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偶然的邂逅

1945年，刘亚楼从苏联返回国内，加入抗战的关键时刻。在途经大连时，他受邀参加了一次由市长韩光安排的私人聚会，韩光还特别安排了翟云英和她的母亲到场。

当翟云英出现在席间时，她中俄混血的外貌让人印象深刻。韩光介绍她时提到，她的父亲是一名俄罗斯人，在她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她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两人交谈时，翟云英显得略有些拘谨，但她流利的俄语让刘亚楼颇为惊讶。他们聊到了俄罗斯文学，聊到战时社会的变化，甚至提到了一些俄国音乐家。

聚会结束后，刘亚楼提出要送翟云英和她的母亲回家。在路上，他们又聊了一些更生活化的内容，翟云英谈到自己喜欢阅读和写信，也提到平时会帮母亲做一些翻译工作，补贴家用。

几天后，刘亚楼再次邀请翟云英一家见面，他特意带了一些从苏联带回来的小礼物，包括一些俄文书籍和小饰品。翟云英的母亲对此虽然礼貌接待，但对于刘亚楼的频繁造访心存顾虑。她认为刘亚楼的年龄比女儿大了近20岁，而且结过三次婚，这样的背景让她难以放心。

尽管母亲多次劝说，翟云英并没有因此疏远刘亚楼。她总是找各种理由和母亲讨论他的优点，并表示自己的感情是认真而坚定的。刘亚楼也没有放弃，他常常通过书信向翟云英的母亲表达自己的诚意。他在信中详细讲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坦率地承认过去的婚姻失败，也承诺会全心全意对待翟云英。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亚楼的真诚和坚持终于打动了翟云英的母亲。她决定暂时放下顾虑，给两人一次机会。

刘亚楼的军事发展

1946年2月，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同时担任航空学校校长。东北战局复杂，部队的基础建设和指挥系统都亟待加强，而航空学校则是新生事物，一切需要从零开始。

到任后，刘亚楼马上投入到司令部机关的改组和建设中。他指示设立参谋训练队，由经验丰富的指挥员负责教学，重点讲授战术制定、作战命令编写以及部队协同的内容。

与此同时，刘亚楼安排翻译苏联红军的《红军参谋业务条令》，作为参谋培训的重要教材。这本条令内容详实，但语言障碍是一大问题。为此，他特意挑选了一批熟悉俄语的干部组成翻译小组，并亲自参与校对。

在基础建设方面，刘亚楼主导组建了一所测绘学校。测绘在现代战争中至关重要，但当时国内缺乏专业人才。测绘学校成立后，他为学校制定了一套高强度的训练计划，亲自检查教学进度，要求学员必须掌握地图绘制、地形测量等技能，以满足部队对军用地图的需求。

当这些基础性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刘亚楼将注意力集中到指挥作战上。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接连打响。1947年的夏季攻势作战，他组织部队利用夜间突袭和分散包围的战术，将敌军分割成小股部队逐一歼灭。

美满婚姻的见证

1947年5月1日，经过一系列周密的准备，刘亚楼和翟云英在大连举办了婚礼。这场婚礼由韩光主持，经过罗荣桓审查和林彪批准。

婚后，刘亚楼很快回到部队继续他的工作。两人的生活刚刚开始，战争年代的节奏却让他们聚少离多。1949年，刘亚楼接到任命，担任空军司令员。此时，空军几乎是一片空白，如何从无到有，如何在最短时间内打造出一支强大的航空力量，这些问题让刘亚楼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刘亚楼依托此前建立的航空学校，决定在全国各地扩大航空教育。他亲自规划了新学校的布局，并从干部和学员的选拔到教学大纲的制定都一一过问。哈尔滨轰炸机学校、长春轰炸机学校等7所航空学校的建立，是他紧张筹划的结果。

1949年的冬天，翟云英接到了刘亚楼从哈尔滨寄来的信。信中简要提到他的工作进展，还叮嘱她要注意身体，照顾好家庭。虽然两人因为工作的原因不能常见面，但书信来往让他们的感情始终没有疏远。翟云英虽然不直接参与刘亚楼的工作，但她在家庭中承担了许多责任，默默支持着他的事业。

进入1950年代，空军逐渐成形。刘亚楼还亲自参与了许多空军基础设施的规划和设计。他经常往返于各地，对每一项工作都倾注了心血。

1959年，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员，还被推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这一时期，他的任务更加繁重，常常要处理各种紧急事务。但无论多么忙碌，他对家庭的关心从未减少，偶尔抽出时间回家，也会陪伴孩子们和翟云英。

坚守与牺牲

1965年，刘亚楼积劳成疾，病情日益加重，最终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医院的病房内，翟云英几乎寸步不离，日夜守护在他的身旁，为他端水喂药，悉心照料。

尽管身体虚弱，刘亚楼的思路仍旧清晰。他时不时与翟云英单独聊起家庭的未来。他明白自己无法陪伴家人更久，便提出一个让她惊讶的建议——他希望她在自己离世后，能考虑改嫁。

翟云英听到这话时，先是沉默，然后只是轻轻摇头，没有多说什么。几天后，在一次探视结束后，刘亚楼再次提起这件事，他的语气透着关切，甚至带着一点坚持，但翟云英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她继续每天照料他，陪他聊天，处理家中事务，表现得一如往常。

不久之后，刘亚楼因病去世，享年55岁。翟云英一边料理后事，一边安抚孩子们和来访的亲友。丧事办得简单而庄重，许多昔日的战友前来悼念，对翟云英的坚韧表示由衷的敬意。

寻根之旅的感动

1980年代，中苏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翟云英注意到这一变化后，决定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多年来，她始终惦记着失散多年的亲人，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渠道可以寻找。这一次，她通过相关机构联系上了苏联红十字会，并写了一封详细的信件，说明自己的情况以及想寻找亲人的愿望。

信件寄出后，翟云英并没有期待立即得到答复。她明白，这样的寻找可能需要时间甚至可能没有结果。然而，几个月后，一封从莫斯科寄来的回信让她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信的开头是一位名叫柯利克·弗拉基米尔·米哈依洛维奇的人，他在信中提到家中长辈曾提起过一个远嫁中国的姑姑，并提供了一些家庭的线索。

信件中附带了一张照片，这是柯利克一家早年拍摄的一张合影，背景是俄罗斯乡村的一座木屋。翟云英拿着照片仔细端详，立刻认出了照片中站在角落的几位长辈，他们的模样与母亲描述的一模一样。她把照片给家里的孩子们看，激动地确认了这些人就是她久未联系的亲人。

得知消息后，翟云英立即回信，对方很快又寄来了一些补充的资料，还提到一位长辈保留着当年翟云英母亲离开俄罗斯前拍的合影。几封信的往来让双方的关系逐渐明朗。孩子们虽然对这些亲人没有直接的记忆，但看着母亲拿着信件和照片流连不舍，感受到了她内心深处的牵挂和期盼。整个家庭因为这个发现变得更加热闹，大家开始讨论可能的见面和未来的联系。

1989年，经过多年筹备，翟云英终于带着家人踏上了前往故乡的旅程。这是她和家人第一次回到那个母亲口中充满记忆的地方。一行人从北京飞往莫斯科，再转车前往乡村。在一路的颠簸中，翟云英不停地向孩子们讲述母亲曾经的生活，还有她离开故土时的情景。

到达目的地时，翟云英的亲人已经在村口等候。那是一场充满情感的相聚。两方人群互相注视了片刻，随即走向彼此，紧紧拥抱。翟云英握着柯利克的手，一边用不太熟练的俄语交谈，一边从随行翻译的帮助下听他讲述家族的近况。

在那几天的相处中，翟云英参观了母亲小时候生活的地方，走过了那些母亲曾描述过的小径和田野。她的孩子们也对这一段家族历史充满兴趣，认真记录下每一处细节。当离别的时刻到来时，双方都依依不舍，承诺以后要保持联系。翟云英带着亲人的祝福和回忆返程，结束了这次意义深远的旅行。

参考资料：[1]林晓光.刘亚楼秘密访苏与新中国人民空军的建设[J].世纪桥,2004(3):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