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邓小平开始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面对被“运动”冲击得支离破碎的意识形态领域，他第一时间想到了胡乔木——这位曾为毛泽东执笔20余载的“党内第一支笔”。不久以后，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说：“乔木，我们要办个政研室，你来牵头。”

邓小平

胡乔木略显迟疑地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在乱得很……”

邓小平却摆摆手说：“乱不怕，你先把理论队伍拢起来。学部的业务你管，刊物也要办！”

这场谈话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迅速成立，胡乔木带领吴冷西、胡绳等人，在《思想战线》杂志的筹备中埋下了思想解放的伏笔。尽管后来刊物因政治变局夭折，但这段合作让邓小平记住了胡乔木“既能把握理论高度，又懂政治分寸”的特质。

1975年11月4日，邓小平把胡乔木找去，谈《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他在谈完以后说：“你们以后就抓两件事：一件是把编辑《毛选》的工作做好，一件是帮助学部把刊物办好。”胡乔木这时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开始“批邓”了。

邓小平（右二）和胡乔木（左一）

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十七人会议，批评邓小平，讨论对“运动”的评价问题和向一些同志“打招呼”的问题，胡乔木等几人也被通知参加。胡乔木在会上作了检讨，江青更是直接把他训斥了一通，说他“对毛主席忘恩负义”。

1975年冬至1976年春，“批邓”被逐步推向高潮，胡乔木也成为追逼交待的重点，承受着里应外合、内外夹击的政治高压，他不能不应付，甚至不能不做一些检查交待、揭发批判邓小平的文章。但总的说来，胡乔木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压垮，没有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

“四人帮”被粉碎后，胡乔木的处境并没有多少改变。1977年初，政研室接到国务院政工组的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政研室，工作人员重新分配工作，要胡乔木等人做好善后工作。胡乔木对这种局面深为忧虑，他几次对邓力群说：“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重新组织理论队伍，好不容易把研究室搞起来了， 现在又一分为二了。”

胡乔木

1977年5月下旬，邓小平即将复出，王震认为邓小平复出后需要一个笔杆子，他便让胡乔木给邓小平写一封认错的信，由他给邓小平带过去。

5月24日，王震去见邓小平，他对邓小平说：“乔木有个自我批评的信，让我们带给你。他说自己犯了错误，很对不起你。”

邓小平听后笑着说：“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不必写信或写自我批评了。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

最后邓小平对胡乔木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乔木是我们的第一支笔杆，过去党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尽管对他有批评，可是一向重视他，有几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结果主席没有办法，只好不用。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

邓小平和王震

不久以后，邓小平亲自委托胡乔木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眼眶湿润，只答了一句：“我一定竭尽全力。”

1979年10月，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中共中央决定，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点将胡乔木：“这份决议，你来主笔。”

从此以后，胡乔木整天泡在办公室里撰写《决议》的初稿，他逐字推敲对毛泽东的评价，时而想起延安时期毛泽东教他校勘文件的场景：“校对如校雠，要把错误当仇敌。”此刻胡乔木面对的不仅是文字，更是一段鲜活的历史。当写到“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时，胡乔木停顿良久，最终添上一句：“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来美国学者评价这份决议“像一场干净的外科手术”，而胡乔木的笔，正是那把精准的手术刀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病逝，邓小平在他的悼词上批示：“胡乔木同志是我党思想理论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