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河之滨，水土肥沃。两百年前，官氏祖先从梅州五华迁至龙岗，建立官新合村繁衍生息，族人们靠双手勤恳开拓，建立家业。开基建业以来，家族中“重义厚礼、爱国爱家”的家风世代相传。
在这里，官氏余庆堂后裔官文森的家国情怀成为广为流传的佳话，成为官氏族人传颂的“家族光荣”。曾经，在战火纷飞的抗日年代，他身在海外心系家乡，团结10多万名侨胞参加救亡运动的故事可歌可泣；如今，乱世的枪声早已不在耳畔，但这片热土上红色的印记却永留心间。
官氏先辈南迁龙岗 家国之情世代相传
冬日里的官新合村更显静谧平静。两百多年前，官氏先辈由梅州五华南下迁徙而来。在这龙岗河与龙西河交汇处，土壤肥沃、资源富饶，先辈扎根于此，勤恳开荒，用心经营，繁衍生息......
官新合村官氏宗祠的第一道门上“东南佳气”四个字尤为醒目，曾经，入门后的屏风上“余庆堂”赫然入目，背面“克昌厥后”寓意祖先创业兴旺，后裔发展昌盛。
这里，存放着官氏族人历辈对先祖的敬畏和乡愁记忆，他们习惯称自己为“余庆堂”的后人，两百年间秉持传承祖训家规，那是打心底的骄傲。
如今已过耄耋之年的官健民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他热心于收集官氏祖辈历史，多年前自发牵头组织完善修编了族谱，经过多方搜集资料、图片，修编成册后挨家挨户送到官新合村民手中。据族谱记载，清朝乾隆年间，官氏祖先文清公从广东长乐（现梅州五华）迁至龙岗上圩开创基业。其孙子新禄公勤劳致富，事业蒸蒸日上。随后，新禄公便选址盛平龙岗河畔亲手创建了八角大楼——官新合村。清嘉庆年间，其移居崇元阁建造一座屋宇命名为“余庆堂”，寓意着丰衣足食、人人有余、可喜可庆。
官新合村官氏家族始终以“九叮咛”和“九要九不要”为家训世代相传：崇文尚武、重义厚礼、爱惜廉耻、耕读勿废……这些官氏家训成为官氏后人做人做事遵循的准则。官氏家训“九叮咛”：一、勤俭治家，至亲莫舍；二、择师教子，毋以鄙吝废学；三、兄弟贵和气，和气致祥，勿贪婪，贪必败，前车可鉴……如今读之，字字犹如父辈在耳边谆谆叮嘱。“九要九不要”更是用朴实的语言，规范着官氏族人的行为准则：一要父慈子孝，二要兄友弟恭，三要夫和妻顺，四要讲仁讲义，五要力读勤耕，六要安分守法……这些优良家风传统辈辈相传，指引着官氏族人坚守廉、诚、智、信文化。
从祖上至今，官氏族人秉承着淳厚朴实的优良家风和浓烈的爱国情怀，后人中涌现出了官文森等爱国华侨，官文森更是官氏余庆堂后裔子孙的光荣。谈及官文森生平事迹，官健民介绍，烽火年代，远在异国他乡的官文森心系祖国家乡，在海外积极组织抗日救国行动，至今，他的生平事迹和故事被盛平官氏后人口口相传，引以为傲。
身处南洋心系家乡 “文森队”抗日护乡
虽然官文森出生于南洋，但他却如一位漂泊在外的游子，始终铭记着家的方向。与家乡隔南海而望，祖国备受侵略者欺凌，心急如焚的他一定要做些什么......
清朝时，官文森的父亲从盛平家乡南下马来西亚雪兰莪古毛埠，以挖矿为生，家庭并不富裕。1885年，官文森出生于这个贫苦的华侨家庭。官文森自幼学习中文和英文，青年时担任雪兰莪州政府矿务巡员达12年。离职后，他独资经营利成、福利、隆新三家锡矿公司，购置81公顷橡胶园，成为总经理。在工人家庭成长的官文森，品性温和，乐善好施，为人慷慨，平易近人，因此在吉隆坡广交朋友，并深得朋友们的信赖。
清朝末年，官文森加入了洪门致公堂，不久又加入同盟会，任部复书报社社长。1911年4月，革命党人黄兴率13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中国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黄花岗起义，官文森派7名进步华侨青年到广州一同参与其中。191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组织中华革命党，官文森任中华革命党雪兰莪分部部长。
“在抗战爆发祖国存亡的危难时刻，身处南洋、一心为国的爱国侨领官文森，组织马来西亚有志青年成立‘文森队’回国抗日。”深圳市古迹保护协会监事长、文物保护专家彭全民将彼时海外华侨心系祖国、英勇抗日的故事娓娓道来……
1938年10月，东江下游地区沦陷的消息传到海外，南洋惠属侨胞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行动起来，开展救国救乡活动。10月30日，南洋各地的惠属侨胞，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惠州会馆召开南洋各埠惠州华侨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南洋英荷两属惠州同侨救乡委员会”（简称“南洋惠侨救乡会”），推举侨领黄伯才为主席、官文森为副主席。在救乡会的带动下，南洋各地很快成立惠侨救乡分会和惠侨救乡支会，他们团结10多万名侨胞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声势浩大，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
1939年初，官文森与侨领黄伯才、张育才等人商议，组织队伍回国抗战，并独资组织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女子救护及宣传队，也就是耳熟能详的“文森队”，由华侨抗日志士王春红任队长。回国前，“文森队”在吉隆坡募捐到钱物一大批，药品七大箱，官文森还给“文森队”做了一面红底白字的队旗，每个人两套制服、两双胶鞋。1939年5月5日，“文森队”高唱着《再会吧，南洋》，在吧生港口登船，航行6天后，到达香港九龙东江华侨服务团香港办事处，随后再坐船到宝安沙鱼涌（今大鹏新区沙鱼涌），他们参加了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直接同日本侵略者作战。
异乡抗战支持全国统一 待到胜利日便是回乡时
即便自己已经被敌人围剿“四面楚歌”，但心中总有一团叫做“和平”的火焰不能磨灭。胜利之日，便是回乡之时，当踏上祖国土地、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才解乡愁......
身处异乡的官文森没有停止抗日行动。1939年底，日军铁蹄践踏马来西亚，他以马来西亚抗日总动员会主席的身份召开华侨抗日大会，并组织华侨青年在新加坡接受军事训练，在柔佛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同时，秘密联系和资助当地抗日武装奋勇杀敌。
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大肆拘捕支持中国抗日的华侨和爱国人士。此时，官文森仍在吉隆坡，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抗日。他的抗日行动很快被日本人侦悉，日本宪兵部发出通缉令，扬言“拘捕官文森 格杀勿论”。因官文森是吉隆坡的侨领，长期支持祖国抗日，又支持马来西亚抗日，他在吉隆坡拥有很高威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官文森很快得到自己被通缉的消息，开始了逃亡之路。历经诸多风险，他来到新加坡，在朋友的橡胶园里度过了三年。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官文森才重新返回吉隆坡。
日本投降后，英国人便迅速派出军舰驶向马来西亚，重占马来半岛，继续对马来西亚的殖民统治。英军重占马来西亚之后，镇压马来西亚共产党。许多加入马来西亚共产党的华侨遭到拘捕；他们有的被投入监狱，有的被递解出境，继日本侵略军之后马来西亚再度成为人间地狱。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发动内战。解放战争期间，官文森和在吉隆坡的广大爱国侨领一起，继续发动华侨捐款捐物，支持中国共产党，直到全国取得解放战争胜利。
抗战胜利，官文森回到吉隆坡。他于1946年任马来西亚民盟总支部委员兼雪兰莪分部主任委员；1947年加入中国致公党，任致公党中央常委、致公党驻马来西亚总支部主任委员，积极从事民主运动。在解放战争期间，官文森和在吉隆坡的广大爱国侨领一起，继续发动华侨捐款捐物，支持中国共产党。1948年，他曾发表宣言，拥护陈嘉庚的爱国通电，反对国民党制造新的分裂，就任在吉隆坡召开的“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大会”主席，支持祖国统一大业。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官文森欣然举家回国，为新中国的建设竭尽全力。同年6月15日，官文森作为中国致公党代表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参与起草《共同纲领》。9月21日，官文森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50年初，中国致公党总部由香港迁至广州，任中国致公党第四届中央主席团成员。1952年官文森任中国致公党第五届中央副主席，同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常委、广东省侨联副主席等。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又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心系家乡官新合村 捐资修建盛平小学
行走于官新合村，穿过曲折的巷道后，一座客家围屋映入眼帘，这里，曾是官氏族人聚居之处。令人惊讶的是，这座传统的客家围堪称“缩小版”的鹤湖新居，两者在建筑结构和布局设计方面异曲同工，只是这座官新合围屋的整体体量更小。
据官新合村老一辈回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官文森带家人回到祖国，他也曾回到家乡盛平官新合村，当时就在官新合围屋中居住过一段时间。
这是官文森在地理上与家乡“短暂”的一段交集。身为官氏后人，官文森虽生于南洋，但血脉之中却流淌着官氏族人优良家风的传统。“官氏家族向来提倡男女平等，教育方面也是一视同仁，子孙后代皆可在余庆学校念书修身养性，可以看出官家对教育十分重视。”龙岗区客家民俗博物馆原副馆长孙骞说。
官文森一直热心华侨公益事业，在马来西亚时，就曾捐建加影华侨中学教室一座。1951年，回国后的官文森听闻家乡正在筹资建校，准备兴办教育，他立即决定捐资帮助筹建盛平小学。官文森捐资助学并非一时兴起，心系家乡和浓烈乡愁的共同催化下，为官氏“耕读勿废”的家规家训写下了生动注脚，时至今日，这段佳话仍然被官氏后人们讲述流传，津津有味。
延伸阅读：官文森小记
官文森（1886—1957），现深圳市龙岗区盛平社区人。曾任马来西亚雪兰莪州政府矿务巡员12年，独资开设福利、利成、隆新等三家锡矿公司，购置81公顷橡胶园。他热心华侨公益事业，历任马来西亚惠州会馆联合会总务、南洋惠州同侨救乡会副主席、雪兰莪惠州会馆总理、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常务、循人学校总理、培英学校总理。
抗日战争时期，他独资组织“惠侨救乡会”、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文森女子救护及宣传队”，回国参加抗日，还担任马来西亚抗日总动员会主席。抗战胜利后，他加入中国致公党，任中国致公党马来西亚总支部雪兰莪分部主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委。1949年9月回到祖国后，历任中国致公党第四届中央主席团成员、第五届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常委、广东省侨联副主席等，先后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