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朝的八旗军、绿营军是清廷的经制之师，是其维持全国统治的两大军事支柱。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八旗兵由旗人任官统辖，这是大家普遍清楚的事实。而绿营的官制则比较特殊，有相当一部分八旗军官（清初、中期，仅为在京旗员，嘉庆时期扩大到驻防八旗）补放绿营武官，按地区的重要性，补放比例不同，成为了清代武职中的特殊人群，下面就来展开说说这个制度。

按清代绿营，品级从高到低为：提督（从一品）、总兵（正二品）、副将（从二品）、参将（正三品）、游击（从三品）、都司（正四品）、守备（正五品）、千总（正六品）、把总（正七品）、外委千总（正八品）、外委把总（正九品）、额外外委（从九品）。其中提督是一省最高的绿营武官，总兵受提督节制，是一省之下“镇”的长官，这两个职务属于高级绿营官，副将到守备属于中级绿营官，而千总以下属于低级绿营官。这三种层次的官员选任方式上各有不同，旗人主要在高级、中级绿营官中比例较高。

对于像提督、总兵这样的高级指挥官，在全国范围内，是旗人最早占据的绿营官职务，早在顺治初年就已经开始实行了，且大多数为汉军旗人。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元年，以都察院参政祖可法为河南卫辉府总兵官、梅勒章京夏成德为山东沂州总兵官。

《清世祖实录》

从选任上来看，也是在顺治初年做了制度性的规定，据康熙朝《大清会典》记载：凡提督、总兵官缺，顺治初定：总兵官缺出，将俸深有功荐副将、八旗副都统、参领并六部郎中内，兵部会同九卿、科道等官拟正陪题补。

康熙朝《大清会典》

这儿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这段话的前面提到提督、总兵官，后面只列总兵官，其主要原因在清初那会尚沿袭明朝旧制，提督和总兵都为“总兵官”建制，从《八旗通志初集》的〈直省大臣年表〉称提督为“提督总兵官”；称总兵为“镇守总兵官”来看，可以说这个惯例康雍时期一直沿用。二、对总兵官的任用模式一开始为“会推”，就是在兵部主持下，九卿科道官员推举重要官员，最后拟出正、陪二人提交皇帝确定其中一人。

顺治十八年，废止“会推”制度，采用“开列”模式（上图），就是由兵部将有资格入选者全部列名，列名数量往往多达十几人或数十人，在这个模式下，兵部仅仅开列名单，皇帝选任权扩大，更有利于于中央集权。

从入选范围来说，顺治十七年，清廷取消了郎中这样的文官入选，规定选任提督、总兵者必为武将。康熙三年又规定“提督缺出”，由副都统、阿思哈尼哈番、资深总兵内开列候选；“总兵官缺出”，由俸深参领、阿达哈哈番、有功副将内开列候选。康熙八年，又停止推用“阿思哈尼哈番”和“阿达哈哈番”两种职位，规定只有副都统和总兵官为提督候选人，参领和副将为总兵官候选人。要注意的是副都统、参领开列在前，应该说是首要入选人，总兵和副将则次之（当然，总兵和副将内旗人也很多）。有清一代，几乎沿用此制。

乾隆朝《大清会典》亦记载副都统、参领优先选拔

旗人任中级绿营官的历史开始于顺治年间，但其制度之完善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开始于康熙十一年，从文献上看，所入选的旗员基本上是侍卫，其中一、二等侍卫任用为参将、游击，三等视为任用为游击、都司。在当时，入选者基本来自领侍卫处、銮仪卫两处机构。

《清会典事例》

后来，随着入选旗员范围扩大，据嘉庆朝《大清会典》记载，凡是侍卫、汉侍卫、銮仪卫云麾使、治仪正、汉军世职、应升章京等都可以参与参将、游击、都司的选拔。选拔模式是“轮选”中的“按月轮选”。

中级绿营官按月轮选之制

而守备做为中级绿营官中品级最低的，其人数相对于其他中级绿营官数量较大，其选任模式为按班次选用，班次有升班、功班、科班、捐班、发班、差班等。旗人入选者，主要是两班：一为升班，由八旗汉军武举的门千总，“门千总亦惟双月选，专用一、二等汉军武举”，与千总、把总共为一班上升。二为科班，“以蓝翎侍卫及以营用之武进士共为一班”。其中蓝翎侍卫属于旗员序列。

守备任用

做为参将之上的副将较多的为“开列”，所谓“凡推缺，副将以开列”，当然也有通过题补（直省外海、要冲，督抚、提督由题本上报皇帝批准）、调补（少数民族聚居区、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督抚、提督于辖内官兵选熟悉风土之人调用）、拣选（各部门将本机构有资格入选者提出，会同协商，选出几个做候选人提交兵部，转于皇帝确定）入选副将的。

旗人任低级绿营官的地域范围、军中比例相比于任中、高级绿营官要小，主要集中在直隶、山西、甘肃、新疆数地，往往是以京师八旗、驻防八旗内的前锋校、领催、亲军、前锋、护军补这几省的绿营低级军官，选拔方式主要为“轮选”，或是旗员与汉人轮选，或是旗员与旗员之间的轮选，有时在部分边疆省份也会以“拣选”的方式来选拔。

从整体上来看，官员级别不同，旗人所占比例也不尽相同，职位越高，旗人比例越大，突出了清廷以“旗人”辖制绿营的特点，低级军官的旗人比例反而极低。而从分布地域上看，省份战略地位越重要，出身于旗人的军官在当地绿营中的比例越大。

据《清会典事例》、《清高宗实录》记载，在清高宗乾隆元年四月，为了“控制北边”，决定在东自山海关、西至杀虎口、保德州、古北口、大同、宣化一带，“均系沿边关隘要地”，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133缺，“以三分留与绿旗补用，以七分给予旗员对品补用”。

直隶、山西沿边旗员补用

在乾隆十五年，又做了些许调整，直隶、山西沿边地区，都司以上的中级军官“以五分补用旗员，五分补用绿营官员”。而据嘉庆朝《大清会典》卷三十七记载：直隶、山西沿边副将四缺、参将六缺，游击六缺，都司二十一缺，守备三十三缺，定为满洲缺”。共计70个满洲缺，刚好占133缺的52%，可以推知这些所谓“旗缺”全部是留给满人的“满洲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不容置喙，显示了清廷对直隶、山西沿边的重视。

嘉庆朝《大清会典》

事实上，嘉庆朝《大清会典》又于后文统计了直隶、山西沿边的满洲专缺的分布地区，与上文总结的70缺略有出入，区别就是划给满洲专缺的“副将”职务应该为5个，而不是4个，为张家口协、独石口协、山西杀虎口协，这三个属于“拣选”职务，而河屯协、山永协，“专归满洲开列”，也当属满缺。

副将以下的“满缺”应为直隶昌平营、山西新平营、得胜营、助马营、偏关营、河堡营参将6缺；直隶提标右营、喜峰路营、宣化镇标右营、遵化营、山西大同镇标中军、右营游击6缺；直隶建昌路营、山西天成营17营21都司缺；直隶提标中军、山西大同镇标中营30营守备33缺。这些职务一旦缺出，大部分由兵部行文侍卫处、銮仪卫、八旗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火器营、步军统领等机构会同拣选，“以在京旗员拣选二三员补放”。

直隶、山西沿边拣选补缺

嘉庆朝《大清会典》

而在长城沿边以北的蒙古地区，虽然与蒙古紧邻，但由于大量汉人迁入，是蒙、汉聚居的区域，共有6个绿营驻扎地，分别为多伦诺尔营（题补）、赤峰营（题补）、建昌营（题补）、朝阳营（调补）、山西归化城营（调补）、山西丰川营内（调补）的都司、守备均为“题补”和“调补”。

嘉庆朝《大清会典》

相对于边地，很显然清廷要“放松”很多，旗人出身的绿营军官比例很显然要低了不少。据《清会典事例》记载，乾隆七年定下制度，直隶内地副将以下、守备以上的中级绿营官“三分补用旗员，七分补用绿旗”，主要采用按比例“轮选”和调补的方式授官。后其制又有变化，据嘉庆朝《大清会典》记载，副将、参将有五分之一被划为旗缺，游击、都司、守备比例不变，仍然是十分之三划为满缺。

嘉庆朝《大清会典》

这三地相比于直隶、山西重要程度战略地位相对降低（注意：战略地位不是不高，只是相对于直隶、山西稍低）。由于该地“番夷杂错，应分用旗员，以资弹压”，以故将副将以下，守备以上军官五分之一划为旗缺。后来又作调整，按副将、参将按七分之一、游击、都司按六分之一、守备按五分之一作为旗缺进行“轮选”，由“兵部拣选二三员补放”。

嘉庆朝《大清会典》

以上是重要省份清廷任用旗员为中高级军官的情况。而各地也有一定比例的低级军官为旗缺。河屯协副将麾下千总一人、把总二人、喀喇河屯、僧吉图各千总、大店子、马圈子等10处把总统归旗缺，“归旗弁旗兵补用”；甘肃乌鲁木齐提标中营、左营、巴里坤镇标中营等6处千总旗缺，“于乌鲁木齐满洲、蒙古侯补”，或由乌鲁木齐都统和提督拣选骁骑校、前锋校、领催、前锋补放。

嘉庆朝《大清会典》

清朝之所以派出旗员充当各地绿营官员，主要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也是根本原因，以旗人控制绿营。就比如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及川边松潘地区，为全国重兵云集之地，重要程度越高，绿营内旗人军官比例越大，以旗人制约控制绿营目的非常明显。

第二、清帝试图以旗员做为表率，整顿、提高绿营战斗力，所谓“原以边疆紧要，满洲人材众多，弓马素娴，以之分任，可以表率弁兵，整饬营伍，方于边疆有益”。

第三、为京师八旗和驻防八旗扩大仕途。在康、雍、乾时期，主要是将京师八旗侍卫处、銮仪卫、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等中中的官员外放。至嘉庆年间又扩大到了驻防八旗的旗员。如直隶沿边，“俟三缺后，将驻防记名人员补用一缺”，陕西、甘肃、四川松潘一带亦照此例。

综上所述，清廷之所以任用旗员来统辖绿营，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对绿营的控制，在清朝的前、中期确实有很大效果。但在清朝后期，随着团练武装和湘军、淮军这一类勇营武装的兴起，八旗、绿营被逐渐边缘化，这套制度自然也就形同虚设了。

引用文献：《清会典事例》、《清高宗实录》、《清世祖实录》、嘉庆朝《大清会典》、康熙朝《大清会典》、乾隆朝《大清会典》、《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