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钢
2024年6月，人文武汉公众号发布了一段“1938年沦陷前的汉口中山公园” 视频，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该视频由武汉民间文史研究者孙庆力根据国外历史录像整理而成，并公之于众。而视频的拍摄者为陈纳德的中方译员兼副官舒伯炎（P.Y Shu）。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纳德受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所聘，计划组建一支国际航空志愿队，1937年底陈纳德和舒伯炎转战来到汉口王家墩机场。在汉期间，舒伯炎将镜头对准风景优美、游人众多的中山公园，记录下当时公园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及游人游园的景象。从武汉空战中被击落的日机残骸在中山公园展出的片段中，可推断该视频拍摄时间为1938年。
在中山公园视频中，有一处建筑物格外引人注目。建筑呈长方形单层厅堂式，八柱七开间，斜坡大屋顶，上设老虎窗。门楣上从右至左写着“五权堂”三个繁体大字，造型简朴大方。中山公园为纪念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而建，开园之初便设有总理纪念堂、奉安纪念碑和中山纪念亭等纪念性建筑和空间，以突显孙中山作为民族民主革命精神领袖的地位，使游人在游览中也能感受到先生的精神和遗嘱。作为孙中山纪念建筑，“五权堂”得名源于孙中山关于“五权宪法”的政治设想。
1938年中山公园“五权堂”影像
从地理方位来看，影像中五权堂正对着世界著名建筑微缩景观的伦敦塔桥，即今中山公园中区胜利广场西侧，与现在受降堂所处位置一致。“世界之窗”缩微模型下设球洞，实为一小型高尔夫球场，设计可谓独具匠心；从建筑外观考察，除了屋檐伸出墙体、老虎窗拆除、两扇窗改门以外，现在的受降堂与五权堂并无区别。可以说，五权堂就是今天中山公园受降堂的前身，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受降堂视频资料。
2024年9月中山公园受降堂外景
据中山公园受降堂简介，受降堂始建于1935年，先后为大众会堂、题襟馆、重华堂、张公祠。简介并未提及受降堂曾为五权堂，又据1941年9月8日《武汉报》发表的《武汉唯一游憩地中山公园》一文，当时伪市政府当局和社会局修整中山公园时，“计有五权堂、网球场、跑冰场、儿童乐园、游泳池、图书馆等建筑的修理，并且拟将五权堂改为公共礼堂，以后婚礼的仪式，都在这里举行。”可知至1941年五权堂仍在，其后才改为题襟馆、重华堂等。
五权堂是否就是大众会堂，或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身份”改换，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五权堂影像的出现，无疑填补了受降堂历史的一段空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政府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指令受降主官主持各区日军投降和受降事宜。武汉、沙市、宜昌地区的受降主官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9月18日，时值九一八事变14周年纪念日，受降仪式在布置一新的中山公园“受降堂”（原张公祠）举行。下午3时，孙蔚如一身戎装，偕同第六战区副司令官郭忏、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邵华，及盟国代表美军顾问等党政军各界88人出席。
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长官冈部直三郎率参谋长中山贞武及幕僚来福栖静岛、冈田芳政、清水勗之，代表21万华中日军前来签降。孙蔚如亲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之《六战作命甲第一号》交给冈部直三郎，责令其所属各部队限期开往受降地点，集中解除武装和办理军用物资移交等。冈部直三郎当场签字受领，遵照执行。
汉口中山公园受降，充分展示出中华民族抗日御侮、浴火重生的胜利之姿。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张公祠更名为受降堂。当年参与武汉受降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恩施分社主任的徐怨宇事后撰文回忆：“‘受降堂’设在‘张公祠’内。这是一座平顶厅堂式的横列建筑屋，是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第十三子、沦陷时期的日伪武汉市市长张仁蠡特为表彰他的祖先而兴建的。祠内供有张之洞的牌位和他的家谱，供人凭吊。‘国军’进城后，铲掉‘张公祠’匾额，换上了‘受降堂’三个金字。所以‘受降’这天，这座厅堂便正式命名”。
1946年，武汉文化出版社编印《新武汉指南》，书中附有一张中山公园“受降堂”插图，并配文说明“敌人受降签字之受降堂 本社摄影记者陈志云摄”，因言之凿凿，加之拍摄时间距日军受降仅一年，这张“受降堂”影像可信度高，流传较广。但细细观之，其既与徐怨宇所述“平顶厅堂式的横列建筑”不同，又与1938年“五权堂”外观迥然有别。此“受降堂”结构分两部分，主体建筑呈长方形单层平顶，两窗一门；其左侧凸起一低于平顶的半圆形结构，形成空间结构与线条上的变化和错落，且整体建筑体量上小于“五权堂”。
从1938年至1949年，仅仅时隔8年，建筑物造型和体量改变如此之大，是难以想象的。但1946年“受降堂”图像说明又指向明确，令人如坠迷雾，难辨真相。
1946年《新武汉指南》所附图像“受降堂”，实为“胜利厅”。
所幸的是，笔者从一张1943年7月绘制的《汉口特别市中山公园详图》中发现了端倪。在地图左上角，即当时中山公园的西北角，是两座相邻建筑的平面图。上方长方形建筑规模稍大，文字标明“重华堂”。下方建筑与之通过走道相连，大体也呈长方形，最特别之处是有一弧形结构向外突起，标注“来甘馆”。两座建筑正对着宽敞的留青园（即今胜利广场）。
1943年，伪汉口特别市政府秘书处编印的《汉口特别市政府四周年市政概况》指出，武汉沦陷后日军“拆除旧高尔夫球场，改为留青园”，使之成为日军悼念阵亡将士的慰灵祭场。从建筑形制和所处方位来分析，上方建筑“重华堂”与“五权堂”相同，当为后来的受降堂；下方建筑“来甘馆”与1946年《新武汉指南》上的“受降堂”又吻合，但绝无可能有两处受降堂，这个“来甘馆”又是何来历呢？
1943年《汉口特别市中山公园详图》（局部）上的重华堂、来甘馆与留青园
据《汉口特别市政府四周年市政概况》记载：“同年（1942年）四月，改建康乐堂、题襟馆竣工（已由汪主席手题改为来甘馆、重华堂），以后本市每逢盛大集会纪念，多举行于此。”武汉沦陷后，日军松田兵站占据中山公园，改建作为兵站办公室兼俱乐部的康乐堂。
1942年11月，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到中山公园视察时，将改造完工的康乐堂与题襟馆分别题名来甘馆和重华堂。重华堂之后被改成张公祠，抗战胜利后又成为万众景仰的受降堂。如果1946年《新武汉指南》上的“受降堂”原为“来甘馆”，那么抗战胜利后其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
中山公园退休员工、园史研究专家吕学赶曾撰文《日军铁蹄下的汉口中山公园》，指明重华堂和来甘馆在抗战胜利后分别被命名为受降堂和胜利厅。而胜利厅名称的由来，正是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战胜利。这两座建筑“除每于集会时作招待来宾之用外”，还一度被中山公园管理处文化服务站及汉口市童子军分会占用。
1948年，中山公园管理处处长邱幼云呈递汉口市长徐会之有关受降堂和胜利厅借用的公函，指称：“受降堂暂由文化站全部让与迫炮十五团办公……，胜利厅所留童军支会职员眷属须即克日迁出，以该厅西边正厅借与文化站作展览书报之用，东边弧形客厅由本处布置家具，派职员留守，作为会集时各首长憩息室”。
中山公园管理处呈交汉口市长徐会之有关受降堂和胜利厅借用的公文
该公函中关于胜利厅“西边正厅”与“东边弧形客厅”的描述，不仅符合1946年《新武汉指南》配图“受降堂”的外形特征，与1943年《汉口特别市中山公园详图》中“来甘馆”平面图也契合。专家文章、政府公文及地图影像等多重资料互为印证，共同构成一条清晰而完整的证据链，最终指向一个事实：1946年《新武汉指南》“受降堂”图像虽标示“敌人受降签字之受降堂”，但这时其真正身份是“胜利厅”。
事实上，在民国年间，近在咫尺的受降堂和胜利厅有时是通用的，如受降堂作过市政府大众会堂，这边胜利厅就是接待室兼办公室。毗邻的地理位置和相近的建筑功能，想必让摄影记者对两座建筑有所混淆，加之中山公园日军受降时又未亲临现场，以致误将胜利厅当成受降堂，产生“无心之错”。尤值一提的是，《新武汉指南》“受降堂”影像右侧建筑露出的一个边角，才是真正的受降堂所在。
由于图像史料具有史学价值，能起到以图证史、以图补史、以图明史的作用，因而图像史学在当今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从图像视角解读历史成为史学研究的新趋向。但若研究者对所引用图像的内涵不甚明了，未充分掌握相关文献史料，对图像未予辨析就直接加以引用，易于造成图像的使用有失偏颇，使图像所具有的纪实功能大打折扣，甚而起到误导史实乃至以讹传讹之效。
“1938年沦陷前的汉口中山公园”视频中“五权堂”影像，让我们得以看到受降堂最初的外形状貌，同时弥补了这座建筑历史沿革的缺失。而若轻信1946年《新武汉指南》 上“受降堂”图示，也将导致受降堂历史叙事的真相不明乃至谬误流传。这也提醒我们对图像的利用及考证要慎之又慎，细之又细。
1946年2月，由国民政府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编印的《第六战区受降纪实》面世，以翔实的图文资料记载了第六战区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投降的历史过程和细节。全书60余幅图片中，以一组“受降典礼”图片最为精彩，再现了日军受降的辉煌一幕。其中一幅图像定格了孙蔚如将军走向受降堂的画面，图片说明为“我受降官孙长官步入受降堂时摄影”。通过对人物背景建筑窗户、立面等细部结构的分析，可知背景建筑物为胜利厅，是孙蔚如将军正通过胜利厅步入受降堂，图示正确无误；
另一幅图像则展示了冈部直三郎等日方代表走下受降堂外台阶的情景，图说为“日方代表四人步入受降堂摄影”。结合背景建筑的外观形制、摘除佩刀的日方代表等因素考虑，可判定背景建筑物为受降堂，是签降仪式完成后日方代表“步出”受降堂，而不是图说“日方代表四人步入受降堂”，图示明显错误。可知图片说明上的一字之差，反映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历史场景。
《第六战区受降纪实》配图，图片说明“我受降官孙长官步入受降堂时摄影”。人物背景建筑为胜利厅。
《第六战区受降纪实》配图，图片说明“日方代表四人步入受降堂摄影”，实为日方代表步出受降堂。人物身后建筑为受降堂。
受降堂和胜利厅，这两座纪念日军投降和抗战胜利的武汉标志性历史建筑，在1949年武汉解放后也是命运多舛。据中山公园园史专家吕学赶回忆，受降堂在解放初期作过图书馆、展览馆、演出场，1958年后成为餐厅。受降堂中向公众展出的受降纪念碑在特殊历史时期一度遗失，受降堂牌匾被摘除，使得人们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清楚这栋建筑重要的历史价值。
直至1998年5月21日，中山公园职工在清理张公亭地下室旧物时，发现了尘封半个世纪的受降碑，受降堂才得以重建恢复，并于2000年9月18日正式开放，2002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升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中国战区所属的16个受降区中，位于中国大陆、目前尚存的7处受降旧址之一。
而与受降堂毗邻的胜利厅，则先作为中山公园的会议室、办公室等，1968年改为职工食堂。1982年食堂搬迁，此处空置直到1991年拆除。原址上建成中山公园园史陈列馆，于2014年元旦向社会开放。岁月沧桑，如今我们只有从1946年《新武汉指南》“受降堂”配图，即这张难能一见的“胜利厅”历史影像中，来一睹这座抗战胜利纪念建筑的昔日风采。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汉口中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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