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疯了？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父亲一声吼，砸在我的耳朵里，像一道惊雷，震得我脑子嗡嗡作响。

我愣住了，手里的筷子掉在桌上，发出一声脆响，却没人捡。

这是1979年冬天，我从云南瑞边农场回到成都。

坐在家里熟悉的饭桌前，锅里飘出的白气模模糊糊地蒸腾着，我却觉得浑身冷得直哆嗦。

谁能想到，我这一趟回来，心里打的竟是“离婚”这两个字。

想想自己真不是个东西。

但要说这一切，还得从1972年说起。

那年，刚满十八的我，从成都出发，跟着一大批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知青，一路颠簸到了瑞边农场。

那地方，在云南边境的深山老林里。

从火车到汽车，再从汽车到步行，走到脚底起泡，脸上挂灰，呼吸里都带着土腥味。

我还记得，第一次踏上农场的地面，是个大晴天。

太阳火辣辣地挂在头顶，周围是层层叠叠的山，脚下是一片荒得看不到尽头的地。

队长挥了挥手，对我们十几个新来的知青说：“这里就是你们的新家了。”

我抬头望了望天，心里直发慌。

日子一开始就苦得不像样。

住的是稻草棚子，一到下雨天，屋里比外头还湿。

吃的是稀得能照出人影的菜汤泡饭，喝完一碗，肚子跟没装东西似的。

干的活就更别提了，开荒种地，伐木栽树，手上的泡三天就磨破了，破了又起，起了又破。

队里有个叫二贵的，干了不到一周，直接躺下了。

医生说是累得脱水了。

可谁不是咬着牙挺着的？

那时候，心里就一个念头：熬过这个月，再熬下个月，等熬到政策变了，我们就能回去了。

可谁知道，这一熬，就是好几年。

1974年，我的生活起了点变化。

那年冬天，我发了场大病。

高烧烧得我连眼睛都睁不开，浑身上下酸软得像棉花，别人喂水都喝不下去。

队里的卫生员看了，说需要找草药，去山下的村子里请人。

没想到，第二天，村里来了个傣族老人，带着一个瘦瘦小小的姑娘，给我送了药。

那姑娘就是三妹。

她穿着傣族的传统服饰，头上还有一条花头巾，瞧着比我还瘦，眼睛却特别亮。

她蹲在我床边，端着碗，一边吹一边喂我。

苦得我直皱眉。

她却笑了，说：“不喝，你就得躺一辈子。”

她的声音软软的，带着点口音，却让我莫名觉得好听。

药喝完了，三妹和她父亲就走了。

可她的笑，却留在了我脑子里，怎么也挥不掉。

后来，她每隔几天都会跟着她父亲来农场送药。

每次来，都会带点山里的野果，分给我们这些知青。

大家都说，我和三妹有戏。

我嘴上骂他们八卦，心里却偷偷高兴。

1975年，我终于鼓起勇气去三妹家提亲。

她父亲坐在门口抽烟，盯着我看了半天，突然笑了。

“小伙子，你真心待她吗？”

我点头点得像捣蒜，说：“真心的！”

他又抽了口烟，说：“好，那你就留下吧。”

那年冬天，我和三妹成了亲。

她穿着一身鲜艳的傣族服饰，羞答答地站在我身边，像朵刚开的花。

村里人都说，我是知青里最有福气的一个。

婚后，日子虽然清苦，但也甜得很。

三妹每天早起做饭，还会带着我上山采些野菜。

农场的工友们经常来家里蹭饭，说她做的饭比食堂的好吃十倍。

1977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阿花。

看着她粉嫩的小脸，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

可1979年，国家政策下来了，知青可以返城。

农场的知青们一个个都办了手续，回了家。

看着他们走得干净利落，我心里五味杂陈。

既羡慕，又舍不得。

我想回成都，想回父母身边。

可我知道，我已经有了家，有了三妹，有了孩子。

可回城的念头像扎了根似的，怎么也拔不掉。

拖到年底，我实在忍不住，找了个借口回了成都。

回到家，一看到父母，心里那点愧疚就冒了出来。

可没办法，我还是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爸妈，我想……离婚。”

话刚出口，父亲的脸就黑了。

他一巴掌拍在桌上，大声吼道：“你还是不是个人？！”

母亲也红了眼睛，说：“三妹对你那么好，你要是真这么干了，对得起谁？”

我低着头，不敢吭声。

那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脑子里全是父亲那句“你是不是人”。

可心里那点不甘，还是挥之不去。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三妹突然来了信。

信里没有责怪，也没有埋怨。

她只是说：“我知道你心里有家，我不会拦着你。”

看完信，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那一刻，我才明白，三妹对我的感情有多深。

我收拾好行李，连夜坐车回了瑞边。

一进家门，三妹就迎了上来。

她什么都没问，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回来了就好。”

我再也忍不住，抱住了她。

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这辈子都不会离开她。

后来，我们承包了一片橡胶林，日子渐渐好了起来。

村里人都说，我是个有福气的人。

可我知道，我的福气，都是三妹给的。

现在，我们已经搬到了镇上，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

日子越过越好。

回头想想这些年走过的路，我一点都不后悔。

成都是故乡，可瑞边是我扎下根的地方。

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