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文

我的叔父王寿庚因与汤恩伯是浙江兰溪体专同学,于1933年投靠了汤恩伯，在汤部89师师部副官处任上尉庶务副官。该部参加了第五次反共“围剿”，在江西广丰、白水镇、凤凰山一带用碉堡政策，步步深入苏区。1934年红军主力撤离井岗山北上抗日，苏区人民在国民党军的烧、杀、抢三光政策残害下，生活苦不堪言，反动军队的主副食也由此造成了困难。

那年夏季，叔父王寿庚有很多钱寄回来，但在信中讲到生活困苦，肉味无着，要求寄些荤菜去。我祖母徐氏爱子心切，乘顾崇年（浙江武义县城横街人）回家探亲返回部队之机，准备了几十斤腊肉、火腿和干菜卤蛋，叫我跟顾崇年一起送到江西去。那时我才16岁，到那里已是深秋季节，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白水镇、凤凰山一带地方，只见到处是残垣破壁，碉堡林立，尸骨遍地，除了大兵，看不见村民。

我在大柏地89师师部驻地找到了叔父王寿庚。当晚由我叔父请同乡吃饭。当时在89师任职的有很多武义人，如徐镇球（师军法处处长）、陈寿余（军医处书记）、顾应昌（军法处司书）、翁文卿（师特别党部书记长）、汤述祖（师卫生队中尉军需）、张志（529团营长）、徐肇成（事务长）、顾昌林（文书）、洪振华（文书）、王宝忠（勤务兵）、王尔茂（特别党部干事）等等。

大柏地住了几天后，89师经瑞金进入会昌县，师部驻城里。

大柏地是三百多户的大村，已看不到一只鸡、一只狗、一头猪：全村只有不到100个年老体弱的妇女和瘦弱的小孩。瑞金城里同样是残垣断壁，到处可以看到炸弹坑。街头巷尾冷冷清清，不见人影，只见汤部第4师大兵正在拆民房，建调堡。驻在会昌县的89师同样在拆民房， 建碉堡，路路设卡。对每天到会昌城里买卖东西的人都要盖三角联保章才准通行。江西人民真是吃尽苦头。

我到会昌后，因年纪小，文化低，无事可做，而回家又不可能。

当时，武义人在89师师部成立一个剧团，我因在家学过锣鼓班，被叫去学做《小放牛》的牧童、《十五贯》的娄阿鼠、《辕门斩子》的杨宗保等角色。我的吃饭问题由汤述祖在卫生队挂个空名，拿士来元钞票。我这个非军非民的小鬼，除了学戏外天天东游西荡。

几场演出后，由于当时生活枯燥，我和王应昌（师特别党部的司书）演的《小放牛》到处受人欢迎。

1935年春节前，89师530团在行军途中遇到红军游击队伏击，死伤很多。会昌近郊也遭到红军沉重打击。武义人张志营长也受了重伤。王仲廉师长下命令“大烧、大杀、大逮捕。”被抓到会昌城里关在刘姓祠堂和隔壁二座大屋里的有三千男女老小，由徐镇球（师军法处长）亲自作简单的审问，胡侠书记官记录，只要是农会小组长干部、妇女干部、儿童团干部、赤卫队员，徐镇球都在名字上圈了个红圈。我在他背后看了，好奇的问了一声：“红圈划了做什么??”得到的回答是“小鬼不要多嘴!”

只见半天多时间问了约200多人，叫顾应昌（司书）将有红圈的一百几十人名单抄出来，我因好奇心所促，第二次又去问顾应昌（我小学老师），才知道有红圈的都是被杀的对象。当天下午，师特务连就将这批人用机枪打死在会昌城里大广场有二棵五人合抱的大树后边大塘沿。接着天天大杀，六天时间刘姓祠堂和二座大屋里被关的三千多人仅留下了二三百人。在被杀人员中，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最小的一个是留着瓦片发式的仅13岁的儿童团长。以上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汤恩伯部下在会昌苏区大屠杀情况。

1935年春，汤恩伯任十三军军长时，军部驻瑞金城内。国民党为了纪念战死的官兵，在瑞金郊区建立起一个规模很大的犁庭公园和一座纪念塔。建成后，他们召开了所谓的庆功大会，我所在的小剧团也到瑞金参加演出。这次是汤恩伯的同乡骨干大聚会，其中有军部军法处处长王申瀚，掌握密码的机要秘书周祖廉、副官昊金生、军副官处主任刘国熙、副旅长刘国军、摄影师童尔能、军部秘书王醉耕等。

在瑞金住了七天，演了六场戏。当时我这个没有公职、不受约束的小青年不管人家官职大小，天天到同乡处玩，故又看到王申瀚比徐镇球批杀还要狠得多。他自问自记，姓名头上被点上一点红的全杀。我第二天又看到军部警卫营集体枪杀六百多人，地点在犁庭公园附近的山沟里，其中有戴长舌帽的小红军、穿灰制服的红军和人民群众，男女都有。天天听到杀人枪声，有的将人头割下来送到南昌行营去。我问顾昌林（戏先生）：“为什么杀得这样凶?”他说：“春节前和会昌一样，瑞金也遭到红军袭击，国民党第四师丢了一个团。汤恩伯亲自督战，警卫营丢了二个连，师长王万林受伤，汤恩伯逃到厕所里躲了下来，败得一团糟，这是杀人报复!”我还看到一个红军指挥员在战场上牺牲了，尸首被抬到城里，头被割下来送到南京去。

过了不久，13军由瑞金、会昌沿赣江乘船到南昌。只见沿江两岸村庄都被国民党烧光，特别是吉安、樟树一带更惨。几十里不见民房，只见少数茅铺，田地荒芜不见人。我到南昌后，即归武义老家。以上情况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

写于1985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