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CMF年度论坛在北京举行，很多专家都出席了会议。

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晓光就发表了《筑底回稳的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在报告当中，刘晓光教授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

但建议国家尽快启动实施以“中高收入就业岗位创造型”和“工资收入增进型”为导向的中国本土高科技企业培育计划。

提出的这些计划主要有5个目标

第一、培育20家能够创造10万个年收入60万元以上研发就业岗位的尖端企业。

第二、培育50家创造2万个年收入40万以上研发就业岗位的顶级企业。

第三、培育100家能够创造1万个年收入30万以上研发岗位的大型企业。

第四、培育100家创造30万个年收入20万以上高技术岗位的企业。

第五、培育200家能够创造10万个年收入15万以上岗位的高新技术企业。

第六、培育500家能创造2万个年收入10万元以上高技术岗位的高新技术企业。

可以看出刘教授提出的这些目标是很宏伟的。

其中第1个目标培育20家创造10万个年收入60万以上研发就业岗位的目标，其实就是要再打造20家“华为”。

目前华为的研发人员是非常庞大的，截至2023年，华为的研发员工数量达到11.4万名，这里面绝大多数研发人员的年薪都非常高昂，基本上都能够达到50万以上，个别研发人员年薪甚至达到100万以上。

当除了基本年薪之外他们还有分红，具有分红资格的员工每年能够分到的资金也可能达到几十万。

当然除了华为之外，目前国内也有不少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庞大，比如比亚迪的研发人员也接近11万人。

腾讯的研发人员也达到7万人以上，阿里研发人员达到6万以上。

这些研发收入非常高，潜在的消费潜力也非常，如果中国能够有更多的华为，更多腾讯这样的大企业，而且员工的工资很高，那刺激消费就指日可待，实现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也是指日可待。

然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整体研发人员数量仍然是偏少的。

根据统计数据，2023年A股上市公司的研发人员数量加起来总共也才33.45万人，只相当于三个华为的研发人员数量。

如果能够将国内大企业的研发人员在目前的基础上提高10倍甚至20倍，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整体技术实力，突破各种卡脖子技术，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高收入人群的基数。

也正因为如此，人大的刘晓光教授才建议中国重点培育更多的华为、更多的比亚迪这种大企业。

那如何才能达到更多的“华为”呢？

其实这个问题是关乎到靠投资还是靠消费来拉动经济的争论。

最近一段时间从国家到地方都一直在想尽各种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而拉动经济增长无非就有三大动力，分别是出口，消费和投资， 这里面出口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不好把控。

相对来说，投资和消费是国内自己的事情，可以通过财政手段、货币手段等方式来达到调控的目的。

不过到底应该偏重投资还是偏重消费，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大争议，从最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倾向于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从而达到打造内循环的目的。

然而从最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刺激内需效果好像并不太明显，最近十几年，整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一直往下降趋势，尤其是这两年受大环境的影响，各地的消费整体并不太乐观。

而刺激消费效果之所以不太明显，其实根本原因是大量的低收入人群收入跟不上，工资增长跟不上自然就没有能力消费了。

虽然目前我国居民的整体财富很庞大，居民存款余额也非常庞大，截至目前人均存款超过10.5万元。

然而大家都明白这个平均数据的意义不大，因为大多数存款都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工薪族的存款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工资长速也没有那么快，大多数人都是月光族，甚至负债一族。

没有收入，何来消费一说？毕竟消费是需要钱的，总不可能自己叠几张白纸就拿去消费吧？

所以想要刺激消费，关键问题还是要想方设法提高居民的收入。

正如刘晓光教授所说的那样“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核心因素，表面上看是多数居民群体的消费能力不足问题，实质上是部分居民群体工资收入下滑以及中国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供给相对不足的深层次因素”

也正因为如此，刘晓光教授就建议中国要创造大规模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新兴产业、新动能、新模式。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但也建议引导政府资金、社会资金和金融资金进入到这些新兴产业当中，从而实现再打造20个“华为”的目的。

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那中国居民的收入将会大幅提升，到时大家的消费能力将会大幅提升，到时就算不刺激消费，大家会自觉去消费的。

不过对于刘晓光教授这个建议，大家也存在很多疑问，毕竟这个目标太宏大，像华为这种它是靠市场竞争成长起来的，而不是靠刺激出来的，如果刻意去培养，反而有可能造成揠苗助长。

所以他这种计划能不能行得通，仍然存在很多疑虑。

相比这种打造几十个华为的宏伟计划而言，我相信大家更在乎的是政府推动普通工薪族收入的增长。

想要实现这个目标难度明显要比打造20个华为更简单，而且更有可行性。

其中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通过法律或者税收政策进行指导，让企业提高员工的工资，就像日本那样，直接由政府跟企业谈判每年要上涨多少工资一样。

如果这个目标能够达成，普通工薪族收入能够有明显的增长，其他问题自然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