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是传说中上古帝王“三皇五帝”里的五位。司马迁《史记》并未给“三皇”立传，而是直接从《五帝本纪》开始，由此形成了“五帝”的正统观念。“五帝”概念的溯源研究，从古文献、先秦史的角度，以杨宽先生的观点为代表：“五帝之说当起于五方帝、五色帝之祠……，最迟当春秋时已有。”①其实这种认识不难获得，笔者也是先认识到这一点，此前已在文章发布过，最近看到台湾省学者陈嘉琪《南宋罗泌<路史>上古传说研究》一书中提到杨宽早有此观点，因而作此交待。因为在《史记》《汉书》这些常见史籍中即有，《吕览·十二纪》《礼记·月令》也是常见的基本材料。

此前多篇文章里也讨论过，五色帝、五方帝溯源，并不止东周时期的传世文献，比如殷商甲骨卜辞里的“帝五臣”、“帝五工臣”、“帝五丰臣”，可能即其来源，甚至考古学或许揭示了更早的来源，需要我们一一探究。

《逸周书·尝麦解》则言（黄帝）命少昊……“以正五帝之官”。虽然此处没有说明五帝具体所指，但是该篇提及了黄帝、赤帝、蚩尤、少昊等人。当然，其创作时代到底是西周还是战国，还存在争议。

《国语·鲁语上》：“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鲁语》此处其实已经提及后代以黄帝为首的五位帝王，只是未有指明“五帝”概念。

而《荀子·大略篇》则将上古“五帝”、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三王”与春秋时“五伯”三组概念相提并论，然而并未说明具体所指。当今中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里的“五帝”观念，源自汉代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因为这部《太史公书》在传统上被尊为《二十四史》也就是“正史”之首。

司马迁

然而笔者注意到殷商甲骨卜辞里的“帝五臣”、“帝五工臣”、“帝五丰臣”这一组概念，疑其为后世“五色帝”、“五方帝”之来源，加之最近又在《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这些传世文献中发现了汉代祭祀“五色帝”具体内容，由此可以补充前说。结合考古发现的三星堆青铜轮、金沙木雕彩绘神人头像、寨沟雕花象牙柄甚至石峁柱形石雕像，似乎都是商周之际祭祀“五色帝”的实物证据。由于风格近似，由三星堆青铜人像造型可以上溯至公元前3300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高陵杨官寨遗址的大眼睛残陶人像，在此前“5300年前黄帝主导的时代变局”一文中，笔者认为杨官寨遗址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炎帝都邑。

如此，就将确定于汉代的“五帝”观念溯源至战国、春秋、殷商直至仰韶文化时期。笔者此前强调过，真正能载于史籍文献的时代，最早至父系社会之初，即约5500年前之际。母系社会留给后世的传说，主要就是一个女娲，还经常以伏羲的配偶出现。至于其母华胥，传说的成分又多了一些。尽管考古上将新石器时代即万年以来几乎每个千年的基本面貌都已经揭示出来，然而本文对“五帝”的溯源，限于笔者的水平和认识，目前只能达到5300年前这个时代节点。相较于有系统文字材料的信史时代，即3300年前的殷商时代，已经前提了2000年。

第一， 当今的“五帝”观念来自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笔者前文也说过，《五帝本纪》版本的五帝，其实是黄帝族五帝，也就是黄帝及其四代子孙后裔。这并非司马迁的发明或者发现，也并非其书所言参考了儒书《大戴礼记》和《世本》，其实真正的来源是《管子·封禅》，司马迁直接截取“封禅十二帝”的中间五个，照抄照搬，一字不易。这也是历来为学术界所忽略的一大基本事实。直到现在，权威的说法仍然沿袭司马迁自己的解释。其实，根本不是事实，司马迁移花接木实乃自有苦衷。

证据首先自然是在《管子》里，司马迁自己也在《史记·管晏列传》里说了，西汉当时《管子》一书很流行，自己也经常参考，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此书，所以就不说了，就只说管仲其人的一些轶事。

第二是在《五帝本纪》截取之外，《史记·封禅书》更是全文抄录了《管子·封禅》的十二封禅帝王一节。

第三是司马迁之所以在《五帝本纪》里故意不说清楚“五帝”的真正来源，主要是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风头正盛，而《管子》并非儒书。如果说“五帝”来自《管子》，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这一点我们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理解司马迁。所以司马迁只好说来自儒书《大戴礼记》和《世本》。

然而正如笔者前文所言，如果司马迁重视《山海经》的话，他就会发现“轩辕黄帝”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在《山海经》里没有“轩辕黄帝”，只有轩辕与黄帝，二者并无直接关系。现代考古发现及古文字学的常识也支持这一点。另外，时代上早于司马迁的《淮南子》里提到了黄帝与轩辕，

《淮南子·天文训》：“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

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己。”

又：“轩辕者，帝妃之舍也。”

可见，在淮南王刘安这个时期，黄帝与轩辕两个概念之间还没有任何关系。到了儒书《大戴礼记》里，<五帝德><帝系>两篇，皆言黄帝名轩辕。司马迁《五帝本纪》就承袭了这种说法。

这种情况说明存在两种可能，

其一，《大戴礼记》此二篇作于《淮南子》之后，是汉武帝时代开始倡导崇儒之后的产物。《淮南子》虽然在汉武帝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即前139年献上，但其作于黄老思想盛行的汉景帝、窦太后时期。其书一般虽被归入杂家，其实是以道家思想为总纲的。而《大戴礼记》显然属于儒书，是迎合汉武帝崇儒的结果。建元六年即前135年窦太后死，好儒的汉武帝终于消除了掣肘，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司马迁公元前107年才做了太史令开始著书，十几年后《太史公书》完成，被后人称为《史记》。也就是说，《淮南子》书成至史迁著书，中间有三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是儒家被独尊的最初三十年，当时社会文化氛围可想而知，《大戴礼记》中关于“五帝”的两篇，就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了。《大戴礼记》属于汇编资料的性质，并非完全的个人著述，其中《夏小正》显然是来自前代的天文历法物候农事方面的文献，是时代更早的“月令”。

其二，黄帝不可能取一个寓意为“帝妃之舍”的名字。其实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上古帝王的名号有一些是后人给取的，并非当时他叫这个名字。而黄帝、炎帝、白帝这些称号，一定是在有了“帝”这个概念之后才出现的。黄帝等五色帝的称号也是彩绘神人雕像被创作出来之后为了标记识别才形成的，并不是这五个人当世的名字，是后人怀念祭祀他们的称号，也就是谥号，而且是美谥。至于黄帝等五色帝其人当时叫什么名字，至少从目前材料看，还不能轻易确定，或者永远无法知晓。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黄帝不可能叫轩辕，黄帝时代（公元前3300年，详见前文）不可能有“轩辕”这个词汇以及这两个文字，因为考古发现已经证明黄帝时代并没有车，夏代都没有车，殷商才有车，世界范围内考古发现的车是4000多年前首先出现在中亚草原上，后来向东传入中国，并非中国本土的发明。而轩辕是有了车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学借用其形象来喻指天上的一个星座。

轩辕者，帝妃之舍也。黄帝会取这么个名字吗？

第二，同族的五代帝，同时的五方帝与五色帝

继司马迁这个错误之后，西汉末年的刘歆《世经》，更进一步将炎帝与神农氏混为一谈，将太暤与伏羲氏混为一谈，从“太昊庖牺氏”到“伯禹夏后氏”，上古帝王都被改成了五字词组。其实笔者此前已经指出，以《山海经》内容为例，但凡言“某帝”者，皆为后世美谥，非其生称；但凡言“帝某”者，皆其人生称。

比如“黄帝”，只是后人祭祀的时候这样称呼，并不是说他活着的时候就叫“黄帝”。少暤、太暤的情形一样，“暤”为东夷帝号，与“黄帝”一样是祭祀的谥号而非真名。把“暤”写作“皞”要么是古人笔误，要么是古人因为避讳而增缺笔画，总之是错误的。而“帝颛顼”，颛顼就是其人在世时的名号，名前加“帝”以示尊重。也就是说，流传下来的第一个真正的上古帝王人名就是颛顼。战国时期出现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大庭氏、中央氏，三国时期则出现了盘古氏等等上古甚至远古部族或帝王的名号，都是后人根据其遗迹遗物遗存特征来追加的命名，并非当时名称。

后世儒生基本上沿着刘歆的错误一路下来成为痼疾，甚至出现在当今的历史教科书里，就很不应该了。刘歆错误理解了《五帝本纪》的开头一节，将炎帝和神农氏没有正确区别开来。其实只要参考《史记·封禅书》或者《管子·封禅篇》，就会发现“封禅十二帝”中，神农氏排第三，炎帝排第四，判然有别，不容混为一谈。

刘歆

司马迁截取《管子·封禅》封禅泰山十二帝王的中间五个，其实就是黄帝族前后相继的祖祖孙孙五代帝王即同族的“五代帝”。当时，“五帝”的说法有很多种。然而最早的五帝是时代相同而在空间上并存于五方的五个帝王，即同期的“五方帝”。比如《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到黄帝、炎帝、少暤、太暤，颛顼和共工，除了后二者时代山稍晚，太暤时代略早，前三者是同时代。

银雀山汉墓竹书《孙子兵法》即言黄帝胜东南西北四帝，与《十二纪》《月令》一样，显然是指“五方帝”。《楚辞·远游》也体现了这种观念，只是五方的神帝名号略有不同。东有句芒、太皓，太皓即太暤，无疑义。西有蓐收、西皇，一般认为西皇是少昊，南有炎神、祝融，北有颛顼、玄冥。

由于其创作时代基本可以认为早于《吕览》及《月令》，因而反映出的一些观念值得注意，比如不称“黄帝”而是说“轩辕”，直到司马迁《五帝本纪》，似乎“轩辕黄帝”这个说法的来源，除了《大戴礼记》，还有《楚辞》。

《史记·封禅书》据《秦纪》言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祭祀“五色帝”中的四个，白、黄、赤、青。又说黑帝是刘邦入关后才补足五个。

第三，上溯至秦代及东周秦国：祭祀“五色帝”的传统

《史记·封禅书》记录了春秋时代秦襄公开始祭祀白帝少昊，秦宣公祭祀青帝，战国时期秦灵公祭祀黄帝与炎帝，刘邦入关之后，又补足了黑帝，显然秦国在东周时期有祭祀青赤黄白黑“五色帝”的传统。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就有用五色帝之木主（棈）加固天盖，“四神乃作，至于覆(天)，天方动，扞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棈。”

与三星堆青铜轮、金沙木雕彩绘神人头像以及清涧寨沟雕花象牙柄这些出土文物一样，反映了同样的五色帝观念。

长沙子弹库 楚帛书

在邹衍“五德终始”、“五行相胜”学说深入人心之后，《吕氏春秋·十二纪》及《礼记·月令》就有了“五方帝”，东南中西北“五方”各有一帝司职，依次分别为太暤、炎帝、黄帝、少皞、颛顼。这种观念后来被扩展到了五行、五色、五方、五音、五季之外的五味、五气、五谷、五牲等等多个方面。

《史记·封禅书》：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

刘邦这里说的很清楚，五帝是天上的神并非世间的人，即与卜辞的“帝五臣”是一致的。可见，刘邦是知道祭祀“五色帝”传统的。

（汉文帝）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

……太一主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显而易见，汉初文帝时仍奉行“五色帝”的观念，唯一的至上神是“太一”。这显然与《楚辞》反映楚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九歌》第一节即至上神“东皇太一”。

清涧寨沟商代雕花象牙柄神像，五色帝之一，可比照金沙神像

可见汉代早中期，“泰畤”是祭祀至上神泰一即泰皇的，五帝在其次，群神再次。也证明了五帝并非至尊地位，而是“泰一”最尊，五帝只是“帝”的佐使、臣下。泰一是帝、上帝、是天神，是至上神，没有人间对应形象。五帝，曾是人间的英雄豪杰、帝王首领，死后得以“在帝左右”，成为“帝五臣”，后来成为“五色帝”、五方帝、五帝而已。

太一将行图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

《汉书·郊祀志》记录了汉成帝时期的祭祀制度改革的情况。

“甘泉泰畤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

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馔，祭祀备具。

可见，西汉后期成帝时，“五帝”为“泰一”佐使的观念仍然保留，五色之帝、五方之帝的祭祀仍然为朝廷官方所传承。而司马迁《史记》倡导的黄帝族“五帝”，并未完全取而代之。

（全文字数较多，分为上、下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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