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虽然不是中国人，但却是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中。每当看到中国人民取得成绩，斯诺都感到十分高兴，想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介绍给西方爱好和平的人们。

然而，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面对中国伸出的援手，斯诺却摇着头，充满感激地说：“我不愿意给中国添累赘……”

1970年6月，毛主席以个人的名义，邀请老朋友斯诺到来中国，进行访问。接到邀请后，斯诺十分开心。

8月，斯诺便和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一起，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

在斯诺夫妇到达北京的那天，按照毛主席的吩咐，周恩来总理特意让外交部的黄华夫妇到机场迎接，并为斯诺夫妇准备了舒适的酒店。

在前往下榻酒店的路上，斯诺看着车窗外面的道路，显得非常兴奋，说：“啊，看哪，这些树都长得那么高了！”

10月1日，斯诺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节观礼活动。

在见到周恩来总理的时候，斯诺高兴地将他的夫人向周恩来总理做了介绍。周恩来总理则微笑着说：“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斯诺想到了过去，说：“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当时您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周恩来总理说：“我还为你草拟了一个92天旅程的计划，还找了一匹马让你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呢！”

就在两人亲切交谈的时候，毛主席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于是，周恩来总理带领着斯诺和他的夫人走上前去，对毛主席说：“主席，你看谁来了？”

见到老朋友斯诺时，毛主席十分高兴，握着他的手，笑着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斯诺说：“非常高兴见到您。您看起来比5年前年轻了，身体也更好了。”

得知斯诺已经做过手术的时候，毛主席关心地说：“你要注意，不要太累。”

随后，斯诺又高兴地告诉毛主席：“我5天前才从保安回来。保安变化太大了。当年从延安到保安路上要走3天，这次才花了两个半小时。”

说这话的时候，斯诺依然能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踏上陕北的土地时的情景：那是1936年6月……

那时候，斯诺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带着两架照相机、24个胶卷和许多笔记本，登上了从北平驶往西安的火车。

7月9日，在步行了一段时间后，斯诺到达红军前沿司令部所在地安塞，第一次踏上红军控制的陕北土地。

在这里，斯诺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总理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对他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位可信赖的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能够讲真话。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党员，对我们来说，这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欢迎到苏区来访问的任何一位记者。阻止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可以把看到的都写出来，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去了解苏区的情况。”

对于周恩来的热情接待，斯诺感到十分温暖。那天晚上，斯诺兴奋得彻夜未眠。

在安塞住的两天后里，周恩来和斯诺一起商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并派人骑马护送他前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在斯诺来保安之前，毛主席专门吩咐叶子龙说：“子龙，你去通知一下接待的同志，这是第一次到我们根据地的外国记者和医生，一定要安排好他们的吃住和采访活动。”

在毛主席的安排下，斯诺在保安收到了热情的接待。

在保安，斯诺感受到了和中国的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气氛，这里的人们虽然不富裕，但脸上都洋溢着热情的笑容。这一点，让斯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想要将这一切都搞清楚。

于是，斯诺便用自己的照相机，拍摄了一组保安人民的真实生活。

7月13日晚上，毛主席来到斯诺所在的房间里和他见面，并热情寒暄道：“欢迎，欢迎我们的贵客！”

关于对毛主席的第一印象，斯诺在后来，说：“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点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目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我在一瞬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而国民党宣传的那个鲁莽、无知、凶暴的匪首形象，和眼前这位温文尔雅的毛泽东，无论如何也联系不起来。”

7月14日，中共中央为斯诺和马海德举行了一个欢迎大会，毛主席在讲话中表达了对他们二人的欢迎。

7月15日，毛主席正式接见了斯诺，接受他的采访。

期间，毛主席问斯诺：“你为什么要漂洋过海到中国来？”斯诺说：“我开始是盲目的到中国来撞大运的，想写一本畅销世界的书，成为一个作家。”

听了斯诺的回答，毛主席笑着说：“我看你这次到我们红区里来，是撞上大运啦，保准能写出一本畅销世界的书。”

对于毛主席鼓励，斯诺十分高兴，说：“当我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蹂躏，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劳苦大众的悲惨，使我受到了很大震动，产生了深刻的同情心。后来，我为了寻找中国的希望之火，结识了鲁迅先生，他帮助我找到了一把了解中国的钥匙。我花了5年时间，翻译一本《活的中国》。这本书收录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左翼作家的小说，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这本书马上就要在美国出版了。”

对于斯诺做出的成绩，毛主席表示赞扬，说：“你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后来，当听斯诺说来保安冒了很大的风险时，毛主席鼓励他说：“你来中国不是为了‘撞大运’么？我看你已经撞上大运了。你将我们红区的一切，向世界如实报道出去，就是一本世界上最畅销的书。”

后来，斯诺又多次采访了毛主席，还为毛主席拍了一张穿着红军军装的照片。

在看到自己的照片时，毛主席高兴地说：“没想到我这个不修边幅的人，拍出来的照片这么好看。”

从毛主席的话里，不难听出，他对斯诺给他拍摄的这张是非常满意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毛泽东觉得斯诺是一个真诚、可交、可信的人。于是，他平生第一次敞开心扉，将自己内心真实感受告诉了斯诺。

在毛主席讲述的时候，斯诺很少插话，不断地将毛主席的话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在采访的计划结束后，斯诺带着他的16本采访笔记，24个交卷的相片回到北平。

在北平，斯诺向北大、清华、燕大的青年学生们，热情地介绍了他在陕北期间的所见所闻。这为后来许多热血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后来，斯诺在《密勒斯评论报》上发表了《毛主席访问记》，并配上了给毛主席照得那张身着红军军服的照片。

在看到这张照片后，美国《时代》杂志以2000美元高价将斯诺的这张照片买了下来，将其刊登在生活副刊上，引起了世界轰动。这也是毛主席的形象第一次走向世界。

关于这张照片，在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斯诺的妻子激动地说：“尊敬的主席，您知道吗？这张相片就像一颗巨型炸弹，可把蒋介石吓坏了，全世界都震撼了。”

1937年，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正在北平治病的邓颖超，为了尽快离开战乱地区，在爱泼斯坦的帮助下找到了斯诺，请斯诺设法带她离开北平。

对此，斯诺没有推辞，让邓颖超化装成他的保姆，登上了离开北平的火车。

在列车到达天津的时候，日军在月台对所有的中国旅客进行了检查。如果日军觉得可疑，便立即带走审问。

看到日本兵要检查邓颖超的时候，斯诺大声对那个日本兵说：“我是美国人，美国记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

听到斯诺是美国人，日本兵不敢继续，便将斯诺和邓颖超放行了。在天津，斯诺将邓颖超托付了他的好友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并再三嘱咐詹姆斯·贝特兰要将邓颖超安全带过封锁线。

最终，在斯诺的帮助下，邓颖超到了安全的地区。然而，在当时，斯诺并不知道自己帮助离开的那个人就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期间，斯诺亲眼目睹了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的残暴罪行。

在参加日军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斯诺带着愤怒的口气，说：“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士兵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者不撤兵回营，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

在斯诺的质问声中，这次记者招待会不得不草草收场。

北平沦陷后，斯诺给了中国人民非常多的帮助。其中，有不少进步学生被斯诺藏在他的住所里，后又将他们安全送出了北平，帮助他们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或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此外，斯诺还答应一些爱国学生，将他们手中的进步书刊，埋藏在自己的院子里，甚至答应了在他家设置一部秘密电台，帮助中国抗日。

对此，斯诺曾说：“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种地下工作总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个‘中立者’了。”

事实上，斯诺也并没有将自己当成一个中立者，他的心是向着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的。

那时候，斯诺还冒着巨大的风险，将中国人的一些财物寄存在他家里。有一次，斯诺见到了西山的抗日游击队派来的一位联络员，请他帮着将一些从日军手中夺回来的黄金和珠宝，以解决抗日所需的经费。

那天，为了能够尽快将这批货物出手，联络员提出可以给斯诺一些高额的回扣。

想到中国的抗日困境，斯诺没有要回扣，而是说：“我一分钱也不要。但是我建议，你们把在西山一个修道院扣留的几名意大利修道士释放了。”

为此，斯诺又诚恳地解释说：“这样做不好，会损害你们的抗日事业，不能获得国际上的同情……我是为中国着想……一次只能同一个敌人作战，不宜树敌太多。”

听了斯诺的话，游击队接受了斯诺的建议，将那几个意大利修道士全部释放回家。

随后，在斯诺的帮助下，游击队把珠宝、黄金卖了出去，获得了一大笔抗日经费。

1939年，斯诺再次来到延安，进行访问。

9月24日，在毛主席的邀请下，斯诺来到毛主席的家里做客。关于这次见面时毛主席与上次见面时的变化，斯诺说：

“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什么改变。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常是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的掺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非常的混合。他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

这次见面，毛主席与斯诺进行了长谈，谈话的内容涉及到了陕甘宁边区、国民政府的阶级基础、中国革命、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抗日与民主、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及政治格局等问题。

这次谈话后，斯诺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念。

后来，斯诺回到美国仍然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说：“我依然赞成中国的事业，从根本上说，真理、公正和正义属于中国人民的事业，我赞成任何有助于中国人民自己帮助自己的措施，因为只有采用这种方法，才能使他们自己解救自己。”

1946年，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将宝全部押在了蒋介石的反动政府身上。然而，让他们想到不到的是，蒋介石的国民党军在与解放军的战争中，被打得大败。而蒋介石也获得了一个“运输大队长”的称号。

对于这些，美国政府十分生气，但也无法及时停下来，依然帮助腐朽的国民政府，继续和解放军作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大肆开展，斯诺先生也受到了他们的迫害，在行动上失去了变得很不自由。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斯诺都说过中国人民的一句坏话，更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情。

1959年，斯诺带着全家人一起，移居到瑞士日内瓦。

那时候，斯诺先生虽然受到了迫害，但却依然对中国充满了感情，仍然不断地关注这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1960年6月，斯诺来到中国。10月1日，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再次见到了毛主席。

那天，毛主席紧握着斯诺的手，亲切地关怀着老朋友：“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多久了？”斯诺说：“21年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斯诺的眼中也充满了对毛主席的关怀。后来，毛主席又邀请斯诺道中南海里见面。

在见到斯诺的时候，毛主席感慨地说：“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一隔就是21年。”斯诺说：“你们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毛主席则说：“这期间，你没有变，我们也没有变。”

在提到中美关系的时候，毛主席说：“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当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护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

后来，在离开中国后，斯诺出版了《大洋彼岸》，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介绍了新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这本书里，斯诺还分析了美、苏、日等国同中国的关系，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和中国建立起友好关系。

1970年6月，在毛主席的邀请下，斯诺再次来到中国。这也是斯诺最后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10月1日，斯诺再次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主席。这便发生了开头提到的事情。

对于斯诺的到来，毛主席感到十分高兴。后来，看到毛主席一整天都分外激动的时候，身边的工作人员便问他为什么会见一位老朋友这么高兴？

对此，毛主席笑着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1971年2月，斯诺离开中国，返回了瑞士。

后来，斯诺出现了健康方面的问题。在一次检查的时候，斯诺被检查出患了胰腺癌，癌细胞已经多处转移。为了让斯诺恢复健康，医生为他做了手术。

然而，在手术后，斯诺的病情却日益加重。对此，毛主席感到十分担忧，让中国驻瑞士大使陈志方和夫人，多次前去探望和慰问斯诺。

1972年1月，得知斯诺的病情严重时，毛主席特意让卫生部派出以马海德等人组成的医护小组前往瑞士，将斯诺带到中国来接受中西医结合的治疗，以此来减轻斯诺身体上的痛苦。

在见到斯诺的时候，马海德向他转达了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对他的关怀和邀请。听了马海德的话，斯诺心里十分感动。

然而，在沉思良久后，斯诺还是对马海德说：“我完全理解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美好心情，他们对于我在当前的困境中，提出的具体援助的建议，使我极为感激。我知道在中国，我会得到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得到的关怀和爱护，对此我深深感激。就我本人来说，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热爱中国。但是，你知道，我是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添累赘……”

对于斯诺的选择，大家都表示尊重。后来，在中国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斯诺在没有痛苦的昏睡中，度过了一周。

2月15日，斯诺在瑞士逝世，享年67岁。

2月16日，毛主席给斯诺的夫人发来一封唁电，其内容为：“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斯诺为中国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而斯诺也将自己当作了半个中国人。

生前，斯诺先生曾留下遗言，说：“我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有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生前一贯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