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慕尼黑的奥登广场附近，远离守护着菲尔德赫恩大厅台阶的大理石狮子，以及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的黄色特亚蒂纳教堂的阴影之中，矗立着一座纪念一个已不复存在之地的纪念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慕尼黑众多区域遭受重创。许多街道名称被更改，那些无法修复的建筑连同其中发生的一切都被人们遗忘。
吉泽拉咖啡馆早已不见踪影。从仅存的几幅素描中可以看出，吉泽拉咖啡馆曾经极为宏伟，有着白色桌布和高高的带图案天花板。如今，在它曾经所在之处，一块青铜牌匾镶嵌在大理石方尖碑上。牌匾上有拜仁慕尼黑的徽章，还展示着俱乐部的成立文件，上面有1900年2月27日签署的最初17名成员的签名。
125年前的这一天，来自男子体操俱乐部1878（MTV）的11名成员离开俱乐部会议，走进城市的夜色之中。顾名思义，这是一家主要以体操为主的俱乐部，而他们来自其中的足球部门。当时的体操并非如今人们所看到的体操项目，而是一系列旨在促进身体健康、团结和民族精神的体育活动。但在那时，它比从英国引进的足球运动更受欢迎，足球在当时受到轻视和质疑。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当MTV的足球运动员想要参加竞技比赛而非友谊赛时，俱乐部的其他成员会对这种竞争意识感到震惊。于是，这11名足球运动员离开会议，聚集在吉泽拉咖啡馆，成立了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足球俱乐部之一的拜仁慕尼黑。
1900年，拜仁慕尼黑成立于吉泽拉咖啡馆
自1963年德甲联赛成立以来，拜仁慕尼黑已32次赢得德甲冠军。他们六次获得欧洲冠军，其最伟大的球员——弗朗茨·贝肯鲍尔、盖德·穆勒、塞普·迈耶——都已成为体育史上的重要人物。
但如今，当俱乐部审视自身时，看到的是托马斯·穆勒。穆勒出生在巴伐利亚，自幼便是球迷，从10岁起就加入了拜仁慕尼黑。2024年9月，在对阵弗赖堡的比赛中，他为俱乐部第710次出场，成为俱乐部历史上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
“从一开始，我的童年就是红色的，”他在俱乐部的萨贝纳大街总部对TA说，“我的祖父是个拜仁铁粉。我从未见过他，因为他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但我认为他是我家球迷群体的开创者。所以，我的堂兄弟和我的母亲，他们都是拜仁的球迷。”
穆勒35岁了，这可能是他退役前的最后一个赛季——退役决定即将做出——但他一直是个成熟稳重的人；他乐于谈论过去和现在，在媒体面前毫无掩饰。
“我对足球最早的记忆是1996年在英格兰举行的欧洲杯，但那时我还很小，可能只有六岁。我也记得1996年（对阵波尔多）的欧洲优胜者杯胜利，但那时我并未感受到俱乐部当时的状况。我太小了。我会和堂兄弟们一起去看比赛，去球场，但我对俱乐部的整体情况没有概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俱乐部的整体面貌在一个又一个时代中发生着改变。
拜仁慕尼黑在1932年赢得了他们的首个全国冠军。就在阿道夫·希特勒成为总理的前一年，俱乐部——当时的主席是犹太人库尔特·兰道尔，教练是犹太人理查德·科恩 —— 在纽伦堡以2比0战胜法兰克福，成为德国冠军。纳粹掌权后，科恩离开德国前往瑞士。兰道尔在1901年作为球员加入俱乐部，成为俱乐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他的任期三次被国家社会主义中断。
在看到拜仁在纽伦堡举起维多利亚奖杯的六年后，兰道尔被逮捕并在达豪集中营关押了一个月。他留在德国的所有亲属都在集中营被杀害。他设法逃离德国，在瑞士躲避秘密警察度过了战争时期，然后在1947年至1951年期间返回，帮助俱乐部重新崛起。
兰道尔的护照
兰道尔是拜仁故事中的关键人物。真正定义俱乐部现代意义的时期——通向国内足球统治地位和在欧洲取得成功的道路——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才真正开启。德国足球在职业化进程方面起步较晚，现代德甲联赛取代了地区性的上联赛系统，直到1963年才成立。当德甲开始时，拜仁有争议地未被选入第一年的联赛，直到1969年才首次赢得冠军。
20世纪70年代是迈耶、贝肯鲍尔和盖德·穆勒等俱乐部传奇人物引领的黄金时期，他们连续三次获得欧洲冠军杯。20世纪80年代带来了更多国内赛事的成功，尽管当时全国性赛事的人气正在下降。20世纪90年代，拜仁成为了 “好莱坞足球俱乐部”，是小报关注的焦点，球员们成为名人，占据着头版和体育版。
然后是现代时期，从2012年开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以11连冠告终，直到2024年被勒沃库森打破。在那段时间里，托马斯·穆勒与俱乐部紧密相连，诠释了什么是拜仁球员。他长期效力于俱乐部——2008年首次亮相——他的背景也很重要，但他同时也代表了一套理念。
在球场上，穆勒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几乎凭借个人意志为他从小支持的球队赢得明星地位。在获得12个德甲冠军、两次欧冠胜利、一个世界杯冠军以及代表德国国家队出场134次后，他对成功的渴望以及对成功的反应从未改变。
穆勒的朴实程度令人惊讶。他努力训练、努力比赛，然后回家——回到他的妻子、他的马匹以及他在巴伐利亚乡村的生活中。他没有任何自负或做作，与光鲜亮丽的足球刻板印象相去甚远。
在某种程度上，拜仁也是如此。俱乐部的成功是一个天然的卖点，但他们真正向国外推销的是他们自己——巴伐利亚。当兰道尔担任主席时，他将俱乐部视为推广该地区的一种方式，尽管现在这种方式更为微妙，但仍然如此。
2014年，拜仁球迷在看台上向兰道尔致敬
鉴于巴伐利亚的特性——它的历史、保守和宗教的性格、对传统习俗的保留——俱乐部的受欢迎程度会让穆勒感到惊讶吗？“并不真的惊讶，因为我们在德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他说，“当你看向亚洲时，我认为亚洲对德国的印象就是巴伐利亚。所以，是啤酒节和山脉。也许他们因为德国的发展以及经济方面而钦佩德国。”
“我认为有很多理由让你想要关注拜仁慕尼黑，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伟大的球员并且非常成功，还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点特殊的俱乐部，非常成功且非常稳定，在欧洲排名前十或前五。”
“也许我们有点不同？”
怎么个不同法？“很难描述。我在巴伐利亚南部的乡村长大，就在慕尼黑的南边。在慕尼黑，经济很强大，这意味着人们习惯于将努力工作视为成功的原因。”
“而且我感觉，尽管巴伐利亚人知道如何取得成功，他们也知道如何享受成功。”他带着顽皮的笑容说道。
这就是托马斯·穆勒。顽皮且容易开怀大笑。当你听到他谈论拜仁的文化时，也能看到他严肃的一面——那种许多俱乐部声称拥有，但与拜仁有关联的任何人都会提及的内部家庭氛围。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比其他俱乐部更像是一个家庭，”穆勒说，“但我们努力保持对根源的忠诚，可能比其他大型足球俱乐部更努力一些。”
“拜仁成立于1900年，其发展一直由足球人引领，也许这让它与慕尼黑地区和当地球迷有更强的联系。同时，我们是一个大型足球俱乐部，我们喜欢与全世界的球迷分享我们的俱乐部。所以，我们既想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俱乐部，也非常重视我们的起源。”
穆勒已经成为拜仁的标志性人物
传统上，正如拜仁的创始成员在1900年所做的那样，德国的足球队属于由业余爱好者以科林斯精神运营的多运动项目俱乐部。1998年，为了迎合欧洲足球日益增长的商业化，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众所周知的“50 + 1”规则允许足球部门分离并成为上市公司，从而获得竞争所需的财政手段。但有一个条件：50%的控股权 ——再加一股——必须保留在原始成员手中。不寻常的是，鉴于欧洲足球已成为投资者的游乐场，以及拥有主权财富基金和自身议程的国家的工具，拜仁的支持者仍然对俱乐部的运营拥有话语权。
穆勒的观点是正确的：前球员们造就了如今的俱乐部——这是一个属于足球运动员的足球俱乐部。
贝肯鲍尔于2024年去世，他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德国足球运动员。他也是拜仁的前主教练，并在1994年至2009年期间担任俱乐部主席。卡尔-海因茨·鲁梅尼格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伟大前锋之一，但在1991年成为副主席，然后长期担任首席执行官。乌利·赫内斯在20世纪70年代为拜仁赢得了三次德甲冠军，并在1974年与西德队一起赢得了世界杯，他曾两次担任俱乐部主席，也是俱乐部最成功的商业经理。赫内斯在球员生涯结束后仍然是俱乐部的名誉主席，但他最初是商业战略的设计者，正是这一战略使拜仁如今能够保持欧洲豪门的地位。
贝肯鲍尔在1974年举起拜仁队史首座欧洲冠军杯，约翰尼·汉森和盖德·穆勒站在他左边
在他们自己的球迷群体之外，这种成功并未让他们在德国受到欢迎。联赛中收入最高的10名球员都为拜仁效力。他们的转会纪录是9500万欧元。其他任何俱乐部为一名球员支付的最高金额是4300万欧元。怨恨是自然的，但拜仁拥有这些优势是因为他们的成功和运营方式，而不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寡头的财富或国家资源的馈赠。
那9500万欧元的转会纪录是在2023年创下的，当时英格兰队长哈里·凯恩从热刺加盟。拜仁需要一名得分手来取代12个月前离开俱乐部前往巴塞罗那的罗伯特·莱万多夫斯基，而在热刺一直未能获得重大荣誉的凯恩被拜仁的规模所吸引。
“从外部看，”他告诉TA，“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大俱乐部。”
“他们赢得了很多荣誉，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胜利文化。你看到奖杯，德甲的持续统治地位，以及在冠军联赛中的出色表现，你就知道这是一个追求成功的俱乐部。我还看到了一个有着丰富历史、真正的传统感以及与球迷紧密联系的俱乐部。”
这仍然是一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时刻。首先，尽管拜仁相对富有，但他们很少在转会市场上购买最昂贵的球员。有九个欧洲俱乐部签下了超过1亿欧元的球员，有些还不止一次，而拜仁并不在其中。事实上，他们历史上只购买过六名价值5000万欧元的球员。
这并不意味着拜仁资金匮乏。尤其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强大的少数股东的支持，阿迪达斯、安联和奥迪各自持有俱乐部8.33%的股份。但有一种感觉是，他们在打两场仗：一场是在国内，他们拥有巨大优势；另一场是在国外，他们并没有那么有优势。
凯恩是拜仁队史标王
当凯恩作为拜仁球员亮相时，自2023年起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扬-克里斯蒂安·德雷森坐在他旁边的安联球场。他描述了俱乐部必须找到的平衡。
“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财务可持续性和体育卓越，”德雷森说。
“与拥有主权财富基金支持的俱乐部竞争是一个挑战，但我们专注于自己的优势。当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英格兰国家队队长，加入拜仁慕尼黑时，这意味着我们有吸引超级巨星的条件。”
凯恩是比赛中的明星，也是球队的天然资产，但他的到来也是一种保障。德国俱乐部在政治上很敏感，会员制带来了胜负之外的责任。2023年，俱乐部宣布不会续签与卡塔尔航空的有争议的商业合作伙伴关系，这一合作关系因该国的人权记录引发了支持者的重大抗议。
在俱乐部周年纪念日的前一个周末，在4比0战胜法兰克福的比赛中，俱乐部的极端球迷抗议与卢旺达旅游的赞助协议。南看台上的横幅写道，对卢旺达人权记录的漠视将等同于 “放弃俱乐部的价值观”。 德雷森的任务是找到一条道路。他说，他的工作伴随着 “巨大的责任”。
“俱乐部是一个全球性的巨头和国家机构，这意味着每一个决定都会受到审视。足球是一项价值数十亿的运动，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的球迷，因为他们是这个俱乐部的核心。作为首席执行官，我的工作也是创造一种平衡，确保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之一，但同时也要忠实于我们伟大的球迷群体，坚持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这个俱乐部的家庭特色、人性、团队的团结精神，永远不能失去。”
拜仁首席执行官德雷森在12月的年度大会上发表讲话
在某种程度上，拜仁扎根于传统，这使得凯恩的转会在文化意义上更加令人好奇。他出生并成长于伦敦北部，绝对不是一个外向的人。很难想象他能适应新环境，但他的适应速度却令人惊讶。
“从一开始，俱乐部就让我感觉像在家一样，”他说。“从我和家人到达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竭尽全力让我们感到受欢迎。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进行职业转会，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搬到另一个国家需要做这么多工作。但俱乐部非常支持我们，这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
“当然，也有一些调整，比如学习一门新语言。我正在逐渐掌握它，每周上一节课。文化也有些不同，但了解它很有趣，我们全家都在接受它。”
在他到来后的头几周内，俱乐部拍摄了一段小视频，穆勒，作为俱乐部的资深成员，教他如何正确地吃巴伐利亚白香肠。在德国电视上的一则奥迪广告中，穆勒取笑凯恩不懂德语以及他对慕尼黑地理的误解。而且，按照所有拜仁球员的传统，凯恩和他的妻子凯特参加了每年的啤酒节，穿着传统的特拉赫特和迪尔德尔服装。
凯恩携妻子凯蒂·古德兰德参加啤酒节
拜仁不是一个不希望融入当地风俗的人的俱乐部——球员必须适应俱乐部，而不是反过来——但凯恩的融入比他预期的要容易。
“最让我惊讶的是我融入的速度有多快，”他补充道。“慢慢地，但确实开始感觉像家了。”
“人们问我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但很多日常程序几乎是一样的。你会想念家里的朋友，或者那里的高尔夫球场，但很快你就会在这里找到这些，它们就成为了你家的一部分。我真的很享受在这里的时光。”
德雷森着眼于未来和拜仁在体育界的长期地位。今年夏天，他们将参加在美国举行的首届俱乐部世界杯，尽管这项赛事的体育价值值得商榷，但很明显拜仁对这个场合的重视程度。
“全球竞争正在加剧，”德雷森说，“美国市场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自 2014 年在纽约开设办事处以来，我们在北美拥有近100个球迷俱乐部——比其他任何欧洲球队都多。因此，2025年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和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机遇，因为足球在美国从未有过如此强劲的发展势头。”
“这是一个我们不能错过的机遇。”
再次强调，拜仁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令人好奇。鉴于其他超级俱乐部在争夺这一关注时所拥有的优势——更耀眼的明星，更酷的品牌，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更受欢迎的英超联赛的平台——拜仁是如何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呢？
“成功是一个主要因素，”德雷森解释道。“从1970年开始，拜仁连续三次赢得欧洲冠军杯（在更名为冠军联赛之前），拜仁终于确立了自己作为世界顶级俱乐部的地位。我们是一个全球品牌，但深深植根于巴伐利亚 —— 就像啤酒节一样。”
“我们俱乐部也有一些来自美国的有趣球员，比如朱利安·格林、克里斯·理查兹，或者美国纪录射手兰登·多诺万，尽管他只和我们在一起了一段时间。我们在女子队有来自美国的吉娜·莱万多夫斯基和萨拉·哈根，我们刚刚把安娜·古兹曼租借给了美国的犹他皇家队。”
2009年，美国国脚多诺万从洛杉矶银河租借到拜仁
戴着黑框眼镜，身着白衬衫与剪裁考究的西装，德雷森尽显欧洲足球高管的典型风范。尽管他出生于德国北部，却自幼便是拜仁慕尼黑的忠实拥趸，直至如今，仍如其他球迷一般，深深沉醉于这家俱乐部的独特魅力之中。
“拜仁于我而言，就如同家一般，”他坦言，“我投身俱乐部已有12年有余，难以想象世间还有比这更理想之所。当激情、热忱与专业素养完美融合，便会催生一种神奇的魔力，伟大的成就往往由此铸就。”
“我们有个说法，叫做‘Mia san Mia’。其含义为，我们坚守本真，做自己。”
“Mia San Mia”这一表述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巴伐利亚政治领域。诚如足球历史学家乌利·赫斯在《拜仁：打造全球超级俱乐部》一书中所阐述的：“该术语象征着自豪与自信，笃定自己首先是巴伐利亚人，其次才是德国人。”
在过去的40年间，“Mia San Mia”逐渐演变为拜仁俱乐部的座右铭。它被印刻在安联球场的座位之上，拜仁官网亦以16条原则阐释其内涵——我们代表着传统，我们是榜样，我们承载着历史，诸如此类。
在贝肯鲍尔辞世的前一年，赫内斯缅怀这位队友与挚友时说道：“弗朗茨是首位将‘Mia San Mia’精神具象化的人，这也是所有拜仁后辈应尽的责任：始终相信自己，坚毅不拔，同时脚踏实地，永远怀揣对胜利的渴望——并且坚守真实的自我。”
赫内斯在贝肯鲍尔的告别仪式上发表演讲
若向不同的拜仁球迷询问对“Mia San Mia”的理解，他们的回应往往同样抽象且具主观性。在他们眼中，“Mia San Mia”精准捕捉到了自信与傲慢、谦逊与求胜心之间那微妙的平衡。对100位不同的拜仁球迷提出这个问题，便会收获100种不同的答案。
或许，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是125年前，那11位足球运动员毅然踏上独立征程所开启的一切，最终收获的胜利果实。历经德甲冠军的荣耀、欧洲冠军杯的辉煌、战争的洗礼以及20世纪70年代俱乐部登顶欧洲足坛的王朝霸业，拜仁慕尼黑依旧规模宏大、在足坛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实力雄厚——然而，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它又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