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山革命斗争始于1925年的农民运动，纵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坚持斗争长达24年，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尤以“一门三英杰、革命一家人”的郭祝三、郭祝霖、郭剑鸣为代表。
郭祝三，彭山县公义乡人。1887年出生于一个殷实富户之家。郭祝三参加革命斗争从1925年农民运动起，1927年入党，长期担任彭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对彭山革命斗争发挥过重大作用，坚持斗争一直到迎接解放。其间胞弟郭祝霖、郭祝三大儿子郭剑鸣、大儿媳袁淑俊、三女郭剑英、小儿子郭崇虎也相继参加革命。
郭祝三少时勤奋好学，后考入眉山联中，这是一所新学堂。他为学校新鲜自由的生活气息所深深吸引，乐于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在求学期间，恰逢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眉山、彭山也罢市罢工罢课，成立了多支队伍参加保路战斗，郭祝三也回到家乡，积极参与到为保路同志后勤服务的队伍中。
辛亥革命的爆发在郭祝三的内心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在自传中说自己他时常在想：“不消灭军阀,不足以救国。但川省各派军阀势力强大。要怎样才能将他们消灭，实现人民的平等自由。这是我在思考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因此把这一问题常常都在默念着，讨论着。”
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革命的风暴也冲击到了彭山，郭祝三由此也经受了一场思想的洗礼，渴望投身革命实践。
1925年夏天，彭山发起组建彭山农民协会，郭祝三被推举为县农民协会组织委员并负责公义农民协会工作，以公义场高级小学为据点和活动场所，并在公义场川主宫兴办农民夜校，发动群众参加农民协会。1925年底，公义农民协会会员达800多人。这件事得到胞弟郭祝霖的有力协助。
郭祝霖，1909年出生，1926年考入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吴玉章任该校校长。郭祝霖在学校眼界大开，广泛接触进步师生、先进思潮和革命理论，进步很快。面对民族国家的深重灾难和黑暗腐朽的现实，他赤诚的心灵里油然产生了救国救民的愿望。
他跟同室学友李清玉（地下党员）说：“我决心参加革命，不能再读死书，教育不可能救国。”并表示，很想参加共产党。李清玉及时向党小组和党支部汇报了郭祝霖的情况。
郭祝霖对彭山进步青年说：“认为读书只为光宗耀祖改换门庭，是功利主义；只为认几个字，能看书写信，是鼠目寸光；为将来做官，学而优则仕，是孔门之见。‘仕’应有方向，方向不明就是书蛀。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是救国救民，救国救民才是方向、目的.。”
从此他们的奋斗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的，救国救民就成了他们的人生追求。
从1924年底至1930年初，彭山在外求学的进步青年学生，纷纷返乡建立进步团体，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
彭山成为了川西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核心区。时在成都高师求学的郭祝霖，1926年底发起邀约公义小学部分教师和成都、眉州读书的返乡学生十多人参加，于1927年初在公义小学成立“新益学会”并发表宣言。会员共四十多人，其宗旨是交流知识，增进友谊，明确读书目的，探求救国救民之道。
1928年暑假，郭祝霖从成都带回一批革命理论刊物，在会员中传阅，并发动会员深入农民协会，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寒假，学会积极支持公义场武装抗捐斗争，配合农民协会上街贴标语，散传单，演话剧，向广大农民宣传革命思想。
1929年5月，在公义组织了“晨曦社”，出版《晨曦半月刊》，向广大民众宣传“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命运、自信自主，走苏联革命道路”等进步思想和革命主张。在彭山的革命活动中，郭祝霖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骨干作用。尤其是学习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他在思想上进一步深化了认识。
在地下党上级的指导下，他们组织了农民夜校、武装抗粮抗捐抗军饷等活动和斗争。1927年郭祝三、郭祝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其时，郭祝霖年仅18岁，郭祝三40岁，是彭山最早的两名党员。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派出干部到全省各地传达中央会议和临时省委会议精神，清理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
1927年8月，彭山党员已发展到12人。其时四川全省清理登记的党员仅300余人。9月，经中共川西特委批准，彭山县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彭山公义支部。郭祝三担任支部书记。1928年春，彭山党员已发展到38人。同年3月，经川西特委批准，建立中共彭山县委员会，刘单如任县委书记。不久，刘调离，郭祝三继任县委书记。
彭山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很快。1927年冬成立了“青年互助社”，推举郭祝霖为社长，有了自己的农民武装组织。1930年彭山党员已有61人，县委下辖8个支部。上级指示彭山：“发动千千万万的农民举行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破仓分粮，打土豪、分田地，响亮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
1928年至1929年间，彭山县委根据四川省委制定的《四川春荒暴动行动大纲》，领导农运开展抗捐抗暴斗争如火如荼，此起彼伏。其中“武装抗军饷、武装抗交免役费”，直接参加战斗的多达1000余人，两次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1930年11月2日，中共彭山县委在公义场举行了震惊全川的农民武装暴动。
11月2日一大早，农民武装骨干在郭祝三家吃过早餐，向公义场进发。各乡农民武装1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涌向公义场，声势浩大，场面壮观，党员骨干纷纷登台演讲，揭露、痛斥由于地方当局、军阀、官吏、豪绅的罪行，号召农友们起来参加暴动，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美好社会。
继后，郭祝三带领队伍游行，高呼革命口号，冲击了乡公所，烧了粮簿子，冲击了区长的酱园铺、事长郭少文的茶铺，带领赤卫队员捉拿欺压农民的土豪劣绅。
但由于农民武装力量太薄弱，加上紧邻成都，在几路军警的镇压和几路土匪武装袭击下，暴动失败了。激战中共产党员洪文渊和赤卫队员陈少卿、文吉武三人不幸牺牲，刘光盟、杨茂清被捕。
公义农民暴动失败后，郭祝三、郭祝霖、郭剑鸣等人来到仁寿嘉禾庄亲戚家避祸。郭祝三在嘉禾庄以教书为掩护，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继续开展斗争。
1933年9月，因叛徒出卖，郭祝三被捕，关在仁寿看守所，后来一路转押成都、华阳看守所，1936年初，又转押重庆反省院，同年获释。
在狱中，郭祝三与敌人顽强不屈，云淡风轻鄙视敌人的恐吓，保守了党的秘密，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气节。
郭祝霖在公义暴动失败后，转移隐蔽到青神、眉山等地开展地下工作，积极筹划青神西山暴动。1931年，白色恐怖严重，郭祝霖由眉山调省委工作，并任团省委常委。1932年冬，他由省委派到三台县巡视工作。
1933年6月底，郭祝霖到三台北区巡视工作，因装束、形貌（高度近视）、外地口音，被当地团防盘查，当场被捕，押解到三台县府，半月后移送29军卫戍司令部审理，郭祝霖巧为应对，没有暴露身份，后又转送三台县监狱。
9月底，敌在郭祝霖身上毫无所获，准予“取保开释”。但10月初叛徒黄泽（原三台中心县委组织委员）将三台地方党组织出卖，郭祝霖被送29军剿赤军青军团关押。
在狱中，他严斥叛徒诱降：“你们要作他们的鹰犬干反革命的勾当，要记住，革命定会胜利的……”敌人妄图套取秘密，郭祝霖回答斩钉截铁：“无可奉告！”他被监禁一年零四个月，受尽酷刑折磨，毫不动摇。
1934年11月3日，郭祝霖就义于三台城西门外牛头山下，年仅25岁。
但革命自有后来人。郭家的革命者前仆后继，星火相传。
郭剑鸣，郭祝三长子，1926年考入眉山联中读书。1927年，上级党组织派刘单如到公义组建党的组织，常住郭祝三家。郭剑鸣在刘单如悉心教导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较系统深入的学习和了解，并深入群众积极宣传，开始了革命实践。就在这一年，刘单如介绍郭剑鸣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年，郭剑鸣经常协助张特新（县委委员）工作，帮助他刻钢板、印宣传单和一些进步报刊。这一年，经张特新介绍，县委研究，从5月份起，郭剑鸣正式成为共产党员，参加县委的工作。
1930年11月2日，郭剑鸣作为骨干积极参与公义农民武装暴动，并带领一支20多人的农暴队伍，专门负责抓捕土豪劣绅。
武装暴动失败后，郭剑鸣随父亲转移到仁寿嘉禾庄继续革命斗争。1931年开春，郭祝霖突然回家把郭剑鸣带到了成都，每天晚上安排一个革命同志同铺相谈，谈信仰、讲纪律、传授地下斗争经验和策略，尤其是共产党的使命和三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审讯）深深根植于郭剑鸣心底。
嗣后，他回嘉禾庄联系上父亲郭祝三，受指派回家联系党员和骨干，继续推进彭山地下斗争。
从1931年到1936年，彭山地下党的工作由郭剑鸣负责。上级老胡（冯希贤）说：“你们彭山的同志真不错，在监狱里能经受敌人的酷刑，不动摇、不叛变，经受考验，同志们都安全地保存了下来，党组织也还存在，彭山的同志都是好样的。”
1936年冬，郭祝三由重庆反省院释放回家。1937年冬，到彭山指导工作的肖长镐回省上请示后，恢复了郭祝三的组织关系，并重新担任彭山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从此，郭剑鸣又在父亲郭祝三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1949年，为迎接解放，彭山成立了游击队，四个大队，三个小队，共750人，郭剑鸣任总指挥。
“一门三英杰，革命一家人。”在漫长的斗争年月，郭家一家人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对彭山24年地下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