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14日，中南海怀仁堂内，17位身着新式军装的将领笔挺站立，等待一场时隔23年的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后的首次授衔。当国家主席杨尚昆将金光熠熠的上将军衔肩章佩戴在这17位将军肩上时，全场掌声雷动。这一历史性时刻的背后，是邓小平长达8年的坚持与破局，更是一个关于改革者担当的故事。

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将军们

1965年，毛泽东在贺龙等人的建议下，取消了实行仅10年的军衔制。这一决策的初衷是反对军队内部的“特权思想”，恢复井冈山时期的官兵平等传统，此后全军换上“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的65式军装，官兵仅以口袋数量区分级别。然而，这种理想化的平等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问题。

1979年初，在南疆自卫还击作战中，通往前线的狭窄公路上，坦克车、装备车、运输车和士兵队伍拥挤在一起，被堵在十字路口，黑压压一片，乱作一团……

“部队的指挥员去哪了？为什么不站出来维持秩序？”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幕的老帅和老将军们动怒了，但他们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指战员们都穿着一样的服装，参战部队之间又没有隶属关系，谁来指挥？

更尴尬的是国际交流，1980年，解放军总后勤部常务副部长胥光义带领代表团访问美国，虽然胥光义曾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但此时他已没有了军衔，美方对此感到十分为难，最终以“四星上将”的标准接待了他。胥光义回国后感叹道：“外交场合，没有军衔寸步难行！”

胥光义访问美国

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首次抛出“恢复军衔制”的构想，会场瞬间炸锅。一位老将军翻出旧账：“55年评衔闹出多少矛盾？攀比军衔、拉帮结派，连毛主席都看不下去！”另一位领导更是担忧：“现在恢复，岂不是否定毛主席的决策？”

邓小平却坚定地说：“过去的军衔制有问题，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时代变了，军队要和国际接轨，更要解决指挥混乱的问题。如果一定要有人担责，这个骂名我来担！”

恢复军衔制的大方向虽然已经确定，但由于当时军队建设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较多，如军队整体规模过大，编制体制不顺，官兵比例不合理，各级领导班子臃肿、年龄老化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短时间内实行军衔制存在较大难度，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军衔制只有在精简整编完成后才能实行。”

1985年，邓小平宣布解放军裁军百万，到1987年，解放军军队员额降至300万，为军衔制腾出了空间。

邓小平

新军衔制的制度设计远比想象复杂，其中的一大难点是地方干部兼任军职的问题。某省委书记兼任军区政委，要求授予军衔，邓小平批示：“党政军分开，地方干部不再授衔！”对此有老同志写信抗议，邓小平亲自回信：“穿军装办公是习惯，但改革不能迁就习惯！”

另一大难点是军队的年轻干部要求与老同志同职同衔，对此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职三衔”制度：同一职务可授不同军衔，年轻干部需要培养，他们的军衔可以低一些，职务可以高一些，这样既让资历浅者有机会历练，又避免论资排辈。

还有人主张新的军衔制要继续设元帅和大将，并建议给邓小平授元帅军衔。邓小平对此明确表态：“我不当元帅，和平时期，军衔设到上将为止。”

时任军委常务副主席的杨尚昆也积极响应邓小平的意见：“邓主席一直讲他不要军衔，我是武衙门里的文官，也不要军衔，变成文官，我看这对全军是一个很好的影响，对全军顺利地改文职是个推动。”自此以后，我军开启了中央军委主席不授予军衔的惯例。

杨尚昆

1988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施新的军衔制度，共授予将官军衔1452人、校官军衔18万人、尉官军衔40.5万人。军衔制被取消23年后，新的军衔制度又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启了新时期人民军队建设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