长还送来两个新兵，说怕打仗，一训练就装病什么的，在连队里都出名，谁也训不了。

连长说只能我来训了。

为这我还跟连长吵过，但人送来了我总得管。

对待不同的兵我有不同的办法。

这俩新兵来了以后逃训练，一个说自己腰疼，一个说自己腿疼，我说行，你俩配合的还挺好。

我问他们训练去不了，饭堂吃饭可以去不，他们也说不能。

我就放任他们在宿舍里睡觉，到饭点了让两个老兵给他俩送饭过来。

但我也跟他们说明白了，只有头两天有人送，第三天没人给他们端过来了，吃就吃，不吃就拉倒。

第三天他们就自己过来吃了。

这俩人还不爱吃食堂的饭，老逃出去吃，他们在其他班的时候都被看得很紧，到我这我不看着他们，没这个时间。

我问他们家里给的钱还剩多少，说还剩十块，我全要过来了，我替他们保管，兜里没钱他们就没法出去了。

我私下还去了解了一下他们家里的情况，他们老家是郑州西郊的，我说我是东郊的，就这么算拉近了点距离。

他们家里条件也没多好，我就跟他们动情讲道理，说父母把他们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啥的。

也跟他们讲其中的利害关系，那时候军队管得严，一个人当了逃兵，被部队遣送回去了，家里亲戚、几代人，就都当不了兵了。

反正各种方法都用吧，这俩人在我班上待了不到一个月，最后思想也终于转变过来了，开始想当一个好兵了。

可惜太晚了，部队上面已经决定给他们遣送回家了。

是我亲自送的他们，临走的时候他们在招待所里给我跪下，说想留下。

我心里也不好受，上面已经下决定了，如果时间再宽裕点，我还真有可能帮他们留下来，训练成好兵。

这俩人属于极特殊情况了，班上其他的兵听说要上战场了，有仗打了，都非常积极。

送这两个新兵走的时候是2月10号，当时离正式开战只有7天了。

2月12号那天早上，我母亲和姑姑突然来到连队看我了。

大概是父亲从报纸或者收音机里听说了消息，知道我们从北京调回来了，可能就猜到是要打仗了。

我父亲从前也是当兵的，14岁加入部队，当了十年兵，参加了解放云南、解放海南、解放广西。

后来就跟着部队一直留在广西，58年退伍回到河南老家，我是在他退伍头一年出生的。

我家7个孩子，四个弟弟两个妹妹，我是老大。

父亲那个年代当兵苦，父亲得了肺气肿，干不了重活，所以打小我就下地干农活，养弟弟妹妹。

我8岁上学，11岁就读了初中，中间连续跳级好几次，但因为家里穷，我为了帮父亲干活，不得已辍学了。

老师为辍学的事，坐在我家里就不走了，一直劝我，我受不住了回去继续念了几个月，最后还是回家了，初中没毕业。

从小我跟父亲感情最深，他对我教育很严格，只是讲道理，从来不会跟我动手。

我最让父亲省心，不管是学习，还是干活，我做事认真又比较爱动脑，什么事情上手很快。

我的几个弟弟就不行了，像我二弟，干活总是干不明白，父亲气急了还会拿鞭子打他。

我自己放弃了念书的机会，就是想供养几个弟弟妹妹多读点书，结果他们都不是那块料，也没念到啥程度，最好的就是三弟了，读到了高中。

我选择当兵，有父亲的影响，当兵光荣，为国尽忠嘛。但最主要还是考虑家里的兄弟姐妹。

我那个年代，当兵的人姑娘都抢着要，我是家里老大，假如我要是成不了家，后面几个弟弟就更难了，出于这个考虑我便去参军了。

我四十年后的军装照

母亲和姑姑来看我，互相对着也说不出什么话，就是舍不得我，一直哭。

我安慰她们，打个小小的越南算什么嘛。

我安排母亲和姑姑在连队住了一晚，13号一早就送她们走了。

她们走的第二天，部队就出发了。

父亲也没让她们带什么话过来，我以为父亲是打过仗，理解其中的道理，说也没用。

结果后面从战场回来，我探亲假回家，村里人跟我说，我在越南那二十多天里，我父亲天天去邮电局，坐着就不走了。

他在等我的信，等我活着回来的信。

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前线。

边境上有民工在挖坑，就是给我们准备的，提前打好坑，牺牲了就埋在里面。

咱们国家三十年没打过仗了，别说我，带过我的那些老兵也都没上过战场。

想起出发前我还在母亲和姑姑面前夸下海口，结果真到跟前了，还是怕的。

广西和越南之间有一座友谊大桥，桥中间一条黄线就是两国的过境线。

我们是坐着车过了国境线。

我作为副班长，架着冲锋枪在卡车的车棚上，我腿都一直往下软，站不住，根本控制不了。

一过桥，对面停的车上面，有挺多战士的遗体，还有挺多伤员，有轻伤有重伤。

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也受着伤，双膝跪到我们车前，说54军老大哥来了，看看兄弟们，为兄弟们报仇。

人都说跪天跪地跪父母，哪有和同龄兄弟跪的。

我什么时候不怕的，就这时候。

看到流血，看到尸体，看到受伤的战友了，不怕了。

我们班连队里的第一个班，自然而然成了尖刀班，负责在最前面打穿插，搜山。

当时我们这边的炮火很猛，敌人根本不敢大面积进攻，就利用地形躲在山上，放冷枪。

我带着我班上的人一路搜山，端掉敌人的火力点，从广西水口，到越南复和、广渊，最后打到高平。

尖刀班后面就是大部队，敌人一般不会来攻击我们，怕暴露目标。

有句话叫“会打仗的不打尖刀班”，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进攻时一直没有正面遭遇过敌人，但战场的日子也不好过。

我们在越南打了26天，加一起见不到两小时的太阳，每天都在下小雨。

白天还好受一点，到了夜晚，鞋下面全是脚脖深的水，上面还哗啦啦淋着，成天湿漉漉的。

整整26天，我们没脱过鞋子，没换过衣服，没洗过脸，没刷过牙。

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越南的山里到处都有毒蛇，还有越军埋的地雷，一个人根本不能单独行动。

要方便的话根本来不及找地方，随便就地就可以了，甚至行军没时间解腰带了，直接拉裤子里也是有的。

那段时间我们也没有吃的，水都喝不上，也没什么可拉撒。

随身穿的军装，烧裆了、烂裆了，没办法，解开腰带把里面的短裤一撕两半扔了。

等我们回国以后，差不多所有人短裤都没了。

我们还在越南境内时，全军来了个通报。

说481团有一个兵，身上多处负伤，一身都血淋淋的，全班都倒下了，只剩他自己，还端着机枪继续扫射，直到自己也倒下了。

我一打听，当时就猜到了，这个兵肯定就是何元海。

他是我手底下出去的兵，我了解他，又莽撞又能干，没什么花花肠子。

我训练出来的兵，到战场上都是好样的。

难过也没办法，有战争就会有牺牲，活着是幸运，真不是本事大。

接到回撤命令时，我们连的任务是守高平重庆县班沙斗的一座桥，这里是部队回撤的必经之地。

桥的右边是山连着山，山几乎把桥包围住了，山里有敌人的火力点，不断地往山下放冷枪，照这样下去，等大部队过来的时候，根本过不了桥。

那天是3月13日，连长派3排去找敌人的位置。

大概下午4点多钟的样子，我带着班里的人正在旁边村子里找吃的。

村里人都跑走了，我搞了口锅正在煮面吃，就听见山里有枪响。

一枪倒下一个，一枪倒下一个，3排一下就牺牲了4个，遗体都没抬下来。

好几枪落在了我脚边，最后一枪直接把我锅给打了一个洞。

我那会儿性格也暴躁，马上坐不住了，去找连长要任务：

明明敌人的火力点就在我手指的方向，怎么牺牲了4个还没找到，你让3排下山来，我上。

连长问我，你上能保证不死人吗？

我跟他立军令状，保证不会再有任何伤亡。

连长命令3排下了山，我带我们1排上去。

1排长叫张平相，和我都是76年入伍的，他3月份，我12月份。

我们俩关系很熟，他的作战经验不是很足，原来在部队训练体操比较多，也是进越南前刚提的排长。

进了越南之后，他一直待在我们班上，跟着我，包括我们副连长也是在我们尖刀班。

因为我这人有个特殊能力，枪从哪里打出来的、用的什么枪、有没有目标，我一下子就能听出来，搜山的时候判断位置判断得很准。

这多少有点天赋，可能也是我比较留意、细心观察总结的结果，总之就是一种感觉，我也说不太清楚为什么。

所以大家就很信任我，一路上都听我的，紧跟着我。

这次也是，连长下了任务以后，排长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听我的就成。

我开始安排1班从哪地方上、2班从哪地方上，3班是救护队，负责抬担架的，在后边。

天蒙蒙黑的时候，我就带人上去了。

围着山上转了一圈，子弹就打在我们脚底下，我带着大家躲着走，没淋到一枪。

绕一圈，发现有一个大概四五米长的平台，在山崖下面，盖住了。

在那附近，还有一具3排战友的遗体，我确定火力点就是这里了。

排长问我怎么办？

我说，下山。

第一次上山只是锁定了目标，还没看到洞口具体在哪，还得第二次上去。

第二次我只带了我们1班8个人，加2班的班长。

我把大家分成3组，他们各4人一组，我一个人一组，呈三角形围在洞口周围。

我们一点点朝火力点洞口方向接近，发现了越军的一个大背包，打开发现里面有子弹、有吃的。

2班长还发现越军的一个头盔，伸手就要去拿，我一把把他拉住，叫他别动。

当时天黑也看不清楚，我怀疑那个头盔就是戴在人脑袋上的，不然就是敌人故意放在那里引起我们注意的。

我让2班长闪开，自己蹲到山崖下边，磕掉鸡蛋黄那么大一个石子，往帽子方向一投，果然里面枪就响开了。

要是2班长直接去拿，立即就死在那个地方了。

见敌人打枪了，我和2班长也端起冲锋枪往里打。

两边交火，当时我一个人守在洞口前面的一个大石头后面，离洞口不超过五米，得有二十多个手榴弹、手雷扔到我身上，我用手打、拿脚踢，当时就是这么紧张。

你还得从侧面打手榴弹的腰部，要是打头上了那里有个引信，就炸了。

结果二十几个弹，一个都没炸我身上。

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命咋那么大，那时候也是年轻反应快，搁现在别说二十几个，三个也把我爆了。

我们看不见敌人的洞口位置，不知道人在哪里，这么打没有目标。

于是我带着人第二次下山了。

这次我们还发现之前3排牺牲战士的遗体，三个都在洞口上面，其中一个还挂在了树杈上。

举着枪也够不到，我拿刺刀给挑下来的。

这也让我更加确定了敌人的火力点就在这个洞口里。

下山以后我跟连长汇报了情况，连长问我怎么办，我说只有一个办法，守。

敌人在暗处我在明处，不能攻，只能守到天亮再说。

于是我又带着自己班的人上去了，这次2班长没来，排长跟着一起，还是9个人。

我安排班长带着3个兵守在洞口上方，那里有一条小路；排长带3个兵守在洞口下面，敌人休息的小平台上。

我还是蹲守在正对着洞口的大石头那里。

当时大概是晚上七八点钟吧，我们一直守到了早上五点天蒙蒙亮。

那一夜确实是很难熬，一刻都不敢放松。

上山之前从整个连队里搜出来一点小饼干，我们一人带了一包。瞌睡的时候我就摸一个小饼干舔到嘴里，就大拇指那么大，也不敢嚼，怕嚼出响声来。

等到天放亮了，这才看清原来洞口前面有一条河沟挡着。

我判断很准，果然火力点藏在这里。

我先接近那个洞口，我一伸手，我的兵就知道了，给我递过来手榴弹，我手没动，他们又给我递了第二个。

我在山崖下面，用打球扣篮的姿势，像从床下扔到床上一样，把手榴弹扣进去。

四个人，一共十二枚手榴弹，我进去十枚。

很快，我扔进洞里的手榴弹炸了，里面出现喊声，还有哭声。

我听到了，排长也听到了。我本来说自己先慢慢接近过去，结果排长他抢先跳上去了，我一把没拉住他，两发子弹打出来。

一发直接打中排长的肺部，当场就牺牲了，一句话也没留下。

我把排长的遗体抱下来，看强攻不行，就又带着大家下了山，把排长抬回去。

当时跟连长要任务的时候，我下了保证书不许再有人伤亡的，结果排长牺牲了！

我向连长申请组织火力，把洞口周围整个山头都烧光了。

那周围都是齐胸深的杂草，烧光了以后才确确实实看到了洞口。

最后我在排里挑了五个人，组成精干小组，我们班三个，2班两个，一起上山去端掉那个洞口。

当初的5人精干小组，四十年的交情

没想到山烧成那样，里面还有活人呢，还在还击。

2班长动作比我还要利索，我让他跳上去对着洞口打，继续往里面扔手榴弹。

等里面没声了，我们进去查看，发现洞里面有机枪、有步枪、有冲锋枪，还有一个六连炮和一挺轻机枪。

洞里的人都被打糊了，也分不清几个人，但根据配置来说，相当于一个排的兵力了。

敌人的火力点被消灭了，3天以后大部队安全过了桥，开始回撤。

回国以后，我们班荣立了集体一等功，我们排荣立了集体一等功。

战场上的苦，那是说也说不完。

我去战场之前体重是132斤，等26天以后回来，就剩85斤了。

我们回来后，先在广西住了一段时间，5月底回到原驻地。

9月份我被安排去西安47军军校学习，不到一年时间我就辍学回家了。

回家主要也是考虑家里。

我读军校时一个月才拿10块钱，就算毕了业下连队当了排级干部，一个月也才50块，根本养不了我们这一大家。

那时候我大弟弟才16岁，其他几个就更小了。

那时候还是挣工分呢，一年下来，我家反过来还得往生产队里边交300多块钱。

我回去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有我在，我们不光不用交钱，反过来还能多挣200来块，里里外外一算，我就回去了。

后来国家搞生产到户，我自己再到街上做点小生意，慢慢家里条件就好起来了。

我从军校回家的那一年就结了婚，生了一儿一女。

往后几十年我就一直在为生活奔波，也没空多想，但我心里还一直想着我的这群兄弟，做梦还总梦到他们，尤其是没回来的那些。

这在我心里是一道坎儿，几十个手榴弹没有给我炸死，我活着回来了。

但是我的兄弟，我们一起去的，他们没有和我一块回来。

等兄弟姐妹都各自成家了，父亲也不在了，我也算基本完成家里的任务，开始想自己能为兄弟们做些啥。

这几十年，我一直以为何元海已经牺牲了，也是当他烈士一般来想念。

直到201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四十周年，我看到一篇报道，才知道原来他没死，活着回来了。

我立马去打听这个事，终于联系上了写这篇报道的连长，才了解了详细经过。

连长说，何元海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见见他的老班长。

他说希望我带着我们班的兵，一起去见见他，了一下何元海的心愿。

这些年他过得不容易。

我说，我肯定要去。

我拿到了何元海的电话号，我们通上了话，一听到对方声音就泣不成声。

他的情况我已经从写报道的连长那里都听说了，我知道他这些年过得不容易。

我们中国的兵打仗，一向是宁死不当俘虏的，他这样的经历，受了很多委屈。加上回国以后工作的事也不顺心，生活不是很好。

我不愿意再勾起他的伤心事，所以没有多问，也没提以前的事，就是劝他，鼓励他。

跟他说既然大难不死，活着回来了，那么不管生活多么艰难，都要坚强地活下去就行了。

可惜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俩一直没能见上面。

2018年，我把我们全夏邑县的战友拉到一起，决定做件事。

我跟战友们说，看看还有多少烈士的父母、亲人还健在的，我们要想办法去看看他们。

一开始有些战友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毕竟这个记忆太惨痛了，换位思考一下，烈属肯定也都不愿意去回忆，不愿意见到我们。

但我坚持去一个个劝说，我说咱们是活着回来了，但咱们一个战壕的兄弟们永远定格在十八九岁、二十岁了，我们要视他们的父母为我们的父母，献一份孝心。

最后说动了他们，他们就问我你说怎么办。

我说逢年过节，每人出个百八十块的，少吸一包烟，少喝一顿酒，替咱们的战友去看望他们父母亲。

战友们都同意了，我们就开始着手寻找这些烈属。

我们夏邑县一共出过24名烈士，我首先就先找到了这些烈士的接枪妹，看看她们父母还有多少健在的。

先找到7个接枪妹，从她们家里开始，我们一户一户地上门慰问，每到一户，我们双方都是哭得跪在地上起不来。

也有家属不接受我们去看，这很能理解。

他们一看见我们，肯定就想起几十年前的事了，我们回来了，他们的儿子呢？

当年一个烈士给300块抚恤金，谁愿意为了300块钱把儿子送到战场上去？

但我仍然觉得自己做的这事是对的。

烈属心里的伤痛不是说一下子能抹掉的，让他们感受到一点温暖肯定是好的。

把这么多年的情绪疏通出来，总比闷在心里好。

一开始就我们几个老战友自掏腰包做这个事，后来联系上了河南五星拥军团，“团长”王勇胜做得很好，有组织性，就把这件事坚持下来了。

我带何元海来我老家

说到“活烈士”何元海，直到今年5月，我们原来的5连老战友在武汉聚了一次会，我才见到了他。

何元海一见我就说，老班长，这一次见到你我哪都不去，我必须跟着你回家一趟。

我说好。

所以我们俩一块到了郑州，又一块来了商丘。

临走的时候，我们难舍难分。

在车站里，在那么多人面前，我们两个大男人，都六十多岁了，抱在一起痛哭。

最后没办法了，我说，何元海，我命令你坚强地活下去。

这样我们两个才算止住不哭。

分手时，何元海给我敬了一个礼，标准的军礼，然后才上了车。

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活烈士何元海”最想见的战友，是副班长李玉坤？

和李玉坤聊完后，我们试着总结他身上的特质。

他似乎从来不怕承担责任。

做副班长是这样，做大哥是这样，发起烈士父母慰问更是这样。

他的严厉是真的，他的直率也是真，发自内心想爱护身边的人也是真的。

我想，正是这种敢于担责的领导者气质，才会让身边的人无比信任他、依赖他。

就是这样的一个硬汉，在交流过程中，也几次哽咽到说不出话来。

回忆战场上的艰苦，哭；想到牺牲的烈士，哭；提到烈士的父母，也哭。

活着回来的他们，好像从未走出过那场战争，仍然深陷其中。

我在想，谁来为他分担心中的伤痛呢？

当他在电话那头尽情哭泣时，我相信，和我们的这一次次讲述，一定能帮他排解掉那么一些些苦闷。

这也是我们坚持记录老兵讲述的重要原因。

编辑：佳汇 霞姐

图片来源：李玉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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