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医疗保险机构因未能对长期病假采取足够措施，从政府这里少获得120万欧元的财政支持，也可以理解为这120万是对这些医疗机构的处罚金。

近半数比利时人长期病休，政府计划反击

数据显示，近50万比利时人已经病休超过一年。

对此，德克罗（De Croo）政府制定了一项“重返工作计划”，旨在通过更严格的措施推动病患重返职场：

制裁措施：对那些未充分配合康复和再就业计划的个人施加制裁。

广泛针对性：不仅员工和雇主需要承担责任，连支付长期病假津贴并提供相关指导的医疗保险机构也受到制约。

若这些机构未履行职责，将失去部分政府拨款。而去年，这一制度首次被落实。

822,000欧元损失：社会主义共同基金(socialistische mutualiteit)医疗保险机构首当其冲

在这场风暴中，社会主义共同基金医疗保险机构受创最深，被剥夺的拨款高达822,000欧元。其他机构的损失情况如下：

独立医疗保险机构：损失214,000欧元；

自由医疗保险机构：损失193,000欧元；

基督教医疗保险机构和中立医疗保险机构：则未受到任何财政处罚。

这是首次因指导不力而被剥夺拨款，未来可能成为医疗保险行业的“新常态”。

社会主义共同基金(Solidaris)的回应

社会主义共同基金受到最高金额的制裁，他们对损失的资金表示遗憾。

该机构的总秘书Paul Callewaert表示，问题出在“重返工作”协调员未能及时处理某些长期病患案件。

但他表示：“有26个案子超过了截止日期，但也仅是一两天的延误，我们已经调整了工作方式。Solidaris实际上在再就业方面做出了许多成功努力，我们达成了所有其他指标，并额外拨出了240万欧元用于‘重返工作’项目。”

更严厉的措施呼声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接受这一解释。

Vincent Van Quickenborne（Open VLD）曾要求公开这些保险机构的数据，他认为现行的责任追究机制“非常有限”。“区区120万欧元，就像毛毛雨。相比之下，雇主受到的处罚要严厉得多。”  他指出，雇主在“重返工作”计划中共支付了790万欧元的罚款，“  这是一笔更沉重的负担”。

Van Quickenborne主张对未履行职责的医疗保险机构应施加更大的财务压力。“目前，这项制裁仅适用于减少2%的资金支持，在我看来，这个比例可以提高到10%甚至20%。此外，评估时不仅要看它们的努力，还要看结果。”

N-VA党领袖Bart De Wever也持类似观点。他在早前的工作文件中提议，医疗保险机构的资金应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帮助长期病患重返工作岗位的数量。

反对意见

但保险机构对这种结果导向的责任追究机制持反对意见。

CM Gezondheidsfonds负责人Luc Van Gorp表示：“这不是，也不完全是我们能控制的事情。”  他担心，如果让病患过早返岗，他们可能会重新进入劳保体系，导致社会保障成本并未真正降低，而病患的生活质量却大幅下降。

卫生部长Frank Vandenbroucke也有类似看法，他表示：“我们很难仅以工作成果来评判医疗保险机构，因为他们还依赖于服务提供者和雇主的配合。” 他强调，政策的目标是尽量减少制裁的必要性。“罚款从来都不是目的，只是施加额外压力的一种手段。”

“滥用福利”论争议

本周早些时候，有关员工责任追究的新闻也引发讨论。

自去年以来，拒绝配合再就业计划的长期病患可被扣减2.5%的津贴，然而，这种情况极为罕见，目前为止，仅有46个案例受到此类制裁。这也引发了类似的质疑：是否需要更严格的措施？

KU Leuven的职业医学教授Lode Godderis对此持否定态度，他表示：“如果是我，我会建议政策完全放弃制裁，过于强调制裁让人感觉每个长期病患都是滥用福利的人，这不仅不公正，也显然没什么效果。”

他认为，社会对长期病患的问题过于极端化，“要么你生病，要么你能工作，但事实远不止如此，在两者之间有一片广阔的灰色地带。工作是康复和治愈过程的重要部分，在治疗的初期就明确患者还能从事哪些工作至关重要，我们应该为此类积极的举措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数字背后隐藏的深思

这组数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长期病休不仅是个体的问题，更是社会系统性挑战的体现，病患重返工作岗位，绝不仅仅是“个人意愿”或“政府施压”那么简单。

医疗保险机构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在提供津贴的同时，主动引导患者康复。

政府政策的执行力和精准度也需要加强，避免在推动变革时让弱势群体承受更大的压力。