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龙城片区存在着两个封建残余堡垒，是一个革命的空白点。同乡的邝九如（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队员）带来的进步书籍，成为很多进步青年人生中的一座“灯塔”——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照射出的革命光芒，让龙城大地的人们思想逐渐觉醒。

青年人的苦恼

抗日时期，在原惠阳县的龙岗、横岗之间有个小乡，叫福澳乡（现属龙城街道，后来扩展为南强乡，把横岗、溪上、山子吓，西坑和六约一带都包括在内），是一个敌伪顽和我们对峙的三角地带。西接横岗、沙湾、深圳，是日伪的势力范围；东连龙岗，是顽军进攻敌后抗日游击队常驻重兵的地方。

当时，乡村还存在着荷澳（坳）、黄角（阁）坑两个封建残余堡垒。原来，整个乡是一个革命的空白点，从未有过党组织的活动。

在这个地方，很多青年感到彷徨苦恼，虽然偶尔也有一些革命文学的书籍出现在坊间，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阿 Q 正传》，丁玲的《东村事件》等，但始终接触不到真正的革命者。

1938年10月11日，日寇从大亚湾登陆。国民党的所谓国防军闻风而逃，甚至逃入九龙新界，被赶进了集中营。日寇长驱直入，疯狂放火杀人。乡民仓惶逃难。相继涌入新界香园围，露宿旷野，啼饥号寒。乡中十室九空，渺无人烟。

待日寇行止稍定，村民探知乡中未驻日军，才悄悄回去搜寻一些粮食，挑至新界备作捱命粮。但驻在深圳的反动团队，却硬诬为私运粮食出境，全被拦缉没收。

乡民目睹此情况，殊觉惶惑不安，真有走投无路之感。

来自同乡海员的“灯塔”

此时，福澳乡有一个香港海员工人，他叫邝九如，每逢休假，从香港回乡，都会带一些进步书籍回来，给当地一些进步青年传阅。起初是《西行漫记》、《铁轮》等刊物，后来又慢慢带回一些在当时被认为更加激进的书籍《论新阶段》、《论持久战》、《论政党》等。

因为福澳乡距离香港也不远，在邝九如的影响下，很多当地的进步青年一有空到香港，就到生活书店买些激励人们战斗的书籍来看，如鲁迅编的丛书《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甚至是《反杜林论》也出现在这个地区。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年轻人，从苦恼彷徨逐渐变成积极追求光明、具有革命进取心的人。

据张启秀回忆：“当时，主要自己感觉到在黑暗的中国，还有一个光明的角落，还有一股新生的力量，还有一种崭新的人。他们如像灯塔一样，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给了我奋斗的方向和力量。不像过去那样，完全犹如一叶无舵之舟，常感忧戚、苦恼和彷徨”。

乡里来了一帮“新人”

1939年春夏间，已参加了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邝九如，真的带来了年轻人们日夜思慕的“新人”，他们当中有蔡端、阮群英、李洁等。

这些人，驻扎在岗贝村的李姓祠堂里。平时，他们向群众演出抗日的话剧，每逢圩日，还到石岗圩进行街头抗日宣传，并贴出宣传抗日的“墟报”。

在这样的宣传下，受欺负受迫害的群众逐渐从迷惘中觉醒过来，感到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还有一线希望。

彼时，经过邝九如的介绍，张启秀等本地青年结识了蔡端，很快就成了志同道合的知音。后来，他们把那些先进分子组织起来，成立“抗敌同志会”。

在邝九如的带动下，福澳乡年轻人们从此不再感到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