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四年（1675），以吴三桂为首发起的三藩之乱如火如荼，几乎烧遍了长江以南的地区，清廷在三藩之乱初期可谓是焦头烂额。正在康熙帝紧张的筹划平定三藩之乱，漠南蒙古里“位冠四十九旗贝勒之上”的察哈尔亲王布尔尼发动了反清叛乱，对北京、东北、漠南蒙古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对清廷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察哈尔蒙古的未来也发生了深刻的转折，下面就来说说这场叛乱。

布尔尼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代裔林丹汗的孙子。明朝末年，察哈尔蒙古的林丹汗“士马强盛，横行漠南”，与明朝结盟，与后金（清）展开在辽东展开对抗。后金政权，在皇太极继位后，联合漠南蒙古其他部落对林丹汗发动三次大规模征讨，迫使林丹汗向青海逃亡，中途病死于甘肃大草滩，在他死后，其长子额哲、次子阿布奈全部归降后金。

天聪十年（1636）正月，皇太极将次女马喀塔下嫁给额哲，封额哲为和硕亲王，将察哈尔部安置于义州。崇德六年（1641），额哲病死。顺治二年（1645）十月，寡居的公主遵旨嫁给袭亲王爵的阿布奈，生有二子，即布尔尼和罗布藏。长大后的布尔尼娶安亲王岳乐之女为妻。后阿布奈因罪被革除王爵，亲王的爵位由年仅16岁的布尔尼承袭，正是这位掀起了察哈尔反清叛乱。

事实上，察哈尔国与清廷的矛盾源于顺治十六年（1659）。当年，阿布奈擅自处死了意欲行刺自己的部人阿济萨，并未上报理藩院备案，遭到了清廷的严厉惩罚，阿布奈险些被革除亲王爵位，虽然从宽免去削爵的处罚，但仍旧被“罚马一千匹”，但阿布奈的亲信和其部的管事大臣全都被免职。

《清世祖实录》

从蒙古部落的习惯法来看，阿布奈处置察哈尔本部人众当然是稀松平常之事。但显然，察哈尔部归清以后，随着清朝坐稳江山，开始收紧了对察哈尔国的管制，这让阿布奈极其不满，双方至此矛盾激化。

从后来情况来看阿布奈显然是非常不服，以至于顺治十八年（1661），清世祖福临驾崩的时候，漠南外藩蒙古王公几乎全部进京奔丧，只有他未亲自尽人臣之礼，且还没有参加康熙的登基大典，这就让清廷很是不满，双方关系进一步下降。可能是为了缓和关系，当年二月和次年三月，阿布奈可能是为了缓和与清廷的关系两次朝贡。但此后直到康熙八年（1669），阿布奈都未再向清廷朝贡。据朝鲜人记载，是其妻马喀塔公主可能察觉了清廷有对付他的苗头，让其多加防范，以至于其不再朝贡，“我死之后，无往沈中，往必为所擒”。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八年不来朝贡已经让清廷怒不可遏，其间阿布奈又未按礼数安葬公主，且未经清廷许可将额哲的另外一位寡妻收为福晋，清廷终于绷不住了，对阿布奈采取了严厉措施，将阿布奈革去王爵，幽禁于盛京，“阿布鼐无藩臣礼，大不敬，应论死。革去王爵，不准承袭。得旨，阿布鼐理应依议处死，但向经恩遇，姑从宽免死，着革去亲王，严禁盛京”。

《清圣祖实录》

而据朝鲜人记载，清廷是使用诈术，以扫墓为名将阿布奈骗往沈阳，本来要将其迁居南方，在康熙帝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建议下，才让其呆在沈阳。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记载阿布奈被捕经过

阿布奈被革去王爵之后，由其16岁的儿子布尔尼承袭，他经常与清廷正面杠，发泄其心中对父亲被捕一事的不满，他曾扬言：“以非罪拘执父王，不可；罪父立子，不可！”，康熙八年八月，布尔尼前往盛京看望其父，遭到守将拒绝，其“发怒而归，且多恐喝之言”。此事估计让阿布奈蒙受了重大的心理阴影，想必此刻已经暗下决心反清。

不管是阿布奈还是布尔尼，当年黄金家族叱咤风云得历史，主宰大漠命运的声势都在他们的心胸连回响，他们的心里始终对清廷不服，时时刻刻都想着打破清廷一统局面，在草原上独树一帜与清廷角逐，历史传统不断激励着他们，所谓“我项朵颜即大元之后也，虽附于大国，犹有帝号”，据朝鲜人记载阿布奈、布尔尼等“自恃兵强，颇有轻视北京之意云”，“名虽羁縻，实未臣服，……，早晚终为清国切近之害”。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经过漫长的等待，布尔尼终于等到了千载难分的时机。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一时之间清朝丢失了云、贵、川、湘、桂五省，湖北还丢了一半，吴三桂隔长江与清军对峙。清军被迫大量南下参与到镇压三藩之乱中，不仅禁旅八旗大量南下，“时诸禁旅皆南征，宿卫尽空”，就连东北边防重镇宁古塔，原有1800名士兵，陆续被调走1500人，“今年正月，甲军一千人抄出，大将领云，二月又抄三百人，三月又抄二百人，留兵老弱仅三百余人”。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察哈尔左翼官兵奉命赴杭州，右翼官兵赴江宁镇守，在平定王辅臣之乱中，清廷又从察哈尔左翼调兵镇守宣府、大同，可谓是全力以赴（注：察哈尔左、右翼官兵属于八旗察哈尔部众，尽管与察哈尔本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是布尔尼属众，清廷的这个决策不经意间降低了叛乱的烈度）

布尔尼在康熙十二年十二月进京朝贺后，伪装恭顺，但实际上是来北京探听清朝虚实，“当他们发现北京几乎没有满洲人的军队，连守卫大门的也只是些小孩时，他们立即向他们的主子报告，致使蒙古王企图乘机推翻满洲人的统治，恢复他们祖先曾经统治过的帝国”。又得到流言听说清军在南方损失很大，“连续出兵南征，无一人还”，认为起兵时机已经成熟，遂决意反清。

《康熙帝传》

但是计划出现纰漏，布尔尼“日与其党缮治兵器”，被公主长史辛柱察觉，辛柱立刻派人前往北京密报中央。康熙帝由于布尔尼没有公开反叛，遂与孝庄太皇太后商议，征召外藩蒙古王公进京“以征其虚实”，其他蒙古王公纷纷来到北京，唯布尔尼兄弟不至。布尔尼兄弟知道自己反谋已经暴露，在康熙十四年三月十七日扣押清廷侍卫塞稜，在三月二十五日正式发动叛乱。公主一行乘乱逃往锦州，与盛京将军邬内巴图鲁一起上报布尔尼叛乱之事，至此，清廷最终确认布尔尼已经反叛。

《平定察哈尔方略》布尔尼叛乱始末

布尔尼在匆忙举事，立即向各外藩蒙古王公派人，煽动他们一起反清，但计划基本流产，漠南外藩蒙古此时基本上已经臣服于清廷两三代，清廷通过加恩和联姻与他们建立了几乎牢不可破的臣属关系，这些蒙古王公在布尔尼反清之后几乎毫不犹豫的站在了清廷一边。比如阿鲁科尔沁就是典型例子，作为额驸的色棱就力劝其父不要随布尔尼造反，其父郡王朱尔扎哈不仅听从了他的劝告，还迅速上报了布尔尼造反的消息。

《康熙起居注》：我等与大清结亲，蒙恩甚厚，尔今附从布尔尼反叛，亦不过作一王而已，尚欲何为？布尔尼决不可从。朱尔札哈王因其言而止，然后遣人来告。

《康熙起居注》

响应布尔尼的只有奈曼部扎萨克郡王扎木三一部（其侄子鄂齐尔一听说自己的叔叔要反清，带着九个佐领立马撒腿就跑，“携孥及九佐领兵，避徙喀喇沁牧”）和附牧于察哈尔的喀尔喀右翼公垂札布，其反叛人数大概在万人左右。

康熙见布尔尼反意已决，遂进行军事部署镇压叛乱，命盛京将军倭内巴图鲁、宁古塔将军巴海固守盛京，防止抢走阿布奈并从捉襟见肘的兵力中抽调部队打击布尔尼，镇压叛乱清军兵员构成主要有三个，开列如下：

一、禁旅八旗和东北驻防八旗兵。根据赵翼的《皇朝武功纪盛》记载：命大学士图海率满洲兵三千疾驰往。但其记载流于片面，尽管人数无误，并未说明八旗兵的成分。根据《平定察哈尔方略》记载，这支3000人左右八旗军是由盛京兵，禁旅八旗前锋、亲军、护军和汉军鸟枪兵构成，其统帅是多罗信郡王鄂札，并非图海（当然，可能指挥战役的可能是图海）。也是平叛主力，而并非野史所说的家奴

《平定察哈尔方略》镇压布尔尼反叛的八旗军人数

二、八旗家奴。康熙帝感觉兵力不足，而信郡王鄂札实战经验欠缺。康熙帝遂请教孝庄太皇太后，孝庄在关键时刻推举大学士图海，“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命其统率八旗家奴出征镇压反叛。至于图海的兵力，《啸亭杂录》谓图海“得数万人”，则过于夸张，后来的官私史书大部分都没有采纳数万人之说。如《国朝先正事略》就言“选八旗家奴骁健者付公北征”，并未言明人数，个人认为最多数千。

《啸亭杂录》

三、外藩蒙古兵。四月初，康熙帝命理藩院郎中马喇往外藩蒙古调兵，清廷此举不仅为了弥补兵力不足，也是为了试探外藩蒙古的忠诚度。科尔沁部、阿鲁科尔沁部、翁牛特部、土默特部、喀喇沁部、敖汉部纷纷起兵响应清朝，出兵镇压布尔尼叛乱。

《平定察哈尔方略》

根据《平定察哈尔方略》、《清圣祖实录》、《清史稿》、《碑传集》等书记载，康熙十四年四月初六，信郡王鄂札率领八旗军携带红衣大炮由山海关大道出发。图海率领八旗家奴由宣府出发。双方在会合后，于四月二十一日进至歧尔哈泰，侦查得知布尔尼和札木山在达禄之地。二十二日，清军到达达禄。

《清圣祖实录》

《平定察哈尔方略》

布尔尼试图以逸待劳，一部设伏于山谷间，“而以兵三千人来拒我师”，鄂札、图海及副都统宏世禄、吴丹率八旗兵和外藩蒙古向察哈尔兵发动进攻并搜捕山谷，但土默特兵被叛军伏兵击败，图海则分兵救援进击鏖战。这时，布尔尼派400骑兵赶来与清军搏杀，也被图海堵截并全歼。

《碑传集》

布尔尼见伏击无效，遂以主力排列火器正面迎战清军，清军奋击，布尔尼大败。察哈尔都统晋津率其族人于阵前投降。布尔尼不甘心失败，收集溃卒，两次接战试图挽回败局，但均被清军击败，图海“一日六战”，“斩级甚多”，缴获马匹物资无数。布尔尼眼见败局已定，“仅以三十骑遁走”，共同叛乱的垂札布落荒而逃，札木山势穷力竭，自缚投降。布尔尼麾下的5名佐领也率兵300多人向清军投降。

布尔尼与其弟罗布藏逃至扎鲁特其贵勒苏特，正碰上科尔沁和硕额驸沙津科尔沁右翼兵。罗布藏是沙津的妹夫，知沙津兵至，遂与沙津交涉。沙津毫不客气令罗布王和布尔尼同来向康熙帝请罪，“尔欲乞命，当招尔兄来”，结果两人仍然亡命逃跑，被沙津亲自射杀。

《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此时，驻扎于大同得察哈尔左翼军毁坏长城，直趋独石口，意图策应旧主。但被内大臣佟国纲和四子部落郡王沙克都尔派兵堵截。他们见有重兵夹击，布尔尼兄弟已死，不得不投降。

在叛乱平定之后，清廷将布尔尼之父阿布奈处以绞刑，将布尔尼未成年的幼子“正法”，其女入官为奴，这种斩草除根的做法，反映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的残酷性。而察哈尔本部的世袭扎萨克体制也被废除，察哈尔部众被划为内属蒙古，归理藩院直辖，以总管体制进行管理，“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与各札萨克君国子民不同”。

察哈尔的建之变更后，清朝统治更加严密。值得一提的是，察哈尔蒙古在统一北疆，戍守新疆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不少贡献。

引用文献：《清世祖实录》、《清圣祖实录》、《康熙起居注》、《平定察哈尔方略》、《清史稿》、《国朝先正事略》、《碑传集》、《啸亭杂录》、《皇朝武功纪盛》、《圣武记》、《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听雨丛谈》、《康熙帝传》、《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