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讲"国耻史"引起的风波

1935年暑假，北京师范大学举办暑期史地讲习班，我和凌静商议决定两人一起去参加学习，并趁此机会"旅行结婚"，这样可以避开徐州和沛县的许多熟人，省去许多麻烦。因此，我们一起到了北平，在史地班学习过程中结了婚。我们的婚事办得很滑稽，亲友们既知道又不知道。因为我们在结婚前两天，煞有介事地给亲友发了通知说："定于某月某日，我们在北平举行婚礼，敬请光临。"但通知上却没有说明举行婚礼的具体地址和时刻，别人又如何光临呢？我们的本意不过是向亲友们禀告一下，我们结婚了，根本不打算让人参加婚礼。因为那一年多我在沛中教书，没有领过工资，一点积蓄也没有。结婚那天，我和凌静到西山尽兴玩了一天。途中，两人曾盘算过，以后有了孩子如何抚养。那时，西山有个慈幼院，我们误认为这是个慈善机构，费用一定很低。所以打算将来有了孩子送到这里。因而，当天特意去这个慈幼院了解情况。不料，看了慈幼院的人托简章，两个人同时目瞪口呆，原来费用贵得吓人，别说托儿费，就是人托手续费就交不起，那时我们才知道，这个慈幼院是专供官僚子弟人托的，我们只好取消了未来的设想。

那天傍晚，我们从西山回到城里，我突然看到戏剧广告上有杨小楼演出的《夜奔梁山》，又是他与郝寿臣合演。我对京剧平素就有兴趣，杨小楼又是我羡慕已久的名角，因而向凌静说："我想看京戏"，凌静也只好同意。但当时，我们俩身上仅有一元钱，买一张门票就需八角。我只好对凌静说："今天的晚饭我不吃了，宁肯饿肚子，也要看这场戏，剩下两角钱，你去买烧饼吃吧！"两人相对苦笑，我硬着头皮，看了那天的演出。

戏虽然是看了，但第二天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我又得了感冒。只好向一个老同学写信求贷。结果人家回信说："手中不便。"就这样一连饿了两天肚子。实在没办法，凌静只好去向当时在北师大任教、我们原来在教育学院的老师陈香圃求援，陈老师很热情，不仅借了十元钱，还诚恳地请我们到他家吃了便宴以示祝贺。

后来，凌静的母亲了解到我们的婚事如此简单，再三要我们当年寒假去上海补行婚礼，其实，凌静家中也很困难，只不过是老人家爱女心切，想看着我们，高兴高兴就是了。那年寒假，我们在上海期间，适逢三联书店的前身﹣﹣新知书店举行成立典礼，我和凌静应邀参加了典礼，我们还象征性地入了股以示支持。记得成立典礼好像是由姜君辰主持，参加的人还有沈兹九、薛暮桥等。

从上海回来后，我先到了徐州。恰在此时，碰到徐州民众教育馆的赵光涛。赵对我说，教育馆在邳县八义集筹办了一个师资养成所，缺历史教师，再三邀请我去开历史课。因为当时仍在寒假期内，沛中还没有开学，我便对赵光涛说："可以去讲'国耻史'"，意在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赵光涛说："只要你答应去上历史课，讲什么都行。"

八义集师资养成所是国民党徐州专员 CC 分子邵汉元为实行政教合一培养 CC 势力而举办的。学员是从徐州周围各县每乡抽调一名中小知识分子，如小学校长、乡长、高小毕业的失业青年之类的人物。在这里经过短期学习，结业后可以分配做区、乡长，农校校长，县、乡自卫队长等。实际上是为徐州专员所管辖的地区培训政教合一的干部。邵汉元委托民众教育馆承担教学工作，赵光涛任教务长，徐毓生、陈筹等都是教员。

我到师资养成所不久，有一天邵汉元来校召开大会做报告，他从反动政治目的出发大放厥词，说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不是敌人，是我们的友邦；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整个讲话，一字不提抗日救国。而后，我在讲课时，把他的讲话完全颠倒过来，针锋相对地说："苏联是当今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赤色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是正在侵略我们的敌人，绝不是我们的友邦！"还讲了近百年中国的外侮史，当前又处于国难当头，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考虑如何抗日救国。

当时，已是"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到处在宣传抗日救国，我的讲话也没有什么过分之处。有的同学把我的讲话记到了周记上。因为学生中也夹杂有个别特务分子，他们故意在周记上写一些对国家、民族、个人命运表示悲观消极的话，似乎是在自贱，想套老师的批语。我没有想到情况的复杂性，曾好心地在这样的周记上写了批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路是人走过来的，向前看！"等鼓励的话。没想到，这些特务学生把周记上我的批语、讲话，都报告给邵汉元。后来，我还从赵光涛那里了解到，还有些人向邵汉元写信说："郭影秋就是郭玉昆，此人一贯左倾，是个过激派。"

邵汉元得知这些情况后，大为恼火，就把赵光涛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进行训话，指责我的讲话是错误的，竟敢在学生中散布与他对立的言论，必须追究惩处，等等，摆出一副官僚尊严。因为我是赵光涛请来的，讲"国耻史"又是他同意的，他作为师资养成所的教务长，学校出了事对他也不好，当然要想方设法给我开脱。于是他竭力向邵汉元打圆场说："郭影秋这个人我了解，原来是我们民众教育馆的馆员，有学问、有才华，难得请来。但他毕竟年轻，不了解国情，不过是把听来的一些言论在课堂上讲了，并没有什么背景，有什么冒犯专员之处，请多包涵。"我则说："我讲的那些话，是讲'国耻史'课讲的，因为我是历史教师，我只能按历史事实讲。"邵汉元仍强词夺理说："我看你思想很不纯正！"他为了测验我是否是共产党，又改变腔调说："青年人都应为党国效劳，我看你还能干，到我的专署当个书记如何？"所谓书记，也就是做干事、文书之类的工作。我则向他表示：自己是沛县中学的教师，不过是利用寒假，临时在养成所代课，还得回沛县中学去，谢谢专员的好意！邵汉元又板起面孔说："反正你不能再留养成所任课。回沛中也是误人子弟！"不过，经过赵光涛的一再说好话，邵汉元表面上总算是罢休了。

当时，沛县中学校长苗敬一听说我在徐州发生了事情，也派了学校的事务主任杨桂云到徐州来接我回学校。于是，我随即又回到沛中。

讲"国耻史"引起的风波，似乎平息了。但我回沛县之后，国民党徐州专署即派了特务跟踪到了沛县。经过那次风波，我讲话、做事，都更加谨慎了，也促使我学会和善于进行秘密斗争了。

（二）打死特务姜友吉后的大搜捕

我回到沛县中学不久，就发现一个叫吴梅庵的人经常到学校里来。这个人本来是我在铜山师范时低一年级的同学，但我并不认识他。他到沛中后，经常找学校的戏剧教师范景文，但似乎与范也并没有什么深交。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他的出现很不正常。曾经问过范景文，这是什么人？范景文说是演戏时认识的朋友，两人爱在一起看戏谈戏，他这次到沛县办事，随便到学校看看。范景文这个人很罗曼蒂克，他教戏剧，又爱唱京剧；学校里有话剧团和京剧社，我和他都参加了，也常在一起演戏。那时，我们用京剧掩护进步的话剧，常常是同一场演出，先演京剧，后演话剧。我也曾多次登台演出京剧，如饰演《捉放曹》中的陈宫、《珠簾寨》中的李克用等。由于演剧的关系，也常和范景文来往，有时范景文还把吴梅庵带到我的宿舍聊天。一次我发现吴梅庵乘我不注意偷偷翻查我批改的卷子和作业，这才使我清醒地把他和徐州专署邵汉元联系起来，对他产生了足够的警觉。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吴梅庵到学校来时神色很紧张，学校里的苗敬一、杨桂云等，也在一起窃窃私语。我很快了解到，原来是在沛县夏镇发生了打死特务姜友吉事件。

这年4月份，在沛县湖东的夏镇，我湖上武工队处决了叛徒、特务姜友吉。事件发生后，很快引起各方面强烈的反响。

夏镇是湖西党组织去枣庄与苏鲁豫特委联系的必经之地，但在这里却出了个叛徒、特务姜友吉。他原来参加过我们党，1933年叛变并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就住在夏镇，经常搜集我们的情报，跟踪、搜捕革命者与共产党员。由于他认识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威胁，几乎封锁和卡住了我们的一条咽喉，使党的工作与湖西的交通受到很大的损失和破坏。因此，苏鲁豫特委决定除掉这只恶犬。当时，微山湖上我们有个武工队，为了除掉这只恶犬，由特委领导张光中同志亲自出马，率领了张俊甫、肖纪洲等四名武工队员，进行了周密安排，计划利用泰山庙会的机会干掉他。泰山庙会很大，一连三天。庙会的第二天，旧历四月初八，武工队将姜友吉诱到庙会上，趁他看拉洋片的机会，出其不意将其一枪打死。然后又冲天上放了两枪，高喊："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庙会顿时一片骚乱。我武工队乘机安全撤回湖上。

处决姜友吉的事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党组织事先没有向下面交代，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事情发生后，外面纷纷传说："这事肯定是湖上的人干的！"在沛中的苗敬一与杨桂云也推测说："这事八成是张老心他们干的。"这下子我完全清楚了，张光中同志原名叫张心亭，人称张老心，在苏鲁豫一带是位很有影响的共产党员。既然苗敬一等已经把这件事同共产党联系起来，我知道，此事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国民党决不会善罢甘休。所以，立即把身边的机密文件全部销毁，甚至连一些进步书刊也设法转移，完全处于戒备状态。

6月11日晚大约十点钟左右，吴梅庵突然闯进我的宿舍，我看他来势不善，仍然镇定地搬凳子请他坐，他却举起手枪对我说："不许动，举起手来！"说着，又进来两个人，在屋里随便乱翻起来，搜查了一阵毫无所获，但吴梅庵仍狠狠地说："跟我们走吧！"他举着枪，另两个人连推带打地把我押出来。

原来国民党徐州和沛县党部，对干掉姜友吉一事非常恼火，阴谋策划了对我党进行疯狂报复和破坏的活动。负责这次大破坏的是国民党徐州特务室主任庄世荣，还有个叫傅乾中的，这两个都是南京派来的大特务。在他们的指挥下，具体执行破坏计划的是朱大同，此人也是个心黑手狠、既是叛徒又是特务的双料货。他们妄图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于6月11日夜在徐州附近各县统一进行大搜捕，凡是被认为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嫌疑的，乃至他们认为有左倾思想的"危险分子"统统抓起来。一夜就抓了一百多人。那次大搜捕，对徐州地区党组织破坏极大，特委也被破坏了，张光中同志因叛徒告密也在枣庄被捕。各县的党组织几乎被破坏光，所有党的组织都被瓦解；大多数党员被捕，侥幸没有被捕的，也大多逃跑或躲藏起来，失掉党的关系。看来，惩处姜友吉一事虽有必要，但对事后必然引起的反响，以及我党应采取的应变措施却考虑不周。这是惨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三）狱中斗争

吴梅庵和另外两个特务把我押到操场的主席台角下。稍时，我看到苗敬一、杨桂云和范景文也先后被押到这里。国民党特务进校捕人是夜间十点钟之后，学校的学生都已熄灯就寝。经过一阵搜捕和骚动，一些学生被惊醒了，纷纷爬起来到院子里头看动静，不约而同地涌向操场。看到我们几个被捆绑着，有些胆大的学生还愤懑地质问国民党特务："为什么抓我们的校长和老师？"特务们哪管这些，他们用枪把学生们驱散，押着我们离开学校。一些学生眼看着自己的老师被押走，竟气得放声哭起来。哭声、喊声震荡着漆黑的夜空，我们被推上囚车，押解到国民党沛县监狱。

国民党沛县监狱极黑暗龌龊。这间牢房，不过是三间民房，中间用粗大的木桩隔开，中间小、两边大。中间是警察和狱卒的值班室，两边挤着密密麻麻的犯人，一进屋便被迫脱得一丝不挂。我被押到牢房的西屋。到牢房已是午夜了，看到犯人们还赤裸裸地爬在破烂的木板床上，一个个执着一盏用小酒盅制的油灯，捕捉臭虫。因为臭虫一见亮光就爬出来，简直是多得不可想象，满木板床上都是臭虫血，我事先没这个准备，夜间臭虫咬得睡不下。屋里的空气更是臭不可闻。我整夜也没有合眼，思绪翻滚，考虑着如何对付敌人的审讯与处置。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又把我们这批"犯人"押往徐州监狱。临上刑车时，我看到同时被捕的还有苗宗藩、苗宗平。原来都是用绳子捆绑着，上车前把绳子解开带上了手铐。每两个人铐在一起，一个人铐左手，一个人铐右手。我恰好与苗敬一铐在一起。当我与苗宗藩碰在一起时，他低声对我说："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这是暗示我，什么都不要承认，一定要顶住。

沛县离徐州有一百多公里，一进徐州城，押解的人把我们推下囚车，两边是荷枪实弹的军警，把我们这些"犯人"夹在中间穿过街道。街道两旁有很多人围观，国民党似乎是以此让我们"游街示众"，也显示一下他们的威风。苗敬一这个人虚荣心很强，好像是怕围观的人看见他被铐着难看，就用一条白毛巾把手捂起来，我则认为这没有什么难看，所以当他捂上，我就将毛巾抖落到地上，他则再捡起来捂上，如此反复不停地重复了好几次。因为两个人的左右手铐在一起，每一起落，两个人都要共同弯腰扬身，但我不厌其烦，主要是对苗敬一这种心理状态感到厌恶，所以和他对着干。我从小就在徐州念书，以后又在这里工作，前后有七八年，市里有许多人都认识我，但我觉得因为革命被国民党抓捕是光荣的，并没有什么难看，为什么怕别人看自己被铐着？

敌人把我们押到徐州大同街警察局拘留所，这是专供审问犯人的地方。房子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我们同时被抓的几个人都押在这里。进来之前，这里已被关了一个人。他向我们说，已被关了半年多，大概每隔半个月就要提审一次，每次提审都是打棍子、压杠子，弄得皮开肉裂。估计伤口愈合了，再提审一次，再用刑一次，如此循环往复，始终使人不得安宁。叫他这么一说，杨桂云吓得惊叫起来；范景文也有些毛骨悚然；苗敬一的思想斗争看来也十分激烈；我自己也意识到要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我们被关进来不久，又进来一个叫赵光复的人，他是个自首分子。后来又进来一个人叫王义，他又叫金合法、李正道，是在一个深夜被用刑后，拖到我们这里来的，受刑很重，两只胳膊都被吊断了，屁股也被打烂了，被拖进来后，疼痛难忍地呻吟着，但却没有一点乞怜求饶的样子。苗宗藩认识他，他是老苗家的长工，我到老苗家去时也见过他。所以，一见他进来，苗宗藩就向他打手势，并低声对我说："老王是好样的！"我看到他受刑后痛苦而坚决的样子，也当即留下极好的印象。因而，在狱中便主动接近他。在相互接触中，他对我也有好感。在几次放风时，曾断断续续向我介绍说，他是河南开封人，逃荒来到沛县。父亲给人家当长工，自己也随着打短工。并说，他是沛县农村党的负责人，几次向我示意，可以介绍我入党。但我当时已经是党员，组织关系是单线联系，我又不好向他表明身份，否则就是违反组织纪律，特别是在狱中，不仅有可能暴露自己，而且会使组织受到破坏。所以，婉言推脱了。他还曾经对我说："以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咱们再碰到一起多好呀！"当时，"夺取全国政权"的口号，是立三路线的残余。王义不懂这些道理，只知道闹革命，打倒地主，夺取全国政权。但这些言论和表现，却使我极为钦佩和敬仰。一个农民、长工参加革命人了党，被捕受刑，坚贞不屈，在遍体鳞伤的情况下，没有丝毫的犹豫和颓丧，仍想着夺取全国政权如何如何，实在令人从内心敬重。

我们在徐州警察局拘留所，前后被关押了四十多天，审问也没有什么法律程序，想什么时候提审就什么时候提审。审讯室距囚禁室不远不近，审问的供答声囚禁室听不见，但行刑的动作、皮鞭声、棍棒声以及被审受刑者的惨叫声，都听得很清楚，他们以此给被关押的人造成精神上的威胁。我和苗宗藩都先后多次被提审。

我进狱后五六天的一个深夜，被带去受审。审讯者提问了我的履历后，便单刀直入地追问我：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谁介绍加入的共产党？我只是回答："我不是","不知道"。不管审讯者如何威胁、利诱，我就是这两句话。审讯人猛地离开审判桌，狰狞地走到我面前，凶狠狠地给了我一个嘴巴，打得我眼冒火星，满嘴流血。接着他仍继续追问，狡黠地问我："你说谁是共产党，只要你说出来，马上恢复你的自由。"但，不管他怎么变换手法，我还是那六个字："我不是"，"不知道"。接着又是一顿毒打，直到用绳子吊起来，用皮鞭狠命地上下抽打，我仍然一句话不说。他们便把绳子一松，我从高处一下摔到地上，顿时不省人事。最后被折磨得像一团肉泥似的，拖回牢房。经过多次审讯拷打，我深深感到，在敌人的监狱中，对于每个人确实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经过几次审讯动刑后，我们这几个被捕的人便发生了分化。首先是苗敬一表现出贪生怕死；那个戏剧教师范景文也忍受不了狱中的折磨。当时杨桂云则乘机进行分化瓦解。杨桂云原来是个隐蔽的特务，故意装做犯人与我们一起被抓进来的。王义到我们的囚房后，曾偷偷地对我说："杨大脚（桂云）是奸细，当心！"后来，我也察觉到他的表现异常。他与我们吃住在一起，开始一个劲叫冤屈，后来他看到苗敬一是个软骨头，就向他进行攻心战术说："咱们什么都不知道，也被抓了进来跟着受害，知道的人又不说，咱们要一起坐牢到什么时候呀！"苗敬一便跟着嘟囔说："谁知道就该快说！"于是杨桂云便进而挑拨离间说："你父亲他什么都知道，你要动员他快说，他老不说，把咱们一起枪毙了，什么都吹了！"当时，苗敬一正在搞恋爱，他的女朋友姓庄，原来准备很快就要结婚。杨桂云又抓住苗敬一这方面的弱点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就这么长期蹲在牢房里吗？你不怕死可以，但还得替人家老庄想想，你想让她守一辈子寡呀？"苗敬一果然被杨桂云征服了，他一再逼他父亲交代，甚至说："你不能生我又杀我！"大哭大闹，不可开交。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苗敬一这个人读过不少进步书，平常讲起话来慷慨激昂，似乎他最革命，但在关键时刻，表现了一副软骨头，活生生地暴露了叛徒嘴脸。好在他不知道苗宗藩和我是党员，否则真要坏大事。我心中明白，敌人逮捕我的时候，没抓住我任何证据，不过是把我当做共产党嫌疑犯抓来的。我和苗宗藩又是单线联系，只要他不松口，敌人就奈何不了我。那个戏剧教师范景文，在被关押到第八天的时候，突然坐起来对我说："我要说！我要说！"我反问他一句说："你要说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他确实什么也不知道，他不过就是一个普通教师，比较活跃，参加过一些进步话剧的演出，有点进步思想倾向而已！

对于杨桂云的破坏，苗敬一的投降，范景文的动摇，我们分情况开展了斗争和教育。王义最先识破了杨桂云的奸细面目。苗宗藩、苗宗平、王义和我一条心，孤立这个特务分子，睡觉和他分席，吃饭不与他一起，放风时不同他讲话。他虽然奉上司指示，装做犯人，耍阴谋、施诡计，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把苗敬一软化了，最后却什么也侦破不出来。在我们共同的支持下，苗宗藩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定，不管敌人对他如何动刑，也不管苗敬一如何以父子骨肉之情，逼他供出"姜友吉案"的真相，但自始至终没有交代一个字。我在狱中，虽然也多次受刑，挨过棍子打、鞭子抽、坐过老虎凳、受过电刑，也同样是抱定至死不屈的态度坚决斗争。我的《诗选》中的《狱中作》所说的："试把铁锥敲劲骨，铮铮犹自有金声","打掉门牙肚里咽，英雄宁死不低头"，就是我狱中思想的反映和斗争情况的真实写照。我们对于苗敬一采取了藐视的态度，常使他感到无地自容。由于我们坚持了反奸细、反自首的斗争，国民党在我们这几个人身上什么也没有审讯出来。杨桂云终于暴露出特务真面目，无法再混迹其间，灰溜溜地走掉；苗敬一、范景文也先后被释放。而后，又把我和苗宗藩、苗宗平、王义转到徐州大监。

（四）我准备把牢底坐穿

徐州大监的条件更恶劣，在不到三十平方米的牢房里，住了一百五十多个犯人。靠墙的两边搭着双层铺板，上下都睡着人，中间地面上还有时刻站着的。犯人挤得密麻麻的。我一进去，大土匪头子、被判处死刑的"瓢把"-﹣张继云（人称张黑子）就问我是什么犯？我说是政治犯。当时，监狱里的犯人分等级：头等是明火执仗的土匪强盗；二等是政治犯；三等是小偷；四等是奸淫花案；五等是贪污犯。有人暗示我向看守花钱买铺，买一个能坐着的地方就得八十块钱，我那时身上连八个铜板也没有，哪有那么多钱买铺。张黑子就恶狠狠地瞪着眼睛对我说："你等着受苦吧！"这个张黑子是看守的帮凶，他帮着看守勒索犯人的钱财，弄多了分给他一点，买些酒肉吃喝。因此，他发现谁有钱不拿出来买铺，就想法折磨谁。牢房里有个粪桶，夜里犯人的大小便都解在里面，张黑子就逼着人把头伸在粪桶上，再叫几个大汉戴着二十四斤的大镣蹬你，把人蹬得一动不能动。幸运的是，1932年、1933年，我常来徐州大监探望被捕的同学赖名震等人，曾不断给看守所所长点便宜，也认识几个看守，他们给了我一点方便，给了一个可以侧身睡觉的地方。

在监狱里吃的也很差，每个犯人每顿饭两个杂面卷子、一小碗冬瓜汤，早、晚各一顿。每逢吃饭时，放一次风，才能到外面活动一下。凌静有时来看我，带一点吃的东西。那时探监很困难。在一两尺厚的墙上，挖了一个一尺见方的小洞，每次探监只能说三五分钟话。凌静每次来探监时，见我浑身伤痕累累，都哭得不行。然而，她哭我却笑，以此减轻她一些精神负担，弄得她也哭笑不得。

原来关在徐州大监的赖名震也来看过我，还向我透露说：你的问题很严重，现在有三条路：一是长期在狱中坐下去；二是枪毙；三是交代自首。我对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如要枪毙就不用说了，如不枪毙，我也准备好了，我准备把牢底坐穿！"当时，还有一个同学也来看过我，他原来在柳泉镇民众教育馆当馆长，这次来看我时，穿了一身军官服，还佩带着蒋介石刻字的小刀。他对我说："你需要什么只管讲，我都可以帮助解决。"我也弄不清他是什么用意，便对他说什么都不需要，如有可能只请给我送几本小说，另外买一本《心理学》、一本《教育学》。后来，他果然把书送来了。

敌人非常卑鄙，国民党特务头子庄世荣等人，曾在狱外对我爱人凌静进行恫吓，说我思想左倾，贩卖过军火，枪杀过人命，是共产党要犯。凌静在他们面前一句话也不说。她虽然不知道我是否参加了共产党，但对我总是了的，根本不信他们的捏造。有一次凌静来监狱探视，看守还特意给开了个单间，让我们俩单独谈谈。凌静不了解这是特务设的圈套，竟小声问我："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我知道有特务偷听，就答非所问地说："现在已快放暑假，你还是回上海老家去吧！不要老来这里看我！"我也怕她在外面受到迫害。另外，我还对她说：如有可能，可找俞庆棠老师设法营救。

我在徐州大监又住了两个多月。一天看守突然拉着腔调喊："郭影秋接见了！"每次有人探望时，他们都是这样喊，我还以为是有人来探望，谁知看守把大门打开，推了我一把说："出去！"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吵着说：我里面还有替换衣服、书籍用品什么的。看守白了我一眼说："你这个人真糊涂，这个门只能出，不能进！"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是被释放了。我之所以被释放，一方面是我的老师俞庆棠在上面活动，另一方面是民众教育馆的赵光涛、徐毓生在地方上说情。特别是我被捕前后，敌人又没有抓到我是共产党的证据，审讯中也没有查出我与姜友吉案的任何联系。因此，经过狱外多方营救，终于由赵光涛找了个裁缝铺作铺保，办了个铺保手续，就被释放了。

从1936年6月11日被捕，我在狱中坐了一百天出头。这一百多天的狱中生活，使我受到极大的锻炼。我少年时代虽生活艰苦，但毕竟是一个知识青年，后来参加革命，能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打游击，风里来雨里去，枪林弹雨中都无所畏惧，同经受过这次狱中考验有很大关系。根据我的体验，凡是经历过狱中斗争考验过来的人，什么生死、战争、艰苦都不在话下。

【郭影秋(1909- -1985) ，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0年考入江苏教育学院，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在沛县中学教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湖西中学。1935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后投笔从戎，曾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从解放战争开始，郭影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