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台伯河口上溯约二十余公里处，两岸耸起低缓的丘陵，右岸的稍为峻峭，左岸的稍为低矮。至少二千五百年以来，罗马人的名字就与左岸的山陵联系在一起。这里最初的居民称作Ramner，在兼并了周边几个部落后，这里形成了一个部族联盟聚居地，居民改称为Romaner即罗马人，根据考证，这一名字的原意，应是“河畔居民”。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些来自河畔的不起眼农夫将组成队列，征服四方，最终声震整个文明世界，直到今天。

王政时代到共和国晚期以前的军队后勤

李维（Levi）撰写的《建城以来史》（History of Rome）可将罗马城的历史追溯到约公元前七百年。早期的罗马城面积很小，人口也少，王政时代初期，罗马的领地仅三百平方公里，城中人口约一万人，据古老的民防法律，城市拥有一支三百名自由贵族组成的防卫军，这就是罗马的全部军事力量。富裕而好战的贵族军队可能是早期的骑士，而经由城市的经商之道、海运接驳点和农业吸引来的平民则组成了最初级的步兵。这些步兵并非后世著名的重装步兵，至多是拿着木棒和早期青铜武器的松散步兵。

这种小规模的军队与后世的军团相差甚远。随着罗马人口的增长和疆域的拓展，到王政时代末期的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王（Servius Tullius）时期，该国王实施了改革即塞尔维乌斯改革，以增强军事力量。塞尔维乌斯体制下，罗马军队的可征调公民人数发展到16800名步兵和1800名骑兵，通常保持一支8400人的大军团（Legio）。由于受到希腊的影响，此时的罗马步兵开始发展为持长矛、身着青铜盔甲和胫甲的重装步兵，也有持投射轻型武器的散兵，骑兵应是普通的矛手。根据地产和家产的不同，公民们被分别安排不同的军事义务，最富有的人充任骑兵和重步兵，其次充当投石手散兵，最穷、最老的人则负责守城。在这一时期，罗马的控制范围仅有约上千平方公里，差不多和我们今天一个县大，因此士兵也就无需远征，只用兼并和掠夺邻近的部落即可。士兵们都是担负兵役的公民，平时缴纳税金，而武器和粮食都由他们自备，因此，这支几千人的军队能够做到自给自足。   

王政时代末期的塞尔维乌斯王为罗马军制打下了基础，此时的罗马军队规模很小，可以自给自足

王政时代很快结束，公元前509年，罗马的共和时代开始，罗马的疆域稳步扩张，遭遇到的敌人也越来越多：高卢人（凶悍且灵活的骑马少数民族）、维爱人（Veii，台伯河右岸城镇的难缠居民，罗马与其进行了长达百年的战争）、萨莫奈人（Samnites，善于山地战的意大利南部居民），都给罗马人造成了很大的麻烦。需要对付骑马民族、山地民族和筑城民族，让罗马人必须对旧军制即塞尔维乌斯公民兵体制实施变革，不再按财产特征配置士兵，而改用年龄和受训程度划分战士，并替换笨重呆板的希腊式重步兵方阵（因为难以在山区丘陵地带全面展开），著名的“三线阵”即“支队方阵”（Manipular Phalanx）诞生了。

罗马三线支队战术的配置，Veliti是居于阵前用于扰乱对手的轻型散兵，两侧的棕色方块是侧翼骑兵（Alae）  

首先是将八千四百人的旧式Legio大军团拆分为两个各四千二百人的Legiones军团，这特定的数量源于数百年前公民兵军团初建之时，罗马各部所出的额定兵数，因此一直保留到共和时代。根据罗马史学家波利比乌斯（Polybius）的说法，新式的三线支队拥有青年兵、壮年兵和老年兵。青年兵（Hastati）的年纪最小，也是最轻装的士兵（塞尔维乌斯体制中轻装的贫穷士兵被放在阵列的后方），他们使用标枪，有1200人；壮年兵（Principes）是同样是1200人；老年兵（Triarii）为600人。这种阵形不再采用旧的、由100人组成的百人队编制。但是，“百人队”（Centuria）的名字作为光荣的军事传统留了下来，用来指称军团的最小战术单位。青年兵和壮年兵的一个百人队的人数为60人，老年兵则是30人，两个百人队构成一个支队（Maniple）；三部分各有10个支队，加起来有30个支队，步兵共组成三条战列线（Battle Line）。此外，还有一些散兵（Rorarii）和传令兵（Accensi）担任辅助作战任务。传统的说法认为，罗马早期的名将马库斯·弗里乌斯·卡米卢斯（Marcus Furius Camillus，从高卢人手中收复并重建了罗马，被誉为“祖国之父”，是与传说中罗马城创立者罗慕路斯齐名的英雄）是支队方阵的创始人，但是根据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和德国法学家、历史学家、罗马史泰斗提奥多尔·蒙森（Theodore Mommsen）的看法，这种阵型可能是罗马人在与意大利南部山地居民的长期交战中逐渐学习他们的长处，最终发展出来的。

共和国初期的罗马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较之他们的对手占据优势。随着生产力的提升特别是冶炼技术的飞速发展，罗马军队开始普遍配备青铜武器和铠甲。青年兵配备一面直径约为90厘米、被称作帕尔马（Parma）的小圆盾，另有一把约60-70厘米长的罗马短剑(Gladius)，这种双刃短剑既适合刺杀，也适合劈砍，在近身搏斗中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武器，可以重创对手。远程武器是一杆重型标枪(Pilum)，通常在投出标枪后用剑肉搏砍杀。壮年兵的装备则更精良，配备大型的罗马盾牌(Scutum)，盾牌是木制的，中心凸起，外面罩有一层麻布和皮革，能更有效地抵御并拦截刺过来的长矛或投掷过来的石块。其上沿和下沿都钉了一层金属，以便更好地抵抗刀剑的击砍，同时，也避免将盾牌放在地面时其下沿受到损坏。老年兵并非老年人，而是指其战斗经验丰富，他们通常不投矛，而是身着重甲、手持重型长矛（Hasta）的重装步兵，通常在关键时刻决定胜负，或掩护部队撤退。一句罗马谚语“现在轮到老年兵上了”（Res ad triarios venit），就是“到了关键时刻”的同义语。   

一名手持重型长矛的老年兵（左）和一名持标枪的青年兵（右）在一起。可以明显看得出两者装备轻重的差别。老年兵是最有经验的士兵，但由于体力较弱，一般最后才投入战斗。

虽然要装备这种军队越来越昂贵，但随着罗马逐渐征服整个意大利，它得到的补给和财富也越来越多。到公元前3世纪时，罗马的面积已达13万平方公里，其中大部分是对罗马俯首称臣并提供资源的同盟城邦。在三线支队时期，旧塞尔维乌斯体制下士兵自备粮草和武器的历史已成过去，现在共和国为士兵们提供统一的武器和训练，薪金(Stipendium)也由国家发放。在公元前4世纪时，罗马开始以补贴形式向士兵发放薪金，普通步兵的薪金较低，百夫长和骑兵较高，到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时期，薪金有所提高，但要扣除国家发放的口粮价值。虽然此时的罗马军队仍然是公民兵，但已有了一定的国家供养色彩。为维护这种开支，罗马会向公民和港口贸易征税，也会要求同盟提供一些资源。   

布匿战争是对罗马后勤的第一次重大考验。迦太基是罗马遭受的前所未有的强敌。根据蒙森的观点，迦太基的收入“在各方面都居上古各国的首位。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迦太基的财政超越希腊一切国家。”波利比乌斯称迦太基为全世界最富的城市。迦太基人拥有高超的农业技术，以至后世的罗马人与希腊人都争相翻译他们的农书。他们还有发达的商业，从商永远被视为高尚职业，航运业和制造业都因商业而进步不小，将西地中海的对外贸易垄断于一身。迦太基依靠属国贡献和关税就足以支付开支，不必向公民征收直接税，甚至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年-前201年）之后，国力衰落的迦太基不必征收任何赋税亦可支付每年纳给罗马的巨额岁贡，甚至提议一次付清欠款。但是，迦太基的岁入多依赖不稳定的盟友和关税，导致一旦海运被封锁或盟友投靠罗马（由于迦太基对盟友的压迫，他们的盟友非常脆弱），迦太基的力量就会被迅速削弱。   

三次布匿战争持续了近百年，尽管拥有财富的优势，经商为生的迦太基人还是输给了务农的罗马人。

迦太基的兵员补给也要远逊于罗马。在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就能使用4万名公民士兵组成的重步兵军队了，而在坎尼会战中竟使用了两倍于此数的军队。而相比之下，迦太基人的兵力则严重依赖外族雇佣兵，受到豪富商业生活腐化的迦太基贵族不愿从军，只能依靠薪水这种脆弱的维系，搜罗佣兵和利比亚农奴代他们出战。迦太基贵族视这些人不啻炮灰，酿成多次叛乱，由此引出“布匿人的信义”这个词。反观罗马军队，共和体制下的后勤展现出了极高的韧性。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前264年-前241年）期间，罗马人决定成立一个拥有20艘三排桨战船、100艘五排桨战船的舰队，依赖全国公民的动员，用奴隶作为划桨手，用盟友提供的水兵，搭载公民兵用以接舷战，并配备了新型的乌鸦吊桥（Corvus）用以俘获迦太基舰船，凭借罗马的强大国力，竟在一年之内便赶制出这个拥有120艘战舰、15000名水兵的庞大舰队。即使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年-前201年）中，遭遇坎尼会战这样的大败，也无法动摇罗马强韧的组织结构和公民的参战热情。   

共和国晚期到帝国时期的军队后勤

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罗马军队最多动员了25个军团参加作战，需要供应约25万人的补给；在马其顿战争时期，也有15万人参加作战，有上十万的罗马公民或意大利盟国的公民在服兵役。现在，马其顿和叙利亚都被击败，埃及和大部分小国自愿与罗马结盟，成为附庸国。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对罗马造成威胁。但是，罗马在逐步走向世界霸主顶点的过程中依然有大大小小的战争要打。

在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罗马饱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敌人困扰。其中包括在西班牙北部与日耳曼人的漫长拉锯战、在西西里镇压奴隶起义(约公元前138年-前132年)、对阵努米底亚（位于阿尔及利亚，曾为迦太基盟友，在布匿战争后期开始蚕食迦太基领土）国王朱古达（Jugurtha）的战斗(公元前111年-前105年)以及在公元前113年和公元前105年期间迎战日耳曼部落的战争（罗马人惨败）。在西班牙，罗马与善于游击的高卢人持续进行小规模反游击战；而在努米底亚，主要进行沙漠战；在对阵日耳曼人时，由于日耳曼人异常勇猛且灵活，罗马人也占不到便宜。   

努米底亚王国位于今日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北部，朱古达战争初期罗马损失惨重，直到马略接手后才有所改观。

共和国的面积日渐扩大，补给线日渐拉长，旧的军团得不到休息，而新的军团伤亡惨重或缺乏训练，罗马军队的质量因此大大下降。根据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 Crispus，罗马共和时代末期的保民官和历史学家，与李维、塔西佗并称为罗马三大史学家，代表作《喀提林阴谋》）记述，在朱古达战争中，部署在努米底亚的罗马军队失去了纪律：“士兵们失去纪律，糟蹋乡村和农舍，与小贩（Lixae，或指他们的随军仆人）做起生意来，还把他们的配给口粮卖了（或指军人的仆人把口粮卖给商人）。”当继任指挥官抵达时，不得不下令严明军纪：禁止任何人在营地买卖面包或熟食，也不准仆人（或商人）“跟随”军队，军团兵必须自己去打柴或找水，军纪遂得到了恢复。公民兵的部署周期也日渐增长，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记载，当时的罗马公民有义务参与“至少16场战役”方可免役，士兵不得不前往西班牙、亚洲、非洲和阿尔卑斯山区作战，作为公民的一面越来越少，而职业军人的一面越来越多，这样，旧的支队方阵公民兵制越来越不能适应局势的发展了。   

约在朱古达战争前后，当时的罗马名将盖尤斯·马略（Gaius Marius，与罗慕路斯、卡米卢斯齐名的“第三位祖国之父”）实施了著名的马略改革，对罗马的兵员征募、战术与后勤都带来了深远影响。撒路斯提乌斯曾提到马略招兵买马的情形:“……他亲自招募士兵，既不看他们的出身，也不看他们的财产登记，而是看他们是否有意入伍，其中大部分都是按照人头交税的人（即无地的穷人）。”马略征兵不再看重对公民的财产要求，而是看中士兵入伍的自愿性和本身的身体条件，甚至会接纳奴隶从军（这在共和国早期是不可想象的）。

马略还彻底革新了旧的支队战术，现在辎重队和辅助人员如今不再被计入战斗人员，轻步兵的职能完全交给专门的弓箭手和投石手散兵，军团兵一律是统一武器装备的重步兵。在共和国晚期，每个军团的支队数目仍为30个，而每个支队的人数统一为200人，每3个支队编为1个相当于营的大队（Cohort），每个共和国军团拥有10个大队即6000名重步兵。重步兵戴头盔，穿着胸铠或者锁子甲，腿部有护胫,左手执一面遮住全身的椭圆盾牌。配备长矛、重标枪和短剑。   

马略改革后使用大队战术的军团全景，共计10个大队。大队阵型之外的是军团的指挥官和高级士官群体。如Primus Pilus（First Spear or First Javelin）是指最精锐的第1大队的第1百人队的队长，他是全军团最精锐的战士。

按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年，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转引韦格蒂乌斯的说法，到帝国时期，军团的编组更趋合理，帝国军团编成10个支队（包括55个百人队），分别由相当数量的军事护民官和百夫长率领。第一支队负责保管军团的鹰旗，编制人数1105人，其余九个支队各有555人，此外军团还有十个中队共726名骑兵，军团的总规模约在6500人上下，还要包括差不多与之等同数目的辅助军团（薪水相当于军团兵的三分之一，但训练强度也更低，到帝国后期逐渐沦为好逸恶劳者偷懒的去处）。在帝国早期，经历奥古斯都的裁军后，军团总数保持在30个左右，就是拥有约15~18万名常备军和与之同等数目的辅助军部队，共计30~35万人，大部分部署在行省，根据塔西佗在《编年史》（Annals）中的记载，在公元6年，罗马共有28个军团，4个在西班牙，5个在莱茵河，5个在伊利里库姆（今巴尔干地区）和多瑙河地带，9个在北非到叙利亚的广袤土地上。在公元9年在条顿堡遭到伏击后，日耳曼驻防军增加到8个军团。这就是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维持的军队规模。   

要支持这么大的一支军队，必须有一套完善的后勤运输系统。不管是共和国还是帝国，均没有一个类似于今天后勤司令部的中央机构，后勤补给要依赖军团自身解决。得益于强韧的训练和军事纪律，罗马士兵以善于负重著称。根据吉本的说法，帝国早期（当然也包括共和国时代）的罗马士兵，其大部分的单兵负重源于其补给物资而非武器，因其“对武器的负担几乎视若无物”（their arms, which the legionaries scarcely considered as an encumbrance），在沉重的盔甲、盾牌、长矛和罗马剑（合计约20~25公斤）之外，他们还需背负厨具（Vas，通常是锅、烤肉叉和水杯，班组还会装备由驴或骡子背负的石磨）、工程器械（Instrumenta）和几天的口粮（Cibus），吉本感叹这种负担会活活压死18世纪“软弱”的英军士兵。吉本没有说军团兵究竟要背负多少粮食，但根据一些古典作家的记述，远征时军团兵通常会携带10~20天的粮食（烤好的饼干），如果折算上将谷物烤制成饼干后的缩水，则军团兵需要额外携带约10~15公斤左右的粮食，则其总计负重约在40~45公斤左右，这也是他们，或任何人体远距负重的极限。而在这么重的负担下，他们仍可“每6小时行进20英里（32公里）”，之后再挖掘战壕和营地准备休息。或在远征无休息日的长途行军（Magnum iter）中每日行进15罗马里（约合14英里，即22.5公里）。而罗马骑兵的单兵装备较之重步兵更轻，约38公斤，这一重量包括他们鞍袋里的粮食和水。   

图拉真记功柱上行军中的军团兵。军团兵高举的十字叉子（Furcae）是马略开发的一种标准化运输系统，这个叉子用来打包补给和杂物，据普鲁塔克的记载，由此军团兵被称为“马略的骡子（Marian Mules）”。实际上，士兵们并不能一边举着盾牌，一边举着架子。正确的做法是将架子扛在肩上，将挂载物的重量分配到全身。记功柱上的状态可能是军团兵在庆祝凯旋时的状态。

单兵的肩膀是不可能背负整个军队所需的庞大物资的。古代士兵作战，军队身后总会有一支仆人、车夫、骡夫、驮畜和马车组成的巨大尾巴，我们称为“补给纵列”（Supply Trains），罗马人也不例外。罗马军队以班组（Contubernium）为单位独立做饭，这种小队拥有骡子以运送他们的皮革帐篷（Papilio）和手石磨（Mola）。巨大的帐篷由羊皮制成，足够容纳整个班组，约重40公斤，而石磨约30厘米直径，总重约27公斤，一名士兵仅用一个半小时就能磨出足够整个班食用的粮食。现实中，并不是每个班都能得到骡子用以背负重物资，整个军团的驮畜约在1200~1500头左右，百夫长和骑兵也能得到一些额外的骡子。罗马人的补给车辆（Vehicula）包括两轮和四轮车，主要由牛、骡和驴子拖曳，罗马人很少使用马来作为驮畜或挽畜，因为当时马具的效率很低。根据狄奥多西和戴克里先时代的法令，畜拉货车的装载量约在350~400公斤左右，通常每天可以行进20（牛车）~30（骡车）公里。此外，补给阵列还被用来运送炮兵火力。吉本用炮兵纵列（Train of Artillery）来描述军团的炮兵单位，轻型炮兵即约55门投石机（Catapultae），发射约2公斤的石弹，重型炮兵即约10门弩炮（Ballistae）。如果每件武器的备弹量为20发，则还需一批畜力运送投射武器及其备弹。   

负责运作这些补给阵列的仆役（Calones）的来源很复杂，可能是军人的私人仆人，也可能是征召来的平民，或忠诚的扈从和奴隶。他们并非完全手无寸铁任人宰割。早在马略时期，在普鲁塔克的著作中就记载了一群渴得到处找水喝的仆役“拿着斧头、剑、长矛和水罐”去取水。在帝国时期，这些辎重人员也不乏展示自己战斗力的机会。武装仆人商贩（Lixae）、盾牌搬运手（Hypaspistai）、行李搬运工（Skeuophoroi ）这些人是“战士”，但并不善战，只有当遇到真正的危险，才会拼死反击。通常当军团外出作战时，他们要负责看守行李或为军团把守营地。在217年的尼西比斯战役中，生活在罗马五贤帝盛世末期的作家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就记述了当马克里努斯（Marcus Opellius Macrinus，罗马皇帝）大败时，是他的辎重搬运工拼死反击才救了他。总的来说，每个6000人的军团约拥有1000~1200名仆役，而辅助军团拥有的仆役可能也与此数等同。

但罗马人不喜欢太长的补给阵列，因为巨大的补给尾巴会拖慢行军速度，并且因为装满不必要的什物而影响士气。经常有腐败的罗马贵族（青年贵族在进入军队时就是军事保民官（相当于现代的校官）了）利用驮畜运输自己的奴仆、行李、厨房、奢侈品甚至沐浴用品。在公元14年的潘诺尼亚军团叛乱中，愤怒的士兵抓住了长官，给他背上装满的背包并嘲弄他是否喜欢这个重量。李维提到，在公元前189年，从加拉太战役中返回的战胜之师带了太多战利品，以至于每天只能行进5英里（约8公里）。在一系列急行军中，罗马人都选择丢弃了这种补给阵列。   

由于帝国的面积过大，士兵们需要在意大利之外的地区长期作战，而越来越长的军旅生活（通常为20~28年，而且百夫长以下的军团成员无法结婚）也使得他们渐渐无法适应普通的平民生活。职业士兵们远离故乡，他们修筑道路和营垒，以确保能长期部署。在共和国时期，著名的阿庇安大道（Appian Way）便已建成，帝国时期，罗马人已建成一个总里程长达8.5万公里的道路网络系统，并建立了覆盖整个帝国的邮政驿站系统。还包括永久性的石质桥梁（一部分甚至到今天仍在使用）、简易浮桥和运河。这个道路网为罗马军队的补给纵列提供了便利的运输基础设施。

罗马人也善于利用海运。当时的罗马船只容量约在上百吨，只需一队船只便可将整个军团打包上船。根据恺撒在《高卢战记》中记载，只需80艘船便可运载两个军团横跨不列颠海峡。海上船队在顺风时正常速度为每小时2海里到3海里，逆风时慢至每小时1到1.5海里。但较之陆上行军速度，这个速度要快很多。这意味着罗马军队可以在海上每日行进30英里（48公里），而非在陆地的22.5公里，行进速度是陆地的一倍。根据现代的计算，如果从罗马去安条克（Antioch，位于今叙利亚，罗马东方重镇），海运可以节省一半时间。虽然部队长期漂泊在海上容易出现健康问题，而且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扬帆起航（在每年11月到次年3月，地中海海域密布云雾和暴雨，原则上难以海运），但罗马人还是偏好使用海运，将其位于帝国中央的机动军团送往各吃紧的边境地区，或为各边境地区的军团提供更替的士兵与粮秣。   

帝国疆域过大让水运成为必然。

当资源被送到前线时，通常不会直接发放到士兵手中，而是囤积在位于前线后方的作战基地（Stativa）的仓库中。一座作战基地可能是一个城市，也可能是装备万全的要塞，或一个由军团士兵建造起来的坚固营地。它是罗马军队的指挥部，也是军团赖以在本区域行动的出发点和根基。这种基地通常会选在河流上，或用一条运河与主要河流相连，以便得到水运的补给支持。基地被用做军队补给的枢纽，通过海运和内河运输而来的物资被囤积在此，再通过陆运（通常极限在300公里左右）将军队所需的物资投递完毕，基地能够储备大量的粮草（有的甚至能供军团使用一年），还能用于安置军团多余的补给和驮畜。在德国Rödgen的考古发现了一个庞大的作战基地，拥有可容纳16500立方米粮秣的宽敞空间，这些空间如果装满小麦，约够8个军团一年之用。冬季缺少牧草，让远距运输几乎成为不可能。因此，在寒冷的冬天，罗马人通常避免用兵。此时军团将修建冬季营地（Winter Quarters, Hiberna）以备休息。   

在后勤体制方面，共和国时代的后勤补给官员是财务官（Quaestors），他与各省总督共事，负责核算军队的军饷和补给。由于财务官通常和元老院保持良好关系，而元老院一般不希望军团随意挥霍，因此这种体制在共和国后期逐渐瓦解，这一时期，任何有能力的军团官员，例如副将或保民官，都有可能承担起后勤职责。在帝国时期，后勤指挥权进一步集中到皇帝手上，具体的补给事宜则高度依赖行省的民事官员，他们负责征集物资并将物资运送到作战基地的仓库，以喂饱各地的军团。一些私人承包商也会担负物流任务，根据戴克里先的价格法令，有些承包商还会借机牟取暴利。

罗马军队的饮食

关于罗马士兵的饮食配额，可分为几个部分。谷物配给(Frumentum)是每个罗马人饮食中最重要的部分，罗马士兵当然也不例外。谷物“frumentum”也可通常用于泛指食物供应或粮食。罗马士兵和一般罗马人一样，通常只吃小麦不吃大麦。百科全书式的罗马历史学家普林尼（Pliny）在《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中写道：“大麦面包在早期（指公元前三世纪之前）被广泛使用，但经验表明大麦面包已不再使用，现在大麦主要被用来喂养动物。”大麦在罗马军队中被作为一种惩罚性口粮，例如公元前34年在达尔马提亚逃跑的一个大队被执行了十一抽杀（was decimated），之后吃了一整个夏天的大麦面包作为惩罚。罗马人的小麦定量用的是古老的sextarii之类的计量单位，又要涉及当时同体积小麦重量的转换，因此历代历史学家计算出来的差距非常大，高限达到每人每日约1.4公斤，低限仅700克，现在流行的观点为每人每日约850~1000克未磨碎的谷物。值得一提的是，罗马骑兵能获得约相当于步兵3倍分量的小麦口粮，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再得到8~9倍于步兵分量的大麦（即约9公斤），很显然这么多大麦是供罗马骑兵用来喂养坐骑的。同盟骑兵能得到的补给比罗马骑兵少一些，但考虑到同盟担负着向罗马人提供粮草的义务，便拥有独立的补给线，则来自盟友的骑兵也不会遭受饥荒之苦。   

庞贝遗址中发现的分切好的罗马圆面包，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火山灰中完整保存下来。罗马士兵在战地磨好谷物后，会把小麦和晒干的豌豆、豆子或小扁豆、咸肉煮在一起做成稀粥。也可将全麦面粉、水和盐混合后放进营地篝火的灰烬里烤成粗糙的全麦面包（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属于中等饮食，白面包是给富人吃的），就着奶酪和酒吃。

罗马士兵还能得到非谷物配给（Cibaria），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中只提到了大麦和小麦，这显然是不全面的。普鲁塔克（Plutarchus，生活在帝国时代的希腊人作家，代表作是《希腊罗马名人传》）提到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卡莱战役中的不祥之兆时如此说道：“⼠兵渡过幼发拉底河后，发放口粮时，首先发放的是扁豆和盐，然而这些食物是哀悼的象征⋯⋯” 昭示着罗马人全军覆没的命运。但也可以看到罗马军队是吃蔬菜的，主要是蚕豆和扁豆。弗龙庭努斯（Frontinus，罗马官员和战略家，代表作《谋略》（The Strategems，一本记载各类出奇用间的诡计案例的书籍）提到罗马军队“什么都可以吃”（food of all kinds）。罗马人还需要葡萄酒、橄榄油，狄奥·卡西乌斯就借布狄卡女王之口大声疾呼：“罗马人不能像我们（指英国的凯尔特人）一样忍受饥饿和口渴⋯⋯ 他们需要面包、酒和油，如果其中任何一样东西不能满足他们，他们就会灭亡；而对于我们，任何草或根都可以作为面包，任何植物的汁液都可以作为油，任何水都可以作为酒”。卡西乌斯在那个年代借古讽今，很显然是想唤起罗马人耐劳的古风，但也可以侧面说明，罗马军队的补给水平相当之高，以至于到了较为奢侈的地步。   

罗马军队也吃肉。上世纪或19世纪的观点认为罗马人是一支大半素食甚至纯素食的军队。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传统的观点完全改变了。波利比乌斯曾提到大西庇阿（Scipio，即阿非利加努斯（Africanus），曾击败汉尼拔）在西班牙时将牛群赶到军队前面以诱敌，说明当时罗马军中有随军的畜群。后世发现的罗马军事遗址中，牛骨的数量也是最多的，通常用来煮汤、炖制或烤制。此外，猪、羊、祭祀肉和咸肉也是罗马军队配给的一部分。猪肉会被制成香肠（Farcimina）、火腿（Perna）或培根（Laridum）。目前，没有关于共和时代早期罗马肉类配给的资料，根据一份晚期的埃及莎草纸，罗马士兵每日可得一磅或半磅（either one or one-half libra of meat，取决于如何断句）肉类，如果是半罗马磅则是163克肉类，这符合罗马军队以素食为主的口味。须知，罗马士兵不太喜欢吃“纯肉饮食”，如果他们被强迫吃肉类为主的饮食时，他们会抱怨。阿庇安（Appian，2世纪的罗马官员和历史学家，代表作《罗马史》）和弗龙庭努斯都提到，在西班牙的罗马军队会以“只吃烤肉或炖肉”（而不是过度烹饪的肉）来作为规训士兵的手段。

蔬菜（Holus）方面，罗马士兵主要进食扁豆、豌豆和大蒜，有时还有蔓菁，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老加图曾在煮蔓菁时拒绝了来自客人的黄金，并傲慢地嘲讽“过简单生活的人不需要黄金”，可见蔬菜是一种“简单食物”。豆类是常用的军用蔬菜，每个士兵每天可得到70~130克扁豆，在紧急时刻，罗马军队也会吃灌木、野草或橡子。   

罗马军队还能得到油、盐和乳制品。奶酪方面，《自然史》将咸肉、酸酒（Acetum）和奶酪共同列入“军营食物”（Cibus Castrensis），根据考古发现，罗马军事基地中有奶酪榨汁机（Cheese-squeezers），驻守的罗马军队能享用这种美食。由于奶酪较小，又便于运输，因此外出作战的军队或许也能得到奶酪，配给量约每日30克。罗马士兵食用的油脂主要是橄榄油，橄榄油可以用来烹饪或为面包调味。根据帝国时代的文献，配给量约在每日1.5盎司。

饮料方面，罗马士兵能得到葡萄酒或醋（酸酒），每天能得到约160克~270克（0.27升）的酒，或相当于葡萄酒配给一半数目的酸酒，因为酸酒比葡萄酒更烈，因此通常兑水饮用。此外，来自西班牙、日耳曼和高卢的辅助人员习惯饮用啤酒，不过有时他们也会品尝罗马盟友的葡萄酒，或罗马人偶尔品尝他们的啤酒。当然，酒类配给会带来酗酒的问题，共和时代的罗马人对此较为警惕。

共和主义者认为国家的成败取决于全体公民（掌握财富并且构成精英统治集团的男性）的道德水平——勇气、质朴、正直、责任、诚实、文明、理性和自制，而不是像君主制那样仅仅依赖诸如居鲁士、亚历山大等个人的品德。包括在饮食方面，共和时代的罗马人提倡一种朴素、克制的饮食习惯，反对奢侈的暴饮暴食，认为暴饮暴食是放纵食欲或胃口异常，拒绝形形色色的酱汁和甜食的刺激（罗马军队的配给中没有糖和复杂调味品的原因）。在共和时代的罗马，士兵将力求避免奢侈，“奢侈”（Luxus）的拉丁语原意指由于过度浇水和施肥，造成植物软烂，过度生长，就好比松软下垂的植物毫无用处一样，大腹便便的公民也无法成为合格的士兵。因此，共和时期的罗马军队严厉禁止酗酒，只把酒作为士气和口味的调剂。根据撒路斯提乌斯的记述，严厉的军官会禁止属下饮用进口的高质量葡萄酒。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梅特鲁斯河之战后，当罗马人冲进迦太基营地时发现了烂醉如泥的高卢守卫。而这种情况在纪律严明的罗马一方就很少发生。   

一日典型的罗马军队伙食。包含橄榄油、奶酪、豆类、盐、猪肉（较之历史可能偏多了）及烤好的面包（饼干）。

虽然水果（Poma）并非常规补给，但罗马军队也不会拒绝它。在罗马的饮食哲学中，水果被视为“健康食品”，根据韦格蒂乌斯（Vegetius）的《兵法》，在遭受围攻的情况下，驻守基地的罗马军队会以苹果等水果为食。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罗马军队也会吃无花果或野果、浆果充饥。共和时代晚期的执政官马库斯·斯考鲁斯（Marcus Aemilius Scaurus）曾夸耀其军队秋毫无犯的纪律，军营旁有一株结满果子的果树，而他的军队自始至终都没有人摘果子来吃。如果缴获了对手的水果，也不必交给指挥官而可供士兵个人享用。如果在幸运、即商业交易没有被禁止的情况下，罗马军队还能得到随军小贩售卖的水果。当然，以一些严厉指挥官的看法，这种行为对士气是有害的。   

总的来说，正如他们的作战风格，罗马军队采用一种稳妥、坚韧、专业的态度处理后勤事务，始终在后勤任务中贯穿坚韧不拔的纪律。富饶的地中海地区则出产源源不断的补给，物资从税收和盟国被征集起来，通过商船船运漂洋过海，进入仓库得以妥善储存，最终在驮兽的背上由承包商运到士兵手中，而基地和仓库是他们行动的根本。这种战略稳固性让帝国的疆域在四面八方蛮族的凶猛进攻下保持了数百年之久。罗马人对后勤的看法，正如恺撒的名言：“我对待敌人如医生对待的疾病，就是说，用饥饿而不是用刀枪去征服对手。”（I follow the same policy toward the enemy as did many doctors when dealing with physical ailments, namely, that of conquering the foe by hunger rather than by ste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