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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二五年（明天启五年）荷兰在台湾的热兰遮城当局，错误地相信与福建巡抚的协议已成定局，中国商船不久就会来贩卖约定的商品。为了中国商船即将前来的预期，必须不计一切代价确保锚地安全。

郑芝龙知道这是扩充佣兵部属人数的大好机会，于是在一六二六年（天启六年）六月往见台湾评议会，请求给予书状，让他劝诱其他海盗集团前来台湾，为荷兰统治者效力。

为了分辨友好和敌对的中国商船，荷兰人需要郑芝龙帮忙诱骗任何定居于附近地区的不法之徒现出原形。

已故台湾长官马丁努斯·宋克有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

他想要建立一个自由港，让荷兰人、中国人、日本人和台湾原住民都能和平生活与交易。他邀请所有华人居民迁入台湾岛上的新殖民地，但因为爆发瘟疫，居民无一幸免。在这次破坏之后，整个市镇不得不废弃。

隔年春天，台湾的荷兰评议会再次派兵，前去拦截往返马尼拉的中国商船。这次领军的不是郑芝龙，而是他的一名部属。六月二十四日，这名手下带着俘获的瓷器船货，以及郑芝龙的信件回到台湾；当时郑芝龙正在南澳岛暂居。郑芝龙要求荷兰长官发给他通行证，好让他带领兵力前来大员湾。他也要求将部将送回他的部队，因为拦截自马尼拉返航的中国商船的最佳时机就快到了。

一六二七年（天启七年）季风时节，四十三艘商船从福建海澄港合法出海，前往菲律宾、交趾半岛、马来半岛及其他地点，但在季风结束时，只有二十三艘返回。包括现金及商品在内的损失估计达到数百万两。

未能返回的商船遭受了荷兰支持的私掠船劫掠。

一六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吕宋岛周围的作战告一段落之后，荷兰舰队派出一部分兵力前往南澳岛附近海域。他们的任务是拦截与西葡两国殖民地进行交易的任何船舶：在南澳岛附近遭遇任何自马尼拉或澳门返航的中国商船，即应扣押并没收船货。

中国商船若要前往暹罗、柬埔寨、北大年或其他友好地区，应允许通行不加阻拦；反之，应将自澳门返航，或意图前往马六甲及任何其他敌区的商船没收。

此外，关于一名中国私掠商密谋攻打澳门的传闻也到处流传：

我们最近接到中国商船传来的一些消息，指出澳门的葡萄牙人被告知，中国沿海的中国人海盗，与澳门城内及周边的中国人订约，将在他们及荷兰人协助下攻取澳门。因此，葡萄牙人将中国人全数逐出澳门，这种行为冒犯了广东省的中国官员，他们不再准许任何粮食供应澳门，而导致一切物品严重短缺。

在郑芝龙从南澳岛派遣部属觐见台湾长官德·韦特的同时，他也在寻找一个欢迎他的人马前往的新家。他需要一处能够贮存钱财和战利品的基地。他的人马也需要一个过冬的处所，这个问题必须在入秋之后北风季节来临之前处理妥当。

他大概正在思索他的下一步。就在这个节骨眼，他卷入了一个新形势。

根据同安县知县曹履泰的书信所述，福建省当时正遭受饥荒侵袭：

“两年之内，惟去（一六二六年）春仅有半收。夏秋亢旱，一望皆赤。至今年（一六二七年）三月间纔雨。乡村草根树皮食尽。”

稻米歉收对于漳州府和泉州府一带（闽南地区）的福建人民来说并非罕见之事。每当这样的灾荒发生，他们就向邻近的广东省潮州府买米。

因此，当饥荒的最初征兆在一六二六年（天启六年）春季显现时，驻守厦门的总兵俞咨皋就派出几艘商船前往广东省买米。

显然这些进口米粮不足以为泉州人民纾困，尤其照顾不到远离都市的同安县。事实上，当饥荒在一六二六年夏末摧残乡间，曾在南京任职十三年的退休高级官员蔡献臣，就向广东潮州府揭阳县的知县上书，请求运米赈济同安灾民。他在这封信中暗示，新任两广总督商周祚曾经特许同安县民买米，即使广东当局最近禁止米的出售。

由于商周祚不久即因其他缘故去职，这项请愿想必毫无效果。另一位曾在朝廷任职，此时在福州休养的高级官员董应举，则指控福建巡抚朱钦相在一六二七年夏天发布米禁（禁止经由水路运送一切米粮），这项政策并未惩罚到海盗，反倒让同安人民受害。

当继任巡抚朱一冯询问消灭海盗的最佳办法时，董应举答复如下：

今闻漳、泉一女易米数斗矣，恐益弃为盗贼也；若稍通米禁一路，即为收民之法。乱而后图，费且益广。

在这两年之间非常奇怪的是，只有泉州府，尤其同安县受害于这场饥荒。为何没有来自漳州或任何特别征粮行动的援助，为饥民提供米粮？即使泉州在地仕绅极力运用任官于朝廷的亲朋故旧影响力，福建当局仍顽强坚守这项不智的政策，这又该做何解释？

解释其实再简单不过：福建总兵俞咨皋利用这场灾荒，从米粮贸易大发灾难财，因为唯独他有权派出商船，借口供应军饷购买米粮。

一位朝廷言官的参奏中列举俞咨皋的过失，并对这项交易做出指控：

闽事尚忍言哉！粤艘不通，岁荒米贵，小民枵腹，莫必其命。而咨皋反委官驾船买谷，名为给食于兵，而实则赍粮于盗。

简言之，当郑芝龙在南澳岛附近拦截中国商船，履行他与荷兰人协议的同时，愈来愈多人民被迫逃离家乡（那儿也是郑芝龙的出生地）以求生存。但饥荒并不是由于郑芝龙为荷兰人效力拦截运米船，而在同安县发生的；米禁本身反而才是饥荒的根源。

郑芝龙可以在南澳岛上为灾民提供避难所，如同荷兰人在台湾收留他和他的人马那样，但真正的解决之道仍是在为时已晚之前趁早解除米禁。这正是郑芝龙在一六二七年（天启七年）七月终于做出的决定。

一六二七年（天启七年）七月一日，郑芝龙出动惊人的九十艘战船，在南澳附近的铜山岛港口击溃了福建水师。这是他第一次蓄意对中国水师发动攻击。他乘胜追击进攻厦门，击毁明军剩下的三十艘战船，同时宣告四方，他只与俞咨皋总兵及其部下为敌。既然他在攻击行动中并未杀害任何平民，他的目标看来也就确实是歼灭水师以解除米禁。

这次袭击过后，他在家乡的追随者要航行到广东买米就更容易了。

郑芝龙歼灭中国战船之后，驾船前往广东买米的饥民们蜂拥到他身边，也就再自然不过了。随着加入他的乡亲愈来愈多，他最终设法组成了一支包含四百艘船舰和数万难民的舰队。

晚秋时分，这支舰队为了寻找米粮而洗劫了广东沿海的一些城镇，随后返回闽南寻找避风港，度过最恶劣的冬季气候。

十月中旬，俞咨皋通知台湾荷兰当局长官德·韦特，要是他准备好协助总兵扫荡郑芝龙及其部下，这一行动将大大有利于荷兰人获准“合法贸易”的机会。

考虑到荷兰人的最终目标在于取得与中国贸易的合法权利，德·韦特也就欣然同意在十一月与重新编组的福建水师联手；但他又想两面讨好，于是同时构思了另一个提议交由郑芝龙决定：他让郑芝龙有机会率领部下移居巴达维亚。

郑芝龙显然拒绝了这个提议。对他来说，应当考虑现在是否正是以家乡港口做为避风港的时机，因为大多数乡亲都支持他。要是他能跟荷兰人立约持久合作，请求泉州仕绅为他找出一条简单的解决之道又有何不可？

毕竟，他们不正是因为同样憎恨俞咨皋总兵而站在同一阵线的吗？实际上，荷兰人在十一月十六日夜晚只派了三艘快船和三艘帆船攻打郑芝龙。

荷兰人其实不愿和郑芝龙及其部下交战，仍然试图劝说：

关于我们昨晚与郑芝龙的谈判，当我们下锚于郑芝龙及其部下停泊的熊湾之外，我们就在那一晚断绝了彼此的兄弟情谊与友情，准备作战。他放出几艘火船冲向我们的快船与帆船，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封锁，让路给他们。这个海盗随即带着全部人马航向北方（我们认为他们要前往漳州）。他们会在那儿造成巨大损害。

看来，德·韦特和郑芝龙都不想打仗，但地方士绅确信郑芝龙在海战中打败了荷兰人。这些士绅一开始当然都不支持俞咨皋总兵和过去的海盗 ──荷兰人结盟，而俞咨皋对荷兰人的依赖则让自己的名声更加败坏。

郑芝龙的行为与俞咨皋总兵的怯懦恰好成了鲜明对比，因为他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他如今被看作是家乡人民真正的守护者。

荷兰人离开福建沿海之后，郑芝龙继续率领舰队缓缓向北进发，计划进攻俞咨皋的驻扎地。

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一月，郑芝龙在厦门外海现身。当地的陆兵和水师全都望风逃窜，抛弃了战船、武器和粮食。

厦门居民遣使乞求郑芝龙饶命；郑芝龙不仅默认了他们的请求，更慎重地将部队驻扎在城墙之外。

总兵俞咨皋乔装逃往漳州城，但厦门当地居民将他们遭遇的窘境归咎于他的无能，他害怕厦门人报复而不得不闭门称病，藏匿于远离厦门和漳州的同安县一处宅第。副总兵许心素的住所被付之一炬，所有财物都被郑芝龙没收。包括厦门港在内（除了厦门城之外）的漳州全境，以及厦门湾对岸的海澄城都遭到劫掠。

复仇任务大功告成之后，这群海盗就以永久“驻军”的姿态驻守厦门。

泉州士绅们商议，愿意向崇祯帝奏请饶恕郑芝龙及其部众。联系上郑芝龙之后，双方达成共识：知府向朝廷上疏请求招抚，郑芝龙则在二月二十二日向海防同知请降。

三月三十日，在监察御史指控俞咨皋“怯懦畏缩”，许心素“外通贼寇，内泄军情，私货络绎于海上，红夷阑入于内洋”之后，皇帝下旨捉拿俞咨皋总兵及其副手许心素。

皇帝命令将两人正法，但或许在圣旨尚未送到之前，郑芝龙已经亲手行刑了。皇帝的谕旨直到七月二十一日才颁布，由新任福建巡抚熊文灿在南下赴任时携带着。郑芝龙在八月二十三日从分巡兴泉道蔡善继手上接获谕旨。崇祯采纳了地方仕绅的奏请，由朝廷赦免郑芝龙，交换条件则是命令他在今后三年内负责绥靖中国沿海水路，若能立功，即可授予官衔，实授为水师将领。

离开了前一个老板 ──荷兰东印度公司之后，郑芝龙如今与大明朝廷订立了新的契约，但他本质上其实是由泉州府士绅雇用的佣兵队长。

在地方官员监督下进行。郑芝龙被指派的第一个任务，是护送运米船前往邻近闽粤两省交界的潮州，并在抵达潮州后为厦门人民购买米粮。由于潮州的米粮每年在春秋两季收成，因此必须在夏季结束前运送到厦门。

米粮供给一恢复稳定，大多数人都乐意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夏季结束时，只有四千到五千名还逗留在厦门。郑芝龙期望新任巡抚熊文灿会愿意支付薪饷，将这些人编入团练。

他的想法得到了多数漳泉士绅的共鸣。由于郑芝龙的官位仅是虚衔，这些人的薪饷也就没有理由以公帑支付。巡抚熊文灿拒不认可郑芝龙的要求，郑芝龙只能自行解决粮饷。

郑芝龙接获崇祯谕旨之后两个月，他亲近的党羽李魁奇选择背弃他，重操旧业当海盗。

当李魁奇逐渐开始明白自己不再与郑芝龙平起平坐，就背叛了他。郑芝龙接获谕旨之后三度召唤李魁奇与福州海防官员会议，但李魁奇拒绝前来，反倒带着自己的船队离去。郑芝龙很快就大起疑心，他在戒备状态下赶回厦门，仓促部署了六百名兵士做为护卫。

李魁奇的人马在十月三十日当天驶入厦门港，一举攻下了城墙外的市集，将能够取得的所有物品劫掠一空。五天后，郑芝龙获得了泉州府城附近驻防的乡兵支援，其中包括从渔民中间招募的渔兵。到了第六天，李魁奇率领船队和三千人马撤退。

拥有船只和水手，传统上的生财之道是出洋贸易。但在一六二八年（崇祯元年），由于沿海的混乱让一切失序，皇帝下旨禁止一切海外贸易。这道谕旨令船员们想要出洋贸易寻求生计的希望破灭。李魁奇背叛郑芝龙恐怕正是这道不幸的谕旨所产生的后果之一。

这道命令起初是由前任巡抚朱一冯颁布的：

“将崇祯元年洋商尽行禁止，不许下海，有违禁者，治以重罪。”

谕旨则在四月前后传达到福建省，一经公布，漳州和泉州两地的商人除了走私之外别无他途。

这些接二连三的灾难使得郑芝龙处境艰困。这些突然的变化令台湾、日本和巴达维亚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商人难堪的程度更甚于他。

在荷兰人看来，在德·韦特司令官一六二七年底回应前任巡抚朱一冯的请求，遵照中国皇帝的谕旨扫清所有海盗之前，郑芝龙就是枚可有可无的棋子。

朱一冯巡抚和俞咨皋总兵都承诺过，倘若荷兰人迅速解决掉郑芝龙，就能获得自由贸易权利做为回报。

怀着这么高的期望，德·韦特司令官预付一笔钱给俞咨皋总兵的商人以及许心素，预期能得到大量生丝。

一六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荷兰人付给许心素至少66550里亚尔之后，却只获得8150斤生丝，然后被郑芝龙的威胁逼得仓促撤退。

十一月九日，德·韦特司令官在动身前往巴达维亚之前，下令三艘帆船航向厦门取回剩下的生丝。但它们不幸在近岸之处遭遇海盗而被劫掠。

到了一六二八年一月，当郑芝龙的舰队出现在厦门锚地之时，许心素仍试图装运荷兰人付钱购买的生丝，因为他仍期待着那三艘被海盗劫掠的荷兰船前来。

这三艘船始终没有到达，约莫在二月，台湾的荷兰人又派出三艘帆船。

其中的第一艘由派往澎湖巡逻的中国官船护航，船上载满了米粮（可能是要给许心素的）。

这三艘船都落入郑芝龙的手里，这时荷兰人似乎对于取货已经不抱幻想。同时，郑芝龙也俘获一艘从日本载满白银返航的荷兰快船。荷兰人如此细心构思的计划就这样被郑芝龙破坏，当熊文灿巡抚与郑芝龙和解的消息随后传来，更是加重了荷兰人受到的侮辱。

荷兰人对于在这些新形势之下能否获得自由贸易的权利不是很确定，于是阻止新到台湾的日本商人与厦门进行生丝交易。

愤怒的日本人劫持了荷兰台湾当局长官彼得·纳茨（Pieter Nuijts），从东印度公司仓库抢走一百二十担半的丝织品，后世历史学家将这次行动称为“滨田弥兵卫事件”。

荷兰台湾当局长官纳茨致函郑芝龙，表示德·韦特司令官的敌对行动是一个可悲的失误，并表达歉意如下：

我们对纠纷起因一无所知，（无法）判断谁对谁错。我们承担不起控诉被提出，并在任何一方心中生根。唯愿我们对实际情形不被蒙在鼓里，得以确实公正惩治引发事端之人，并与阁下和解。

这封信似乎起了作用，随后郑芝龙释放了所有荷兰俘虏，包括被俘获的快船及其载运的全部现款和货物。

这一姿态带来的后果，则是中国商人与荷兰人之间心照不宣的交易恢复了将近两个月。

但平衡状态没过多久又被打乱了。

郑芝龙可能预先接获风声，得知皇帝谕旨将在八月初送达。他担心新任巡抚熊文灿会察觉自己的非法交易，于是要求纳茨立刻离开，并威胁荷兰人若不从命，他就要在八月四日之后动用武力。纳茨返回台湾不久，熊文灿巡抚派出的特使团就来到了荷兰在台湾的热兰遮城。

特使要求纳茨确认荷兰人曾与郑芝龙私下立约，并承认他们与郑芝龙缔约讲和。

纳茨和台湾评议会回应如下：

尽管他（郑芝龙）回应了长官的两封信函，释放俘获的快船西卡佩勒号（Westcappel）及其船员，八百六十三两白银及部分军火，但显然并未缔结任何口头或书面协约。长官阁下仍然是，也始终都是巡抚阁下和中国皇帝的朋友。

进退维谷的纳茨决定指派手上的全部船舰前往中国海岸，在八月十二日护送巡抚的特使团返回九龙江口。

数日后，纳茨指挥的五艘荷兰快船遭遇了郑芝龙舰队的部分船只，它们自南方返回，可能刚完成另一次护航运米船的任务。八到十天后，郑芝龙自己也从南方返回，四艘更强大的荷兰战舰同时抵达厦门。

郑芝龙在八月二十三日接获谕旨。大概就在同一天，纳茨邀请他登上快船特塞尔号，并将他扣押。

按照纳茨对这次事件的叙述：

郑芝龙被告知，他必须留在我们这里，直到我方船长们无需遭受任何抵抗，或收到福州的巡抚传来消息，按照先前多次承诺，荷兰人进行的自由贸易得到有条件许可为止。否则……他就会被押送到阿讷默伊登号快船上。

郑芝龙在特塞尔号快船上被拘禁了将近一个月。显然，熊文灿巡抚方面并无回应，因为郑芝龙的官衔未必意味着他能够仰赖朝廷支持。任命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消灭海上贸易的威胁，不论是来自中国海盗还是荷兰“红夷”。

在荷兰人的巨大压力下，郑芝龙假装自己有权允许所有中国商人与荷兰人自由贸易，而在郑芝龙被拘禁期间，走私贸易再次展开。

郑芝龙的母亲以纳茨收她最小的儿子为养子的条件，要求荷兰当局放了郑芝龙，以确保郑氏家族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伙伴关系。这一以子为质的行动，是郑芝龙会与荷兰人合作的保证 ——实际上是一份没有白纸黑字条文的商业契约。

于此同时，福建巡抚熊文灿将确认皇帝谕旨的官方文书，送到了郑芝龙在厦门的家。

纳茨意识到无法从中国朝廷取得任何“自由贸易协定”之类的收获，于是改弦易辙，接受了郑芝龙母亲的提议。他接受郑芝龙的弟弟做为“人质”，并在十月一日与郑芝龙签订草约。

此后，郑芝龙家族更强烈地卷入商业动荡之中。荷兰人离开厦门不到两星期，郑芝龙的心腹李魁奇就叛离了，带走了所有剩余的贵重资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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