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长征落脚陕北开始，一直到1947年3月份撤离延安，这漫长的13年里，毛主席都在延安度过，他在那里生活、奋斗。在延安那会儿，他从42岁走到了55岁，那真是一段不容易的日子。那时候，条件挺苦的，但还是有好多国内外的记者给毛主席记录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时刻。美国大牌记者埃德加·斯诺抓拍的那张《毛泽东在保安》照片，真的是超赞的一张。美国有名的大文豪兼新闻工作者斯诺，1936年漂洋过海，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他是首位到延安进行实地采访的西方媒体人。他的书《中国红星闪耀》在1937年到1938年间，先在英国后在美国问世。他头一回把咱们党和军队的事儿讲给了全世界听，让延安这个名字走出了国门，被世人所知。1936年夏天，7月的中旬，毛主席头一回在保安这个地方，跟斯诺还有那位美国大夫马海德碰了面。这张照片啊，是斯诺和马海德准备上前线去做采访之前，专门跑去跟主席道个别时照的。那时候，毛主席的头发挺长的，而且他没戴帽子。斯诺见状，立刻把自己头上刚戴的、挺新的那顶八角帽摘下来，递给了毛主席，让他戴上，好把长头发盖住。
1937年1月份，毛主席的这张照片出现在了美国的《生活》杂志上。这可是头一遭，咱们这位伟大头领的模样被海外的人瞧见了，一下子就在全球范围内炸了锅。场景设在毛主席曾住过的老土窑里，他穿着补丁衣服，头戴一顶新帽子，眼睛闪亮有神，鼻梁挺直，脸颊上的颧骨很明显，眉头微微皱起，整个人显得威风凛凛，这就是那会儿红军风采的最佳体现！这红军样式的八角帽，毛主席仅仅试戴了几分钟，随后就转手给了斯诺。斯诺对这帽子宝贝得不得了，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在自家。
1972年2月，斯诺离开了人世。后来，他的妻子和儿女就商量起那顶帽子的归属问题，大家都觉得，这帽子还是应该留给中国。斯诺夫人自己把帽子递给了邓颖超，让邓颖超帮忙把帽子送到北京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去。革命纪念馆的伙伴们做了一顶跟原来超像的红军八角帽，送给斯诺一家，让他们留个长久的纪念。这顶帽子，上面镶着颗耀眼的红星，永远铭记在历史长河里！【这一张是没发表过的，比斯诺拍的还早一点】
毛主席在1936年7月3日那天，从瓦窑堡搬到了保安县城。这个县城挺小，人口也就一千来号人，他在这儿一住就是半年。7月15号那天，我头一回见到了斯诺和马海德，接下来在16号、18号、19号还有23号，毛主席连着五个晚上都跟他们见了面。这张照片拍摄于1936年7月快结束的时候，就在毛主席平时住和工作的那个地儿。拍摄照片的是军委里的两位年轻干部，他们是钱昌鑫和邹毕兆。后来，钱昌鑫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钱江，并且在1955年获得了少将军衔。钱江这张照片也是在那会儿拍的，说不定比斯诺那张还要早些，可就是一直没见它发表出来。我也是头一回瞧见，瞧见年轻时候的毛主席，感觉特别稀罕，特别宝贵。【童小鹏无意间拍到毛主席】
童小鹏，生于1914年，离世于2007年。他走完长征到达陕北后，有段时间给毛主席当过秘书。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他就一直在周总理身旁工作了整整40年。1936年冬天12月份，童小鹏跟着周总理去了西安，处理西安事变的相关事情。在红军设在西安的联络点，那里有个叫李克农的处长，他因为眼睛有毛病去上海看病了。回来的时候，他带了一架德国做的照相机，让童小鹏帮忙收着，还手把手教他怎么用。李克农特意交代，让他多拍点有价值的照片。之后，童小鹏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干活，很少有机会能见到毛主席，他心里头老惦记着给主席照张相。
1937年5月份，童小鹏回到了延安。有一天，他拎起一台照相机，就往延安的凤凰山走去。他趴在山丘上，调整好相机的对焦，正准备找个好角度拍照。就在这时，有个人影猛地出现在画面里。童小鹏定睛一瞧，原来是主席。童小鹏连忙按下相机按钮，头一回给主席拍了张从头到脚的全身照，还有张上半身的照片。这张只照了上半身的照片，跟美国记者斯诺拍的那张戴着八角帽的照片感觉很像：不管是姿势、表情还是穿的衣服，都差不多一个样。在这张全身照片里，主席脚踏一双布鞋，裤子看起来有点短，上衣口袋里鼓鼓囊囊的，装着他的烟荷包。这一幕，让人真切感受到主席日常生活的朴实无华。【70年后，惊喜发现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张毛主席和白求恩的合影】
白求恩，生于1890年，离世于1939年11月12日，他是加拿大的一名共产党成员，也是个国际主义斗士，更是知名的胸部外科手术专家。1938年，他远赴中国，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可惜在一次手术后，不幸被感染，进而引发了败血症。结果在1939年11月12日早上，他就离开了人世，去世时年仅49岁。1938年春天，4月头一天，战火纷飞的延安迎来了一个新组织——陕甘宁边区专门对抗敌人的电影团队。那时候，看电影在中国可是件挺新潮、挺有科技感的事儿。有一天，延安首次放映了有声电影，这消息一传开，整个城里的人立马都知道了，到处洋溢着激动和盼望的情绪。白求恩接到了参加的邀约。尤恩写了本叫《1932到1939年，我跟白求恩大夫当护士的日子》的书，里头讲了他们被中宣部请去看电影的事儿，一块儿去的有白求恩大夫、布朗大夫，还有就是她自己。那次是在户外搞的一场电影放映，放的是苏联的《夏伯阳》。电影放完后，毛主席简单说了几句，给大伙儿介绍了两位新大夫，白求恩和布朗。
白求恩不光是位顶尖的胸外科大夫，他还兴趣广泛，热衷拍照、写文章、画画。他到中国之前，入手了一台新款的莱丁娜相机，这相机配备的是柯达镜头。看电影那会儿，白求恩悄悄安排人用那部相机，给他和毛主席拍了个合照。瞧瞧那照片，毛主席看起来压根儿没意识到有人在拍他。后来，白求恩要离开延安，去晋察冀根据地，那时候他写了封信，还把和毛主席的合照一起寄了出去。照片背面写着1938年5月1日这个日期，他一并寄给了远在加拿大的好朋友莉莲。2013年的时候，我意外得知有这么一张合影存在。多亏了当时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的会长李超林帮忙，李深清才有机会跑到广州去见铁原，并且顺利拿到了那张照片的复印件。铁原和比尔是铁哥们，比尔呢，是莉莲的娃。经过一番波折，到了2015年，就是咱们中国庆祝抗日战争胜利，还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那会儿，白求恩老战友的后人，也就是比尔，他决定给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送个大礼，把世界上独一份的，毛泽东和白求恩一起看电影的合照，给无偿捐了。白求恩大夫在中国奋斗了一年半，他全身心投入到抗战事业中。毛主席赞扬他，说他是个品德高尚、纯粹无私、有道德底线的人，他从不追求低俗的乐趣，而是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