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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帝国还太过年轻，不知道权力的临界点在哪，不知道一切权力都有代价，更不知道这架高效的权力大厦会在越过哪个临界点后加速崩塌。
同龄同命关于秦帝国的灭亡，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人们：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究竟是死于自杀还是他人？如果是自杀，帝国内部哪个环节的崩溃是灭亡这个强大帝国的关键因素，如果是他杀，哪个群体才是灭亡这个强大帝国的罪魁祸首？一切要从那次”二龙相会“说起：
历史有时候很反自觉，秦始皇赢政生于公元前259年，汉高祖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这两个看起来存在于两个时代的人，其实是同龄人，而且两人还有过一次短暂的见面。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曾经在咸阳服徭役时见过秦始皇的车队，刘邦感慨：大丈夫当如是也。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史记高祖本纪》
此时的秦始皇与刘邦身份天壤之别，一个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一个是小小的亭长。
亭长是秦帝国官僚体系中负责最基层治安工作的职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它远算不上“官”，属于做具体事务的“吏”的范畴。
秦始皇与刘邦分别处在权力系统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但是不要小瞧这些以刘邦为首的“吏”，他们才是秦帝国这架高效的运转的权力机器的真正基础，一旦这一群体大规模坍塌，秦帝国的权力金字塔就会直接土崩瓦解，只有真正理解了“刘邦”们的作用，才能理解秦帝国为何会在某一临界点后迅速崩溃。
从亭长到逃犯让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刘邦这位泗水亭亭长在沛县举兵前的行动轨迹。
作为亭长的刘邦押送一批人前往骊山修皇陵，一路上大量人逃跑，刘邦认为这样即便到了骊山也是个死，于是干脆一不二不休，放了所有人，自己也跑进山林里。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
——《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斩白蛇的戏码也是在刘邦亡命山林的过程中上演的。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最初没敢有造反的心思，他跑进芒砀山更多只是想活命，这期间他老婆吕雉还经常进山找他，刘邦很疑惑我都藏山里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吕雉说刘邦待的地方上空经常有云雾（暗示刘邦是真龙天子），只要看哪里有云雾，就能找到刘邦了，沛县中的年轻人听说此事后纷纷前往芒砀山投靠刘邦。
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闲。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史记高祖本纪》
请注意一个时间点，以上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前。
大厦将倾《史记》中关于刘邦起兵前经历的描写中，所谓“赤帝之子”，“龙行云随”等描写都是为了突出刘邦真命天子而加上的戏剧性描写，但抛开这些戏剧性成分，我们仍能在这些描写中发现很多问题。
第一，刘邦在跑进深山后，仍与外界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其妻子吕雉可以进入芒砀山中与刘邦相会。
有人可能会问，吕雉是刘邦的老婆，老婆进山里找老公这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秦律是有严格的连坐制度的，刘邦私放所有前往骊山的征夫，这是大罪，他的老婆吕雉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要受到连坐的，但此时吕雉却可以自由活动，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原本严苛的秦律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松动。
再往下看，来芒砀山中看刘邦的可不止吕雉一人，许多当年青少年都来投奔刘邦，投靠刘邦这样的罪犯也是重罪，但是沛县的少年们不在乎，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这些少年们的是实在活不下去了才去投奔刘邦，其二是秦律已经名存实亡了，当时的沛县官府已经没有能力进入芒砀山抓捕刘邦和归附他的少年们了，法律定的再严，无法执行也就没有了任何威慑力。
刘邦、吕雉、沛县的少年的异常举动，已经在大体上为我们勾勒出一副刘邦起兵前沛县的图景：昔日被奉为圭臬的秦律已经难以执行下去了。
大量违背秦律的人逃入山中，地方的官员无力将他们都抓回来治罪，只能与之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甚至逃入山里的人与正常的秦民之间还可以进行交流互动，对于这一切当地官员都十分清楚，但却无力改变，只能听之任之。
秦律是秦帝国治国的基础，秦律若崩溃，秦帝国的大厦也将在短时间内化为乌有，于是我们不得不追问下一个问题，支撑秦律的又是什么？
原子秦人商鞅变法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削弱一切中间力量，尽量做帝国的意志直接下达给每一个秦人。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秦帝国以秦律的方式系统性打压贵族、商人，甚至对于家庭都要尽量将其拆散为小家庭，秦律规定一个家庭的儿子成年后，如果不分家，缴纳的赋税要加倍。
秦帝国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所有秦人都以原子化的形式存在，他们的能量将直接上交到帝国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没有任何中间阶层进行截留。
但是理想状态只存在于理论上，人毕竟不是蚂蚁，皇帝下达的命令，还是需要具体的官僚系统的运作才能传递到最终的执行命令的秦人手中。
秦帝国废分封，改郡县，将帝国贵族的手中的权力收缴，各郡县存在的作用仅仅是将从地方收缴的税赋交到帝国中央，并将皇帝的意志下达至地方。
郡县之下，是乡里，这是秦帝国基层最小的行政单位，在这些行政单位中，都有负责具体事务的职务，如刘邦担任的亭长主要负责基层的治安工作。
秦法下，秦人是原子化的，但原子化的秦人是不可能自己将税赋交到皇帝手中，也不可能自己组织去参加帝国赋予的徭役和兵役，而负责将原子化的秦人组织起来的，正是这群基层官吏系统，这些人是秦法的最基层执行者，因为有他们，秦律得以有效地执行，他们是秦律正常运转的基础，如果这群人出现问题，就算秦律制定的再严格，失去执行的人，都将变成废纸一张。
刘邦所在的沛县集团，其核心成员几乎都是原秦帝国的基层小吏，刘邦是泗水亭亭长，萧何是沛县主吏掾；夏侯婴是沛县厩司御；曹参是沛县狱掾。
他们原本都是秦帝国权力机器上的一个个螺丝钉，却在秦朝末年因为种种原因加入了反秦的大军之中。
权力金字塔商鞅变法后，秦帝国的权力结构彻底变成了金字塔形，整个金字塔的能量全部向塔尖的皇帝汇聚。
这种权力结构有着巨大优势，皇帝可以尽可能地将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资源和能量集中于一点，但是它也不是没有任何代价。
要弄清楚这种代价，就得明白郡县制下各级官僚与分封制下的封君贵族之间有什么区别？
要想在一群人中建立统治，有几种权力是必不可少的：兵权、财权和人事任免权。
分封制下的封君贵族们同样拥有这三种权力，虽然他们也要向国家交税，遇到战事也要为国君派兵征战，但是这些钱和兵严格意义上讲是属于封君贵族的，国君要使用这些兵和钱粮必须经过封君贵族这一中间环节。
而在郡县制的秦帝国，地方官僚的权力是被分开的，各级官员虽然职位有高低之分，但是负责财政的只拥有财政权，负责人事任免的只管人事任免权，负责军事的只有兵权（募兵权和统兵权也是分开的）。
秦帝国最基层的权力单位乡里所凝聚的能量汇聚到县，再汇聚到郡，最后汇聚到皇帝手中，县令也好，郡守也罢，都只起到一个能量的传递器的作用，理想状态下，皇帝是要与最基层的乡里对接的，只不过由于皇帝精力有限和通讯不发达等原因，不得不引入各级地方官员的在中间负责对接罢了。
在郡县制下，地方的所有钱粮和兵，都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各地方官员都只是代为管理罢了。
在这套权力体系中，没有哪个地方官员能够凑齐一套完整的权力系统，这样做的好处是明显的，地方割据的情况被源头上掐断了。
但是它在为皇帝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危机，由于秦帝国的中间层没有任何实际权力，一旦底层崩塌，中间层无法调集足够的资源去应对，危机会在短时间内向帝国的最高层反噬。
基层崩溃在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中，越是上层能够获得的资源越多，反之则越少，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危机的应对能力，如果仅仅是通过直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危机来临时，越是高层的人越安全，危机会首先击溃塔基，而后是塔腰，最后才是塔尖，站在塔尖上的帝王将是最后被摧毁的那个。
但事实上，上述结论并不正确，它的错误在于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塔尖的能量来自于塔基，一旦塔基大面积崩溃，塔尖将无法继续获得能量，这座权力金字塔不会等到危机逐层反噬到塔尖才彻底崩塌。
作为金字塔塔基的普通秦人对于风险的抵御能力是最小的，稍微遇上一点天灾人祸就可能面临崩溃，如果一个普通秦人没有能力按时缴纳帝国规定的赋税，没有能力完成徭役和兵役，他们有两条出路，一条是继续留在秦帝国的这套系统里，他们将被剥夺土地，去骊山当苦力。
另一条则是脱离秦帝国的这套系统，在通讯和技术手段落后的秦代，往深山里一钻，秦帝国的官员想把他们抓回是不容易的，代表人物就是后来的游击战鼻祖彭越，起兵反秦前彭越在钜野泽中打渔为生，日后楚汉相争时，彭越即便面对战神项羽，仍能以游击战与其周旋得游刃有余，彭越的游击战天赋不知是不是在钜野泽中躲避秦帝国官员时锻炼出来的。
但是，如果只是有一部分普通秦人在秦律的重压下崩溃，秦帝国的统治还不会坍塌，因为虽然有一部分人脱离了这套系统，但是系统本身还在运行，能量还在向上输送，只不过少了一些罢了，但是当反噬再向上传递一步，整个系统的多米诺骨牌式坍塌就不远了。
临界点在秦帝国这套权力金字塔中，普通秦人是最底层，他们抗御风险的能力是最差的，比他们稍微好上一点是基层的“吏”：刘邦、萧何、曹参、夏侯婴等人都处于这一阶层。
他们负责直接从平民手中将税收缴上来，负责直接组织乡里的秦人去参加徭役和兵役。
相比于平民，他们可以不从事生产也能获得一定的物资保障，故而他们对风险的抗御能力比平民稍微强上一些，但是当危机已经在底层蔓延时，他们的收税难度，组织人参加徭役的难度也将随之增加，当他们不能完成这些任务时，他们的人生系统也随之崩溃。
一部分“民”的人生系统崩溃时，秦帝国最基本的权力结构还能运转，但是当“吏”这一群体出现崩溃时，秦帝国的一整套操作系统都将面临危机，而尴尬的是，作为比“吏”更高一级的“官”，他们的作用更多只是将吏所收集的能量向更上级汇聚，面对即将发生的大崩溃，他们往往无能为力。
当“吏”这一群体在危机中崩溃时，整个帝国的能量输送系统将土崩瓦解，越过了这个临界点，帝国将不再以线性衰落，而是以指数级崩塌，当“刘邦”们无法在这套系统里生存的时候，“秦二世”们的生命也将进入倒计时。
皇权不下县汉代以后，多数王朝的统治者们几乎都默认一个原则：皇权不下县。
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默认县以下自治，虽然在日后的王朝大多也有类似于秦律的明文法律，但是它们大多数只在县及以上单位发挥作用，在县以下，乡里之间，发挥作用是以儒家道德为基础的宗法系统。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族规发挥的作用甚至比王法更大，因为一个人即便违反了王法，受到相应惩戒后，只要家族依旧接受他，他就可以继续生存，但如果他被家族所排斥，他将只能远走他乡，在生产力落后的当时，远走他乡几乎就能要一个人的半条命。
权力讨厌真空，至高无上的皇权当然会渴望控制一切，皇帝放弃对县以下的权力的直接掌控，实在是逼不得已，皇权不下县能够增加基层组织面对危机的韧性，让其统治不会在危机面前一瞬间就崩掉。
秦帝国掌握了一套高效的集权技巧，但却不能熟练地驯服这头权力怪兽，所以二世而亡，汉帝国引入儒家体系，并在基层适当放权，增加了帝国的韧性，得以历两朝，传400年。
当然，基层放权也不是万能的，它的代价是由基层成长起来的权力会逐步向上反噬，并最终架空皇权，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权力的运行是复杂的，在享受权力的便捷的同时，也注定要承受相应的代价，这是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认为自己可以不承担责任就享受权力的人都将受到惩罚。
……
2000多年前，一个叫大泽乡的地方因为一群征夫的振臂一呼而融入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关于这个地点和那群征夫，有很多疑问等待揭开？这900名征夫如果不造反是否会被砍头？陈胜武装是怎么在几个月内发展到恐怖的数十万人的？以推翻秦朝统治的陈胜吴广起义，居然打出了为秦公子扶苏复仇的口号，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下一篇文章告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