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在平定其弟阿里不哥叛乱势力，稳定了关陇地区和统一了北方绝大部分省区后，事业进入了快车道。在经过一系列中央集权改革后，在刘秉忠等人的建议下，遂定都中都城，这标志着一个民族政权“大蒙古国”正式向一个封建王朝转型。
此时的忽必烈在自己内心的驱动和汉臣的建议下决定攻灭南宋、统一中国，所谓“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忽必烈遂发动了灭宋之役，宋、蒙两军围绕重镇襄阳、樊城展开攻防战，宋军在坚持六年后，襄樊被攻占，南宋长江中段防线洞开，再也避免不了灭亡的命运，下面就来说说对于这场决定宋、蒙国运的关键性战役。
《元史》
从四川到襄樊，元廷攻宋的战略转变。南宋立国于东南，以长江流域为主要屏障，依次从东到西形成了两淮、荆襄、四川三大防区。而荆襄地区，自南宋名将岳飞收复襄、邓以来，南宋即长期经营，把这一地区当做抗击金军、屏蔽长江中游安全的桥头堡。
《中国历史地图集》襄阳、樊城位置
而长江中游防区的核心则在襄阳以及与襄阳一江之隔，互为依托的樊城。襄阳位于汉水南岸，三面环水，一面傍山樊城位于汉水之北，两城夹汉水而立，控扼荆豫南北，为兵家必争之地，“为历代攻守之地，引唐、邓为屏蔽，依荆渚为唇齿，方城、汉水，屹然天堑，故进可以荡秦、赵，退可以保上流，其险诚足固也”。
《天下郡国利病书》
对于南宋来说，荆楚地区的得失，关系着东南政权的存亡，四川地区和襄樊为中心的汉水上游又关系到荆楚地区的存亡，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在宋理宗宝祐年间，蒙哥汗发动对四川的战争，自率大军以川蜀做为重点进攻方向，结果在余玠创立山城体系面前，蒙古军撞得头破血流，在四川地区长期停滞不前，蒙哥汗也在钓鱼山城之下，含恨而终，控制川蜀攻宋的战略完全瓦解。
自蒙哥汗死后，蒙古高层开始对选择川蜀方向为主攻点，产生了严重质疑并进而否定。1259年，就钓鱼城之战那一年，忽必烈在南进途中，就问计于隐士杜瑛，杜瑛即回答：“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这是有人第一次向忽必烈提出从襄樊突破攻宋的战略。
《元史》
其后，忽必烈在中统元年初即汗位，郭侃上平宋之策，正式提出突破荆襄，首取襄阳。但忽必烈此时正为阿里不哥叛乱焦头烂额，灭宋条件并不成熟，所以郭侃的建议被束之高阁。
《元史·卷一百四十九》：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元史》
至元四年十一月，南宋降将刘整入朝，提出对南宋“先攻襄阳，撤其扞蔽”，并进一步提出了应该剥夺南宋的水军优势，大练水军，大造战船，这些建议均为忽必烈所接受。刘整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制造战船5000艘，练水军7万人，南宋的水军优势基本被抹平。
《元史》
忽必烈遂改变了以往蒙古军的战略方针，决定舍巴蜀于不顾，先行攻取襄阳。宋、蒙持续最久的战役，襄、樊之战一触即发。
围困襄樊忽必烈虽然决心夺取襄阳，但鉴于以往攻打襄阳城的时候，对襄阳的坚固程度很有体会，“命毋攻城，但围之，以俟其自降”。并任命速不台之孙、兀良合台之子阿术为主帅执行围攻襄阳的军事行动。至元四年（1267）八月，阿术率军与宋军在襄阳西面的安阳滩一带激战，估计此战阿术意识到了蒙古军的缺陷，上奏忽必烈要求增派汉军攻打襄阳，“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前进”。
《元史》
他的建议被忽必烈接受，遂任命南宋降将刘整（之所以不任命史枢，可能是忽必烈觉得刘整不仅非常骁勇，对南宋防御体系相当熟悉，甚于汉军之上）为汉军都元帅率领汉军参加对襄樊的进攻。
果然，刘整不负忽必烈所望，为了贯彻忽必烈的长围计划，开始不择手段。按照刘整的计算，“南人惟恃一黑灰团（吕文德外号），可以利诱也”，抓住了驻守鄂州的南宋京湖制置大使吕文德的贪财好货的性格缺陷，遣使者向吕文德贿以玉带，请他允许在襄阳城外的鹿门山上开榷场允许贸易，吕文德果然应允，蒙古军很快建立起了外有土墙，内有堡垒的鹿门堡，这也是元军的第一座堡垒，吕文德后悔不已，“顿足曰：‘误朝廷者，我也。’”，但悔之晚矣！
《宋季三朝政要》
元军又在白河口、万山等地修筑堡垒。至元六年（1269）正月，忽必烈又派史天泽和枢密副使马忽剌出来到襄阳前线督战，蒙古军“再接再厉”，修筑了一条很长的包围工事，西起万山，南至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在岘山、虎头山修筑一字城，连接各地堡垒，“为久驻计”。至元七年（1271）三月，刘整又在汉水置实心台堡，“上置弩炮，下为石囤五，以扼敌船”，意图断绝宋军水道。总而言之，蒙古军的围城工事可谓是“盛况空前”，史称“重营复壁，繁布如林”。
《续资治通鉴》
吕文德的弟弟襄阳知府吕文焕对元军的围城十分忌惮，决定主动出击，不能坐以待毙。早在至元五年（1268）十一月，吕文焕就率军自襄阳出击，对蒙古军的围城各堡展开进攻，阿术率军抵御，“斩获甚众”，元军立功将士高达1304人，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至元七年（1270）二月，宋军出步骑万余人，战船百余艘，攻打万山堡，蒙古行军万户张弘范率军坚守阵地，宋军步骑轮番冲锋，张弘范乘宋军进攻力竭气衰之时，派部将李庭正面冲击，别将绕后，两面夹攻宋军，李庭身负二创力战击败宋军，宋军退回襄阳城中。万山堡之战的失败象征着宋军破围企图完全失败。
《元史》张弘范传记中的万山堡之战
《元史》李庭传记中的万山堡之战
万山堡之战兵力人数从《元史》之世祖本纪
南宋援襄失败自蒙古军发动攻围襄阳之役后，南宋方面知襄阳乃是必争之地，也高频率的调遣军队前来支援。至元六年（1269）七月，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率战船3000艘，军队数万增援襄阳，他先分遣舟师出没于东岸林谷间，作为疑兵，实际上他率主力部队突破蒙古军的新堡。结果被蒙古军主帅阿术窥破意图，夏贵军反而被蒙古军伏击，至虎尾洲，为蒙古万户解汝楫的舟师所败，“俘杀二千余人，获战舰五十艘”。
《元史》
《续资治通鉴》，此处有错误，范文虎与蒙古军战于灌子滩一事在至元七年九月，竟将两战混记，显然粗疏
当年十二月，荆襄方面的最高指挥官吕文德病死，宋廷以李庭芝担任京湖制置大使救援襄阳。至元七年（1270）九月，范文虎奉李庭芝之命率兵船二千艘前来援襄，阿术、刘整等率军迎战于灌子滩，“杀掠千余人，获船三十艘，文虎引退”，据《癸辛杂识》记载，宋军此役战死“御前精兵”8000人，“文虎仅以身免”。
《元史》
至元八年（1271）四月，阿术率万户阿剌罕等率军与宋将范文虎战于湍滩，宋军被击败，统制朱胜等100多人被俘。六月，范文虎率舟师十万援襄，结果又被阿术击败。败退途中还被蒙古军将领解汝楫打击，大败而逃。七月，宋将来兴国攻击蒙古百丈山营垒，被阿术击败，蒙古军追至湍滩，宋军被斩首2000余人。
《元史》
面对蒙古军严密的封锁，宋廷的增援算是顽强，屡败屡战，终于结出了果实。至元九年（1272），宋廷派出沿江制置副使孙虎臣以及副帅高世杰顺流而下，增援襄樊，刚好遇到江水暴涨，宋军水师难得的打透了元军的堡寨和敌台，将衣袄、布匹、米盐、粮草运入襄阳，然后从樊城取道安阳河进入郢上。
《癸辛杂识》
而在此次援襄成功后，宋廷的援襄行动也即将迎来悲壮的绝唱，下面的援襄悲壮事迹我将单开一章讲述，以敬英雄。
逆行的勇者：二张援襄话说此前援襄的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在遭受蒙古军数次暴击后，早已被吓破了胆，拒绝听从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命令增援襄樊前线，估计其他将领的态度也够呛，李庭芝居然只能求助于民间的力量，以重赏招募死士，得3000人，“皆襄、郢、西山民兵之骁悍善战者”，以抗蒙义军首领张贵、张顺为帅增援襄阳。
咸淳八年（1272）五月，汉水上涨，李庭芝命二张援襄，张贵、张顺率轻舟百余艘，以三舟联为一舫，每船配置火枪、火炮、积炭、巨斧、劲弩，满载军用物资前去襄阳增援，在出发前，二张下令：“此行有死而已。或非本心，亟去，毋败吾事。”，全军感奋而行。
五月二十四日，在入夜后以红灯为号，启航向元军船阵突破，在磨红滩与蒙古军水兵短兵相接。张贵等率水军奋勇冲杀，突破蒙古军防线，“转战百二十里”，于二十五日黎明抵达襄阳城。城中见援军和物资到达，“踊跃气百倍”，但主将之一的张顺却身中四枪六箭壮烈牺牲，其遗体在战死后溯流而上，“诸军惊以为神，结冢敛葬，立庙祀之”。
张贵在完成援襄任务后决定回郢州，先派人约定范文虎以兵5000人于龙尾洲夹击元军，但范文虎不仅不出动，反而“退屯三十里”。屋漏偏逢连夜雨，张贵手下一士兵叛逃泄露张贵军的行动计划，而张贵在明知计划可能为元军所知的情况下强行突围。来到龙尾洲附近，当举“流星火”联络接应船只时，迎面而来的却是元军，张贵率军奋勇力战，身受数十伤被俘，不屈被杀，元军将尸体运至城下，“守陴者皆哭，城中丧气”。
《宋史》记载二张援襄事迹
襄、樊城破眼瞅着元军围困襄、樊已经长达数年之久还没破城，元世祖忽必烈也是非常焦急，在焦急中就打开了新思路，听闻西域回回炮非常好用，遂派使者赴西方诸汗国中招募炮匠，宗王阿不哥派阿老瓦丁、亦思马因二人应诏。至元八年（1271），二人举家至京师，首造五门回回炮。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每机可发重逾三百磅之石，石飞甚远。忽必烈很是高兴，决定将其应用于襄樊，这件武器将大大改变战争进程。
《马可波罗游记》
襄、樊二城互为唇齿，襄阳在汉水之南，樊城在汉水之北，宋军植木江中，以铁链固定，架浮桥以通援兵，两城互相配合，让元军很是头疼。
樊城被破至元九年（1272）三月，蒙古都元帅阿术、汉军都元帅刘整、阿里海牙对樊城发动猛烈进攻，攻破外城，宋军被杀2000人，被俘将领16人，筑重围守之。十一月，阿里海牙上奏：襄阳受围久未下，宜先攻樊城断其声援。忽必烈批准了这一计划，又命将将“用力省而所击甚远”的回回炮发至军前，加大破城力度。
《元史》
至元十年（1273）正月，元军对樊城发动总攻，阿术先派兵重点攻击襄樊之间的浮桥，“以机锯断木，以斧断锁，焚其桥”，让襄阳宋军不能增援樊城，元军分数道猛攻樊城，战斗十分激烈。元将忙兀台焚烧宋军在南岸的战船，树立云梯于北岸，登柜子城，从城的西南角攻入；史枢大战14昼夜，从东北角破城；元将张君佐指挥炮队摧毁了樊城的角楼。
南宋侍卫马军都统制牛富率领死士百人，与元军进行激烈的巷战，“死伤不可计，渴饮血水”，后身受重伤，以头触柱赴火而死。裨将王福见牛富殉节，曰：“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也赴火而死。其余将领张汉英、王祀等纷纷战死。由于樊城抵抗凶猛，给元军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元军将樊城军民全部屠戮，“拔而屠之，无噍类遗”。
《宋史》
襄阳投降在攻破樊城之后，元军即趁战胜之威，携带回回炮移攻襄阳。而襄阳城内的形势也十分困难，在元军的长期围困下，衣装、柴薪非常缺乏，老百姓“撤屋为薪，缉麻为衣”，襄阳知府吕文焕“每一巡城，南望恸哭”。
钱塘遗事
至元十年（1273）二月，元军发回回炮射向襄阳城，“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催陷”，襄阳城谯楼被毁，“城中汹汹，诸将顿逾城降者”，襄阳城摇摇欲坠。
但元廷认为，吕氏集团在宋廷影响力巨大，元廷决定劝降吕文焕，开始对其发动心理攻势。元将阿里海牙率先至城下劝降曰：“君以孤军城守者数年，今飞鸟路绝，主上深嘉汝忠。若降，则尊官厚禄可必得，决不杀汝矣。”并以折箭为誓。随同阿里海牙劝降的还有张庭珍也劝降道：“我师所攻，无不取者，汝孤城路绝，外无一兵之援，而欲以死守求空名，如阖郡之人何！汝宜早图之。”，在元军的劝降攻势下，吕文焕帐前两天田世英执其总管武松叛降，吕文焕在万般无奈之下开城投降，襄、樊二城被元军攻占。
《元史》阿里海牙传
《元史》张庭珍传
在吕文焕降元以后，随张贵、张顺的援襄民兵一起进入襄阳的右领卫将军范天顺（范文虎之侄）拒绝投降，仰天大呼：“好汉谁肯降贼，死时也做大宋忠义鬼。”，二月二十七日，自缢于坚守的阵地上。为襄阳保卫战谱写了最后一曲悲歌。
历时六年的襄樊之役结束，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此役的胜利为元军灭亡南宋打下了牢固的的基础。对于南宋来说，则预示着其覆灭进入了最后倒计时。
引用文献：《元史》、《宋史》、《元文类》、《续资治通鉴》、《天下郡国利病书》、《宋季三朝政要》、《钱塘遗事》、《马可波罗行纪》、《癸辛杂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