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

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议决，由本总统颁行。

这是最早的改行新历废除旧历的记载，但是新历在民间遭到冷落，人们依然照过农历新年。1913年警察厅长陈景华对此“厉行干涉”，“严禁商民庆贺旧年”，导致“民多怨之”。

当时的报纸，打倒正月初一

现在的我们实行的是阳历与阴历并行，可是在当时，官方只推行阳历。黎元洪上台后，更是规定：

春节日，府中各机关在职人员，仍照常办公，亦不得藉词请假。

北洋政府这么规定，那么民间百姓又是怎么做的呢？这就可看出几千年的农历春节在民众心中的巨大影响力。

在阳历元旦这一天，政府部门开始过新年，但是民间基本上就是无动于衷，反而到了农历春节时，民间开始有了浓重的过年气氛。官厅和民间各自过年，社会上就出现了过完阳历年又过阴历年，“一年两元旦之奇观”。

北洋政府垮台后，继任的国民政府在废除农历这事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北伐尚未告成的时候，广州方面便决定废除阴历，厉行阳历。

1927年1月9日，留守广州的总政治部后方人员，组织了专门的“废除旧历运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公开宣称：

中华民族永在不新不旧之间蒙羞，世界遗憾何极，旧历年关，凡我政府所辖之行省内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民众，不许放假庆贺、拜年、张贴春联、张灯结彩。

下面这个现象，你就可看出当时的民国政府在废除春节这件事上有多么认真。

1929年2月10日是旧历大年初一，湖南长沙的春节是这样过的：

“为实行国历（即阳历）之际，正宜努力废除旧历，凡各种积习，尤宜铲除，警署注意及此，故各警对于沿街赌博，一律极力驱散，以故昨天（即正月初一）市面赌博，竟告肃清，此数百年破天荒之第一日也。”

长沙报纸甚至宣称：

“如发现有贩卖门神纸花等，便赏他一个撕之大吉；如果有玩龙灯狮子的，便请他尝尝铁窗风味，至于喊拜年，喊恭喜发财的，我们即目他为反动口号，硬指他为不奉民国正朔的反动派。”

甚至有些地方派警察到城市交通路口劝阻民众拜年。

看看，连警察都主动了，这是想干什么？

但是，这些举动根本管不住老百姓的心，民间依然照过春节。1941年1月27日，这天是农历新年，竺可桢虽仍旧到校上班，却在日记中说：

“今日为阴历元旦，故昨晚爆竹声通宵不绝，今日则市上各店均关门。

当时常熟的徐兆玮也说：

阳历元旦日，寂无举动，惟小学校放假，稍为点缀耳。

1934年的春节，鲁迅先生在上海度过。他在一篇讲述旧历春节的文章中写道：

“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既然农历春节在民众心中有如此巨大影响力，为何民国政府要执意将其废除呢？

其实我们现在站在后人的角度分析这个政策，那无疑这个政策是荒唐的，可是如果站在当时人们的角度思考，就能找到答案。

当时的进步人士，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这种前无古人的功绩，使得当时思想进步的人士欢呼雀跃，如何让国家迅速富强，如何体现出国家的新气象，成为这些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而当时人们对于封建社会的制度，持全面否定态度，不仅对制度，就是只要是封建社会的东西，都想一刀切。由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当时的人士对我国传统文化更是看不上眼，好像传统文化就是落后、保守的代名词。

其实何止是废除农历，当时的很多文化名人还主张废除汉字呢。这种对传统文化否定的现象，体现出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迷茫与急迫，也是极端不自信的典型表现，以为别人家（西方）的什么都好，全面否定了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还好，春节经过这一折腾，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