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0多天之前，没有人会知道，有一种病毒，会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感染7000万人，也就是每一百个地球人当中，就有一人被感染。但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不论这一年如何的艰难，它早晚都会过去。
上学的时候，每到要考试，都会进入一种焦虑的状态，但经历的多了，就总会有一个想法宽慰自己，考试总会结束，过了那几天，就到了最舒服的假期。这个貌不惊人的发现，在生活中屡试不爽，无论是感冒发烧的身体不适，还是各种心理情绪，最终都会迎来结束的那么一天。
亦如爱情，它终将逝去，而身处其中的人，却依旧撑着船，从此岸划向彼岸。亦如生命，人人都知道它终极的秘密，但在它消逝之前，依旧让人着迷。
与爱情、生命的神秘感在于它们结束的偶然性相比，所谓“一年”就毫无隐私可言，在人类共同认定的某一个历法和计时方式的某一刻，时钟跳动了一秒钟，2020，就一定会在这一秒结束。
在一个被病毒涂灰的日历牌上，有恐慌、无助、抗争，也有困难和渴望，有地缘政治的冲突，也有贸易保护的摩擦，有大国日常的嘴炮，也有戏剧化的大选戏码。
泰戈尔说，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I leave no trace of wings in theair but I am glad I have had my flight）。所以对于那注定要结束的一年，更有趣的就在于它留下了什么痕迹。
很多时候，由于距离过近，而会让人失去一种从更为宏大的角度把握事情的能力，这种失焦除了预言家之外都不可避免，也许只有回顾一些历史才能对当前所身处的状况有一个更为整体的认知。
从14世纪欧洲大瘟疫的流行开始，在接下来的三百年间，欧洲持续的受到各种瘟疫的侵袭，以至于人口数量始终没有得以恢复到大瘟疫之前的1亿左右。正是如此，在人口缺乏，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欧洲的农业发展没有走上劳动力密集的精耕农业，而逐渐孕育出机器耕耘的大田经营模式。此外，劳动力的缺乏，也让欧洲的非农业，如手工业的发展必须寻找更有效的方式，也间接地为工业化埋下了伏笔。
1755年11月1日，当时欧洲最富有的海港，葡萄牙的里斯本沉浸在对万圣节庆祝的准备中。而距离里斯本大约100公里的大西洋海底，酝酿着一股力量，在上午9时40分彻底释放，先是地动山摇，随后将近30米高的海啸直奔港口而来。距离里斯本200公里之内的人们都能感受到这股力量的狂怒，英、德、法三国海岸带均受其害。以当今的视角来看，里斯本大地震震级高达8.9级，是人类史上破坏性最大和死伤人数最多的地震之一，里斯本失去了1/4的人口，一半的城市被夷为平地，除此之外地震在西班牙西南部和摩洛哥也夺去了上万人的生命。
时隔两百多年之后，当时人们的悲痛早已消散在历史之中，这场大地震，除了几乎毁掉一座城市以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里斯本之外，还意外地留下了一些副产品，这些副产品甚至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说更加有价值——地震将人们从宗教的迷梦中敲醒，人们开始反思宗教，思考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常识用一种“启蒙”的观点来理解周遭的一切，以至于有一些学者，将1755年作为现代世界的开端。
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真正的结束，在一个统一的背景舞台上，变化轮番上演，结束不过是变化的一个节点，被嵌入在因果链条中，它必定有因，也有果，也许只是表面上的消逝，但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存续了下去。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知道2020必定会结束时，并不意味着它只留给我们一些痕迹，一个残像，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结束而开启了什么。正如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所说——一切难堪的事，只要向着正确的方向进行，都会成为好事。
古希腊神话中，伊卡洛斯带着父亲代达罗斯所作的翅膀逃离克里特岛时，忘记了父亲的忠告——翅膀是由蜡将羽毛粘合而成，不能靠太阳过近——在不断攀升中，翅膀融化，坠入大海。
当前的人类，仿佛获得了代达罗斯所作的翅膀，在现代化的加持之下，脱离了传统的引力，越飞越高。这种失重的感觉不仅让人自我感觉良好，还逐渐的模糊了原本非常清晰的事实。
保罗·鲍尔斯在《遮蔽的天空》中写到——
“死亡永远在路上，但在它悄然降临夺取生命的有限性之前，你不会真正意识到这件事。我们憎恨的正是这可怕的精准。可是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才会以为生命是一口永不干涸的井。然而每件事情都只会发生一个特定的次数，一个很少的次数，真的。你还会想起多少次童年的那个特定的下午，那个已经深深成为你生命一部分、没有它你便无法想象自己人生的下午？也许还有四五次。也许更少。你还会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也许二十次。然而我们却总觉得这些都是无穷的。“
人们渐渐的忘记了死亡这个终结点，以为一切都不会结束，为了这种不会结束生命的错觉，人们又在不断榨取身边的一切，试图用这些额外的力量，让自己继续高飞。这也让人逐渐忘了那被附加的翅膀，仿佛自身会飞翔一般，傲慢的展示着自身的能力，向着太阳，越飞越近。
不知2020的病毒，是毁掉翅膀，让人回到地面的关键因素，还是只是在给傲慢的人类一个小小的提醒。在这个结果被最终揭示之前，人们也许应该适当的反思，应该做点什么。
对个人而言，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重新定义生命的内涵，重新规划未来的希望。对于全体人类而言，在好奇心、欲望和行动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全新的平衡点，划定一个合适的飞行区域，收起一些傲慢，在无限的需求之中，承认自身的局限性。
康德认为，人生在世有三个重要的问题——能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能希望什么。
这仿佛是一条时间线，对于过去，我们想知道，对于现在，我们要做，对于未来，我们要希望。而康德在这三个问题上又补充了一句，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是什么”，这是对前三个问题的综合，也是对人能力的一种概括，人要认知，要实践，也要对未来有信仰或道德的希望，只有带着信仰和道德的希望，人的认知和实践才有目标。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明天的生活能否配得上今天所承受的苦难。康德却反问自己——我们是否配得上希望，是否配得上幸福？他们都没有错，现代人问了太多未来是否配的上我，而问了太少的我是否配得上未来。
代达罗斯造出的翅膀，犹如人类的理性能力，我们错以为它是无敌的，可以带我们到任何地方。康德说，只有限制了理性，才能给信仰留出位置。伊卡洛斯没能飞向太阳，他也许是迷信翅膀，也许是忘了父亲的嘱托。现代的人类在理性的狂奔中走的已经很远，是时候该停下来，整理一下，带着信仰重新上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