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秋被俘被人认出处境堪危,一医生助其逃出青海,过程惊心动魄

晚上回忆这百年 2024-11-19 12:30:36

张琴秋

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进入祁连山,总指挥部为了设法摆脱敌人,命令部队分散行动。张琴秋和随行人员转战了十余天,不幸被搜山部队所俘。

在押送途中,她和七八个难友摆脱敌人逃了出来。由于她身体十分虚弱,战友们绑扎了一副担架抬着她,向东走了三四天,不幸又被搜山民团所俘,送到了甘州城内韩起功的旅部。两天后,她和二十几位难友一起,被押送西宁。沿途受尽了敌押送人员的残酷折磨和虐待,于4月下旬到达西宁。

张琴秋被俘后,改名叫苟秀英,被押送到西宁毛顺皮毛厂做苦工。敌人当时虽未认出张琴秋,但对她的鼎鼎大名,早已备知底里。西路军进入祁连山后,敌人造谣说张琴秋已经战死了。3月20日《青海日报》就曾宣称她已被打死。

张琴秋被俘押解西宁的消息,敌人是以后得知的。4月27日《河西日报》登载了一条《陈昌浩夫人被解青》的消息,称张镜(系琴之误)秋在红军总司令部任妇女部长兼组织部长,在倪家营战役中曾产一小孩。但张琴秋到底是谁,敌人一时还查不出来。马步芳下令千方百计要查出张琴秋,并在西宁城门张榜捉拿。

1937年5月上旬的一天,敌一百师新剧团(由西路军文工团被俘红军强制组成)里又送来了一位红五军剧团的蔡德贞。几天后,她把张琴秋的情况告诉了原总政文工团服装舞台股负责人王定国。

王定国认识张琴秋,就和孙桂英(曾任张琴秋任警卫员)借故请假外出,找到皮毛厂,见到了张琴秋。她面黄肌瘦,身体很弱,头上包了块布,脸和手都很脏,虽三十岁刚出头,但看上去就像四十多岁的人。

回来后,王定国、孙桂英、宋时华、赵天林、李含炳等同志秘密碰了头,大家都觉得皮毛厂外人太多,又查得紧,不安全,最好设法把她要到新剧团去掩护起来。大家商定:以新剧团都是四川人,不会做面食,需要找一、二个年龄大点,会做面食的人当炊事员为由,向新剧团团长赵养天提出来。

几人同时商定,分头给其他同志做工作,取得大家的赞同,并保守机密。经过串联,取得了一致意见。

赵养天表示同意。她们又提出皮毛厂里有会做饭的同乡,赵就写了一张条子,让她们到工厂的被俘红军中去找。这样,通过“合法”手续,张琴秋和另一位女红军战士李金莲于五月中旬从皮毛厂要了过来,安排在新剧团的厨房里。

大家对张琴秋很照顾。没有外人来,就让她在厨房休息;有外人来,就让她帮帮忙,装个样子。实际做饭的,还是原来的罗秀英、苟先珍。

张琴秋到新剧团后,给大家讲团结的重要性,讲怎样对付敌人的分化瓦解,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注意斗争策略等,使大家在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马步芳邀请党政军上层人物及地方士绅,在后街关帝庙看新剧团跳舞和魏喜奎京剧班演出《五花洞》。当新剧团跳《海军舞》时,舞步随节奏越跳越快,演员孙桂英将脚上穿的一只浅口皮底布鞋甩到台下,正好打在第一排主宾坐位的茶桌上,打翻了茶杯果盘。马步芳等人吓得急忙蹲在桌子下面,等卫士拾起舞鞋,敌人大怒。

四名演员坚持舞鞋没有带子,不是故意的,敌人没有办法,只好将孙、黄、党、陈四人毒打一顿了事。但大家并不因此泄气,她们气愤地说:“当时要有一颗手榴弹就好了,炸死他们几个乌龟王八蛋!”

起初,张琴秋也出现过这个念头,但经过考虑,她耐心地告诫大家,心情可以理解,但要注意斗争策略。杀死一个马步芳,会使我很多同志遭到杀害,就是杀了马步芳,还会有另一个“马步芳”出来,要从长远考虑,不能鲁莽从事。

新剧团的同志绝大多数没有文化,张琴秋就利用一切机会找敌人的报纸看,从中了解国内外重大事件,再来教育大家,使大家认识到西路军的失败不是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从而鼓舞了斗志。

新剧团的同志由此知道党中央到达陕北后,红军在不断发展壮大,知道了我党迫使蒋介石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知道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在千方百计地营救西路军的落难同志。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教大家学文化(敌人为排练新节目,也让剧团学文化)、学浮水(在澡堂)。她跟同志们说,学会浮水对以后逃出虎口会有用处。

新剧团的战俘中有六七名党员(张琴秋、陶万荣、王定国、宋时华、杨万才、刘明清等。张琴秋曾多次与他们研究建立地下党支部,后因张琴秋、王定国、陶万荣等人离开,新剧团不久解散,地下组织没有建立起来。

张琴秋在新剧团一个多月, 敌人曾多次无目标地察访她,对剧团的人进行威胁利诱。一次,赵养天在全团大会上说;“张琴秋是你们共产党里面的一个大官,已被押解到西宁。她是个能说会道,能文能武,骑在马上可以做文章的厉害女人。你们如果说出来她藏在哪里,就有赏,否则连你们也活不了!”

张琴秋虽未被发现,但赵养天的举动说明敌人已开始怀疑了。敌人公开搜查未有所获,改变手法,玩起欲擒故纵之计,故意把一个杀害了的女战俘头颅挂起来示众,并叫被俘红军去看,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红军女将张琴秋的首级。

这时,国民党青海省党部也不时派人到新剧团“参观”,马步芳的人员又经常出入。大家觉得,张琴秋在新剧团也不安全,经过商议,决定先把张琴秋移到别处去,然后帮助她逃走。

杨万才原是新剧团乐队负责人,后当赵养天的勤务兵。新剧团里看的报纸,就是他偷偷拿来的,为此还挨过赵的毒打。杨万才和赵全贞都是四川人,新剧团的党员们为了有一个见面碰头的地方,就研究让杨万才和赵全贞假结婚,组织一个“家庭”。

他们对赵养天说,杨、赵是同乡,小时候就已订婚,一起参加红军,现已成人,要求剧团给他们办喜事。马步芳听说后,为了制造舆论,大做文章,于1937年5月3日为他们举行“结婚典礼”,由赵养天主婚,李晓钟证婚,杨希尧讲话,马步芳也亲自参加婚礼。

婚礼上有宴席,有歌舞,当时的《青海日报》也添枝加叶予以喧染。二人“结婚” 后,杨、赵搬到新剧团外面另住。经赵养天同意,张琴秋以女佣人的身份到了杨万才的“家”。

但为时不长,由于叛徒告密,张琴秋被敌人发现了。国民党青海省党部宣传科长、cc特务陆澄找张琴秋谈话,以同乡关系,妄图诱骗张写一个脱离共产党的声明登报,并说这样做她就可以得到自由,遭到了张琴秋的断然拒绝。张说她不是浙江人,是四川人,也不叫张琴秋,叫苟秀英,在部队供给部工厂缝衣服。

省党部特派员李晓钟也找张琴秋谈话,问她叫什么名字,什么文化程度,在红军中干什么,是否认识徐向前、陈昌浩、张琴秋,并要她写出自己的名字。张琴秋回答,自己是个裁缝,粗识字,叫苟秀英,在部队听过徐、陈的讲话,听说张琴秋已打死在山上。

张琴秋回来以后,对王定国说:这是政治生命问题,死就死,不能写自首书。陆澄要送张一床被子,也遭到她拒绝。

情况相当严重了。新剧团的同志们一方面为张琴秋凑路费(新剧团的团员每月有一点钱), 一方面积极想办法帮助她逃离青海。

一天,原红九军敌工部副部长吴仲廉来到新剧团,大家把张琴秋的危险处境告诉她。吴仲廉说,可以找陆军医院的罗承训医生想办法,让张琴秋先转移到中山医院去,再伺机逃走。

罗承训,又名罗玉明,陆军医院上尉医官,原是中山医院的医生,河西战役前调陆军医院。河西战役发生后,院长祁永衡带战地医疗队队,罗承训、李寿霖为成员之一,随马家军到河西服务。

11月中旬,在甘柴洼战斗中,整个医疗队被我九军俘虏。后经九军敌工部副部长吴仲廉等同志的教育,发了路费和干粮,开了证明,把他们释放了。罗承训和李寿霖是吴仲廉亲自教育释放的,因而对吴仲廉很感激。

后来吴仲廉被俘送到西宁,发配在中山医院服苦役。罗承训回到西宁后,仍在陆军医院当医生,常到中山医院去。

后来,他发现了吴仲廉。为了报答吴的恩情,经省政府卫生处处长兼中山医院院长谢刚杰同意,他把吴接到自己家里居住,并答应设法将吴仲廉、陶万荣(西路军妇女独立团营长)送出青海。

张琴秋住的地方离吴仲廉住的地方很近,都在县门街。张常在晚上跑去找吴商量逃离青海的办法。吴把张琴秋的情况和罗承训一说,罗答应先安排到中山医院住院。这样,张琴秋就以有严重疾病为由,经赵养天同意,送到了中山医院,和陶万荣住在一起。

就在罗承训积极想办法将张琴秋等人送出青海时,国民党中央通知青海省党部派李晓钟(兼任一百师政训处长)、陆澄和原春辉(青海民国日报社社长,复兴社分子)等人到庐山受训。李晓钟、陆澄等已经确认苟秀英就是张琴秋,正准备借机送张等去南京交国民党。但他们的这一行动对马步芳是隐瞒的。

也正是这个时候,谢刚杰的女儿谢宗珞准备去外地求学,谢刚杰的侄女谢宗瑶(1941年与李晓钟结婚,后离婚)也准备返回同济大学附中学习,谢家委托与李晓钟等同行,以便路上照顾。

在这种情况下,张琴秋、罗承训等找了谢刚杰、陆澄、李晓钟,他们答应张、吴、陶三人与谢宗珞、谢宗瑶一起离开青海,但罗承训并不清楚李晓钟等人的用心。临行之日,马步芳等还送行。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张琴秋等离开了西宁。吴仲廉经过罗承训的活动,取得了通行证,陶万荣作为谢宗瑶、谢宗珞的丫环,张琴秋则藏在马车里,三人提前出城。李晓钟骑马,谢宗瑶、谢宗珞坐马车。张琴秋这时仍叫苟秀英,二谢称她为苟女士。

到兰州后,二谢住在兰州电报局局长顾慈民家,张琴秋等住在兰州郊区的青海牧场办事处,共住了三天。

李晓钟告诉她们不能外出,以防被马步芳的人发现就不好办了。张琴秋等向住在牧场办事处的人打听兰州有没有红军的办事处,没有打听出来,因为这时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尚未成立,没有挂牌。她们人地生疏,在兰州未能脱险。

第三天,谢宗瑶、谢宗珞因急于到南京找在那里为马步芳办事的谢刚杰,就和李晓钟一起坐飞机到西安,张琴秋三人则与陆澄、原春辉等坐汽车离开兰州。

途中,在平凉住宿。张琴秋和吴仲廉出去准备找自己的部队,结果在街上碰见一位援西军的同志(佩有红领章)。张琴秋、吴仲廉十分高兴,经过探询,知道他是三十一军政治部的宣传干事,军部在镇原,军长是肖克,政委是郭述申。

但张、吴考虑陶万荣还在旅店,不能自去,于是请那位同志带一封信给肖克、郭述申。信中说:她们三人被押往西安,请肖、郭去电延安,转西安办事处,让办事处设法营救她们。

肖克、郭述申接到这封信后,因不能直接和西安红军联络处通电报,就通过云阳红军总部电告西安红军联络处,但时间已经耽搁了。张琴秋等到西安时,汽车站没有人接应。

而一到西安,李晓钟等人就露出了真面目,张、吴、陶三人的行动失去了自由。当天晚上,李晓钟将她们交给了蒋介石西安行营,办了交接手续。西安行营立即派一名副官和五名武装人员,将张等三人押上了去南京的火车,转送国民党南京“反省院"。

张琴秋三人离开西安后,西安红军联络处接到了云阳红军总部的电报,经过查找交涉,才知人已送走,遂当即给南京办事处发了电报。

中国共产党南京办事处获悉后,立即派沈雁冰的爱人孔德祉到“反省院”探望,找到了张琴秋等人。吴仲廉、陶万荣关押在一起,张琴秋单独关押。孔德祉随即送去了毛巾、牙膏等日用品。南京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也去看望了她们,并报告了周恩来、叶剑英同志。

张琴秋等是8月14日到达南京“反省院”的,18日,周恩来、叶剑英、童小鹏等同志,通过国民党当局到“反省院”看望了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及在押的钱瑛、夏之栩、熊天荆等同志。

叶剑英向张琴秋询问了陈昌浩的下落。周恩来在礼堂对全体关押的同志讲了话,向大家介绍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新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随后,周恩来同志向“反省院”院长游定一提出了保释政治犯的问题。

几天后,南京办事处派车来接在押的同志,钱瑛、夏之栩、熊天荆等同志被释,但不同意保释张琴秋等三人,说她们是中央党部通过西安行营送来的,要经过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批准。这样,党又和西安行营进行严正交涉,终于取得同意。

1937年9月6日,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张冲亲自到南京“反省院”,将张琴秋、吴仲廉、陶万荣三人接到我党南京办事处,即由杨之华陪同到了西安,住在宣侠父家里。

一星期后,张、吴、陶坐车到云阳,改乘牲口,于10月上旬到达延安。历经劫难的三人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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