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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名堂//第二十八期

倪湛舸：

盗墓与盗版：知识产权纠纷与盗墓小说内外的创造性劳动

6月6日下午，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系副教授倪湛舸主讲了题为《盗墓与盗版：知识产权纠纷与盗墓小说内外的创造性劳动》的讲座。倪湛舸的研究课题涵盖世界宗教与世界文学、当代宗教与流行文化，对包含网络小说、电子游戏、粉丝文化在内的当代流行文化有着长期的关注与研究。

盗墓小说是网络小说的重要类型之一，在恐怖灵异要素、盗墓与考古关系等切入视角之外，倪湛舸注意到发生在虚构世界内外的“盗墓”和“盗版”行为的潜在联系。与“盗墓贼”遥相呼应的是另一类广为人知的形象——海盗，倪湛舸以流行文化中的海盗形象为例，通过对“海盗（piracy）”一词的语义史梳理，生动串联起“海盗—盗印—盗版”的历史渊源和内在关联。无论是何种语义的piracy都共同指向了对现有制度的挑战和对私有财产或共享资源的盗用，而易被忽视的是这种携带破坏基因的行为因其对既有资源的再勘探、再发现使得这些资源重归大众视野，客观上实现了察旧而创新。小说塑造的盗墓贼形象带来的创造和破坏的双重面向，与现实中创作者在版权持有人和侵权者之间游动的身份，形成了微妙的共鸣。

倪湛舸从《知识产权：一部批判性的历史》一书对知识产权史的梳理出发，从知识创造者、科技所决定的生产条件、国家立法三方面的变迁考察中国近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历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知识产权概念被引入中国，中国也进行了多次规范知识产权的尝试；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伴随着国民素质和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信息科学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国家立法的日益完善，中国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知识产权制度保障下的“中国创造”是否属实依然受到质疑，盗版产品和山寨文化在中国的流行也饱受诟病。倪湛舸强调，《创造力及其不满》《创意中国时代的无聊、山寨和数字化》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山寨文化的另一个视角，知识产权制度并不一定保证创意经济的持续生产，山寨文化则在越界的同时孕育着新的创造力，这种异于常识的观点也提醒我们重新认识创造性劳动。

创造性劳动不仅是个人的创意生产，同样离不开与他者的互动以及借用社会积累的共享资源。倪湛舸以《鬼吹灯》《盗墓笔记》《西出玉门》三部小说为例，展现创作过程如何调用共享资源。《鬼吹灯》作者张牧野将“探险”视为小说的核心元素，他描绘的是“一系列利用中国传统手艺和理论来进行的冒险旅程”，倪湛舸认为根据作者的创作谈，《鬼吹灯》不能被简单视为渲染中式恐怖的小说，它当然借鉴了中国本土的志怪传统和传说中的方术技艺，但与此同时大众考古学进入中国带来的考古热以及《木乃伊》《劳拉：古墓丽影》等以探索古墓为主题的西方流行文化作品在中国产生的广泛影响都是创作时不可忽视的背景。《鬼吹灯》开启了盗墓题材小说创作的热潮，与之齐名的另一部作品《盗墓笔记》不仅同样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流行文化的资源，还呈现出《鬼吹灯》对同类型创作的深刻影响，比如“铁三角”的主角团队设置。但与《鬼吹灯》的“铁三角”寻找雮尘珠以解除诅咒的探险目的相比，《盗墓笔记》的“铁三角”面对的是围绕长生术这一上古秘术的谜团，发掘的成果由实物变为了某种知识或者技术，体现出数字时代对资源认知的变化。除此之外，《盗墓笔记》的流行也和同人文化、耽美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密切相关，读者粉丝的阅读、评论和二次创作都贡献了创造性劳动，为作品赋予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西出玉门》并非典型的盗墓小说，作为言情冒险小说，它从女性视角重构了盗墓小说吸收的志怪灵异、民俗传说、流行文本等资源。

随后，倪湛舸跳出《鬼吹灯》《盗墓笔记》《西出玉门》的小说文本，一一例举小说外部的事件——张牧野与玄霆公司之间的版权纠纷案件、《盗墓笔记》粉丝的同人创作和官方支持开展的“稻米节”商业项目、《西出玉门》在影视改编时面临的两难抉择，通过这些具体事例可以观察到，原作与同人，原创和盗版之间的关系已经难以被直截了当地二分对立，原创在何种程度上是天才个体的创造性成果，社会共享资源应当被如何界定又该怎样利用，同人创作的价值怎样得到认可和回馈，版权制度的有效性和局限何在，诸多问题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样态。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郑熙青作为对话人向同学们介绍了日本版权观念和制度的现状，和倪湛舸围绕着同人创作面对的版权问题和可借鉴的日本经验展开对谈，讲座在愉快的氛围中落下帷幕。此次讲座提供了在网络文学研究中对读文本、分析案例的可供借鉴的经验，也为同学们打开了从数字时代的创造性劳动和数字资本主义进入网络文学研究的新的空间。

文/栗葛

摄影/陈晓彤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排版/秦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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