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以后，进入湘鄂赣边苏区的国民党军在这一地区实行残酷的杀“三光”政策，造成许多地方家破人亡，一片凄凉。
留守在湘鄂赣边苏区坚持武装斗争的红军第16师，在湘鄂赣省委的领导下，与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展开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到庐山与蒋介石进行国共合作谈判，同时，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是，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在湘鄂赣边区各地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没有接到党中央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指示，只是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这方面消息的曲折反映。
后来，湘鄂赣省委见到《解放》周刊上登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才初步了解我党关于这一问题的方针、政策。
而党中央1935年发布的“八一”宣言，省委直到1937年1月才收到。
付秋涛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为了适应联蒋抗日政策的需要，省委于1937年5月10日正式成立了湘鄂赣军区人民抗日军事委员会，主席傅秋涛，委员涂正坤、邓洪、刘玉堂、钟期光、谢乾、谭启龙、江渭清、明安楼，统一领导和指挥湘鄂赣抗日红军游击队。
5月15日，以该会名义公开发表代邮快电，提出“凡诸同情本会抗日救国主张者，本会愿与之合作，共同奔赴国难”，“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主张。
随后，他们又发表了一系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文告，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迫使国民党接受停战谈判。
谈判开始之前，国民党当局利用叛徒进行所谓“招抚”、“收编”的活动，企图诱骗红军游击队“投诚”，用以瓦解红军。
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严正警告，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停止诱降活动，派出代表与省委谈判。
自7月中旬开始，省委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7月20日，省委与驻浏阳的国民党五十师谈判，双方协定：
1、释放在押政治犯；2、在浏阳建立我方办事处；3、红军部队集中，番号改为“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
8月29日，省委与国民党武汉行营就划定特区、驻扎部队、改编后的经费等问题谈判成功。
9月上旬，省委和省军区派出一批干部到各地整顿、改编地方游击武装，动员群众参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吴咏湘、周连湘、张学平三人携带国民党武汉行营印发的护照，以“专员”的身份来到铜鼓县城，任务是集中收编东北分区游击队。刚开始，他们并不清楚东北游击大队到底在哪里活动。
随后，，他们到宜丰潭山镇国民党“政训团”了解情况，得知大瑖集中了修铜宜三县的国民党游击组，再加上守望队共计七、八百人准备进攻东北分区游击队。
吴咏湘立即挂通在大塅的驻潭山国民党“政训团”主任许达的电话，明确告知，如果红军游击队被伤一个人，损失一支枪，三县要负破坏国共合作的全部责任，许达无奈，只得连夜冒雨赶到潭山，与吴咏湘面谈。
接着，双方达成在大塅举行谈判的协议，只等与游击队取得联系后，立即进行。
此时，东北游击大队在大队长吴嘉民、政委刘珍吾率领下，转战于九岭山区。当军事“围剿”阴谋未能得逞时，国民党当局又玩弄新的花招，悄悄撇下吴咏湘等人，准备单独与东北游击大队谈判。
1937年9月19日，国民党当局通过一名樵夫给东北游击大队送去国民党南昌行营的一封信，说准备派代表同游击队谈判。
同时，还送去了一份傅秋涛等人署名的湘鄂赣省军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告人民书》。
东北临时特委和东北游击大队负责人结合从报纸上了解到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对当前发生的事态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派特委代理书记曾金生和东北游击大队政委刘珍吾下山谈判。
为防止万一，还决定由大队长吴嘉民率领东北游击大队跳出敌人包围圈，转移到奉新、高安一带活动，牵制敌人，配合谈判。
东北游击大队与国民党南昌行营的谈判，前后共进行了3次。前一次在宜丰黄沙港半山坡独立杉树下，后两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铜鼓带溪。
在前两次的谈判中，国民党南昌行营代表毫无谈判诚意，继续玩弄“招抚”、“收编”的把戏，遭到红军游击队代表义正言辞的驳斥。
为了迫使国民党当局老老实实坐到谈判桌边来，东北游击大队在奉新高岭消灭了敌人1个排，随后又袭击了渣村的敌据点。在这种情况下，敌被迫撤出黄沙港、逍遥等游击区，其谈判代表也不得不重新坐下来谈判。
经过反复协商，双方终于达成协议，由于协议是双方代表达成的，需要经过各自的上级领导机关认可方能生效，到这时，国民党当局才不得不让省委全权代表吴咏湘等人与红军游击队代表曾金生见面。
吴咏湘与曾金生在大塅见面后，认为“协议内容完全符合省委指示精神”。谈判结束后，国民党当局立即解散了修、铜、宜三县反动游击组，撤走了龙门山附近的常驻正规军。
可是，谈判前夕，国民党曾企图重兵会剿湘鄂赣东北游击大队所造成了紧张局势，因而一时难于找到他们的踪迹。
于是，吴咏湘派人四处散发湘鄂赣省委关于国共合作宣言、传单，张贴布告以及给游击队的信。同时，又到边区召开群众会议进行宣传，扩大影响。
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周连湘终于通过大塅地下党双坑支部书记刘海维等人，找到已经转移隐蔽在龙门山三竹洞陈国光家里的湘鄂赣东北游击大队。
1937年10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的有关问题致秦邦宪、叶剑英电
1937年10月初，湘鄂赣省东北游击大队18人来到宜丰潭山集中，吴咏湘等三人与东北分区特委干部召开临时特委会议，会议通过三条重大的决议：
一是将这支游击队命名为“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第一支队九大队”，吴咏湘为大队长，曾金生为政委。
二是发展党组织，扩大武装力量。
三是没有经费，只得节约开支，决定从干部每天四角钱的伙食费中扣下二角作为扩军经费。
在此期间，省委得到东北特委和吴咏湘的报告，又派出张蕃、骆奇勋、朱庆隆等人加强东北边区的工作。并指示：“游击大队下山后，要向群众广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集中边区武装组织，扩大部队”。
刘珍吾、汪克明奉命到铜鼓、奉新等地宣传抗日，扩充部队。在奉新上富，他们被国民党上富区公所以“破坏抗日”的莫须有罪名扣押并送往奉新县监禁。
后经吴嘉民、姜云义前往交涉，提出强烈抗议，奉新国民党当局才被迫释放刘珍吾、汪克明，并公开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这一事件的顺利解决，为红军抗日游击队在边区各地扩充抗日队伍扫除了障碍。在较短的时间内，苏区人民踊跃报名参军，红军抗日武装迅速扩大到280多人。
11月16日，部队从潭山出发，经铜鼓开往平江县嘉义集中，后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1团2营。
与此同时，李成铁等人奉省委指示，前往平修铜边区整理、改编地方游击武装，动员群众参军。
在这一带活动的有以傅彪为队长的平修铜游击队和以朱晃富为队长的平修铜保卫队。
经与国民党当局在渣津谈判并达成协议，下山集中的红军游击队动员爱国青年参军，红军抗日武装迅速扩大到约200人，在新四军驻修水通讯处副主任傅彪、朱晃富率领下，于11月间开往嘉义。
另外，战斗在金钟湖和峰顶山一带的东南游击大队，在卢振陆、黄启富率领下，也开往嘉义集中。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成立后，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
支队副司令兼一团团长傅秋涛，副团长江渭清，参谋长王怀生，政治处主任钟期光。1938年2月3日，部队从平江嘉义出发，开赴苏皖前线。
南方八省游击区还有一支重要武装力量，这就是湘赣边的红军游击队。在三年的游击战争中，他们以莲花县棋盘山为大本营，在周围各个山区进行活动，打击敌人。
1936年12月12日，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游击队在武功山下的三江村进行改编，恢复湘赣独立团的番号。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10月4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布宣言，宣布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统一于国民政府指挥之下，并派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陈毅去湘赣边游击区，具体落实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
1937年10月，陈毅赶到吉安，与当地国民党公署专员刘振群会谈，就红军游击队给养、在吉安设立新四军联络办事机构等问题达成了协议。之后，又在城内召集了几位红军长征后失散的军政干部开会。
11月中旬，在陈毅的主持下，新四军吉安通讯处在该市的仁山坪3号正式挂牌成立。由郭猛任主任，韦瑞珍任副主任。不久后，又在永新黄冈成立了新四军留守处，接受吉安通讯处领导。
设立这个通讯处的主要目的是寻找红军失散人员，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接受改编，负责新四军内部的联络、接待和后勤等工作。同时，也可代表我党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政治协商。
当时，武功山上还留有一支游击队，项英和陈毅也一直在关注这支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的、久经考验的部队。
但是，由于消息闭塞，不太了解上级的政策，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要和曾与自己进行过斗争的敌人合作，游击队有的干部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而且，当地国民党政府借此指责共产党没有诚意谈判，准备继续进山“围剿”。因此，陈毅非常着急，决定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寻找，做好收编工作。
陈毅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1月初的一天，陈毅从吉安出发，来到安福县武功山下的洋溪镇。偌大的武功山，游击队又神出鬼没，到哪儿去找呢？
陈毅先是找到洋溪镇国民党区公所区长彭侠民，向其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并提供上山的装备和向导。彭侠民不敢怠慢，为陈毅找了一名向导，备了竹轿，还派了两名保镖护送他进山。
这时，陈毅正患脚病，一路上跋山涉水，行走极为困难。但是，为了尽快找到红军游击队，他在离开洋溪镇的第二天，就打发走了轿夫和保镖，只留下向导继续前行。很快，陈毅寻找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队的消息，便传到了游击队在九陇山的团部。
武功山山高谷深，溪涧纵横，小道崎岖，沿途人烟稀少。从洋溪镇向南走，陈毅在一个叫茶树坪的地方上山，经陈山、蔡家坪等地直插龙山口，再折九陇山区，走了一天多的山路，到达了一个叫高坑的地方休息。
临睡前，陈毅对向导叮嘱，要注意夜间的动静。深夜时分，阵阵的狗叫声没有惊醒酣睡中的陈毅，但向导则判断：“游击队在行动。”
接着，又传来的是击掌声和轻微的交谈声，向导推醒了陈毅，告诉他发现了游击队。陈毅故意咳了几声，引起游击队的注意。
果然，一名山民打扮的游击队员走了过来，进行盘问，听了陈毅的自我介绍后，便将他带到山上，见到了湘赣红军游击队独立团团长段焕竞、政委刘培善。
陈毅向他们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主张和抗日救国十大政纲，并要求会见湘赣临时省委书记谭余保。
随后，段焕竞，刘培善立即派人护送陈毅到临时省委驻地铁境山。
这时候，谭余保等湘赣临时省委领导和红军游击队，由于长期被强敌困在深山老林，与外界隔绝，加上没有电讯设备，消息闭塞，对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外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全然不知。
谭余保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见到陈毅的这身打扮，又听他说要和国民党合作，一时难以置信。
谭余保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血腥屠杀共产党人，近三年来，国民党采用军事围剿、经济封锁、政治诱降等残酷手段，“清剿”游击队，现在又讲合作，这无异于向国民党投降。
因此，他误认为陈毅是“叛徒”和国民党劝降的“说客”，将其绑了起来。
经验丰富、有胆有识的陈毅沉着应付，一面热情赞扬谭余保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高度的警惕性；一面耐心地说明根据新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以自己的坦诚胸怀阐述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及国共合作的意义，并建议谭余保派人去吉安等地了解情况，不可鲁莽行事。
在陈毅耐心宣传说服下，粗中有细的谭余保意识到，形势可能真的确有变化。因此，派出可靠骨干到莲花、安福、吉安等地了解情况，带回了设在吉安的新四军通讯处的有关文件布告。
弄清情况之后，谭余保这位在危难之际擎起湘赣边红军大旗的领军人物，含泪向陈毅赔礼道歉，表示毫不犹豫地服从中央决定，将红军游击队改编。
经过陈毅和谭余保二人反复研究，改编整训的地址确定在莲花瑶坊的陇上村。
1937年11月底，坚持在湘赣边区斗争的三百多名红军游击队员分别从武功山、九陇山、五里山、牛心山、柑子山、杨梅山等地下山，在莲花县瑶坊陇上集中，进行改编。
红军游击队陇上村整编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同时，由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来的八路军干部李忠民、张铚秀、彭汉元、刘裕民等人负责政治军事训练。
按照东南分局、军分会的安排，1938年1月16日，曾山和项英一同去湘赣边游击区，联系和指导改编工作。
曾山是吉安县人，1927年任吉安农民协会常委。大革命失败后，前往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1928年任中共赣西特委常委，后任赣西和省苏政府主席、赣西特委书记、江西省委常委、江西省委副书记，打游击也很内行，有着丰富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经验。
在吉安，项英、曾山会见了湘赣边临时省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游击司令部政治委员谭余保。
第二天，项英、曾山及项英的秘书郑伯克、新四军组织部副部长汤光恢等人，随谭余保乘汽车一同前往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大本营——莲花县棋盘山神泉村。
曾山和项英看望了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参谋长段焕竞，延安“抗大”派来帮助工作的八路军干部张秀、彭汉元等人，慰问了游击支队的全体指战员。
项英和曾山先后在会上讲了话，对游击队的同志在三年艰苦岁月中餐风露宿，不屈不挠，为了革命坚持斗争的精神表示无限的钦佩，并希望大家发扬光荣传统，练好战斗本领，在北上抗日中再立新功。
项英和曾山还就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及南方各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游击队改为新四军的问题，向大家作了详细的报告。
湘赣边红军游击队共有335人，枪约200支。党员有180人。项英和曾山一起与谭余保等研究集中编组事宜：
湘赣边红军游击支队参谋长段焕竞、政治部主任刘培善，率湘赣边红军游击队主力编入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第一大队，大队长段焕竞，教导员李忠民，政委刘培善，下辖3个中队。
1938年2月，湘赣红军游击队从神泉出发，途经安福、吉安、新干、樟树、上饶等地，开赴浙江开化抗日前线，抗击日寇。
江西武功山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谭余保等80余名官兵留下坚持，湘赣临时省委改为湘赣特委，由谭余保任书记兼新四军司令部参议。
不久，南京沦陷，九江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为了安抚南方，稳定局势，重庆方面特电令南方各省，要加紧搞好与共产党的合作。
地处武功山周边的莲花县和湖南的茶陵、攸县相继来函来人，邀请谭余保商讨区域合作问题。
中南局书记项英亲自来到武功山，不仅批准谭余保去谈判，还鼓励他要主动开门工作，以利两党团结，共同抗日。
随后，谭余保换上新四军军服，在项英亲自带领下来到莲花县，合作协议签订后，县长朱维汉设宴招待，他显得特别热情，频频给项英、谭余保敬酒夹菜。
不料，这朱县长不胜酒力，几杯下肚，舌头就短了，说起话来语无伦次：
“谭先生，有人传说你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好不厉害，今日有幸相见，先生却是风度雅致，情理通达，完全是讹传啊！”
谭余保感到话不是味道，本想发作，可在这个场合，又有项英在此，还是控制了自己，只是青着脸不做声。
此时，一盘扣肉上桌了，朱维汉又信口雌黄：
“谭先生，多吃点，你们在山上当土匪是难得吃到的。”
“嘭！”
谭余保怒不可遏，一拳击在桌子上，指着朱维汉的鼻子骂道：
“娘那么皮，哪个是土匪？你今天不说清楚就不放过你！”
朱维汉吓得两眼发呆，冷汗直冒，任凭谭余保怒骂，他只是耷拉着脑袋不做声。
项英这时对谭余保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冷静一点。谭余保并不理睬，仍然指着朱维汉说：
“签了字的东西我认账，如果你敢耍花招，老子的枪眼是不认人的。”
说完，气咻咻地离席而去。几天之后，谭余保带着警卫员，在茶攸莲中心县委书记谭汤池的陪同下，如期赴茶陵谈判。
谭余保在莲花“罢宴”的消息早已传到了茶陵，茶陵县长陈文彬不敢怠慢，亲率党政官员来到车站迎接。
谭余保是茶陵人，这个曾被悬赏万元要捉拿的“土匪头子”返乡，看热闹的人把茶陵街头挤得水泄不通。
从谈判桌到招待席，陈文彬接受朱维汉的教训，他不提过去，不谈恩怨，言词“干净”，不乏溢美。还老说茶陵谭姓风水好，出过大名鼎鼎的谭延闿，如今又有谭先生这一辈，弄得谭余保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心里暗骂道：这家伙好滑头。
过了好一阵，谭余保说话了：
“诸位，过去你们把我当‘匪’，今天你们把我当客，这当然是国共合作的结果。陈县长盛宴款待，我表示感谢。但是，至今还有我们一些同志关在你们的大牢里，陈县长如果真有诚意，何不当即放人。”
谭余保这一军，将得陈文彬措手不及。为了执行协议，他不得不做出姿态，立即吩咐警察局将女游击队员冯秋姑放了出来。
茶陵谈判，谭余保比较满意，临别时他握着陈文彬的手说：
“陈县长，但愿我们为抗日救国共同尽力。”
谭余保还没有离开茶陵，攸县县长成道奥便派出攸县国民军副总队长、谭余保的本家谭砚华，专程来茶陵迎接。
不过，在宴会上，他居然把攸县铲共义勇队队长、谭余保的冤家仇人洪忠阳也请来作陪，使他感到十分尴尬。
成道奥是个脑瓜子很灵、颇能应付场面的人物，一见谭余保那副脸色，赶忙举着酒杯站起来说：
“诸位，国共合作了，本县铲共义勇队早已撤销，洪先生近日也接到本党政府通知，将调往抗日前线任职。如今，谭先生，洪先生都是抗日军人，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抗日干一杯！”
谭余保听到这样说，心绪稍为好了一些，在一阵阵的敬酒声中举起了酒杯。宴会后，洪忠阳还邀请他去做客，顺便看望了女儿。
三县谈判回来，谭余保深有感触地说：
“与他们打仗，我可不含糊，和他们谈判应酬，他们又精又刁，得多长个心眼。”
1938年秋，经毛泽东提议，谭余保被通知前往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曾山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9月2日，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在新四军驻吉安办事处负责同志陪同下，来到九龙山。
一见谭余保，曾山就开门见山地说：
“老谭，我今天来此有两大任务，其一，中央通知你去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其二，你和易湘苏同志好了这些年，也向组织提过要求，由于战争原因，拖了这么久，如今水到渠成，你们今晚就结婚吧，我来当证婚人，至于手续可以到延安去补办。”
1938年9月8日晚，谭余保与易湘苏在攸县一家小客栈里举行了婚礼。几碗泡茶、几包香烟，连警卫员在内也只有十来个人，就像一个小小的茶话会。
曾山宣布说：
“我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批准谭余保、易湘苏同志结为夫妻，同时还批准易湘苏及周胜武、陈斌两名警卫员随谭余保同志后天一起延安。”
两天后，谭余保、易湘苏一行数人奔赴延安，开始了新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