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他在崇祯四年参加农民起义军，统兵作战，纵横中原10余年，屡败屡起，实力是越打越强，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成为中原实力最为强劲的军事集团之一。崇祯十七年（1644）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国号“大顺”，并出兵北上与明继续作战，并在当年三月底攻破北京城，至此，国祚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寿终正寝。

但由于吴三桂叛降迎清军入关，李自成在山海关战役中一败涂地，仅入据北京40多天的李自成不得已仓皇逃亡。至此，面对新对手清军节节败退，连失直隶、山西、陕西等省，仅仅在一年后就死在了湖北九宫山。其“老战友”兼死对头张献忠也在顺治三年十一月败死。那么为什么纵横捭阖10多年的李自成起义军在清军面前迅速败亡呢？个人认为原因有如下几点：

据《明史》、《流寇志》、《豫变纪略》等书记载，崇祯十六年至十七年，李自成军队规模到达了极盛，有“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达到了百万之众，看上去数量很大，但其中的战斗人员有10多万，剩下的都是后勤人员，所谓“步贼约十万，马贼三万，每一贼有马三匹，胁从之徒近百万”。

《豫变纪略》中记载的闯军编制

其中最为精锐是李自成、刘宗敏亲领的标营，刘芳亮率领得左营，刘希尧率领的右营，袁宗第率领的前营，李过率领的后营最为精锐，其中标营100余队，左右前后四营，每营30余队，每队马兵有50人、步兵每队有50或者100人，总计6万人左右。这是李自成大顺军绝对的作战主力，其军全部配备没有铁叶的纯绵甲（没有铁叶，制作更加简直，缩短加工流程），防御力还不错，“制绵甲，纫绽至百层，轻厚，矢炮不能入”。

一旦作战就摆出“三堵墙”战术，两军对阵时，顺军会骑兵分三层列阵，每层人数，史书记载不一，《明史》为：列马三万，名三堵墙”，每层为1万人，但《国榷》记载为：其队一红一白一黑，各七千二百人”，三层骑兵分番向敌军冲杀，“前者返顾，后者杀之”。如果骑兵不胜，则佯装败退，引诱敌军，后有步兵3万，以长枪刺击敌军，然后骑兵回击，击败敌军。

《明史》记载的“三堵墙”战术

“三堵墙”战术图示

这种战术说起来并不新鲜，辽东明军的骑兵就有类似战术，很可能是李自成和其谋士集团根据这种明军战术加以改造，搞出的这种加强版“三堵墙”。

《四镇三关志》记载的辽军三堵墙战法

这种战术面对关内明军很有优势，崇祯十六年，孙传庭的明军就是被这种战术击败的，“接战而败”。

但顺军的战斗力相对于八旗军还是差距很大。据《鞑靼征服中国史》记载，清军也采用了骑兵打头阵，步兵继进的战术，而且和顺军一样也是波次进攻，清军骑兵“一大群人一起行动，同时猛袭；那么他们可以像凶猛的海潮突破防御；当浪潮不停地一股推动另一股前进时，最前面的一经突破，其余的不断继进，再掀起新的猛烈浪头”，更恐怖的是，开国之初八旗军的战斗意志远非李自成打的关内明军可比，“每当鞑靼人开始进攻，他们从不想喘口气，或者退后，即使看见有人死伤也不泄气”。面对这样的凶猛的敌人，新生的顺军骑兵很难抵挡。

《鞑靼征服中国史》

如山海关之战大顺军从上午与吴三桂一直战到中午，吴三桂军渐渐不支，阿济格、多铎率领2万八旗军，绕出吴兵之右，据朝鲜世子所见，清军“三吹螺，三呐喊”，在进行骑兵冲锋的同时，还以箭雨杀伤顺军的有生力量，“一时冲突贼阵，三、四放箭”。

《燃藜室记述》

李自成的部队其成分有不少明朝精锐边兵，这些边兵在投奔李自成前在辽东与清军交过手，被清军击败过，难免对清军心怀恐惧，清军陡然杀出，让他们士气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贼众系辽阳败兵，一见本朝旗号，丧胆星散”。见清军杀到，大呼“虏至矣！虏至矣！”，“拉然崩溃，坠戈投弓”，阵营被迅速冲垮，“一食之顷，僵尸蔽野”，此战，大顺军战死将领15人，连刘宗敏都为流矢所中，重伤而回。

《甲申朝事小纪》

《国榷》山海关之战

而李自成的大顺军面对清军吃瘪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其后又在定州之战、真定之战中连续败北。尤其是真定之战，李自成调集大军，正面迎战，要求吴三桂有种不要摇八旗军，只凭借辽兵的力量和他决斗，“今日决死斗，不求人助，乃为豪杰耳”，但战争不是过家家，吴三桂也不是堂吉诃德，他毫不犹豫的向清军求助，固山额真谭泰、准塔，护军统领德尔得赫、哈宁阿等率领前锋营参与战斗，从上午激战到傍晚，李自成再次败北。

《八旗通志初集》

顺治元年十二月，清、顺潼关战役，大顺军无论是正面刚还是夜袭，亦或是前后夹击，用遍各种战术，均被清军击败。如顺治二年正月初四，大顺军将领刘芳亮率1000余人攻打清军营寨，被清军各护军统领率领的正黄、正红、镶白、镶蓝、镶红各牛录护军击败，贝勒尼堪、拜尹图增兵反击，再度击败大顺军。随后，李自成亲率马步军出战，清军调集镶黄、正蓝、正白三旗兵马出战，大顺军步兵被歼灭，骑兵逃走。

《清世祖实录》

当然，除了战斗力有别，大顺军的装备对清军也有很大的劣势。据史书记载，大顺军的绵甲居然挡不住清军的箭矢，“甲皆用䌷，多至二三十层，服之轻便，而矢不能入。然以当虏矢，则洞胸穿腹矣”，面对清军的箭雨，往往非常吃亏。

《鞑靼征服中国史》：他们熟练地射箭，几个人用一张弓同时射出三、四支箭，又狠又猛，射中相当距离的人，最快的箭会把他射穿。他们的弓不算大，轻而有劲坚实。他们的箭有长有短，都十分强劲，可以洞穿硬板。铁箭头呈四角或三角形，但长而非常坚硬。

清军的弓矢和射术

《甲申核真略》

而清军盔甲则比大顺军结实多了，配备的绵甲内部敷有大量铁叶。其甲分为上衣、下裳、左右护肩、左右护腋、前挡、左挡组成，其甲衣内部衬铁叶136个，甲裳衬铁叶116个，其护肩、甲袖、护腋、左挡、前挡均用铁叶，但数量不详。清军每恃盔甲坚固而敢近身打死仗。

可以展开想象一下：清军的箭矢可以穿透农民军的盔甲，大顺军武器却没法破清军的盔甲，就问开战憋不憋屈吧。

清朝身甲

《清会典事例》清军甲制

还有一点，就是清军的战马质量可能也是远好于起义军的，据《鞑靼征服中国史》、《利玛窦中国札记》载，清军的战马“耐久、健壮、有力、训练好、体型佳”，而大顺军的马匹多来自于民间，相对于清军战马有很大不足，这可能也是战败因素之一。

《利玛窦中国札记》

论盔甲，顺军不如清军；论战马，顺军不如清军；论火器，顺军远远不如清军；论兵员素质顺军也不如清军，这就意味着大顺军很难挡住清军的铁骑驰射。由于大顺军的队伍里有不少原在明军服役过的辽东战场的败兵，清军甚至在心理上还占据优势。

李自成的大顺军对机动性非常注重，军中也以“虏马骡为上功”，其行军时，“一兵或三四马，更番驰骤，而不疲毙”。起义军部队配备数量惊人的马骡，不仅给起义军提供了大量骑兵，还给起义军带来了明军无法企及的机动性优势。

《明史纪事本末》

《明史》

而明军就憋屈多了，“官军马三步七”，不仅骑兵比例少，马匹质量还很难保证。以至于出现“贼马多行疾，一二日可十舍而至；我步多行缓，三日而重茧难驰”，这就意味着哪怕是起义军打了败仗，也能利用自身机动性的优势脱离战场，而明军则只能对“望屋而食，奔走不停”的起义军望洋兴叹。

但清军就不一样了，八旗军恰好也是一枝以骑兵为主的部队，且也善于长途奔袭。如1634年，为了荡平蒙古林丹汗，清军“昼夜冒潦，出其不意，逾内兴安岭千三百里至其庭”，逼得林丹汗走死于青海大草滩。这就意味着起义军很难摆脱清军的追击，一旦崩阵，在清军的连续追击下缺少恢复元气的时机。

如崇祯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迅速撤离北京。在五月初二就在保定被清军追上一顿抡。五月初三，又在定州被追上进行决战，顺军统帅谷可成阵亡，左光先负伤，农民军死伤惨重，不得不继续转进。五月初四，李自成见清军追的太急，只得又与清廷展开决战，损失大将3人，士兵万余，“斩其大将三人，守万级”，在清军的追击中，李自成被迫战斗，损失惨重，大顺军元气大伤，给之后的潼关战役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而在顺治二年潼关战役后，三月末，大顺军转移至武昌，此时的大顺军在潼关之败后，早就无心再战，在武昌“住五十日，清军日近”，只能放弃，继续撤退。四月底，阿济格率领清军连续追击，攻入起义军老营，俘获了刘宗敏、左光先、宋献策等核心人物，在清军的连续打击下，起义军再也没有了翻盘的机会。

这一点清军优势极其明显，早在入关前的天聪五年就已经开发了红夷大炮，“天聪五年，铸大炮成，钦定名号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崇德七年，又可以铸造重3800斤神威大将军炮，发展起了专门的重炮队“乌真超哈”。

《皇朝礼器图式》神威大将军炮图

清军经常凭着手上的红夷炮大规模运用于实战攻城略地，松锦会战后，攻打杏山城，“即于台前列红衣三，击毁城垣二十五丈余”。入关后，又以红夷大炮轰打农民军固守的太原城，并迅速攻克。

但农民军由于长期流动作战，对于笨重的红夷大炮并不感冒，并未建立起成体系的火器部队，尽管后期包括也有红夷大炮火器配置，但均缴获于明军，“今献、闯纵横，名都隳突者，皆以寇得我火器”，也没有生产和修理能力。火器建设远远落后于清军，这就意味着农民军一旦固守阵地，就极容易被清军破解。如潼关之战，农民军结阵固守，清军“会大炮至，遂进逼潼关，贼凿重壕以拒，发大炮遥击之”，农民军不得不放弃阵地败退。

《绥寇纪略》

众所周知，李自成进入北京后，适应追赃助饷的政策来补充军需，“阁臣责饷十万，部院锦衣七万以下，科道吏部五万以下，翰林二万以下，部属以下各以千计。勋戚则金尽辄杀之”。

《明通鉴》

这项政策推行力度很大，“拷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不仅在北京实行，凡是大顺军所控制的省区照来不误，如河南归德府的士绅，“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

《豫变纪略》

说实话，不少土豪劣绅不打倒没天理，不能说李自成对这帮人的打击不对，但确实会对他的政权有负面效果。这些人对“大顺朝”的仇恨十分巨大，在李自成盛时，当然是假装乖宝宝。但形势对大顺政权不利，他们立马就会反叛。在清廷入主北京后，那些前明官员、士绅眼瞅着清廷优势明显再加上为崇祯帝报仇的口号喊的响亮，投靠清廷者可谓多如过江之鲫，如下图。

才一页纸，投附清朝的就一片片的

甚至还有突出代表，如前明官僚冯铨在涿州击退农民军降清、大同守将姜瓖自带干粮帮清军提供后勤、前明官僚吴惟华出兵帮助清朝镇压农民军攻取太原等。就是在这帮人的出力下，清朝在得以更加顺利的在中原站稳脚跟，也成为大顺政权统治瓦解的一大关键因素。

吴惟华领兵助清

李自成自崇祯十五、六年，实力迅速扩张，占据关中和进军北京进展神速，但在思想观念上仍然有“流寇主义”残余，始终没有建立稳固的地方政权，无法源源不断的汲取人力、物力支撑其战争活动，缺少进可攻退了守的依托，也是其每当失败，只能仓促退走的因素之一。

而起义军自从北清军逐出北京后，便开始陷入内讧状态。崇祯十七年五月，李自成进入山西固守，其帐下谋士李岩“请兵二万，复河南郡县”，但牛金星进潛言于李自成，诬陷李岩妄图自立，被李自成斩杀。此是让起义军内部“文武不和，军士解体，不能复军”。虽然史书有所夸张，但消极影响肯定是存在的。

《流寇志》

综上所述，李自成的起义军在面对清军时，之所以迅速陷入失败，既有在战斗力、装备上的不足的因素，也是其自身局限性和内部矛盾爆发使然。

引用文献：《清世祖实录》、《皇朝礼器图式》、《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八旗通志初集》、《明通鉴》、《明史》、《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国榷》、《明史纪事本末》、《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流寇志》、《绥寇纪略》、《豫变纪略》、《鞑靼征服中国史》、《利玛窦中国札记》、《甲申朝事小纪》、《怀陵流寇始终录》、《客滇述》、《圣武记》、《甲申核真略》、《四镇三关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