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0期

Hi~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宫读书会，这期我们继续来看本书的内容，上期我们说完了游戏里的生死，这期我们继续来说说头衔与社会的关系。

头衔指向的是过去，它们起源于不可重复的过去。头衔是剧本性的，每个人头衔都有其特定的言谈和行为的礼仪形式，言谈内容和行为礼仪的模式是被其所在领域认可的，在这个领域里，有头衔的人不再竞争，人们不可能现在剥夺他们过去获得的头衔，所以我们只能认可他们的头衔。

获得头衔的领域，周围的人会收回他们的反对，并遵循头衔的意愿。能撼动权力的另一种因素是，如果没有人努力成为冠军，那么这些头衔就毫无权力，没有人会尊重它们。

权力的行使是在一个封闭的领域和有限的时间单位内，问题不是我能否跑完一千米，而是我能否在四分钟内跑完一千米并获得第一名的成绩。这些限制的存在让我们得以知道自己与别人相比有多大的权力。

权力总是通过比较来衡量，权力这个概念只存在于有限游戏，但只有在有限游戏结束之后才能正确衡量。在有限游戏进行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确定参与者的权力，因为只要是真正的游戏，那么结果就是未知的，一个参与者在游戏中受到明显比自己更强的参与者穷追猛打，但他可能会在最后出人意料地爆发并取得胜利。

我们谈论一个人的权力，就是在谈论这个人在某个封闭领域所完成的事情，了解权力就是在回溯过去。

权力由游戏的结果决定，一个人并非因为强大而获胜，而是通过获胜变得强大。如果在游戏开始之前，一个人就拥有了足够的权力赢得游戏，那么接下来发生的根本不是游戏。

一个人只有通过受到认可的头衔，即只有通过他人仪式性的尊重，才能拥有权力。权力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自己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表明了所有有限游戏固有的矛盾。我们只有通过停止游戏，通过表明游戏已经结束，才能拥有权力。

由于权力只有在比较中才能衡量，所以它预设有某种形式的合作，我们敬重获得头衔的获胜者，只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是失败者，这样做就是自愿地进入权力的剧院。

我们不会消除自然灾害或遗传的影响，而是接受它们是现实，建立了游戏的环境，它们是我们进行游戏的限制。如果我们接受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不会对抗死亡，以必死之身来抗争。有限游戏的所有限制都是自我的限制。

权力只是有限游戏的特征，它不是传奇性的，而是剧本性的。无限游戏不能回溯过去，对权力和以前游戏的缺陷进行明确的评估，他们并不对抗他人的行动，而是发起自己的行动，使得他人能够发起自己的行动进行回应。

在无限游戏中，我们需要一个与“权力”相对应的词，姑且定义为“力量”。

有权力的人会给过去一个结果，解决所有过去的问题，有力量的人会承载到未来，表明过去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

权力关乎已经发生的事情，力量关乎还未发生的事情。权力的数量有限，力量无法被衡量，因为它是一种开放而非封闭的行为。权力是人民在限制中所有的自由，力量则是伴随限制的自由。

权力总是被限制在相对较少的被选定人的人中，而任何人都能有力量。

力量也是矛盾的，有力量并不是因为能通过与他人竞争的结果去强迫他人做我想做的事，而是由于我能允许他们在我与他们竞争的过程中做他们想做的事。

虽然只要想做就能成为无限游戏的参与者，尽管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力量，但并不是说权力不会给无限游戏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他们有力量却没有权力，也不尝试变得强势。

邪恶是无限游戏的终结，它使无限游戏在听不见的静默声中结束。有许多静默可以从过去中恢复，比如通过考古找到那些失落的文明，但有些静默则可能永远也听不见了，比如一些已经销声匿迹的语言。

邪恶并非有限游戏的终结，邪恶不是尝试根据已设立和接受的规则来消除他人的竞争，而是不管规则只是为了消除他人而竞争。邪恶不是对权力的获取，而是对权力的表达。它的头衔是被迫认可的，这其中潜藏着邪恶的矛盾，因为认可不能被强迫。

邪恶从未想成为邪恶，所有邪恶中所固有的矛盾是，它自生有消除邪恶的欲望。邪恶萌芽于历史可以收拾整理得出的一个结论，以及一个历史悠久的信念。好像过去正将我们带往一个可指明的结果，这便是邪恶。

无限游戏参与者明白邪恶不可避免，所以，他们并不试图消除他人的邪恶，因为这种做法正是邪恶本身的冲动。他们只是试图矛盾地认识到自己内心的邪恶，这种邪恶以试图消除别出邪恶的形式存在。

没有人能独自一人玩游戏，没有群体，便没有自我，我们并不是作为我们本身与他人有关系，我们是与他人有关系的我们。

同样，与我们有关系的他人，是出于关系中的他们自己，我们不能与我们无关系者有关系，所以，我们社会存在具有一个无可逃离的流动特质。

这并不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的环境中，而是说我们生活本身就是流动的。变化是我们成为人的持续性的基础，只有能够变化，才能够持续下去，这是无限游戏参与者所遵循的原则。

社会的变动性，以及个体存在的变动性，是我们的根本自由所造成的。有限游戏中不能有变动的边界，但每个参与者都能自行决定是否进入游戏和继续游戏，在这一点上，有限游戏是变动的。

我们人性中的这一根本变动性与有限游戏的严肃性不相调和，所以我们也会面临一个不可避免的挑战：如何在游戏中保持严肃性。换句话说就是，如何使有限游戏继续玩下去。

当俾斯麦将政治描述为可能性的艺术时，这个可能性并不会越过界限自身，而是在固定界限中找到的可能性。当各种政治家都将自己描绘成自由的拥护者时，这种政治便是严肃性自身，做着必须要做的事情，甚至令人厌恶地使可能性之门被关闭。

无限游戏的参与者对这种政治并无兴趣，因为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在既定现实中可以获得多少自由，而是展现出在为有限游戏划定这些特定边界时，我们是有多么自由。

这并不意味着无限游戏的参与者和政治无缘，他们是政治人，但并不选择特定政治。

选择特定政治的人，会通过一套规则来实现某一目的。而作为政治人，会消除所有社会性目的，而对规则进行重新整合，也就是保持人类的最根本的流动性。

在无限游戏模式下，作为政治人，绝非无视许多人所生活的恶劣条件，消除这些恶劣条件是政治的问题中应有的义务。

对无限游戏的参与者而言，政治是一种舞台剧。它是根据某一剧本，面向观众的角色扮演，而表演者预先便已知晓了剧本的最后一幕。比如，美国在东南亚失利，与其说输掉了战争，不如说失掉了战争的观众。

因为政治在根本上的剧本特性，导致无限游戏的参与者并不在具体政治议题中站队，或者至少并不严肃对待他们。他们会积极投身于社会冲突中，试图提供一种持续性和开放性的图景，来代替英雄主义式的最后一幕。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至少要做到使其他政治参与者的注意力从“他们觉得必须做某些事情”，转向“为什么他们觉得必须做某些事”。

无限游戏的参与者在他们自己政治活动中，严格区分社会与文化。他们将社会理解为受约束的关系总和，而文化则是在非方向性的选择下，人和人相互作用。

我们不要把无限游戏的参与者对社会的理解，混淆成本能行动，或者其他非意识行动。和有限的竞争一样，社会也完全是在我们的自由选择之中：不管对参与者来说多费时费力，也从不阻止参与者退出竞赛。只有在一些必须的领域，社会才体现它的强制性。

正如无限游戏不能被限制在有限游戏中，文化如果被困于社会边界，也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

然而，社会经常使用一种策略，即发起或拥抱某种文化，将之作为该社会的独家专属之物。被画地为牢的文化，甚至有可能得到社会极大扶持和鼓励，但它不过是披着开放的外衣而已，实际上它无一例外，都是被设计为服务于社会目的的。

好了！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本书的重点是无限游戏和有限游戏的区别，并不是评价哪一种游戏更好，当我们了解了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的区别以后，我们将会获得自由选择游戏的自由，而不是将我们限制在某一类游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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