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文艺界迎来了“春天”。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许多文艺工作者开始大胆探索和反思。白桦，一位在“运动”中饱受磨难的作家，决定用文字表达他对时代的思考和对人性的关怀，他与导演彭宁合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苦恋》。

彭宁

《苦恋》讲述了画家凌晨光的一生：凌晨光青年时被国民党抓壮丁，后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并相爱，逃到美洲成为著名画家。新中国成立后，凌晨光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回到国内，但“运动”却让他陷入困境，最终他在绝望中死去。凌晨光在临终前用尽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苦恋》中还有这么一段情节：凌晨光在“运动”期间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却表示反对，星星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听后无法回答。

《苦恋》最初被发表在《十月》杂志，并迅速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和争论：有人认为，《苦恋》写出了对“运动”伤痕的深刻反思；也有人认为，《苦恋》过于片面地展现了“运动”期间的黑暗，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积极面。

《苦恋》

1980年，《苦恋》被改编为电影《太阳和人》，由彭宁亲自执导。电影拍摄完成后，彭宁组织了一次内部试映，观众们在试映会上被电影深深打动，许多人认为，《太阳和人》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杰作，它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主题，展现了“运动”对人性的摧残，以及人们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

但《太阳和人》的上映之路并不顺利，早在影片拍摄期间，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就要求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王阑西和陈播关注影片的拍摄情况。《太阳和人》拍摄完成后，文化部电影局便开始组织修改影片，彭宁对此很想不通，他只是将结尾凌晨光趴在大问号那一幕改掉了，其他的基本没动。

王任重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提议请中央党校和军队的有关同志来看看影片，意思是让这两部分观众来说服白桦，让他对影片进行修改。

王任重

中央党校和军队的人看了《太阳和人》后，都对它提出了批评。《解放军报》率先发表社论，批评《太阳与人》存在“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随后，《北京日报》《时代的报告》等多家媒体也纷纷发表批判文章，指责影片“丑化社会主义制度”。这场批判运动迅速蔓延至整个文艺界，引发了广泛讨论。

面对如此声势浩大的批评，白桦没有办法，他希望中央高层领导看看《太阳和人》。1981年1月10日晚，白桦找到了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但胡耀邦拒绝了白桦的请求。

5月17日，胡耀邦召集中国文联及各协会、文化部的负责人进行谈话，公开批评了《苦恋》：

文艺战线形势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正确与错误是相伴而行的。所以必须首先肯定成绩，也必须克服前进过程中出现的不成熟或有害的东西，接受过去的教训，就是吃了不肯定主流的亏。毛主席为什么犯了“运动”的错误？就是因为没有肯定主流。不要因为看到局部少量不好的东西，忘了大量好的东西。

胡耀邦

1981年7月，邓小平在与中宣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也对《苦恋》提出了明确批评，他指出：“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

邓小平强调，《苦恋》的艺术水平虽高，但正因为如此，其潜在的毒害作用也更大，他认为，这样的作品与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

邓小平

在邓小平的批评和指导下，《太阳和人》的争议逐渐平息，这部电影最终未能公映，成为了一部“禁片”。尽管如此，《太阳和人》的风波却对中国文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这场风波促使文艺工作者更加深刻地反思文艺创作的方向和责任，邓小平的批评明确了文艺创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另一方面，这场风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文艺界内部的分歧和讨论推动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文艺创作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