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早晨，偏安台湾的蒋介石穿着睡衣，在卧室里边翻报纸边用早餐。
突然，蒋经国急急忙忙地闯了进来，兴奋得没头没脑地报告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蒋介石不喜欢他这种沉不住气的样子，问“什么事这样慌张?”蒋经国回答说：“南、北朝鲜打起来了。”说着，将一份电报呈上，蒋介石看罢，眼睛一亮，脸上露出了笑容。
这份电报是“国民党伪驻韩大使”邵毓麟发来的，在简要报告了战况后，有一段政治分析：
韩战对于台湾，有百利而无一弊……如果韩战演成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大陆。
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世界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使共党渡海进攻台湾。
邵毓麟
对蒋家父子来说，朝鲜战争的爆发，的确是个好消息。
1950年春夏之交，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最为恐慌的日子。自海南岛被攻占、舟山撤守后，许多人预感到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
当时相当大一部分“党国要员”对守台湾根本丧失了希望，而争相逃往海外。
直至40年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的社论也对此追述说：
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是国民政府失去整个大陆而困守台湾一岛，风雨飘摇的时刻。中共政权建立未久而正酝酿渡海攻打台湾。岛内情形更为紊乱。
军队是败兵之众，政府是流亡组合，共产思想像挡不住的洪流，大学生在校园内“扭秧歌”，事业单位在“护产待变”，撤退来台的人打算再度开溜。
中共地下党在岛内无所不在，准备起义接收。
1950年台湾
本来美国总统杜鲁门已经抛弃蒋介石了，他成了棋盘上的一颗“废子”，朝鲜战争一打，这颗“废子”又可以回到棋盘上来了。
蒋介石情不自禁地来了一句“天不绝我也!”接着问：“经儿，对邵‘大使’的分析，你如何看？”
蒋经国说：“但愿韩国军队尽快获胜。”
“不！”蒋介石摇了摇头说，“如果韩国军队迅速获胜，美国还会出兵吗？我们要的不是这个……”
“哦！”蒋经国明白了，“那就是战事闹得越大越好，时间拖得越长越好。”
最后，蒋介石诡秘地说，要不了三天，美国人就会站出来的。
果然，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即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声明，说如果“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
他命令美国驻远东的海空军支援和掩护韩国陆军抵抗朝鲜人民军的进攻，同时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逻，以阻止中共军队从大陆对台湾发动进攻。
按蒋介石的判断，只要美国参战，那就很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联合国已经通过南朝鲜李承晚政府的提议，组成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参加朝鲜战争。
这场战争的性质已经从朝鲜内战演变为国际战争了，而只要发展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他重返大陆的机会就来了。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收到了韩国总统李承晚和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电报，希望他出兵援韩。
他马上亲自主持会议，讨论决定派最精锐的52军3个师共3.3万人参战，可被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口拒绝，理由是此举或可招来中共的强烈干预。
他热脸对了个冷屁股，好生没趣。8月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对蒋介石颐指气使，他也得忍气吞声，强装笑颜。
他把麦氏亲吻宋美龄之手以及与他合影的大幅照片登在台湾报纸的头版上，以此宣示美蒋蜜月期到来了。
在麦氏访问期间，敲定了美空军第13联队常驻台湾，美军在台设立军事联络办事处等事项。
骄横的麦克阿瑟甚至提出了双方陆海空军由他统一指挥的要求，未能得逞。此后，蒋介石又先后4次提出派兵入朝，均被拒绝。他恶狠狠地骂道，娘希匹！美国佬也怕毛泽东了？
且不管美国人是否怕毛泽东，反正毛泽东不怕美国人。遇到朝鲜战争这个天大的难题，他照样挥洒自如，谈笑自若。
在杜鲁门发表声明的次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上说：
“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
本是一件坏事，他却说很有利益。利在何处？
利在美国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从而使一部分中国人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丢掉了对美国的幻想。
不过，这一点是从长远结果来看的，而在眼前，他必须考虑如何应对。
当时，新中国成立还只有9个月，百废待兴，头绪万端，恢复经济，剿匪斗争，准备新区土改，进军西藏和解放台湾以及党内整风，都是他手头的大事。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未雨绸缪，成立东北边防军，调4个军（第38、39、40、42军）和3个炮兵师于7月底在安东（丹东）、辑安、本溪一线集结，以防不测。
他和周恩来等人预见到了美军会在仁川登陆，并将这一预见转告了朝鲜当局，可惜因种种原因，9月15日,麦克阿瑟几乎毫不费劲地在仁川登陆成功了。
从此，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联合国军狂飙北进，攻克朝鲜首都平壤，并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朝鲜派特使送来了请求中国出兵援助的信件。在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支持下，毛泽东以伟大战略家的眼光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毅然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定。
是否出兵援朝据是毛泽东一生遇到的相当难决策的问题之一，因为直接关系到新中国政权的存亡。
撇开政治、经济方面不说，仅在军事上就出现了兵力部署难以兼顾的矛盾。这个矛盾可用“两个敌人，四面要兵”这八个字来概括。
“两个敌人”，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蒋介石；“四面要兵”，抗美援朝要兵，沿海防御要兵，剿匪要兵，进军西藏要兵。
进军西藏只涉及18军和一些辅助部队，而其余三个方面，哪一个方面都急需兵力。
先说抗美援朝要兵。志愿军第一批出国的是13兵团4个军和3个炮兵师，接着增派第50军和66军，又从华东调来第9兵团3个军，从西北调来19兵团3个军作为后备。
按照毛泽东8月份的构想，要准备12个军机动，到19兵团调来时，正好12个军了。但战场需要远超出12个军，还须预备后续部队。
其次是增强海防要兵。美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后，使两岸态势向有利于蒋介石转变，我从准备解放台湾变为沿海防御，攻守易位。
蒋介石开始实施其“反攻大陆”战略，将其残余部队20个军的番号整编为12个军和26个独立师；
军队由守势部署改为攻势部署，其中7万余人部署在浙、闽、粤沿海我尚未解放的岛屿上；
在日本“白团”的“顾问”下，分别在台湾的南、中、北部举行了三场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制定了窜犯东南和华南沿海的计划。
蒋介石总的思路是，正规军的海上登陆与“敌后”土匪武装两面夹击，先夺取沿海要点，再向纵深发展。
在这之后，解放军部队，特别是华东、中南军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加紧集结机动兵力，以适应抗美援朝和增强海防的需要。
以上两个方面所需大量兵力，只能从剿匪部队中抽调。这就涉及第三个方面，即剿匪用兵问题。
至1950年9月，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大战略区腹心地区和交通线上的股匪已经基本肃清，剩下的股匪主要在边缘区。
但朝鲜战争爆发后，匪特深受鼓舞，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要打起来，不少股匪已被消灭的地方，匪患又呈死灰复燃之势。
腹心区要清剿，边缘区要会剿，没有一定的兵力是不行的。
而且与朝鲜战争之前相比，如今匪特活动的海外背景更加明显，比原来由国民党溃兵和经济土匪难解决得多。
在福建，朝鲜战争爆发后，仅从金门派遣潜入大陆的匪特达2000余名。
在广东，从朝鲜战争爆发的1950年6月底至1951年1月的半年中，美蒋派遣入境的匪特共6422名。
这些匪特大多在台湾或香港接受了各种特务训练班的训练，如“内调局干部训练班”“国防部二厅情报训练班”“中国国民党党政训练班”“保密局香港训练班”等等。
这其中，尤以“国民党党政训练班”规格最高，因为该班从第四期开始，蒋经国亲自担任班主任且讲授部分课程。
这些匪特潜回大陆搜罗残匪，发展新匪，一时间又冒出许多新的匪特武装番号，仅福建一地就冒出了300多个新番号。
三个方面都需要用兵，而总兵力是有限的，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死结。
不过，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把上述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因美国入侵朝鲜和台湾海峡，所以蒋介石燃起了“反攻大陆”的希望，又因蒋介石扬言窜犯大陆，所以匪特格外猖狂。
因此，抗美援朝战场只能胜不能败，胜则蒋介石失去希望，匪特也就没了指望。
而海防与剿匪，二者是攘外安内的关系，而没有内部接应，外来进攻是容易对付的。
因此，剿匪是一个前提，一把钥匙，尽快剿灭了土匪，就能腾出兵力，或用于抗美援朝，或用于加强海防。
当时，有情报称，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当局正调集约20—25万人马，准备在近期“反攻大陆”。
虽然杜鲁门不支持蒋介石出兵朝鲜，但对国民党军“反攻大陆”却产生了浓厚兴趣。杜鲁门让麦克阿瑟传了个话，蒋介石就派何应钦、郑介民屁颠屁颠地跑去东京汇报。
这两个人，一个负责汇报反攻计划，一个负责汇报“敌后”策应计划，妄图里应外合，一举拿下离金门最近的厦门、泉州，接着攻占全福建，再以福建为跳板，三路出击。
因此，福建的安危，关系着东南沿海稳定大局，毛泽东必须亲自关照。
第十兵团在1949年10月的金门战斗失利之后，一心要血金门之耻，可以说一门心思扑在再攻金门上，各种准备工作可以说做到了细致入微。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华东军区以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和炮兵第三师为入闽增援部队，奉命向福建开动，集中在浙东沿海的船只也准备向福建转运。
第十兵团准备等待增援的炮兵、船只到达后，即再攻金门。
为了使攻岛部队消除因攻金门失利而造成的思想顾虑，提高渡海作战的信心，解放军第十兵团于1950年5月组织了对福建南部较易攻取的岛屿——东山岛的进攻战。
东山岛是福建省仅次于平潭岛的第二大岛，面积165平方公里，人口8万左右，系闽粤海上交通咽喉。
由于该岛是国民党军联系台湾和广东万山群岛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其向闽粤两省内地派遣特务武装的重要基地，因而岛上有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七军的两个师约5000人驻守。
但是东山岛距大陆最近处只有500米，相对金门等岛屿来说属易攻难守。
解放军第十兵团根据以往经验，为确保作战胜利，集中了第三十一军的第九十一师和第三十二军的第九十四师，并加强了野炮1个营、山炮2个营，事先集中足够的船只。
5月11日晚间7时，解放军在夜幕已降临、敌机不能干扰航渡的情况下，以岸上的炮火掩护，开始越海强渡。
晚10时，登陆部队顺利占领岛北岸滩头阵地。守岛的国民党军见解放军大部队已上岸，无力反击，纷纷向岛南端逃窜，觅船撤往金门。至第二天天亮，全部占领了东山岛。
此战，我军俘虏国民党守军2000余人，其余3000余守军乘船逃走。
被俘国民党军
通过攻击厦门、金门、舟山、海南岛和东山岛的实践，解放军已经基本掌握了以木帆船为主体进行渡海作战的规律，探索出一套在当时行之有效的办法。
在没有制海权、制空权的情况下，对于距离在一夜之内的航程可以到达的岛屿，解放军完全利用夜暗将部队运抵其岸边登陆。
当时解放军的陆战能力普遍远远高于国民党陆军的任何部队，因而只要有相当于守岛敌军兵力的部队登陆，就有把握完成夺岛任务。
对剿匪虽然也很重视，但第十兵团停留在会上听听汇报，作作指示的层面上。军队一把手的态度势必影响机关和部队官兵。
比如，在经费和物资供应上都是攻金部队优先，剿匪部队靠后，以致剿匪部队经常出现断粮断供的情况，剿匪部队因而感到低人一头。
在俘匪随抓随放的问题上，剿匪部队有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俘匪吃饭的经费无处报销，没有钱管他们吃饭。
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福建匪乱蜂起，有政治色彩的土匪发展到500多股，约5.5万人。
福建自民国以来又一直是粮食自给不足、需要进口的省份，1950年春天遇到春旱，发生了严重的饥荒。
一些反动会道门组织就利用封建迷信蛊惑落后群众，胡说什么是共产党来到激起了“天怒”，结果全省一时发生了暴乱200多起，在地方上造成一时严重的混乱。
当时福建地区建立的地方武装不仅数量少，而且成分还很不纯，不能有效地剿匪,致使福建地区的匪患在1950年春季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状态。
当时抗美援朝战场刚刚顺利结束第一次战役，需要补充兵力，不可能从外军区给华东派兵，而驻福建的9个师因要准备再攻金门，大多在为此练兵，所以剿匪兵力薄弱。
为解福建两面作战的困境，巩固海防，毛泽东果断决定：停攻金门。
这一英明决定，给福建增加剿匪兵力提供了空间，叶飞晚年回忆：这个决策实在是太高明了，解决了福建部队两面作战的问题。
据毛泽东的意见，华东军区与福建军区研究，提出了调整兵力部署的意见：以5个师和炮兵及特种兵负责海防，4个师负责剿匪。
攻金主力一来剿匪，福建省局面为之一变。
闽西曾是红军根据地，解放初又成了匪特的“敌后游击根据地”。闽西的土匪占福建全省的三分之一，几与闽北齐肩。
1950年初，87师奉命到闽西龙岩和闽中晋江剿匪，年底，福建军区遵照毛泽东限期剿灭全省股匪的要求，增派85师253团到闽西剿匪。
闽西土匪有两大体系，一是“中国人民自由军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以下简称“自由军”），司令是蒋介石亲自派遣的国民党少将唐宗；
解放军开赴剿匪战场
二是横跨晋江与龙岩的“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以下简称“闽南军区”），司令是保密局特务王盛传（在金门遥控），副司令是刘子宽。
说起唐宗，还有一个故事。唐宗本名李森，是台湾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少将参谋主任，曾在特务训练班受训。
1950年春节过后不久，特务头子方先觉对他说:“总裁和’太子’要召见你。”李森既受宠若惊，又心里发怵。
因为此前方先觉已告诉他，蒋总裁要派忠勇骨干潜入大陆，收编土匪，给予番号，建立“敌后游击基地”。
拟派他到闽粤赣边区组建“自由军”，任命他为“总司令”，如能做出成绩，就可从少将晋升中将。蒋介石父子此次召见，不用说，就是要亲自派遣，耳提面命。
在方先觉的引导下,李森来到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几句寒暄之后便转入正题。
照说，像这样的派遣任务，用不着劳他的大驾，一般是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布置，而这次毛人凤却不在场。
李森明白,蒋介石已让蒋经国接管情治系统，这次召见也是向他表明，你是总裁和“太子”的人,要直接效忠蒋氏父子。
在蒋氏父子的“勉励”下，李森头脑有点发涨了，为了表达忠心，居然忘了自己的身份，告诉蒋氏父子自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后裔，更应卧薪尝胆,复兴大唐基业。
见蒋介石盯了他一眼，自知失言，马上改口说，学生愿为校长赴汤蹈火,反共复国。
蒋经国说：“你是党国少将，树大招风，潜入大陆要用一个化名。”李森自诩是唐太宗的后裔，便化名为“唐宗”。
唐宗当年46岁，如日中天。他出生于成都一个富裕家庭，毕业于黄埔六期，从少尉到少将只用了16年时间。
现在，他明知蒋介石许诺的中将军衔放在“敌后”的山沟沟里，此去生死难测，但官迷心窍的他甘愿去冒险。
他是从广东汕头登陆的，潜入后，在广东、江西、福建收编了大量土匪武装。
1950年7月，朝鲜战争刚爆发不久，他在闽西连城的清风山正式挂牌成立“总司令部”。
他向蒋经国报告已组建37个纵队，其中福建14个，总兵力10万（实际1万多），于是蒋介石将其晋升为中将。
唐宗摆开了中将的架子，给自己任命了侍从长、侍从副官，“总司令部”下设参谋处、秘书处、政工处、总务处、抚编处、督编处、军医处、补给处及若干地区指挥部。
唐宗这面黑旗一树，已经起义的闽西各县保安团队纷纷倒戈，弃明投暗，屬集其麾下。
唐宗搞了一个隆重的挂牌仪式，宰杀一头大水牛祭旗，宣布他的计划：先打区公所，再攻县城，年底占领龙岩。
要限期剿灭福建全省股匪，闽西是个大头。福建军区副政委刘培善亲自来到龙岩,开会集训干部，重新作了部署。
但我部队尚未出动，消息就传到了唐宗那里，情报是由连城县妇联（筹）干部周兴妹透露的。她是唐宗打入我内部的“政工队”的成员。
唐宗接报，立即在清风山开会应对，与会匪首400余人。开会期间，杀猪宰羊会餐，搭台演戏助兴，演员多为匪首的小老婆。
会议决定将匪队化整为零，并散布“唐宗已率主力离开清风山”的假消息，以迷惑进剿部队。
唐宗直接指挥4个纵队，第1纵队他带在身边，第35、第37两个纵队在长汀，第36纵队在清流。
长汀是红色历史名城，当年毛泽东曾经在这里养病。照说，这里的群众会像当年欢迎红军那样欢迎解放军，然而我剿匪部队遇到的却是冷漠，极端的冷漠。
在闽西剿匪的87师259团，1950年的重点放在被称为匪“铁桶”的武平县，胜利完成了任务。按照新的部署，该团留下1个营在武平参加土改，团长阮文炳率主力转战长汀。
他没有说高兴，而说心情不能平静，为啥？在异常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中，闽西人民还冒着生命危险支持掩护红军游击队，可如今来剿匪，群众却避之唯恐不及。
部队还没进村，老百姓就远远躲开了，即使碰上了，你问他“看见土匪没有？”他理都懒得理就低头过去了。
好不容易拉着一个老人做宣传，跟他讲“我们是解放军，是来帮老百姓打土匪的”。费尽口舌，他也无动于衷。
直至说到“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是毛主席的队伍”时，人才抬眼看了看眼前的官兵，摇着头说：“不是，不是，你们不是毛主席的队伍。”
性急的战士生气了，斥责他“反动”，他也生气了，说：“我说不是就不是，当年的红军领着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你们做什么了？抓到土匪就放了，放了再回来害人!”
几句话呛得官兵没话说。的确，自长汀剿匪以来，除了在战斗中被击毙的外，还没有杀过一个土匪。“宽大无边”的结果，是土匪越来越嚣张，群众越来越心凉。
1950年土匪先后攻打了我区政府和工作队12次，烧毁了5座仓库，杀害我干部和民兵224人，群众积极分子65人，抢走群众2100多头牛，1700多头猪，近百万斤大米。
9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土匪袭击河田区政府，从区长、工作人员到区中队官兵40余人，全部被杀，无一幸免，成为轰动全省的一件大事。
土匪头子多次发动对部队文工团的进攻，公开宣称要抢解放军女兵当小老婆。
在部队开往长汀前，刘培善副政委把阮文炳和警8团团长游梅耀找去谈话，特别强调剿匪一定要与镇反、与土改相结合，交代说：
“你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肃清闽西土匪，进攻河田区政府的这股土匪不可放过。”
阮文炳表态说：“只要能与镇反、土改结合起来搞，剿匪的速度就会大大加快。”
刘培善
长汀的土匪主要是“自由军”的两个纵队。第35纵队，司令吴锦林，副司令戴振兴；37纵队，司令郑汉光、副司令涂金标，此四人及其手下的大队长、中队长都是惯匪。
两个纵队最盛时号称4000余人，而我长汀的地方武装为800人，但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他们建立了100多个秘密情报站，所提供的情报成为259团制定剿匪计划的依据。
1951年1月初，259团从武平向长汀进发，他们没有进县城，出其不意地在汀西来了一次合围战，歼匪600余名；又马不停蹄地在汀东打响赤坑嶂会剿战。
赤坑嶂海拔1000米以上，山势险峻，山路崎岖，山洞遍布。民谣曰：“赤坑360个窝，树林当屏障，茅草做被窝，窝窝能藏匪，地瓜当粮秣。”
“自由军”的两个纵队都潜藏在这里。恰逢雪后下雨，土匪没想到259团如神兵天降，直捣匪窝。此战歼匪近千名，击毙伪县长郑江，但俘匪中没有纵队一级的匪首。
俘匪中有参与攻打河田区政府的惯匪17名。上级指示要团长阮文炳亲自押往龙岩。没走多远，碰上来闽西检查剿匪工作的福建军区副司令员刘永生。
1935年在闽西苏区打游击的阮文炳（右）
刘永生问明情况，指示说：“不必像过去那样层层上报了，应就地审判。”刘副司令是福建人，他亲自用土话逐个问土匪：“你叫什么名字？打河田时你打了几枪？”
匪徒们有的说“打了3枪”，有的说“打了5枪”，有的说“反正是不停地打，记不得打了几枪”。
照说，这帮匪徒被俘了，又遇到解放军兵团级首长，应该感到畏惧，可这些人对所犯罪行却满不在乎。
又问匪徒“被抓过几次?”有说一两次的，有说三四次的，有人甚至问：“什么时候发路费放我们走啊?”
杀了我40多人，居然无事一般。刘永生气得脸色发青，猛一挥手，对阮团长说：“就地执行，一个不留！”
17个惯匪被枪毙了，老百姓奔走相告：“解放军杀土匪了！”刘副司令对阮团长交代：“以后凡是攻打我政府机关，杀我干部和工作人员的一律就地审判枪毙!”
农历正月初二，259团和县大队又在长汀县城戒严，挨家挨户查户口，查出来历不明者600多人，从中甄别出匪特100多名。
其中包括皖南事变的打手、国民党宪兵团长饶积成、蒋军胡琏兵团便衣大队长吴矮子、军统特务头目黄子奇等。
对上述民愤极大的匪首，即时召开公审大会，将其枪决。县城里鞭炮声不绝于耳，给部队送慰问品的群众络绎不绝。
连续枪毙两批匪首和惯匪后，老百姓的胆子变大了，住在各村的工作队发动群众检举通匪的恶霸和坏分子。
县里选择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在各乡分别召开批斗大会，斗争后当场枪决。
如此下来，贫苦农民纷纷要求参加农会和民兵组织，我剿匪部队不仅耳聪目明，而且每次行动都有民兵配合。
正是在民兵的配合下，259团的搜剿小分队如有神助，次次手到擒来。
藏在策武李田村天凤山庙里的“自由军”第37纵队司令郑汉光、副司令涂金标均被击毙；藏在吴家坊深山中的匪第35纵队司令吴锦林被击毙，副司令戴振兴被活捉。
匪第37纵队副司令涂金标是个杀人魔王，却笃信达摩老祖，专门请了一个风水先生背着一尊达摩塑像，跟在他身边。每出来抢劫或躲避围剿都要先敬达摩老祖，再问凶吉。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为他背佛像的风水先生悄悄溜了出来，向259团1营报告了他躲藏的岩洞。
259团只用两个多月时间就歼灭了长汀的股匪，为实行土改打下了基础。3月初，该团被紧急调往漳平。
说罢长汀，再说连城。唐宗的“总司令部”设在连城的清风山，是闽西土匪的大本营。
1950年，连城一共6个区，其中4个区的区长被唐宗策反，没被策反的干部或被杀害或到处躲藏，区中队几乎全部叛变，而县大队县委根本指挥不动。
9月，连城县开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就在开会期间，唐宗令其第1纵队和36纵队连续3次攻打县城，其中一次分别从南门、北门攻进了县城。
在我顽强阻击下，土匪才被迫退出。
1至9月，连城土匪杀我干部群众100多人，抢走群众耕牛2500头，强征大洋7万块，粮食20余万公斤。
重点进剿阶段，连城被列为“面的坚持”地区。剿匪部队只有龙岩军分区警8团副团长罗铭带的两个连，因匪众我寡，只能被动防守。
连城县的干部说：“我们县长和工作人员只能依靠碉堡和抱着机枪坚持工作。”
唐宗在县城里安插了72个“政工队员”，县委、县政府几乎无密不泄。
主力部队暂停攻打金门后，福建军区调85师253团和87师260团进入连城进剿唐宗股匪。
福建军区副政委刘培善专程从福州赶来，亲自给253团作动员，限定3个月内抓到唐宗，要求剿匪部队实行三包：“包剿匪，包土改，包镇反”。
如前所述，土匪散布“唐宗已离开清风山”的假消息以迷惑我。你想迷惑我，我也要迷惑你。
11月下旬，253团机关和直属队坐着汽车，大摇大摆地开入连城县城。唐宗在县城的“政工队员”立马把这个情报传了出去。
唐宗据此判断，新来的剿匪部队不多，而且他们至少要在县城停留一两天才会出动。
他不知道，253团机关坐汽车进城，是故意做给他看的，团主力已秘密抄小路多路开进，一夜之间就把他的驻地清风山包围了。
等他发现判断错误时，清风山周围已是“白天人见人，晚上火连火”，这是学的西南军区“铁壁合围”的经验。
在包围圈外，每个村都有三五人组成的武装工作队，在村里贴标语、査户口，抓恶霸。
唐宗是否在圈内呢？据被俘的匪"总司令部”参谋处课长吴先仁、大队长吴昌达等人的口供，唐宗仍在圈内的园鱼坝附近。
部队开始搜山。清风山山不大，但山洞多，最有名的是"梅花18洞”，洞口很小,人只能爬进去，但洞里空间很大，最大的可以容纳一个连。
抗战时，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迁到连城，即以山洞为最后的庇护所。30日晚，1连搜索了3个山洞和一座茅棚，缴获了唐宗“总司令部”的关防条戳、官章和储存的大米、猪肉。
这证明唐宗就在附近，但主动“投降”的被抓“挑夫”王治安却说:“唐宗开完会就跑了，早已不在清风山。”
王健行料定其中有诈，审问结果，他原来是唐宗的副官，是唐宗派出来散布假消息的。
次日，3连抓到了唐宗的卫士周九生，他是出来找食物的，供出：唐宗就藏在章坑岭内，但具体在哪个山洞他说不准，因为他一夜换好几个地方。
唐宗随身带着一支崭新的加拿大手枪，已经几天没有吃上饭了。唐宗长的什么样？周九生说：“他皮肤白净，看着像个书生，说话有四川口音。”
王健行把这些情况通报给所有部队，要求抓活的。12月5日深夜，唐宗不见周九生回来，实在饥饿难忍，不得不冒险出洞。
凌晨3时，1连8班战士刘万金在哨位上看到一个黑影往外走，东张西望，鬼鬼祟祟。
1连官兵连续几夜在结冰的稻田边潜伏，冻得手脚生疼，鬼影也没见到一个，现在发现目标，刘万金决心就是鬼也非把他逮住不可。
在黑影离他20米时，他一跃而起，大喊一声：“站住，不许动！”随手朝天放了一枪。只见黑影“扑通”倒地。
这时，流动哨査仲家也闻声赶了过来，两人猛扑上去，将他按住，那家伙一动不动，躺着装死。
刘万金笑道：“别装了，刚才那枪老子是朝天放的。”他这才开口说话：“我是教书先生，本地人。”
明明一口四川话，却说是本地人，惹得两个战士大笑，收缴了他的加拿大手枪。
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说：“银元给你们，放我走吧。”战士回答说：“少啰唆！解放军不要钱。”唐宗就这样落网了。
唐宗享受“贵宾”待遇，由1个步兵连“护送”到福州，于1951年4月30日被枪决。
到1951年5月，唐宗在闽西的4个纵队全部寿终正寝。但闽西的土匪还有另一个系统，那就是特务头子毛森的“闽南军区”。
“闽南军区”设在永春，纵队长以上的匪首基本都是永春人，其中苏玉英、林青龙虽是德化人，但巢穴也建在永春。
永春地处福建中南部，东西长80余公里，南北宽20公里，最狭窄处仅7~8公里，呈横条形。
西部为戴云山主体，千米以上的山峰达32座，山上森林密布，人烟稀少，四季如春，历来就是土匪窝。
新中国成立初期，永春境内土匪共50多股，1300余人，“闽南军区”就是由这些土匪组成的。
在重点进剿阶段，晋江军分区司令员叶克守亲率87师260团和警5团到永春剿匪，虽抓到刘子宽等匪首，但在1950年10月前，没有枪决一个匪首，所以群众很难发动。
贯彻毛泽东对福建剿匪的指示后，县里这才开杀戒，刘子宽是在押匪首中职务最高者，12月15日,县政府在湖洋召开公审大会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接着，又杀了一批恶贯满盈的匪特。此举产生了两大效应。一是群众欢呼雀跃，积极报告匪情，参与剿匪，二是永春的土匪站不住脚，纷纷逃往邻县德化、漳平。
匪“闽南军区”副司令兼"先锋纵队”政委涂达德（特务）彻底绝望，在山林中自毙。
永春如此，邻县的情况也大同小异。8县残存的匪首为求生存，不得不槟弃前嫌,抱团取暖，这就有了8县匪首的新桥聚首。
会上成立了“福建反共救国统一行动委员会”，由康明深任主任，漳平匪首张景清任副主任，东道主、新桥匪首曾文光和苏玉英等任委员。
行动委员会将8县匪特统一编为5个纵队，共约1400人。
在残存的匪首中，实力最大的当数树大根深的林青龙，据说他埋在地下的银元就有300多万，可供军需。
除去林青龙，最有资格坐头把交椅的就是女匪首苏玉英。她年轻时参加军统，曾到重庆见过戴笠，嫁给“福建保安第4旅”旅长涂有情为妻。
夫唱妇随，好不自在，未料永春大恶霸、省参议员林青龙认为他们侵占了他的地盘，派人把涂有情暗杀了。
苏玉英发誓为夫报仇，利用美色将丈夫手下的土匪笼络起来，自为首领。她腰插两支驳壳枪，自称“双枪老太婆”，吹嘘能百步穿杨。
福建军区侦知8县匪首要在新桥开会的情报，立即成立了由晋江、永安、龙岩三个军分区组成联合会剿指挥部，统一指挥87师259团、85师253团和民兵进剿。
指挥部决定，趁匪联防会议还没收场的机会，釆取长途奔袭、分进合击的战术，将其包围，予以全歼。
259团主力从龙岩轻装直奔漳平，在漳平县大队2个中队的配合下，分3路向新桥合围。
253团2个连、永春县大队的2个连、安溪县大队的1个连从永春的一都出发，从东向西参加合围。
3月7日夜间，包围圈构成。8日拂晓对新桥发起猛攻，从睡梦中醒来的土匪连衣服都来不及穿，赤膊上阵，拼命顽抗。最后龟缩到新桥镇西一座大土楼里。
土楼是福建的一大景观，或圆或方，外墙厚达1米多，是以黄黏土拌沙石、石灰、稻草为材料，用干打垒的办法建成的，十分坚固。
土楼高三层，中间是天井，内有水井、谷仓、厕所和一切生活设施，可住二三百人。墙上设有射击孔，大门上包着铁皮，上有防火水管。
土楼本是老百姓为防土匪而建，曾有坚守土楼半年而未被攻克的历史故事,但现在新桥的1座土楼和相距不远的厚德的3座土楼却成了土匪的堡垒。
我259团1营和永春县大队先后攻破这4座土楼，歼匪306名，当地匪首曾文光被击毙。
刚“当选”的“统一行动委员会”副主任、漳平匪首张景清和与会的安溪匪首吴增辉等被俘虏，却不见康明深和苏玉英。审讯得知，他们从土楼厕所的下水道里逃走，向永春西部窜去。
他们是因为在永春无法立脚才跑到漳平来的，现在回窜永春，更成了丧家之犬。
永春的土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村村都有民兵站岗放哨。259团团长阮文炳亲率1营紧紧咬住苏玉英穷追不舍，在追到永春与大田交界的屏山爱门街村时，土匪藏到了附近山上。
阮文炳没有搜山，故意将部队撤走，暗中留下两个班埋伏在村里的一座土楼里。
苏玉英见解放军撤走，半夜里带着200余名土匪，打着手电筒从山上下来，进村抢劫，殊不知阮文炳已在夜间率部秘密返回设伏。
我部队里外开火，歼匪殆尽，苏玉英在卫士的护卫下侥幸逃脱。
1营机枪连紧追不放，在追到泮林村附近时，4班长杨配和一梭子将她及其卫士全部击毙，同时还活捉了“反共救国军闽西纵队”司令蒋德平。
听说苏玉英被击毙，永春人民兴高采烈，用竹竿扎了一个担架，抬着她的尸体游行，一直游到县城，沿途百姓燃放鞭炮庆祝。
永春县还特地给259团赠送一面锦旗，上写“为民除害”。
最后说永春巨匪林青龙。他因病没有参加8县联防会议，带着两个儿子躲在大田、尤溪边界，病死在荒山野岭。儿子林荣中、林荣春在流窜中先后被民兵击毙。
至4月上旬，8县匪首联防会议后不到40天，与会的匪首及其匪特武装就彻底完蛋了。
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政委张鼎丞给剿匪部队发来了嘉奖令，赞扬他们“以小的代价获得了大的胜利”。
在毛泽东变更福建部队主攻方向，改攻金为剿匪后，福建剿匪一改落后局面，取得的成绩甚至超出司令员叶飞的意料。
自1950年11月全力剿匪以来，1950年12月歼匪14050名，1951年1月歼匪9741名，2月歼匪8665名，3月歼匪3821名，其中大队长以上匪首872名。
至1951年秋，福建匪患基本肃清，没有了福建境内土匪的配合，部署在台澎金马的国民党军队迟迟不能“反攻大陆，”蒋介石和美国里应外合夺取福建的企图化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