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讯报）2002 年 9 月，第二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在比佛利山庄遭遇了由巴特-西布雷尔（Bart Sibrel）率领的摄制组。

西布雷是几部声称登月从未发生过的纪录片的制作人，他把一本《圣经》塞给奥尔德林，要求他对着圣经发誓自己没有在月球上行走，然后骂他是 "懦夫和骗子"。

作为回应，时年72岁的奥尔德林一拳打在西布雷脸上。 奥尔德林愤怒的反应并没有让任何人放心，反而助长了新一轮的阴谋论。

其核心主张是：阿波罗登月是美国政府对全世界实施的一场巨大骗局。 人类于1969年7月20日首次登陆月球。 5亿多人通过电视观看了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干旱的月球表面迈出的第一步。 他们留下了一面美国国旗、一块纪念阿波罗1号牺牲队员的胸章， 以及一块写着 "我们为全人类的和平而来 "的牌匾 。三年后，第六次阿波罗登月任务结束。 自 1972 年 12 月以来，宇航员再也没有登上过月球。

到了 1976 年，人们已经开始怀疑。 这一年，曾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家火箭制造商工作过的前美国海军军官比尔-凯辛（Bill Kaysing）自费出版了一本名为《我们从未登上月球： 美国的 300 亿美元骗局》的小册子。 在这本书中，凯辛指出了一些无法解释的光学异常现象--登月舱周围没有尘埃云或爆炸坑，月球表面的照片中也没有星星--从而暗示这些镜头是在摄影棚里拍摄的。 这些假说已经扩散成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不乏幻觉怪谈：关于UFO的恶魔本质、星体投射、远古外星人对人类进行基因改造以及其他怪事的理论。

这个骗局年代久远，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主要内容。 早在 1971 年，詹姆斯-邦德就曾在《钻石恒久远》中被描绘成偶然发现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制作的月球表面的电影场景，然后乘坐月球车追逐月球。

在本月上映的《飞向月球》中，斯嘉丽-约翰逊饰演一位受雇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营销天才，在阿波罗 11 号任务失败的情况下，她拍摄了一部假的登月影片。 有了这样的历史渊源，登月骗局就不能仅仅被解释为一种在社交媒体上盛极而衰的现代 "假新闻"。

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对阿波罗太空计划的怀疑就已经开始蔓延，几乎就在登月事件发生之后。 几十年来，人们也付出了大量努力，试图用证据来消除阴谋论。 如今，每八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认为登月是伪造的，每十一个英国人中也有一人这样认为。

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事实呢？ 也许是因为大多数人对事实并不感兴趣，也不会仅被事实所说服。 我们只需回想一下，当新冠病毒爆发时，受过教育的阶层是如何要求官员放弃现有的大流行病行动计划的，就会发现这远远超出了那些经常被指责为无知和情绪化推理的人的范围。 阴谋论如果不被理解为事实陈述，而被理解为与经验现实斜向关联的情感故事--寓言，就最有意义。 它们传达的是对世界的散漫的、有时是预言性的直觉。

当我们考虑到登月在 20 世纪中叶美国文化和国际政治中所象征的意义时，登月骗局阴谋论也具有寓意意义。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太空竞赛”象征着资本主义西方和共产主义东方之间的竞争：即两种组织大规模工业文明的方式之间的竞争。哪种社会框架更有利于在现实世界的工程和技术进步中实现快速、雄心勃勃的进步？登月竞赛是这场竞争的代表，因为它的目标非常艰巨，技术要求也很高。对于一个活着的人来说，要离开地球的保护层，进入虚空的太空，在天体表面行走，需要非凡的财力、组织和技术资源，更不用说巨大的勇气和野心了。

因此，赢得太空竞赛充分证明了自由之地比任何指挥社会主义政权更适合这种雄心壮志和创新。将第一位宇航员送上月球不仅仅是尼尔·阿姆斯特朗的名言所说的“人类的一大步”。这也是冷战的分水岭。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 20 世纪中叶美国必胜主义兴起时出现的怀疑论者，他们质疑美国必胜主义的真实性呢？这或许反映了一种早期的直觉：美国在太空竞赛获胜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长期、缓慢地远离促成太空竞赛的物质和社会文化条件。

为了建造登月舱，阿波罗计划利用了美国的工程人才和重工业，而这些工业后来因全球化、外包和教育重点的变化而遭到重创。到上一次阿波罗飞行时，这一过程已然开始：美国制造业已从 1957 年占美国 GDP 四分之一以上的峰值下滑，如今已萎缩至 11% 左右。

与此同时，推动该项目的美国共同目标意识也已瓦解。在 2001 年的一次采访中，阿姆斯特朗称赞了该任务的工程失败率低，他将此归因于参与该任务的“数十万”工程师、制造商和装配工的共同努力和追求卓越的意识。他说，在这群人中，“项目中的每个人、在工作台上制造东西的每个人、装配工、检查员、设置测试、拧紧扭矩扳手等的每个人，都在说，‘如果这里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是我的错，因为我的部件会比我必须制造的更好。’”

然而，自登月以来，促成这种程度的协调一致的追求卓越的公民团结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民族自豪感和文化同质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美国核心属性，相反，它们越来越被视为对美国价值观的积极敌视。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在《权利时代》中指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 1964 年《民权法案》以来，国家颁布了许多强制平等的措施的结果。尽管考德威尔并不赞同该法案试图废除的种族隔离，但在他看来，该法案的批准实际上创建了一部“竞争宪法”，它暗中将公民团结和爱国主义视为彻底平等的障碍，而不是高度文明的必要先决条件。

其他干扰因素取代了 20 世纪工业创新的动力：尽管也有例外，例如埃隆·马斯克的 SpaceX，但人们已经从试图探索外太空转向专注于虚拟世界。硅谷投资者彼得·泰尔认为，这是由数字革命促成的，在他看来，数字革命的进步分散了人们对现实世界技术进步停滞和衰退的注意力。他有句臭名昭著的名言：“我们想要飞行汽车，结果得到的却是 140 个字符。”

从这个背景来看，对登月的质疑之声的爆发可以解读为一种早期直觉，即即使在美国文明达到顶峰的时刻，当时的有利条件也已受到威胁。去工业化已经开始；“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的雏形已经写入美国法律；互联网的前身正在传播。

今年早些时候，巴特·西布雷尔本人出现在广受欢迎的 Joe Rogan Experience 播客中。不难看出，现代美国人可能很难相信他们的先辈能够拥有实现阿波罗任务所需的工程创造力、勇气和大规模合作。

在巅峰时期，阿波罗计划涉及了数千家机构的约 40 万人。甚至连火箭都是在多个地点建造的。这是一项非凡的协调壮举，在现代计算机设计程序或即时通信工具出现之前的时代就取得了成就。相比之下，当 21 世纪初加州邀请竞标修建一条穿越该州的高速铁路时，法国铁路公司 SNCF 提出了一项提案——但在 2011 年撤回了提案，转而与摩洛哥合作开展一个类似的项目，SNCF 工程师宣称，摩洛哥政府在政治上不如加州政府那么混乱。摩洛哥的高铁于 2018 年开始运营。加州的高铁仍未完工。

今天的美国不太可能具备 1969 年将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送上月球时那样的协调程度和工业资源。如果我是一个从小就坚信进步只朝一个方向发展的美国人，我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逻辑上讲，这些壮举在半个世纪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换句话说，最令人欣慰的结论可能是登月是个骗局。另一种选择则更加悲观：20 世纪中期美国的成就是另一个文明的成就，这个文明如今和月球一样遥远而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