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兴化戴南镇的一处偏僻角落，有个破旧农舍，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一下雨屋里就得摆满接雨水的盆盆罐罐。

屋内，61岁的刘汉清弓着背坐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木桌前，桌上堆满了泛黄的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学公式。

每月400元的低保金，是他全部的经济来源。靠着这点钱，他维持着最基本的生活，每天的食物大多是从市场上买来的便宜红薯和馒头。

他已经很久没有添置新衣服了，身上那件打着补丁的棉袄，还是十多年前亲戚送的。

谁能想到，眼前这个穷困潦倒的老人，45年前竟是个风光无限的天才少年？

1980年，16岁的刘汉清以398.5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那时的他青春年少，前途一片光明，可如今怎么就沦落到这般田地了呢？

1964年，刘汉清出生在江苏兴化戴南镇双沐村，父亲在厂里当会计，母亲则在家务农，一家人虽然不富裕，但也吃喝不愁。

小时候的刘汉清就展现出了超高的数学天赋，别的孩子还在为小学数学题抓耳挠腮，11岁的他已经能自学微积分了。

到了上学的年纪，刘汉清的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父母虽然不懂他研究的那些高深数学知识，但他们知道儿子是个读书的好苗子，砸锅卖铁也要供他上学。

初中之前，刘汉清一直在外婆家生活，等到快上高中的时候，他才回到戴南镇，转入了当地高中就读。

刚到新学校时，因为教学水平的差异，刘汉清的成绩有所下滑，但他很快就调整好了状态，成绩又稳稳地回到了全校前三。

1979年，15岁的刘汉清第一次参加高考，遗憾的是，他和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看着周围的同学陆续踏入大学校门，刘汉清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决定要复读考上理想的大学。

复读的日子枯燥又艰苦，但刘汉清从来没有抱怨过，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学习，晚上学到深夜。功夫不负有心人，1980年，16岁的刘汉清再次走进高考考场，这一次，他成功了！

放榜那天，刘汉清以398.5分的优异成绩被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材料系录取，这个消息在小小的双沐村传的沸沸扬扬。

村民们跑到刘汉清家里道贺，村长还特意组织了一支送行队伍，敲锣打鼓地把他送到渡口。那一天，刘汉清成了全村的骄傲，父母的脸上也洋溢着自豪的笑容。

当时的交通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从江苏到哈尔滨，刘汉清要先坐船，再换乘汽渡、客车，最后坐火车，这一趟旅程整整花了36个小时。

坐在绿皮火车上刘汉清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心里满是对未来大学生活的憧憬。

火车上，其他人都在聊天、打牌打发时间，刘汉清却拿出纸笔，在车窗上哈了口气，开始演算数学题。

终于，刘汉清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园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和兴奋，宽敞的教学楼、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这一切都让他觉得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在班级里，刘汉清是年纪最小的，同学们都亲切地叫他“老疙瘩”。他也不负众望，学习非常刻苦，成绩始终保持在专业前三。

他思维敏捷，解题思路独特，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表扬他。

在哈工大的前两年，刘汉清的生活忙碌而充实，他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泡在图书馆里学习。他对数学的热爱与日俱增，经常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一些数学难题。

那时候的他，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同学眼中的学霸，所有人都觉得他前途无量。

可谁也没想到，大三那年的一次经历，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83年深秋的一天，刘汉清像往常一样，在图书馆里寻找感兴趣的书籍。不经意间，他在书架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本《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徐迟写的关于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报告文学。

刘汉清随意翻开，才看了几页，就被深深吸引住了。陈景润在艰苦的环境下，为了攻克“哥德巴赫猜想”，废寝忘食，用几麻袋的草稿纸，一步步接近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这一切让刘汉清心潮澎湃。

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挑战和未知的数学世界在向他招手。从那天起，刘汉清彻底痴迷上了数论，就像着了魔一样。

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抱着一堆数论书籍去自习室，一坐就是一整天，除了上厕所，几乎不离开座位。

晚上，同学们都睡了，他还在昏暗的灯光下，不停地演算、推理，草稿纸用了一张又一张。

他的生活变得极其简单，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研究数论。他觉得吃饭和睡觉都是浪费时间，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不到饿得受不了，绝不去食堂。

睡觉也不讲究，随便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醒来就继续研究。他的室友都觉得他疯了，大半夜还在喃喃自语地推导公式，凌晨三点还能看到他在自习室的身影。

为了研究数论，刘汉清开始逃课，他觉得专业课太无聊，对他的数论研究没有任何帮助。老师在讲台上讲课，他却在下面偷偷看数论书籍，或者在本子上写满公式。

他的成绩也因此一落千丈，从原来的专业前三，滑落到班级倒数。大三结束时，他已经有7门专业课挂科。

刘汉清的变化，学校很快就注意到了。系主任和辅导员多次找他谈话，从学业规划谈到未来发展，苦口婆心地劝他先完成本科学业，拿到毕业证，再去追求自己的数学梦想。

可刘汉清根本听不进去，他觉得这些都是在浪费他研究数论的时间。他态度坚决地对老师说：“我对本专业没兴趣，我要研究数论，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为了让刘汉清回归正轨，学校甚至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把他转到数学系。

在学校看来，这样既满足了刘汉清对数学的热爱，又能让他在正常的学术轨道上发展。可刘汉清却拒绝了，他认为哈工大数学系研究的方向不是他感兴趣的数论，去了也没意义。

他的固执让老师们感到无奈，也让他和学校的矛盾越来越深。

1985年，因为多门专业课挂科，又拒绝参加补考，刘汉清面临着退学的危机。

但他没有丝毫犹豫，选择了离开学校。他带着37本厚厚的数学笔记和一张肄业证书，踏上了返乡的列车。

当刘汉清回到家乡时，父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曾经那个全村的骄傲，如今却灰溜溜地回来了，还没拿到毕业证。

母亲得知消息后，当场哭晕在村口，父亲则默默地挑走了他的全部行李，一句话也没说。

从那以后，刘汉清就把自己关在20平米的房间里，开始了自我囚禁式的生活。他每天只睡2个小时，为了保持精神，他靠吃安定来支撑。

房间里堆满了数学书籍和草稿纸，地上、床上、桌子上，到处都是。他沉浸在自己的数学世界里，对外界的一切都充耳不闻。

在这二十年里，刘汉清也不是没有尝试过与外界交流他的研究成果。

1989年，刘汉清觉得自己终于有了成果，完成了一篇名为《质数分布新论》的论文。

他兴奋地把论文寄给了在美国留学的同学陈国营，希望他能帮忙翻译成英文，发布到国际学术平台上，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

陈国营很仗义，很快就帮他把论文翻译好了，并上传到了当时美国的大型局域网上。

刘汉清满心期待着能得到学界的认可和赞扬，每天都守在村里唯一的电话旁，生怕错过任何消息。

然而现实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回应者寥寥无几，只有一位芬兰的数学系博士发来了质疑信，指出他的论文错误百出，混淆了基数，根本达不到论文的要求。

刘汉清看到这封信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没有气馁，反而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交流机会。他花了整整三天三夜，写了30页的答辩内容，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思路，然后满怀期待地寄了出去。

可是，这封信如同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了回音。

1990年，刘汉清又把目光投向了国内，他通过朋友辗转联系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的教授潘承彪。潘承彪教授在数论领域颇有建树，刘汉清对他非常敬仰，觉得他一定能理解自己的研究。

他精心整理好自己的论文，满怀希望地寄给了潘承彪教授。

等待的日子里，刘汉清每天都在幻想潘承彪教授看到论文后会有怎样的反应，会不会对自己的研究赞不绝口，会不会邀请自己去北大交流。

终于，回信来了，刘汉清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然而信上的内容却让他如坠冰窖。潘承彪教授只看了五页就指出他的论点未经证明，接下去的论证也就没有意义了。

刘汉清觉得自己很冤枉，他解释说那只是自己没有展开论述而已，并不是错误。他觉得自己解决的是几百年来没人解决的问题，没人能轻易判断对错。

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对论文进行补充论述。此后十几年，他几乎放弃了数论研究，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那十几年里，刘汉清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贫困和孤独。他没有收入来源，全靠父母微薄的积蓄和偶尔的接济度日。

村里的人都对他指指点点，说他是个疯子，好好的大学不上，回来研究那些没用的数学，把自己的生活都毁了。

父母也劝他放弃，找份工作，结婚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但刘汉清不为所动，他的心里只有数论，他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成功。

2012年，刘汉清的生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父母年迈体弱，无法再照顾他，家里一贫如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无奈之下，他申请了低保。当每个月400元的低保金打到他的账户上时，他的心里不免浮想联翩。这400块钱，是他生活的全部希望，也是他坚持梦想的最后支撑。

从1989年到2012年，这二十多年里，刘汉清累计寄出了127封投稿信，每一封都承载着他的希望，可最终都如泡沫般破碎，没有一篇论文得到发表。

他的学术之路，充满了坎坷和挫折，他就像一个孤独的行者，在黑暗中摸索，却始终找不到出口。

2017年，记者找到了刘汉清。当记者走进那间昏暗的屋子时，一股潮湿发霉的味道扑面而来。

刘汉清就坐在堆满草稿纸的桌子前，他身形消瘦，头发凌乱，戴着一副破旧的老花镜，镜片后面的眼睛里透着一种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执着。

记者与刘汉清交谈时发现，他连最基本的生活技能都已经丧失了。他不会用手机，面对智能手机上各种复杂的功能，他一脸茫然，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

有一次，村干部好心给他买了部智能手机，希望能让他和外界多些联系，可他摆弄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开机，最后只能把手机扔在一边。

去超市买东西时，他根本分不清那些花花绿绿的价格标签，经常拿着东西就走，被收银员叫住时，他才一脸尴尬地回来结账。

他对钱也没有什么概念，400块钱的低保金，他不知道该怎么合理安排，有时候买了一堆书，就没钱吃饭了，只能饿肚子。

刘汉清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工作。弟弟托人给他在工厂找了个工件热处理车间的活儿，工作虽然简单，但是噪音特别大。

刘汉清只坚持了半个月就辞职了，他说那噪音吵得他根本没办法思考数学问题，在那里工作，就像在地狱里煎熬。

随着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再也无力照顾刘汉清。家里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糟糕，弟弟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对刘汉清痴迷数学却不务正业的行为越来越不满。

有一次，弟弟趁刘汉清不注意，把他多年来写的数学手稿全都烧了，希望他能就此放弃，找份正经工作，好好生活。

当刘汉清发现手稿被烧时，他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平静地说了句：“公式都在我脑子里。”在他心里，那些手稿虽然没了，但他对数学的热爱和执着还在，他相信，只要自己不放弃，总有一天能证明自己的理论。

心理学专家指出，刘汉清的经历其实是一种极端的自我物化现象，折射出理想主义者在现实中的认知失调。

当理想与现实发生激烈冲突时，如果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认知和行为，就很容易陷入困境。

当记者最后一次问及刘汉清是否后悔自己的选择时，他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地摩挲着桌上泛黄的草稿纸，坚定地说：“数字不会骗人。”

窗外，油菜花正开得灿烂，微风拂过，泛起层层金色的波浪。

这个与时代错位的数学痴人，依旧在自己的世界里孤独地寻找着属于他的答案。

也许在他的心中，数学就是他的全部，是他一生都无法割舍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