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京杭大运河，就像今天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运河开到哪里，哪里就发展、就繁荣。1289年后北杭州的大运河全面贯通给阳谷运河三镇之张秋阿城、七级带来了600年的繁荣昌盛。三镇经济的发展，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支撑经济发展的精神理念，主要还是诚信文化。
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元世祖采纳寿张县(今属阳谷）县尹韩仲辉、太史院令史边源的建议，开挖“起东平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于临清”《元史》卷64)这段运河，全长250余里。六月河成，元世祖赐名为会通河，将济州河与新开会通河联为一体。会通河的开通标志京杭大运河正式形成，不仅使得南起余杭(今杭州市北至城的大运河全线贯通，而且较之隋唐时期的京杭大运河，航程也缩短了千余里。阳谷也由此纳入京杭大运河的航线。到1901年，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历时611年，为阳谷县境内30公里河段内张秋、阿城、七级三镇带来了经济上的大繁荣。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即指江苏省的苏州和杭州;而“南有苏杭、北有临张”之临和张即指临清和张秋镇。据《张秋镇志》记载:会通河开通，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连接五大水系，通达明朝13个布政司中的9个、清代关内18个行政省中的14个;明代于慎行在《安平镇新城记》中写道:安平(今张秋)在东阿界中，枕阳谷、寿张之境，三邑之民夹河而居者，数以千计。五方之工贾骈比而鬻其中，齐之鱼盐、鲁之枣栗、吴越之纂组、闽广之果布珠琲、奇珍异巧之物，秦之蔚毳、晋之皮革、鸣楫转毂，纵横磊珂，则河济间一都会也。民国《增修阳谷县志》称:张秋镇旧为贡道之通衢，实扼南北之咽喉，在昔繁盛之时，航桅林拥、商贾云集，各街市皆有百货云屯，如花团锦簇，市肆皆楼房栉比，无不金碧辉煌，肩摩毂击、丰盈富丽，有小苏州之称。仅山西商人即百家，陕西、江西、南京、凤阳、徽州、济南、周村等地商人皆在镇中心设立商铺，阳谷、东阿、寿张、莘县及附近其他县份的货物也皆由张秋进出,成为一个纯的商业城镇。清咸丰五(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济入海，张秋南之运河河道被淤废，为保证运河同行，在荆门上闸向陶城铺开一新河、在荆门上闸和陶城铺之间的刘什庄修建河闸一座，连接黄河，过往商船从此不再路过张秋、张秋码头的货运转向阿城、七级码头。
阿城在明清之际是重要的盐业中心，中央政府不但在此设立盐运分司，而且众多的11西盐商也在此囤积食盐转售四方。当时每年春秋两季，山东盐政亲自在济南检查盐的称量工具与质量。“然后分销各引地、河南、江南引地谓之南运，引盐由泺口运至东阿县鱼山南桥地方卸地入围、易车陆运至阳谷县阿城镇，河南省则自阿城装船，或由运河至鱼台县南阳镇、转湖车运至砀山之李家口渡黄河，或由运河至沛县之夏镇转湖车运至萧县之粥集渡黄南运”，无论是运到河南还是江南的食盐，均以阿城作为转运之地，这是因为阿城作为水陆交通枢纽，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
七级镇与阿城镇一样,人口众多,商业也较为发达。明人帅机曾在《过阿城七级》中曰:“七级何清浅，千航鼓吹喧。蟠云堤险固，瀑布水潺湲。孔道民居密，涓流国计存。三齐形胜地，陵谷几更翻”，这一首诗不但反映了七级、阿城二地航船甚多，人口密集，而且更表明了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山东的形胜之地。崇祯末年著名史学家谈迁在途径山东运河段时,在日记中写道“过上闸二里曰下闸，又十里阿城上闸，亦羡市盐贾鹜焉，有土寨。又三里下闸，为小市，枣梨弥望……七级镇，古渡也”，当时不但本地所产的水果、杂货、鱼盐在此交易，而且七级还是东阿、阳谷、平阴、肥城、莘县五县漕粮的交兑地、俗称“七级水次仓”。每年漕运季节，会有大量的商人与民众在此从事粮食交易，从而丰富了当地粮食市场的种类与数量。
道光九年(1829年)包世臣过闸河,见证:“抵七级闸,闸入阳谷境,夹岸俱有市，阳谷、莘、东阿三县兑漕水次也……十里至张秋闸，闸人寿张境，夹河为城，西半城乃商贾所聚，土产毡货为天下最”，这些文人的记载虽没有详细的说明阿城、七级二镇的商业发展情况，但是我们从这些只言片语中也可以观察到当时这些运河城镇商业的繁荣，故有“金七级、银阿城”之说。
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念，儒家文化把诚信作为人的立身处世之本，注重以提高个人道德素质来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认为人如果不讲信用，那么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什么事也做不成。孟子提出了“五伦”说，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他把朋友有信纳人处理五种基本社会关系的原则，认为“信”是朋友之间交往的基本道德准则。 董仲舒将“信”内化为与人交往中的重要一环，他认为、“信”与“仁义礼智”一起作为五常之道，要求人们以诚为本、以信为根。此外，我国的语言体系里还有大量诸如“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样称赞诚信精神的成语。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许多诚信人物及故事广为传诵。运河文化的表现必定是多元化的,但是,运河文化的主题是经济繁荣。诚然，经济繁荣必定离不开诚信文化，诚信文化也在运河人的思想深处扎下了根。
首先是诚信崇拜。早在春秋时期，吴国宗室季札出使北方大国，途中顺道访问了徐国司君，相谈甚欢。徐国国君对季札佩戴的的宝剑十分赞许，季札心中暗许:出使归来，当赠予知己宝剑。然而，人有旦夕祸福，等季札出使归来又路过徐国准备赠剑时，徐君已经世。季札伤痛之余、把宝剑赠予徐国继位的国君，对方不敢受。随从也加以阻止，季札说“我早在心中允诺赠剑与徐君,必须兑现承诺。因为爱惜宝剑就埋没良心，非正直之人所为。最后，季札把宝剑挂在徐君墓旁的树上，慨然而去。这个广为人知的美德故事，被后人广泛传送，运河人更是将季子奉为神仙、建庙立祠、顶礼膜拜。自元代始，张秋南门外运河东岸就有徐君墓，明正德十一年，工部都水郎中杨淳在徐君墓前立季子祠,祠前修一高台，易名挂剑台。清·谈迁《北游录》载:张秋“出东城南角门里余,则吴季札挂剑台。正德十一年都水郎中杨淳立祠，徐君,后为徐君墓，垒甓焉。至正十三年，西畴康时记柏一株，大于斗。石刻季子挂剑徐君墓树”。明清时期有诸多的名士贤达来到这里，并有机会登临季子挂剑台，凭吊徐君墓，在季子祠前歌咏吟诵，抒发幽思怀古之情。季子祠堂成为了当时有名的古迹胜地，历代皆有续修。至清中叶，挂剑台及祠庙皆被大水冲没，而立于季子祠中的十三通历代名人诗文碑刻却被幸运地保存下来。这十三块石碑，以真、草、隶、篆、行五种字体书写着元明清三朝十二位文人墨客的二十六首诗，具有较高的书法价值和文物价值，故称“五体十三碑”。除一块碎裂仅存残字外，其它十二碑都基本清晰可识，而九位书写者除杨淳(明代正德工部都水郎中)兼书另外四人的诗作外，其他八位均各书各作，其中有元代诗人萨天锡，明代文学家李东阳、屠隆、傅光宅、曾玙等人的诗最引人注目。
三国时期关云长与刘备、张飞在桃园三结义，后来关云长迫不得已进了曹营，曹操待他厚爱有加，可关云长不受金钱、美女、高官、厚禄的诱惑，与曹操割袍断义，保定二架皇嫂过五关、斩六将，毅然回到刘备身边。后世人敬重关羽的信义，立庙奉祀，在民间形成了民间信俗。运河人推崇关公,信仰关公，在张秋、阿城、七级都建有关公庙，每年春、诞、秋三祭日即正月十三、五月十三九月十三举行祭祀仪式汇集了狮舞、鼓舞、武术、杂技、塑、海神、高跷曲子等地方民间艺术，同各种信俗传说融为一体，在他们看来，关公信俗已不是单纯的个人迷信偏好，而是由历史发展演变成一种社会群体的信仰。运河人还敬印“为朋友卖掉黄骠马、两肋插刀不叫疼”的秦叔宝、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宋义士武松，分别在景阳冈等处为其立碑奉祀
其次是效仿先贤。大家都知道破镜重圆的故事，这个故事被运河人运用在贸易信誉上。例如:贸易双方在互相不认识、买方又没带钱的情况下，商品尽可被取走，小从一只鸡大到一匹马。办法是:双方将一只碗摔成两半，各执一半，下一个贸易日对碗茬付钱，不是谁，对上碗茬就付钱。没有逃匿、没有诈骗。这就是运河人淳朴的信誉民风。前些年，我收藏了咸丰十一年七级码头“协隆烟庄”一本卖油帐本，此账立于清咸丰十一年新正初一，实际记账日是从咸丰十年腊月三十开始的，账面上记有321个人名，到年底共赊出豆油3000多份，赊油时记账，年底还钱时钩账，账本明明白白，没发现欠账不还的。
其三是记铭格言。如: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还有“一诺千金”、“一言九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等有关诚心的格言。被运河人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成为家训和座右铭。
其四是店名旌表。很多店主人为了彰显自己的诚信，在取店名时就带上与诚信有关的词语。如:在张秋镇行医的有义圆堂、德华堂;杂货铺和典当行有三义号、仁兴号;经营粮食的有石盛德、崇信德、恒聚德、万盛德等。
还有的体现在招牌上，如:言无二价、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礼让、地道，等等都是运河人诚信文化的内心表达。逐步形成鲁西一带淳朴的民风。
结束语: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行事交往的道德标准，对国际国内，一概如此我国提出的建设“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就是对世界信守承诺的最有力的见证
中国人历来讲究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曾留下商鞅南门立木等很多有关诚信的故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说到做到。国际上有人担心，中国发展起来后会不会也搞霸权主义、欺负别人，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中国已经多次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中国说话是算数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是说到做到的。（节选）
作者简介：
杜梦华：阳谷县政府党组原副书记
来源|《黄河运河流域高质量融合发展论文集》
编辑|苏平 卜玉叶
审核|刘迎水 王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