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5月，开国少将张铚秀赴山东出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山东省革委会常务副主任，主持省革委和省委机关的日常工作，并兼管山东省公检法和济南铁路军管会的领导工作，他成为了济南军区司令员、省委第一书记杨得志和济南军区第二政委、省委第二书记袁升平的重要助手。

张铚秀

张铚秀一上任，就满怀热情地扑在了工作上，当时山东的政法工作处于大动乱的环境中，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头绪繁多，情况复杂，反复多变，纠纷四起。张铚秀对省政法口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实事求是，不带预设框框；二是慎重处理，结论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三是把政法工作的重点放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上，保障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转。

在张铚秀的整顿下，在他主管山东政法工作的两年时间里，未批准杀过一个人，全省范围内未出现一起冤假错案。

“运动”前期的济南铁路局也是问题成堆：派性严重，制度被毁，生产生活不能正常进行，大量车辆积压，国家物资被抢被盗严重，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张铚秀经调查研究得出原因：一是思想混乱，极左当道，认为生产可以耽误，运动才是革命；二是纪律松弛，无政府思潮泛滥；三是法制建设遭到破坏。张铚秀从军区抽调几十名得力干部，充实到济南路局、青岛路局和兖州路局加强领导，大力整顿，到1974年初，济南铁路系统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运转。

张铚秀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等人盯上了山东省委的主要领导，他们决定将杨得志、袁升平打成“林彪死党”，为其篡党夺权排除异己，这自然牵连到了张铚秀。1972年11月，“四人帮”盗用中共中央名义，撤销袁升平的党的“十大”代表资格，将他打成“林彪死党”，非法实施“隔离审查”，并且上下夹击，内外炮轰，逼迫张铚秀揭发批判袁升平的问题。

不久以后，张铚秀来到北京，江青指着他大骂：“你这个张铚秀，今天一夜，你一言不发，饭也不吃，也没有一个笑脸，你安了个什么心？你陷得太深了！我们要用12吨大吊车把你吊出来。今天你对袁升平的问题非揭发不可！”

江青

张铚秀却坚定地说：“我与袁升平同志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彼此交往非常清白，他有什么问题，我一概不知道！”

周恩来、李先念、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在得知张铚秀的处境后，都表态要保他。山东的造反派对此却置之不理，他们给张铚秀戴了三顶帽子：一是跟着袁升平“顶中央”；二是压制群众；三是捂了山东“批林揭袁”的盖子。造反派还在全省和全军区范围内，分别召开号称几万人、几十万人参加的广播批斗大会，公开点名，扬言要将张铚秀“批倒、批臭”。

在江青等人及其山东的代理人策动下，张铚秀最后被打成了“袁升平的人”，经批斗审查后离开山东，调往昆明军区任副司令员。张铚秀离开山东后，山东省的农业生产总产值由全国第6位猛然倒退到第14位，人民生活供应品全面短缺紧张，济南市连酱油、煤球都买不到。

张铚秀（左）

然而，历史的倒退是不得人心的，政治小丑们当道是不能长久的。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杨得志、袁升平、张铚秀等一大批冤案，终于得以真相大白，中共中央和中共山东省委分别为他们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