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二十四史”或者“二十五史”中,虽然没有《资治通鉴》的位置,但丝毫影响不到这套编年体史书的地位和作用。而司马光之所以要主编这样一套涵盖十六朝共计1362年的史书,就是因为他“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几,何暇周览”,所以要“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最终达到他认为的“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的目的。
这套书是他要预备给皇帝看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进而起到“资治”的作用。所以虽然《资治通鉴》内容涉及的正统史书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等19部史书,但司马光还是要像当年的孔子整理修订《春秋》有所谓“春秋笔法”一样,对于那么多的史料、人物、事实,也会有自己的选择,个人的态度尽在其中。司马光编史书倒是尽兴了,但后人特别是更多的普通人要想读懂读透《资治通鉴》,估计多半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难免望而生畏。由此,也就更加凸显了《资治通鉴熊逸版》这套书的作用,那就是要更加便利普通人来读《资治通鉴》,降低读的难度,而能够更多地从这套本来是给皇帝和专业史学人读的历史书里,也得以“以史为鉴”,或者至少可以明了更多的为人处事的道理。
对于《资治通鉴》这套书,文史作家熊逸用“串讲”的方式,既有原文,又有逐字逐句的解读,通过百余个问题进行文学、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维度、立体化的剖析。这样一来,历史就不再是板着面孔的一副严肃有余的样子了,既专业严谨又通俗易懂,深入而浅出,对普通人还是非常友好的。
收到的这套《资治通鉴熊逸版第3辑》,讲的是“秦汉风云”,实际上是从秦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209年)讲起,止于汉太宗孝文皇帝前五年(就是汉文帝前期,公元前175年),内容涵盖《资治通鉴》的秦纪三,以及汉纪一至汉纪六。前两辑中,《资治通鉴熊逸版第1辑》内容涵盖《资治通鉴》周纪一、周纪二,记录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321年)间的历史;《资治通鉴熊逸版第2辑》内容涵盖《资治通鉴》周纪三至周纪五,以及秦纪一、二,记录了从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320年)到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间的历史。
秦大致包括始皇帝以及秦二世两任皇帝,始皇帝的事多、作用大,有必要多写一些。秦二世虽然没有多少大的作为,但秦为何二世而亡却足以给后世以重要警示,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肯定会大书特书。《资治通鉴熊逸版第3辑》只讲到了汉文帝前期,所以对于西汉而言,这一辑的重点显然在于汉高祖朝以及诸吕之乱。更加风云变幻的“秦汉风云”,显然并不足以囊括其中,看来,《资治通鉴熊逸版第3辑》之后至少两辑都会“停留”在两汉,可谓任重道远。
历史究竟应该怎么读才能真正读出味道来,这肯定是有讲究的。在《资治通鉴熊逸版第3辑》中,熊逸以260个问题为抓手,以此来呈现秦亡汉兴之际的历史面貌,估计看来是足够的。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在他的《读书要三到》中引用了前人的一句话“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意思是说“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这么说肯定是有道理的。但凡能够“心到、眼到、口到”,就没有读不懂的道理。这一点拿到这里读《资治通鉴熊逸版第3辑》也是一样的。虽然熊逸讲得已经足够通俗易懂,但如果读者也能够做到“三到”,仔细品味其中的很多历史为什么要那样写、那样讲,得到的收获无疑肯定会更加丰盛。譬如在讲陈胜、吴广起义时,很多人都难免会有疑问,为什么陈胜、吴广都有名有字呢,难道不是只有贵族才是这样的吗?难道这个起义不属于农民起义吗?经过分析,作者认为,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搞错了,陈胜的字“涉”是方言读音产生的讹误,而吴广的字“叔”是用来表示排行的。这样来讲也就解释清楚了,陈胜、吴广起义确实属于农民起义。
稍微认真点来读《资治通鉴熊逸版第3辑》,其实也就不难会有相当多的收获——其实也未必就非得“读书百遍”了,毕竟,时间宝贵,而且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