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郑维山十五岁就参加了中共，当时他被安排在已经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的副军长徐向前的帐下。

能够为徐向前将军效力，这也是郑维山迅速成长的最好时机。

在部队中，郑维山不但看到了徐向前高超的军事指挥能力，而且也看到了他把一个300多人的农民队伍，发展成一个拥有4万人规模的鄂豫皖红军的庞大队伍。

跟着徐向前的时候，郑维山就像着了魔一样，疯狂的学习着各种技能。

第二年年初，第一军和十五军合并，组建了中国红军第四军，徐向前担任军参谋长，参加了鄂豫皖两次反“围剿”的战斗。

在这两次“围剿”战役中，不管外部形势多么复杂，郑维山始终头脑清醒，把徐向前的每一道命令都准确无误地传达出去。

郑维山在总结战斗经验的时候，对敌我情况都很了解，对我军的形势判断也很了解，所以徐向前很喜欢他。

这几年来，郑维山已经从一个放牛的孩子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士。

郑维山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却也经历了不少的战斗，他很快就学会了一些战斗技巧。

这一次，郑维山升职了！

郑维山在团、师领导岗位上，率部参加过各种战斗，郑维山变得更加的有条理，更加的有组织，有领导，有战略，有战术。

在郑维山的军旅生涯中，解放战争时期的“新保安战”是最能显示其军事才华的。

为了对付傅作义手里掌握着一张王牌军——35军。毛主席的命令，是要按时到达预定的地点，这样的话，第35军就逃不掉了，只要35军被消灭，平津战役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虽然攻占了密云，但也暴露了他们的意图！

傅作义听了这一情况，立刻知道解放军要进攻北平了，他急忙打电报说：

第35军由张家口撤回，而第104和第16两个集团军则同时西进，与第35军会合。

毛主席知道以后，虽然非常愤怒，但是马上调整了战略，顺利地把敌军包围在了新保安区。郑维山的第三纵队也得到了上级的命令，从南、西两个方向包抄！

接到命令之后，郑维山立即行动起来，不过他也清楚，第35军是敌人的王牌，随时都有可能增援，为了以防万一，他也派出了自己的侦察兵。

果然，没过多久，郑维山就收到了探子的报告：“在新保安东南方，有敌军！

在郑维山的带领下，他们和35军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战斗，敌人奉命进攻，不惜一切代价，但是郑维山的战士们却是勇猛无比，在敌人的猛攻之下，他们也是越战越勇，几次都将敌人打退，守住高地。

之后，国民党35军全军覆没，傅作义无心再战，张家口和塘沽很快就被解放了。傅作义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也立即缴械投降，北平得以解放。

1950年年初，河南省新县人民政府给郑维山写了一封来信。

郑维山接到来信之后，还是觉得很奇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新县，他为什么要给我写信？有没有搞错？”

然而，当他看到信封上写着“郑维山亲启”四个字的时候，却是一头雾水，刚要拆开，杨得志的电话就响了起来，通知他马上去工地开会。

无奈之下，郑维山只能将信件送到家里，然后开着一辆越野车扬长而去。

两天之后，郑维山从外面回来，见妻子正在写信，便问：“你写了些什么？”

“写去你的家乡。”

“我家有什么不好的？”

“这是你家乡的信，你看一下。”

郑维山接过来一看，果然是前天寄来的，看到上面的内容之后，郑维山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凝重之色，连忙打电话给杨得志，说要请假：“

司令，详细情况，我们当面谈。如果兵团同意，请尽快为我订到武汉的车票，四个大人，两个小孩。”

一路上，郑维山都没有说什么，他一直在思考着书信上的内容。

新县是郑维山的家乡，后来改名了，郑维山认不出自己的老家。从老家寄来的信件，不仅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事情，还询问了70多名赤卫队成员的情况。

原来，本县要搞土改，搞到一半，就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10余年前，西路军战败，因为不明真相，许多将士的家属都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有些人甚至被当作逃兵和反革命的家属来处理！

那时候，与郑维山同期参加红军的70多个人失踪了，有的被打上了“卖国贼”的帽子，家人还在土改中受了牵连。正因为如此，村民们才知道郑维山还健在，而且地位很高，所以，他们都跑到了政府那里，要求郑维山作证。

经过郑维山的讲解，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说道：“依据您的观点，他们的亲属均可视为烈士。至于那些被部队分散，随后被迫返回家中的，在上级决策明确之前，我们可以先将他们视为伤残军人进行处理。”

郑维山点点头，道：“好，那就按我说的办，要是出了问题，我负责。”做完这些事情之后，郑维山来到了他父母的墓前，深深的跪下磕头。

1971年，郑维山也受了冤屈，被调往安徽一家农场做工。但郑维山坚信，中央一定会纠正错误，他一定会回去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他表现得非常积极，只要是体力活，他都会自告奋勇地去做，没过多久，他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他经常说：

“我在参加革命之前，是从乡下来的，一直在家种地。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我都快忘记种地是什么样子了。难得有个下地干活的机会，不要跟我抢。”

这种日子就这么过着，直到八年以后，国内的情况才有所好转，郑维山通过各种关系，又回到了北京。

郑维山虽已返回北京，但在生活上仍有难处，无可奈何，只好向徐向前将军请教。

然而，就是这么一名功勋卓著的老战士，却在晚年屡屡受到冷落，徐向前将军知道后非常气愤。

1982年12月，郑维山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和党委第一书记。郑维山此时67岁，他心里五味杂陈这已经是他第三次来西部了。

郑维山当时在北京，临行前，郑维山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邓小平诚恳地说：

“兰州那边，你来做指挥官，我就不担心了。在这方面，你是专家，我就不多说了，不过在你上任之前，我有两个任务要交给你，一个是让你把国家变得更好，多种树，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受益，另一个就是，你要在这里培养10个继承人，我们都老了，这个世界，就交给我们这些年轻人了。”

郑维山在赶往兰州的途中，把这两个问题想了又想，眼中闪过一丝坚毅之色，心中暗自下定决心，绝不会让邓公失望。

邓小平高瞻远瞩，凡事都要计长远，对林业也非常重视，多次强调要发展森林，就是要造福后人。

邓小平对森林建设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追求经济发展没有错，但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现在要改善生态环境，绿化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

贵州有很多的光山，必须要绿化，贵州的森林不够多，必须大规模的植树造林。

这是邓小平在1958年和1965年到贵州考察时所作的指示。

1983年春天，郑维山被调到兰州军区任职，这份工作可不是那么好干的，经常要到晚上才能下班。

郑维山是新来的，对于军队的情况并不是很熟悉，但是为了尽快的融入到军队之中，同时也能够更好的了解士兵们的生活，郑维山并没有任何的架子，只要是战士遇到困难，需要帮助，他都会帮着处理。

在工作之余，郑维山也没有忘记训练自己的士兵，他还特意挑选了一些优秀的军官，让他们走上了领导的道路，磨练了他们的领导能力和意志，同时，他还把重点放在了军队的建设和森林方面的知识上面，经过郑维山的努力，很多人都走上了部队的高层岗位。

郑维山不顾天气如何恶劣，道路如何崎岖，也要到西北地区实地考察，以便对西北地区的地形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兰州部队驻扎的陕甘宁青地区面积虽大，但其戈壁，沙漠的面积却占了四分之三，森林植被面积很少，植被覆盖率也很少。

郑维山于1987年离开兰州，回到北京，暂时住在总参一招待所。协助卸货的宾馆领导看见郑维山的行李是一大摞纸箱子，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不由得叹了口气道：

别的人回京，好歹也要拿个像样的东西，郑司令却只有几个破箱子！

事实上，对于郑维山这位将军，他们并不是十分的了解。综观郑维山的一生，他始终不忘为民的初心，也许我们也可以用“两袖清风、心系苍生”来形容他的做官方式。

郑维山在离开兰州军区之前，不但缴纳了党费，还缴纳了伙食费和电费，还在所有工作人员的面前，将所有的公共财产都清点了一遍，连一根杂草都没有带走。

郑维山虽然已经退役，但是对于军队还是很关心的，经常会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他夫人孙景波曾经对他说：“你已经退休了，不要老是找人家的毛病，要多表扬，少批评，免得人家不开心。”

郑维山听了夫人的话，答道：“问题不说他们改不了。但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思路。”

1998年4月，在一次常规体检中，医师们在郑维山的肺内发现了一片暗斑。那年郑维山83岁。

因为不想给郑维山太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并没有和他说情况。看着周围人的神色，郑维山敏锐的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郑维山爽快的说道：“那又怎么样，最多就是一命呜呼，我们都是会死的，没必要在这里设下陷阱，有什么就尽快说。”

几个人知道隐瞒不了，便和郑维山说了一下情况。出乎他们的意料，郑维山不但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压力，而且还吃的很好，睡觉也很好，甚至还长胖了。

没过多久，郑维山的健康状况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并为他进行了一次手术。

在进手术室之前，郑维山还开玩笑地说：“马上要开战了，我们要集中力量，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只要下了手术台，我们的胜算就会增加一半。”

三天后，恢复的很好，正常情况下的病人是不能下床。但是郑维山却是一个异于常人的人，他能够从床上爬起来，缓缓下地，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第五天，郑维山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跑到外面的楼道里活动活动筋骨。当医护人员在楼道里碰到了郑维山，医护人员很是吃惊，要搀扶着他，但是郑维山坚持要自己走的锻炼一下。

郑维山在1999年因病复发，又被送到北京军区总医院进行治疗。但是这一次郑维山的情况却是有些不同。郑维山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不对劲。

2000年4月19日，郑维山因病重，由北京军区总医院调往301。

周围的人在知道郑维山要送往外地之后，就开始给他整理行李了，但是郑维山并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我想回家一趟。”就在这个时候，郑维山说了一句。

郑维山说完之后，他们几个人都劝他，让他别再回去了，要听从上级和大夫的安排，

郑维山却是不为所动，道：“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必须要走。”

郑维山一见他的秘书，就说：“当时我回到家里，就立下了一份遗嘱，可是我觉得还不够，必须再写一遍。另外，你要把我的尸体送到医院去解剖，然后把骨灰你带着孩子们去老家村后面的山上扔了就行。”

数日后，郑维山觉得他对遗嘱的考虑已经没有什么可修改的了，于是他将在军队中担任副军长的儿子召到了床边。

郑维山将自己的儿子叫到了病床前，这件事情他必须要和自己的儿子说清楚，免得夜长梦多。另外一个就是，郑维山这个时候，连写字的力气都没有了。

当着郑维山的面，由他口述，秘书记录。郑维山就这么“写”完了他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们所作的最后一份遗愿。

2000年4月19日，医院发出病危通知。郑维山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想了想，还是决定把这件事情告诉上级领导，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家人。

郑维山依依不舍地望着妻子孙景波、和郑勤等六个孩子，接着，他开始口授一份寄往中央的信件。

由于郑维山将军的健康状况，信件用了数日时间才写完。在这段时间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副主席迟浩田，副主席张震，都来了好几次，都很关心郑维山的身体状况。

郑维山将军致中央政府的信函是这样写的：

人终有一死，这是自然的法则。我诚恳地恳求您，在我生命垂危之时，及时终止我的医治，以节省更多的医药费用，也算是为党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本人平生存款不多，请把本人上个月工资当作党费上缴。平日里积累的图书捐赠给了大别山一所小学，供山区儿童阅读。

节俭，这是中央很早就倡导的，我就是其中一个带头签名的人。我去世后，不办丧事，不办告别仪式，不入八宝山公墓，不办葬礼，遗体由医疗机构进行解剖，火化，骨灰洒向大别山的屋脊洼地，再向我亲爱的党中央致敬！

这是一位戎马70余军旅生涯的老兵的心愿，它折射出了一位老兵的崇高情怀，也折射出了一位老兵的胸襟！

郑维山于2000年5月9日晚上10时，病逝，享年85岁。

中央接到郑维山的来信后，都觉得这封信很感人，但并不是所有的要求都能满足，因为郑维山是一个为国家和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人。5月10日，即郑维山因病去世后的一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看了以后，批示到：

很动人，真的很动人，书信要保留，这就是我在人生观教育中要说的精神。

郑维山的旧部和战战友部都知道郑维山的办事风格，所以他们并不觉得奇怪。在他们的心目中，郑维山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退休之后，他都在关注着普通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