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主帅黄维，书生气甚浓。

他早年随蒋东征西讨，抗日时，罗店战役血战，英勇异常。

内战爆发后，义无反顾，统兵四处征战，蒋介石指哪打哪，忠心耿耿，深得宠信。

1948年12月15日，44岁黄维在双堆集突围失利被俘，开始了27年的囚徒生涯。

1975年3月，71岁时，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

经历27年改造，黄维仍对国民党高层两人，言辞不苟半句。

他真如外界传言般没有被改造好吗？

一生不骂两个人

1948年12月，时任国军第十二兵团司令的黄维在战场上被俘，沦为囚徒。

这一囚禁生涯，长达27年，直到1975年12月，才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出狱。

此期间，黄维心境如何，遭遇何种波折，世人无从知晓。

但有一点，即便在漫长的囚禁岁月中，黄维始终未曾对蒋介石口出大批。

他在一次谈话中，语气平静，却透露出难以言喻的忠诚：“国民党内确有许多坏人，但有两人我绝不骂，一是蒋介石，二是陈诚。”

即使是在晚年，谈及陈诚时，黄维仍旧肃然起敬。

蒋介石，无疑是黄维一生的知遇恩人，而陈诚，则是他步步高升的幕后推手。

蒋介石的提拔，给了黄维通向更高位置的钥匙，但若非陈诚的举荐，黄维的军旅生涯未必能如此顺利。

黄维与蒋介石的关系，早在1938年便有所契机。

蒋介石于南京亲自召见黄维，两人话别时，蒋取出一张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背面写下“培我将军留念”。

这份“培我”之意，黄维深感其为蒋介石对自己培养之意，遂改名为“培我”。

蒋字何意，是否笔误，历来无从得知，但从此，黄维便以此名自号。

黄维的忠诚，几乎无可挑剔。

尽管蒋介石铁心反共，而黄维的入党之路，却有着与共产党人不解之缘。

黄维本为黄埔军校的教师，但未能在教学上大展拳脚。

辞职后赴上海谋生，巧遇同乡方志敏。

时逢黄埔军校于沪秘招学员，然而入学之条件，必须通过国民党员推荐。

中共党员赵醒生与方志敏旧识，遂为黄维提供了推荐，最终使他得以入学。

黄维的军事天赋，远胜于教书之道。

黄维参与了两次东征，北伐时已晋升为营长。

就在此时，他迎来了自己命运中的贵人——陈诚。

陈诚与黄维有许多相似之处。

初时，两人都曾因身材矮小受尽冷眼，而后都在战场上凭借英勇表现崭露头角。

陈诚看中黄维的勇猛和潜力，遂将其提拔为第18军第31旅旅长，时年仅27岁。

此时的黄维，正迈向人生巅峰。

黄维性格可谓一字“儒”。

此儒，不单单指其温文尔雅、言辞谨慎，更多的是其严谨的君子之风，光明磊落，公正待人。

但是儒者有儒者的局限，黄维身上也不乏书生气，墨守成规，过于理想化，像是过于呆板的书呆子。

这份书生气，黄维与陈诚极为相似，甚至有时被视为陈诚的影子。

二人关系深厚，几乎到了同心协力的程度。

陈诚不仅是黄维的上司，更是他的伯乐。

在陈诚的提携下，黄维几乎年年升职，每步晋升皆有陈诚的深远影响。

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斗争激烈，而陈诚多次出手力保黄维，确保他在动荡的政局中稳步上升，最终成了国军中名副其实的“平步青云”人物。

1944年，国民党为扩充兵员，组建“青年军”。

表面上是扩军，实则是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之间的权力布局。

黄维被任命为副总监，与蒋经国共事多年。

蒋经国，作为蒋氏家族的太子，虽未掌权已久，但其野心勃勃，欲借此扩大个人势力，极力拉拢黄维。

黄维被宠若惊，心中自是感激涕零。

“冥顽不化”的忠诚

黄维身为战犯，囚禁岁月中的表现可谓“冥顽不化”典型。

在抚顺和功德林战犯所时，黄维常常沉默不语，偶尔则言辞激烈，维护蒋介石的声誉。

他在囚禁中坚持不悔，拒绝任何形式的认罪书。

在学习会上，他坚决捍卫蒋介石，心中深信其忠诚无悔。

反观他的同僚——杜聿明，在狱中却专注于《论持久战》，甚至写下万余字的笔记，还请求将其寄给蒋介石。

黄维却置若罔闻，面带倨傲，坚定表示：“我无罪可悔。”

这使他与杜聿明的命运大相径庭。

1959年，杜聿明成为首批获特赦的战犯，而黄维则被额外关押了16年。

黄维对蒋介石的忠诚，源自其深厚的早年经历。

黄维出身贫寒，可以说是毫无背景。

年轻时，他考入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后因家境贫困进入鹅湖师范，凭借优异成绩顺利毕业，回乡担任小学教员。

虽然黄维在教育上有一定天赋，但其做事刻板，待人处事过于严谨，导致与乡绅产生矛盾，最终辞职离乡。

1924年，黄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被编入第二队。

那年，他与同学们一同填写表格加入国民党。

黄埔军校的熏陶深深影响了他，特别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了他心目中唯一的救国救民之道。

与此同时，蒋介石所倡导的儒家忠诚与将军风范，又与黄维的性格完美契合。

黄维开始崇敬起蒋介石英气勃发的形象。

黄维的军旅生涯也因此进入了快车道。

由于做事严谨、认真，他深得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青睐。

据说，陈立夫对黄维宠爱有加，甚至一度有意将女儿许配给他。

陈立夫不仅个人赏识黄维，还极力推荐其给蒋介石，蒋介石也因此给予黄维极大的重用。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黄维彻底死心塌地，跟随蒋介石，成为其忠实支持者。

黄维作为黄埔军校一期的出色学员，早年却因其书生气质显得对战争兴趣寥寥。

四十年代后，他更倾向于军事教育领域，逐渐告别了战场，投身教学。

1948年9月，蒋介石在内战风起云涌之际，任命黄维为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尽管黄维对于战争本身心有抵触，但在蒋介石巧妙运用“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古训后，黄维再次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黄维作为黄埔一期的嫡系子弟，在北伐战争中已是营长，并在栖霞山与孙传芳的战斗中表现英勇，这一切为他在蒋介石心中积累了深厚的信任与好感。

更重要的是，陈立夫的举荐让他顺利进入了蒋的视野，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与提拔。

1928年秋，蒋介石在成立陆军第十一师时，钦点黄维为团长。

甚至之后黄维又被送往陆军大学深造。

此时，蒋介石的青睐已经毫不掩饰，多次单独训话，给予黄维极高的期待。

1933年，蒋介石决意借鉴德国的军事教育体系，他派黄维前往德国考察，黄维不负重托，广泛学习并撰写大量军事文章，回国后还通过国民党军事刊物发表，获得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

1938年，蒋介石将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交给了年仅34岁的黄维，而黄维从师长升任军长，短短几年内便实现了跨越式晋升。

黄维的严谨作风和与生俱来的军人气质，让他在部队中有着“严厉”的名声。

许多部下评价他“表情严肃，连走路都挺胸抬头，一副将军的模样”，而他对部下要求严格，对自己更是从不松懈。

黄维从不染指女色，也远离赌博和享乐，即便是留学归国后，身上也没有丝毫西方的浮躁。

他的生活简朴，个性刚强，行为端正，这样的黄维，正是蒋介石心中那个理想中的“德才兼备”的人才。

黄维对于军事教育的兴趣逐渐暴露，蒋介石一方面感激他为国军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深知他的潜力。

于是，蒋介石毫不犹豫地将武汉陆军学校的校长一职交给了黄维，黄维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黄维来说，这是对其能力的充分认可，也因此让他再度感受到蒋介石深厚的恩情。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他内心对于战争充满抵触，但无论是教育还是军务，蒋介石总是能巧妙地将他推到最需要他的位置。

并非“死不悔改”

1975年3月21日，时隔七年，黄维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

那一天，沈阳出发的特快列车如期停靠在北京站，带来了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的战犯。

黄维是这一批特赦战犯中的第一位，作为代表，他撰写了一封感谢信，内容感情真挚，言辞恳切。

在3月23日的招待宴席上，他亲自宣读了这封信。

信件最终由叶剑英转交给毛主席，毛主席阅后批示，要求该信转发至全国各县团级以上干部手中。

特赦后的黄维投身于新的工作。

加入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后，他成为了该会的文史专员，积极参与文史的整理与研究。

黄维为人耿直，做事一丝不苟，正因如此，他在政协的工作中也表现得一以贯之的认真。

当他看到一篇文章错误地指责邓演达的死是陈诚告密所致时，黄维感到极为愤怒。

毫不犹豫地，他开始搜集资料，访问亲历者，用事实来反驳这一错误说法。

尽管这篇文章篇幅不长，但他为此付出了近半年的时间，不厌其烦地查找资料，走访众多证人，力求每一处细节都精准无误。

在个人生活方面，黄维始终秉持一贯的严谨与诚实。

曾有人向他提议，台湾方面愿意补发他27年在台湾期间未发的薪水，这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但黄维却坚决拒绝了这个提议，他不愿成为任何一方的负担。

他说：“去台湾是为了两岸的和解，是为了见见老朋友，为和平统一尽一点微薄的力量。蒋某人对我有知遇之恩，陈诚对我恩重如山，共产党待我不薄，第三地，我是不会去的。”

他这番话语中透露出的情感，完全没有外界传言中所说的“死不悔改”之嫌。

黄维一生，既不回避与共产党的早期革命者方志敏的深厚友情，也未曾放弃与自己曾经信仰的国民党理想的联系。

1977年10月，黄维在国庆28周年的庆典观礼后南下参观。

旅程中的一站，便是南昌革命烈士纪念馆。

庄严肃穆的纪念馆内，他看到了一本烈士名册，玻璃柜中封存着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名字。

当他翻到第一页，竟看到几位熟悉的名字。

就在这份名册中，他再次见到了方志敏。

黄维顿时要求管理员将名册取出，翻阅一遍又一遍。

翻动名册时，他无言凝视，久久没有出声。

最后，他坚定地说：“我要去参拜方志敏烈士墓。”

方志敏烈士

那一天，黄维站在方志敏的墓碑前，久久伫立。

晚年的黄维，常常笔耕不辍，挥洒满纸的思绪。

那时的他始终惦记着两岸的统一问题。

他曾写道：“祈求祖国统一，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1989年初，台湾方面通过民间渠道邀请黄维访问。

得知消息后，黄维兴致勃勃，列出了要探访的黄埔同学和老友名单。

他计划亲自去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墓地，还要向自己曾经的导师与亲近人物致敬：宋美龄、陈诚的夫人谭祥等。

在两岸关系逐渐开放的背景下，黄维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对两岸和平统一的信念。

他曾对亲友们深情地说道：“趁着我身体尚能自理，精神尚未衰退，我一定要为祖国的统一，献出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若不能达成此目的，这将是我终身的遗憾。”

可惜，他满怀期待、充满希望，但最终他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1989年，黄维在北京病逝，未能见证两岸统一。

黄维曾经历过血雨腥风的岁月，也曾为理想与信念挣扎。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心中却始终未曾放弃过那份对家国、对和平的执着与信念。

参考资料：

黄维:悲欢与重生

黄慧南口述 周海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